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没有人知道我们这种青春还是不是青春。一切驱逐它、反抗它的定义，都叫它大笑。我们都带着细微的差异，站在拉迪盖（Radiquet）那边。我们介入一种持续的，对成为不是我们的一切——以及限定这种“我们”的拒斥。无论如何，老实说，我们不该抹除我们这一辈人使自己沉迷于党派，沉迷于教条主义的那个部分。质疑并不是我们共同的特征。我们有我们冷漠的元素，我们顺从的或者说我们野心的元素。成熟带来的那些元素。试图定义我们是什么会令人窒息。让我们缓口气。
不过一个限定还是可能的：1940年我们十五岁。对一个捷克人来说，这意味着秘密行动；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意味着，Gott mit uns（上帝与我们同在，曾为统治德国的普鲁士人的标语）；对一个法国人来说，则是内心的反省（introversion）。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刻，在欧洲的限度之内，问题只有一个。又一次地，“欧洲青年”觉醒了。战争及之后的时间已经教会我们，我们自己的意识必须和历史意识携手并进：我们唯一的唯美主义者是进攻性的，而人文主义则变成了一种政治态度。我们发现特定的价值忠于战斗，且首先忠于为战斗正名。因此也就有了它们迅速的退化。我们出自二十世纪最具体的成就，可怕的贫乏状况下的战争。当集中营向我们的磨盘吐出那些在那里没有时间或能量来消化的人的时候，我们二十岁。这些空洞的脸困扰着我们的思考：在集中营里欧洲杀死了自由主义，杀死了希腊-拉丁传统的三四个世纪。世界惊讶了。震动秘密地传播，而且，在谋杀甘地把我们存在的理由的崩溃暴露在因我们的苦涩而变得炫目的光线之下的时候，我们二十三岁。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老了。我们满足于一种荒谬的哲学：在逻辑上不存在超越（beyond，之外），我们逻辑简易的残酷。这种哲学造就了我们封闭的视野，我们没有船舶的港口，我们没有系泊处的传播，以及一个再无沙漠可穿越，再无原始林地可强夺的世界。在我们冒险中我们是纯洁的。尽管如此，这种哲学也教导我们，既然我们什么也没有，那么一切也就是有待完成的了。荒谬否定了它自己；一扇门只会对要打开它的人关闭。这道门被战争，抵抗，继而又被战争以这样的方式——如果他们足够聪明的话，这些二十三岁的行动主义分子就会知道他们不起任何作用——砸碎了。行动与其目的分离了，它成了一个缺乏野心／抱负的事业；但介入和行动本身却是有价值的。以一种平行的方式，艺术也抛弃了造型，表征／再现淹没了被表征／再现的东西，拉斐尔使我们厌烦。客体对象也经历了这同一个崩溃的过程，就像具体的行动和工作的领域已经经历的那样。超现实主义的表达使我们习惯于这样的作品，其意义被交给了作为人类自由之顶点的机会（chance）。《疯狂的爱》（L’amour fou）是如此地乐观。
即便如此，这种自由还是压倒了我们。“无法修复的纯真”，加缪说。它不年轻。它和战争一样苍老，或者，更确切地说，和战后那个时期一样苍老。但它粉碎性的力量令人震惊。另一个战后的时期有俄国革命、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传统学院派的束缚被不但质疑生活、阐释和行动的方式，还直接激发创新之作的经济、道德和艺术形式的制度打破了。如今，在我们这边，我们还没有糟蹋我们先辈珍视的东西；那些附着和依恋仅仅是消失了。尼采使我们不知羞耻：欧洲不是在颠覆其价值而是在承受其苦难的命运。我们恰好及时地聪明到能够看到共产主义向教条的衰落。而存在主义哲学则给我们，也许是第一次，一种决然悲观的人道主义。（黑色）幽默是我们借以确证我们面对世界的存在的最后的手段，而它甚至也参与了共谋。从《征服者》（Conquerants）到《鼠疫》（The Plague），反叛变得乏力，它自我内化。尽管表象如此，但这并不是某种复兴，因为我们还没有打破奴役，也没有拒斥某种信仰，我们只是在自由主义和自由的濒死挣扎中在场。我们正在进入（某个）中世纪。
所谓的进步的文明则刚刚完成了它自身的否定。首先，是次序之纪念碑的坍塌。在我们共和国起源处的，在从凡尔赛开始实践的镇压中的那种异化，首先为无政府主义的攻击所强调。它一直引起超现实主义的诋毁并也一直是共产国际的目标。在1944-45年，许多人都在质疑（法国的）民主政权。因失败而成为糟糕的岩石的小的改革，和当下这个政权的危机的问题在于公共的舆论。欧洲再也不知道它应当如何行为，因此也就不能理解自己了。1918年只有德国知道如何把握其混乱的意义，而纳粹主义，资本主义的强硬派，则在这混乱中催生了恐怖。不能创造他们自己的自由的德国人，易受一种命运（一种风格）的影响。在阐释他们的这种本能上我们失败了：绝望是所有总体主义／极权主义体系的基础。而正是在德国，工业的传统结出了硕果；集中营给我们展示了对人的剥削在推至极限的时候可以走到什么地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历史结合了一种特定的，在贸易和思辨思想方面的自由主义，和一种导致人湮没在经济之中的实证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就生活在那缓慢的侵蚀或者说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灾难性的突破之中。
