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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凯特琳·佩特森:与漫长的失败抗争——2007年纽斯塔文学奖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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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4-11-29  

凯特琳·佩特森:与漫长的失败抗争——2007年纽斯塔文学奖获奖感言

灵石



  能参加今晚的仪式,我深感荣幸,这一点无需赘言。我们这些关心儿童、热爱童书的人都对纽斯塔姐妹们怀着深切的感激,因为她们不只为通常的学术奖励慷慨解囊,而且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表明了全世界儿童在她们心目中的分量。
  几年前,一位研究儿童心理疾病的教授在课堂上讲了一个故事,我一直牢记于心。一个小男孩和妈妈、姐姐一起在一家餐馆吃午饭。点菜的时候,服务员先问了妈妈和姐姐,然后转向这个男孩。
  “先生,您要吃点什么?”她问。
  妈妈答道:“他要一个汉堡。”
  服务员甚至都没看她。
  “他要一个汉堡,”姐姐有点不耐烦地说。“他从来都吃汉堡。”
  服务员没有理她。“先生,您要吃点什么?”
  小孩吓了一跳,直直地看着服务员。“我想吃个汉堡,”他说,“但我不喜欢洋葱。”
  “很好,先生。一个不加洋葱的汉堡。您还要配汉堡的薯条吗?”
  “行,还有番茄酱。”服务员点点头,记下了,然后径直去了厨房。那孩子转过头,得意洋洋地对妈妈说,“她真把我当回事儿。”
  感谢你们,南茜、苏珊和凯茜。也感谢《当代世界文学》杂志以这种具体的、引人瞩目的方式宣告,你们把儿童当回事儿。
  能够在米尔德雷德·泰勒和布莱恩·多伊勒之后获奖,让我对这份荣誉更加珍惜。我崇拜这两位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深受孩子喜爱,也深深打动了我这个成年人。泰勒获得第一届纽斯塔奖时,我有幸担任评委,这是许多作家梦寐以求的事,因为他们都想知道神秘的评奖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10月31号[2007年]是我七十五岁的生日。万圣节我就七十五岁了,这个数字让你们害怕吧?当人们问我这漫长的一生中写作生涯有多少年时,我总是问他们是否愿意听听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你们愿意听吗?那好,我给你们背一下。

