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如果不首先把为耶诞圣像所呈现的世界缩影理解为一个历史意象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它。因为就在从魔法（enchantment）中醒来进入历史的那个时刻，耶诞圣像向我们展现的是寓言的世界。只有放弃神秘的经验（这曾是寓言的核心）并把它转化为魔法，寓言才能把自己和形形色色的开创仪式（initiation rites，如成人礼，入会仪式，灌顶仪式等等）区分开来。寓言的创造经历了初创的测试和秘密的沉默，却又不经验它们——换言之，寓言像承受符咒那样承受它们。是魔力而不是对秘密知识的分享，才剥夺了寓言的言语能力；但这种魔力相同于秘密的去魅，因此本身就必须被粉碎和克服。要成为fabula muta（正是在此密集的矛盾修辞法中，珀特洛尼乌斯[Petronius]《萨蒂利孔》[Satyricon]中的一个角色才使古典时代晚期宗教的缄默成形，朱庇特说：“……inter coelicolas fibula muta taces”）就必须重新发现言语的力量。因此，在童话故事中，尽管为符咒所迷惑的人陷于暗哑，为符咒所镇压的自然却在言说。在这种言语与沉默，历史与自然的交换中，童话故事预言了自身在历史中的去魅。
耶诞圣像在这个转变的弥撒亚时刻抓住了童话世界。因此，童话中，本来拥有着自然纯粹、缄默语言的动物现在也开始说话，被吓得目瞪口呆。根据古老的传说，在圣诞夜晚的一个时刻，动物们获得了言语的能力：这就是在重新进入——永远地进入——自然缄默的语言之前最后一次在童话的魔法中出现的童话的创造。用伪作《马太圣经》（“Matthews Bible”）[1]里的话来说——驴子公牛进入圣诞圣像学，也当归功于此——：“公牛知道它的主宰，驴子也知道主为它准备的食槽”。在对耶诞最早的一种描绘中，圣安布罗斯使当时人们听到的上帝之子的啜泣（whimpering）与辨认出其主宰的公牛沉默的低鸣（lowing）对立起来。被魔法赋予生命而变得奇特的客体，变成了无机物的纯真，作为恭顺的器具和熟悉的工具站在人的旁边。说话的母鸡，蚂蚁和下金蛋的鸟、鹅，屙金屎的驴，自动盛满饭菜的桌子和听从命令打人的棒子：耶诞圣像必须把这所有的形式从它们的咒语中解放出来。作为食物、商品或工具——换言之，这些事物在经济上恭谦的一面——的自然和无机客体被捆起来投向市场，放到明码标价（at inns,墨水——在童话中，是罪与欺骗的标志——在这里回复了它可靠的装束）的桌面上或挂到橱窗里展示。
人，也一样，施加在其经济功能上的童话符咒已被消除，现在，只以一种示范性的姿态承认这种符咒：使童话世界服务于耶诞圣像的人类世界的那个决定性的姿态。在童话中，一切都是谴责或开脱，禁止或允许，禁锢于符咒或打破咒语的法律和魔法的模糊姿势；或者，是占星术的旬星系统或数据神秘的严重性，对羁绊一切造物的命运锁链的认可（即使在所有这一切之上，童话都铺上了一层令人眩晕的魔法的帷幕）；而在耶诞圣像中，人回到其历史姿态的单义性和透明性之上。裁缝和伐木工，牧羊人和农民，菜贩和屠夫，猎人和旅店老板，卖栗子的小贩和水商：这个完全世俗的由市场与街道组成的世界以来自史前世界深处的姿态进入了历史，那个史前的世界被巴霍芬（Bachofen）定义为“以太（etheric）”并在卡夫卡的故事中短暂地复活。可以说，昏昏欲睡的、弥撒亚的童话世界，就是为圣职者所解释的秘义与耶诞圣像的历史姿态之间的中介。
因为在那个弥撒亚的晚上，造物的姿态从一切魔力的-裁判的-占卜的密度中释放出来，变成人类的、世俗的姿态。这里，不再有任何占卜意义上的符号或奇迹；相反，由于符号自给自足，人类也就从符号中解放出来；因此阿勒曼尼的西比尔（the sibyls in Alamanni）笔下描绘的卡波纳拉的圣乔瓦尼（San Giovanni in Carbonara）才能够在食槽前无声地站立，而在那不勒斯的圣诞像中，对经典解读下脐带的畸形（térata）和怪异（monstra）显得怪诞得可笑（这令人想起吉奥科莫·哥伦布[Giacomo Colombo]笔下肿胀的女人和跛子，这幅画被十八世纪的一位无名人士上交到圣马蒂诺博物馆），它指的不再是某种未来的事件，而只是造物世俗的纯真。因此，与早期耶稣诞生所带有的固定的秘义相反，在写实主义的圣像中，人物以其日常姿态被捕捉入画；因此，一幅理应崇拜上帝的画中崇拜者在圣像惯例中的反常缺席，在异教徒和古基督教中才尤其明显。只有魔力和法律世界的代表，东方三博士，才在崇拜活动中得到描绘——至少一开始，在他们与无名的群众融合在一起之前如此：在其他地方，一切仪式的踪迹都消失在日常生活的经济的无辜中。甚至牧羊人主动献上食物，抱的也不是牺牲的意图；这是一种现实的姿态，而不是仪式的“禳解”（piaculum，赎罪）。沉睡者决不在食槽旁出现——这很让人奇怪——也许可以被看作来自童话世界的特征，他不会因救赎而清醒，命定在孩童中保持昏昏欲睡的生活；甚至在瑕疵占有（incubatio）的睡眠，充满征兆的睡眠中，他也不能入睡，他也不像睡美人那样在魔力中无限地睡眠，只有在活的造物世俗的睡眠中，他才能入睡。就像在詹姆斯或《雅各原始福音（Protoevangelium）》（“我约瑟行走不止……它们咀嚼不止……我看到被驱赶的羊群，它们静止不前；牧羊人举起手用鞭子抽打羊群，他的手还高高举起[2]”）中，时间——不是在谜与童话的永恒中静止，而是在这两个时刻的弥撒亚的间隔之中，在历史时间（“突然事物又动了起来，继续完成它们的过程[3]”）中——静止了。十七世纪初，当第一幅栩栩如生的圣诞像被画出的时候，巴洛克深刻的语言意图将在牧羊人脚步重复的韵律中，或者说在羊群吃草的过程中，逐字地对这一历史性的“行走不止”进行韵律的分析。