第二场伟大的运动，始于兰波，它已经不再真实。战间期有其语言（上）的危机，而这也是一场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表达的危机。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自己的语言危机。如果我们不是如此，即我们在我们的语言危机中一无所得的话，那么，这里看起来就不会有什么差别了。字母派（Lettrisme）[1]，不管怎么说，在其探求超现实主义的爆炸性的目标的主张上，是错误的。这首先是因为（在这点上布勒东是对的）对超现实主义来说不存在任何思考某种超越（beyond,彼岸，之外）的方式。在超现实主义之后，你不得不做点别的什么。其次，这是因为：难道这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么？今天雅里还陷于“集中营世界”（L’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当然，他试图充分阐发其意义，但他也在使它的意义变得空洞，如果说雅里创造了一个丑闻的话，如果那个丑闻现在已经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的话。在最近的冲突之后，反抗已经与它的场合和它的来源分离，与可能隔离。这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是表达方面的最严重的危机：表达不再能够超越其治疗，不再知道如何给事件分配某种“超越（彼岸，之外）”。这个时期的最好的小说是一本摒除了梦想的书，《我们死亡的那些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mort）。不再有配得上我们整洁的暴力的谵妄。机会和任意已经和恐怖一起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经常伴随它们的，不是生产超现实的欲望，而是悔恨。我们甚至可以说洛特雷阿蒙的冰冷的抒情主义带来了党卫军的世界：战间期的诗人们，力图通过解释行动或客体对象自身核心处的那种魔法来杀死诗人，他们看起来已经发现了古老的占卜者的特权——也许是那太过于沉重的，预言未来和通过他们的言语召唤存在的特权。最具体的例子是布勒东和马尔罗，先知啊。在文明的黎明和暮光中言说经常具有这样的力量。
一个后果已经开始。表达没有发现其适当的措施，因为这个时机已经在一部分人身上采取了一种新的过度的措施，一种过度的残酷。一种没有任何理论掩饰的严厉刑罚，这种残酷已经得到了赤裸裸的揭露，失去了一切证明，并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美。如今他躲在我们身后，而我们则不知道即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神马。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颖之处，在于对具体之物的不可征服的欲望。诗在我们之中并没有得到多少听众，《地粮》（Nourritures terrestres）的历险使我们微笑，纪德将是我们的儿子们的儿童图书馆（Bibliotheque Verte）[2]，同时我们发现T.E.劳伦斯比马拉美更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偏好话语的目标（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侦探小说）。与我们的长者的激进的决裂：世界，他们告诉我们任由人类处置的世界，在其充满敌意的厚重中凝固。我们已经逝去了一切先前事业——无论是什么——的根本的满足。在比基尼（岛？）上大地裂成了两半；大地放出一朵浓烟的蘑菇云，像打嗝一样。我们是唯一发笑的人，而大人们却在着眼于实验对象的健康的同时说：“理性总是正确的”。渐渐地，我们（但我还有权利使用这个集体名词么）背叛，我们为事物的一方（为《采取事物的立场》[parti pris des choses]）[3]而放弃了人类的一方。兰波（“如果说我有什么品味的话，那只是对大地和石头的品味”），梵高，布拉克，蓬热，T.E.劳伦斯写给柯提斯（的话），“如果世界属于我的话，我会扫除一切动物的生命”，这些，是为“我们共同的，以自在方式存在的欲望”[4]所要求的多种许可。把我们人类文明建立在对中世纪意识的消散的基础之上的胜利的反抗逐渐变形为遗弃。我们重新激发一场在相反方向上的过度，就像罗马的再现／表征为其与物质的合谋而削减人类团结那样，我们开始不再把自己置于宇宙之上，在这个宇宙中勾勒着我们的脸和我们的冷漠。