拍,拍,拍。
这里有只老鼠。
可是猫在何处?
拍,拍,拍。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发表在我就读的上海一家美国学校的校报上,旁边还有我老师的批注:“二年级同学本周的作业没有达到我们通常的标准……”所以,我的处女作还是和别人对我的第一篇评论同时发表的。我敢肯定,艾茜·谢尔德老师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小凯特琳·沃姆多夫竟会成为一位获奖作家。但这就是现实。没人料到这样的结局,尤其是我。
  早在艾茜·谢尔德老师遇到我之前好几年,我就喜欢上了读书。现在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身份是读者,而不是作者。丹尼尔·西蒙第一次采访我时,问我最近读的哪本书给我印象最深,我说是特雷茜·吉德的《山外有山》。在我的热情推荐之后,不少没读过这本书的朋友立刻去买了一本,囫囵读了一遍,而另外一些读者则放在床头反复品味。在这本书里,吉德讲述了保罗·法尔默的经历。法尔默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他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海地的一家小医院,而海地无疑是西半球最穷困的国家。可是正因为他太优秀,甚至有点疯狂,他同时也在秘鲁和俄罗斯尝试针对抗药性肺结核的全新疗法,在非洲试验治疗艾滋病的低价药品,还要定期返回麻省在哈佛医学院授课。这个人似乎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可是他虽然在几大洲之间不停穿梭,真正占据他心思的却是每一位病人。
  吉德讲到有一次他和法尔默一起出诊,去看一位肺结核病人。法尔默医生想确认一下,病人是否遵嘱服药。要到病人居住的破旧房子,他们必须在海地内陆的山岭间跋涉七个小时。正是这样的出诊为法尔默招来了批评——有时他赶两天的路,只是为了看几个病人,然而在法尔默看来,这种对每一位病人的关心才是他活着的理由。
  法尔默所在的机构曾花两万美元将一位男孩从海地送到波士顿接受治疗,却徒劳无功,甚至都没能延长孩子的生命。在这次出诊的漫长路途中,吉德问法尔默对此怎么看,并提到他在波士顿的一位同事评论说,两万美元用在别处可以做很多事,花在这个孩子身上太可惜了。
  “没错,”法尔默说,“可是这事还能有许多说法呢。比如,为什么那家航空公司挣了多么多钱,却不肯为他掏腰包呢?再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我一直都在与漫长的失败抗争,一直都在说服别人也加入进来……我不会因为我们一直是失败者就放弃……”他接着说,“像我这种背景的人……习惯于站在胜利者一边,而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却是与失败者一起奋斗。我们也想加入胜利者的队伍,但如果这意味着抛下失败者不管,代价就太大了。所以,你只能抗争下去。”(288-89)
  从法尔默医生的故事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胜利而成为英雄。写一大堆书不能把你变成英雄,在大公司任职、领一大笔薪水也不能把你变成英雄。它与权力、名气、荣誉都没关系。它的真正含义是与失败者站在一起,永远不抛弃穷苦无助的人。是的,甘地、华伦柏格、马丁·路德·金是英雄,但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也是英雄,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上报纸,他们的脸永远不会上电视新闻。今晚在座的许多人也是如此,你们不会把自己当作英雄,但在世界永恒的账本里,你们的英雄身份却不可置疑。
  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创作。我审视自己的所有小说,发现里面有许多最不可能被人们视为英雄的英雄。或许这是因为我总想和失败者站在一起,总想在世界所鄙视的人身上发现英雄的因子。
  前面我替自己的处女作辩解了一番,现在我想介绍刚完成的一部作品,以此证明我在六十九年里还是有进步的。这部作品描绘的仍然是不像英雄的英雄——一些与漫长的失败抗争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贫苦的工人一直在为一份能维持生计的工资而斗争,这场斗争离胜利还很遥远。我选择的故事发生在1912年的麻省劳伦斯市。25000名工人来自三十多个国家,说着四十五种语言,团结在一起,发动了史学家所称的“争取面包与玫瑰的罢工”。
  罗萨是意大利移民的孩子,她竭力阻止妈妈和姐姐参加这场罢工,因为她的老师警告过她,罢工的领导人都是些亵渎上帝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社会主义分子,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分子,他们只想煽动暴乱,如果工人们执意受他们蛊惑,不仅不能获得什么结果,连现有的一切也会失去。一个星期天,罗萨参加完弥撒回来,却发现罢工的女工们正在她家厨房开会。