这种对魔法的世俗解放，关键在于微型化（miniaturization），“对微小的拯救”——正如在对玩偶、牵线木偶和那些在十八世纪欧洲被称作意大利小玩意的小摆设的爱好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无疑是意大利文化特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古基督教世界我们就已经能看到这种特征，几乎就是一声反响——对历史觉醒的希望被纪念碑的固定世界寄托其中。里格尔（Riegl）在微缩物、镶嵌艺术和晚期罗马的象牙制品中——人物的轴性孤立，空间的释放，以及事物之间的“魔法”联系——看到的那些因素，在耶诞圣像中也可以找到。好像“微型主义者”，“色彩主义者”和“幻想主义者（illusionist）”（学界因此用这些词汇来命名令人惊奇的越南微型画的那三位不知名的作者——这些微型肖像在其沉默的占星术中黯然石化为童话相[fairy-tale facies]）奇迹般地引导着契莱布拉诺（Celebrano），英加尔蒂（the Ingaldi），萨马尔蒂诺（Giacomo Sanmartino），洛伦佐·莫斯卡（Lorenzo Mosca），弗朗切斯科·加洛（Francesco Gallo），托马索·晒第诺（Tommaso Schettino）和在一些仍然存在的那不勒斯画室中工作的不知名的肖像画家的双手。但这些人物之间的魔法关联完全溶解在一种历史的联系之中。耶诞圣像中的每个人物，无疑都是本质上完全的，不在可塑性和空间联系上与他者统一的，只在他人周围短暂停留的人物；无论如何，一切人物，无例外地，被救赎的弥撒亚事件中不可见的粘性的参与熔合到单一的结构之中。即使是那样的圣像——如圣马蒂诺博物馆中的Cuccitiello——混合的动力显得更加强大的那些画中，在其与私人有关的细节中，也是杂色的（因为本质上他们必然有扩散的潜力并向无限扩张）；整体的绝对统一既不是空间的也不是物质的，而是历史的。
耶诞圣像造型目的的核心不是神秘的事件，也不是稍逊于神秘事件的在真实时空中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cairological）事件。在此本质中，历史性的表征，通过弥撒亚的诞生而在世界发生。因此，人物和情节片段（插曲）以极大的规模无限增殖：原来神圣的一幕几乎被遗忘，而眼睛也疲于把它寻找，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一切区分烟消云散，这两个领域也在历史中桥接起来。与今天被固定和冻结在不可动摇的海玛门尼法（law of heimarmene，压迫性宇宙命运的法律）——这些法律与那些让我们的时代带着愉悦的恐惧自觉被推向、拖进“进步”的法律并无不同——中的世界的纪念性相反，耶诞圣像使历史的细枝末节——在这些细枝末节中我们可以呼唤历史的初生态，一切事物也仅仅是相互分离的碎片和裂片，但每一个碎片都直接而历史地完全——得以均衡。
这也是为什么，在耶诞圣像即将成为过时的风俗，看起来停止对童年——童年，作为值得被保留下来的东西的永恒卫士，直到今天，我们的时代，还把它紧紧握在手中——说话的这个时刻，最后的那不勒斯雕像笨拙的创造，与戏剧和童话一样，看起来在历史这个极端、乏味的世纪的边缘处含糊不清地说出了一条意在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因为在斯帕卡拿波里无名幸存者的作品中的显著特征，就是人物的塑造——这些任务的轮廓像在梦中一样模糊，他们的姿态呆板而含糊——与使西红柿、茄子、卷心菜，南瓜，胡萝卜，鲻鱼，小龙虾，章鱼，蚌类和柠檬——这些东西颜色鲜艳地堆在卖场里，置身于篮子、天平和菜刀，陶制的容器之间——的艺术品得以成形的精神错乱的、爱的冲动之间无限的差异。在此差异中，我们会看到自然再次进入童话，再次向历史要求言语，而人——为历史所惑的人，历史再一次地为他标出命运黑暗的轮廓——则因符咒而陷入沉默的迹象么？直到一天晚上，在新的耶诞圣像照亮未知的人物和颜色的光影中，自然会再次被禁闭在它沉默的语言之中，而寓言则会在历史中醒来，人也会在历史中现身，揭开嘴上的封印，从神秘走向言语。
译自Giorgio Agamben, INFANCY AND HISTORY On the Destruction of Ecperience, Translated by Liz Heron, London: VERSO, 2007, p. 139-146.
[1] 1537年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以假名托马斯·马太出版《马太圣经》。
[2] 《雅各原始福音》，XVIII：1， 载《新约次经》（The Apocryphal New Testament），M.R.詹姆斯（James）译，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p. 46。
[3]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