人的梦想已经遁出了人的城市。号称自己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的主张看起来是多么地遥远啊！森林吃掉了我们的住所，思考的动物的实质短暂地抓住了机器的人，大人们为给自己勇气而哭喊着自由。但在生于1925年的人有谁不愿生来就是一棵树？
当然，是时候坦白了；我说的是一种特别的青春，所谓的智识的青春。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年轻人”感觉他们自己坐落在与世界的运动脱节的地方的话，那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说新鲜的，是对我们是什么的意识，特别是对我们不是什么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决定性地向我们扑来。这是因为，在我们还是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还带着我们有待解释或逃离的谜的时候，历史就已经强迫我们关注它的问题。如今，在我们当下的这个年代，在这个这同一批年轻人首先关注的是回到他们古典的队列中去的年代，历史再一次唤起了我们对与自己妥协的厌恶。我们的孤立是我们的病，我们想要看清我们对世纪的归属的欲望的产物。而且，由于所有真理都是可逆转的，我们的病也就是孤立的产物。这种虚假的情况在一千种不同的形式下出现。突破的诱惑或者说尝试是其中更有效的那些。历险，刨除一切激情不说，仍然被当作一种给自己生活理由的手段。许多人跑向政党。等等等等。简言之，我们处在一种离散的状态，我们的思辨在衰退，我们怀有对作为我们共同特性的具体之物的欲望，特别是在政治的领域。
这种离散在所有的方面发生。在艺术中，伟大的画家不再是那些具有技艺的人，而是那些有话说的，和那些有技术来支持他们的人。非洲的艺术，中亚的器物，和罗马的壁画偏好在（being）和做（doing）甚于技术。毕加索回到了他的源头，而克利，本可以成为别的什么的克利，则选择了成为克利。海德格尔，在哲学中，重新思考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所有的思想并观察到这点，即它一直在回避存在的问题：因此诗便把自身呈现为存在借以直接揭示自身的手段。荷尔德林，或沉默，粉碎了相当沉寂的瓦莱里。
在未来的三十年里我们会为这种经验主义找到一直意义，并重建一个文明。但我们还会活在间歇（interregnum，空白期）之中。
我们还不得不处理暂时的东西，把战争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思考没有未来的我们。对一些人来说这很容易，对许多人来说这令人不安。这里个体们只在他们自己的好时机中决定并同体。至少，在我的分类中一个年轻的资产积极人士是一个在相当充分地普遍质疑自我与他者之后，从“差异”方面来给他或她自己以回答的人。我们厌倦了被迫表征／再现一个我们并没有创造的情景的状态。我们甚至不再怀有这样的希望，即我们代表的，是一种仍然有创造的情景。据说，他们已经杀死了我们关于人（道）的观念。让我们保持一致：我们才不屌传统呢。让我们选择放肆的个人之旅吧。
注释：
来源：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政治作品》（Political Writings）, Kevin P. Geiman（英译）（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p. 83-89.
1. 坚持语言之仪式或声响质性的诗论，特指情景主义国际。利奥塔特指后者。——英译注
2. 儿童图书馆是在法国广泛出版的，以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儿童为对象的书系。——英译注
3.弗朗索瓦·蓬热的诗集名，字面含义为“对事物的偏好”。——英译注
4. 萨特，《情景／境遇I》（Situations I, Paris Gallimard, 1947）, p.288.
译自Jean-Francois Lyotard, “Born in 1925”, in Sage Master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Jean-Francois Lyotard, Volume 1, Derek Robbins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4, pp.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