  罗萨疲惫地在床沿坐下,脱掉湿透的鞋。她的脚快冻僵了。她揉着脚趾头,好让血循环得快些。要是能得到一双新鞋,她愿意拿什么交换?拿自己的灵魂交换都没问题!想到这儿,她不由得脊背发凉。不,不,她可不想把灵魂卖给魔鬼!
  “罗萨?是你吗?”妈妈总算注意到她回家了。最近一个星期,罗萨时常觉得,妈妈几乎忘了她的存在,至少没把她放在心上。“罗萨,过来,你英语好,我们需要你帮忙。”罗萨不情愿地站起来。她疼痛的赤脚踩在地板上,觉得格外冷。“快啊,我们需要你,”妈妈催促道,又对其他人说,“罗萨的英语写得和老师一样棒,对吧?”听到妈妈的吹嘘,罗萨羞红了脸。
  “罗萨,好姑娘,过来!”马里诺太太把罗萨拽到自己丰满的胸前,亲了亲她的双颊。“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你读几年级了?”
  “六年级,”罗萨咕哝道,她的举动令她尴尬。
  “她说什么?”马里诺太太说,“我没听清,工厂那边太吵了。”
  “六年级,”妈妈高声嚷道。“她们班的第一名。”
  “不错啊,姑娘,”马里诺太太说,满脸笑容看着罗萨,又用力亲了她一口。“好啦,好啦,你坐下吧。”她转向坐在厨房椅子上的两个女人,说,“起来,起来,给咱们的学生腾个座。”两个女人都站了起来。“不,你不用起来,帕特罗夫斯基太太,你的腿不灵便。” 帕特罗夫斯基太太又坐下了。“罗萨,你就坐这儿。”她把手按在罗萨肩上,让她坐在紧靠桌子的那把椅子上。
  罗萨的面前摆着一块白色的长方形大纸板,旁边放着一瓶墨水和一支一寸宽的画笔。看见有人竟然敢动自己心爱的学习用品,罗萨感觉一股怒气直冲心头。
  “好啦,”马里诺太太说,“是这样的,我们想做一块很大的标语牌,今晚放到火车站去。上面的内容必须很好,字也得很漂亮。我们需要你来做,聪明的姑娘,行吗?”
  她应该告诉马里诺太太和其他人自己憎恨这场罢工,也压根儿不想给她们写什么大标语牌吗?是的,她应该,但她知道自己不会这么做。她是个胆小鬼,再说妈妈已经夸下海口,她只好说,“你们想写什么呢?”
  “我们想想,想想,想点非常好的东西。”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马里诺太太身上,大家都安静下来,气氛格外严肃。“你看,他们就给了一块纸板。只能做一个标语牌。所以内容必须很好很好才行,必须是游行队伍里最好的标语牌。”
  所有的女人都低声附和,“是的,最好的标语牌。”
  马里诺太太接着说,“我们要让比尔·黑伍德先生一下火车就看到我们的标语。我们要让纽约、波士顿那些大城市来的记者全看见我们的标语。”她的身子紧紧贴着罗萨,罗萨都能闻到她衣服上的汗味儿。“好啦,罗萨,你要把字写得又大,又漂亮,让比尔·黑伍德先生在火车窗户里都能看清楚,行吗?这样,他在下火车之前就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罗萨点着头。她还能怎么办呢?
  “各位女士,我们在牌子上写什么呢?”
  她们吃了一惊。难道出点子不是马里诺太太的分内之事吗?“我们,”贾鲁萨利斯太太犹豫地说,只用一只眼看着马里诺太太,“我们可以说,‘我们要面包。’这是头等重要的,对吧?我们是得有面包。”
  “没错,没错,”马里诺太太显然很失望,“可是这不算好。别人都这么写。没有人不想要面包。”
  “‘我们要面包’不是好的口号,可它说的是真理,”帕特罗夫斯基太太胆怯地反驳道。其他人也低声表示赞同。可是马里诺太太害怕罗萨以为事情已经定了,就把她的右腕摁在桌子上,不让她立刻写。
  这时,罗萨感觉到一只熟悉的手停在自己的头发上,轻轻地抚摸着。她抬起头,看见妈妈的脸。所有人都沉默地注视着她们。妈妈弄着罗萨肩头的一绺发卷。
  “我想,”她平静地说,“我想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面包……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也需要食物。我们需要——该怎么说呢?——需要普契尼的音乐……需要让我们美丽的孩子们变得更美。”她俯下身,亲了手中的发卷一下。“我们需要玫瑰……”
  妈妈的话被翻给现场不懂英语的人听,大家都窃窃私语起来。当每个人都心领神会时,叹息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所有的女人,包括马里诺太太在内,都以崇敬的眼神望着妈妈。
  安娜说,“你的话太美了,罗萨妈妈,可是太长,没法写在标语牌上。”
  妈妈摇摇头,好像她刚从那不勒斯风景如画的乡下神游回来。“对,对,是太长了,不过罗萨有办法,是吧?”
  马里诺太太松开罗萨的手腕,罗萨拿起画笔,伸手去蘸墨水。所有的女人都朝桌子探过身来。她能听到她们沉重的呼吸,闻到她们衣服上的臭味儿。
  “别挤,别挤,”马里诺太太摊开胳膊喊道。“往后站,往后站!给她留出空间。别碰桌子!谁也别碰!”她们都服从了,甚至妈妈都退了一步。
  罗萨蘸了一下画笔,在瓶沿小心翼翼地把多余的墨水抹掉。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个动作传染了厨房里的每个人。画笔落到白色的纸板上,她开始写第一行。她的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即使芬奇老师在场,也会忍不住赞叹一番。
  我们要面包——她写完了第一行。每个懂英文的人都点头称是,把它翻给旁边的人听。当然,当然,他们都要面包。

玫瑰也要

  妈妈倒吸了一口凉气。可是罗萨没有到此为止。她又蘸了一下笔,在“玫瑰”和“也”之间划了一个曲线完美的逗号。她怕万一芬奇老师看见标语牌,又会感慨这些无知的外国人连逗号都不知道加。她怕墨水滴下来,小心地把画刷放回瓶子里。
  与此同时,安娜正在大声念第二行,念完又把整个标语又念了一遍。人群中似乎传来欢呼声,每个人都凑前来欣赏这幅杰作。
  “别,别!”马里诺太太嚷道,又摊开了胳膊。“还没干呢。谁也别碰!太美了!啊,罗萨,我可爱的姑娘!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标语!”她用两只发红的大手搂住罗萨的头,亲了亲她头发的分线,眼里涌出了欢乐的泪水。
  妈妈的眼睛里也含着泪。“我不是说了吗,她是班里最棒的?”
  虽然我们,至少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把我们看作“最棒的人”,看作我们各自的小小世界中的英雄,但真正重要的不在于赢得名声和财富,而在于与漫长的失败抗争,与失败者休戚与共。
  2004年我去了一趟南非。那里的人们,无论黑人、白人、亚裔还是混血人,都在为十年来的自由而庆祝。是的,他们都承认前面还有许多坎坷的路,可是“看看,仅仅十年,我们就有了多大的进步!”当我们回想那些与种族隔离制度作斗争的年月,纳尔逊·曼德拉在监狱里苦熬二十七年的画面便浮现在眼前。他最终获释时,一位记者问他是否因为这些苦难而憎恨迫害自己的人。
  他答道,“最初的十三年,我的确恨过他们。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可以夺走我所有的东西,却夺不走我的头脑和我的心。也许他们会逼迫我放弃这两样东西,但我绝不会那样做。”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里,他致力于心灵的修为,正是他心灵的力量帮助祖国实现了和平的革命。他拒绝诉诸暴力与报复,拒绝变得和他的迫害者一样,他是真正的英雄,他把漫长的失败奇迹般的、神迹般的变成了征服仇恨的胜利——一种世界在此之前从未领略过的胜利。
  还有一个来自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故事*,也是我很喜欢的。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图图主教正在圣乔治大教堂讲道。和平时一样,聚会的人们必须闯过包围大教堂的宪兵封锁线,但他们每个星期日都勇敢地聚集在这里做礼拜。然而图图主教这次讲道时,一大群宪兵直接冲进了教堂圣所,将信徒们围在中间,虎视眈眈地等着主教或信徒的言谈举止给他们一个抓人的口实。你们可以想象现场的人们是多么恐惧。这些种族隔离政权的爪牙既然连圣所都敢亵渎,在镇压抗议者时他们难道会有什么忌惮?
  主教突然停下来,沉默了很长时间,逐一扫视侵入教堂的宪兵。最后,他用一种平静、几乎是开玩笑的语气说,“你们很强大,非常强大,可是我们敬拜的这位比你们更强大。你们为什么不加入胜利者一边呢?”
  刚才一直噤若寒蝉的信徒们此时都站起身来,自发地跳起了舞。很快,他们就手舞足蹈地从宪兵旁边跑过去,穿过大门和庭院,从包围教堂的宪兵中间冲到了大街上。结果没有人被捕。警察完全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些以舞蹈对抗压迫的“国家公敌”。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些为儿童工作的人都是在与漫长的失败抗争。在这个成年人创造的世界上,儿童是真正的失败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谁也不敢保证见到这样的图景:每一片大陆上的孩子都有足够的食物和洁净水,都有容身之处,都远离战火,不受暴力和疾病的威胁——至于每个孩子都有好的学校可上,有好的书可看,丰富他们的精神,驰骋他们的想象,那更是奢望了。即使在我们富庶的美国,这些目标也远未达成,政客们觉得给富人减税比给孩子提供医疗援助更值得操心。为孩子们工作的确是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斗争,很容易让人灰心丧气。
  可是朋友们,不要忘记,既然我们知道孩子的价值,我们的任务就是和他们这些失败者同呼吸,共命运。为了他们,我们万万不可向绝望和犬儒主义投降。相反,我们要直面傲慢的权力、邪恶的贪婪和与犯罪无异的冷漠,手拉着手,跳着舞,在漫长的失败中成为奇迹般的英雄。


*吉姆·沃里斯在他的畅销书《上帝的政治》(2005年)中讲过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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