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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范昀:艺术、理论及社会正义——玛莎·努斯鲍姆访谈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4-10-28  

范昀:艺术、理论及社会正义——玛莎·努斯鲍姆访谈




  范昀:作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您与其他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您非常关注文学,并认识到文学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您的作品不仅对哲学界,而且对文学界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位哲学家您是如何认识到文学的重要性的?为什么您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优秀的哲学家有必要阅读文学作品?
  玛莎·努斯鲍姆:早在开始读哲学作品之前,我就阅读文学作品了,因为高中课程就是这样安排的。老师鼓励我们通过文学作品来提出哲学问题,在高中时代,许多这类问题使我着迷,至今依然如此:思考希腊的悲剧与喜剧,狄更斯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伟大的俄国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雪莱、济慈以及华兹华斯的诗歌等等。那时我对法国文学也饶有兴趣,尽我所能去阅读法文原典。我和朋友为了演法国戏而创办“法国戏剧社团”(French Drama Society),除常规经典剧目之外,我们还排演从谢里丹(Sheridan)到布莱希特的各种剧本。所以说我的全部生命都是在与文学、音乐的相伴中度过的,关于音乐我会在后面谈到。
  因此之故,早在我开始读规范的哲学作品之前,我就一向觉得文学作品彰显人的感情和道德选择的问题。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要成为好的哲学家就得读许多诗。”这取决于他所研究的哲学类型。我认为逻辑学家、科技哲学家及形而上学家应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拓展他们对生命的感受,但我并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哲学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不过,道德与政治哲学确实需要学者切身去体会这些问题:生活的艰辛、如何在某种情境下做出明智的选择,各种情感所承担的伦理角色,以及社会限制内部成员所采用的各种方式。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显现,因此,通过广泛而深入地阅读来培养人的想象力就显得合乎情理了。即便一个人对哲学毫无兴趣,但从培养好公民以及理解我们身处世界的角度看,阅读文学作品也是有其意义的。

  范昀:不同的人会出于不同的理由热爱文学,有的人喜欢文学独特的语言和文体,有的人则看重文学所构建的想象乌托邦,还有人赞赏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作为一名文学读者,您最看重文学哪方面的价值?您经常提到狄更斯、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等作家,那么还有哪些当代作家是您特别感兴趣的?
  玛莎·努斯鲍姆:你知道,我不喜欢任何一种哲学上的简化解释,所以我想,我是不会以那种方式厚此薄彼的。我喜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阅读不同作家,让他们与我当下的思考和情感相符。这些天我经常在锻炼时听有声读物,它给了我大量与文学相处的时光。我刚听完《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这大概是第三遍了;我现正在听《罪与罚》,我自高中后再也没有读过这部小说。不过,我还非常喜欢詹姆斯·乔伊斯,还有比乔伊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相同的两位作家吗?我喜欢的另一位作家是最近五年才发现的安东尼·特洛罗普(Anthony Trollope),他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关于当代作家,我最近一直在写关于菲利普·罗斯的文章,实际上有一篇已被收入我与同事索尔·莱夫莫尔(Saul Levmore)合编的一本文集里,大概一年后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是关于美国法律与文学中的男性形象。我再强调一遍,还有比特洛罗普和罗斯更不相同的两位作家吗?特洛罗普估计会讨厌罗斯,我不知道罗斯会如何评价特洛罗普,尽管我比较了解他,但还是打算去问他。因此,我喜欢读各种不同作品来丰富我的生活感受。音乐也同样,它是我的另一个最爱。作为一名业余歌手,我用歌唱来拓展我对人类生活的意识与情感。我刚刚正在研究《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1]中马莎琳(Marechallin)的独唱与贝尔格(Berg)的《沃尔兹》(Wozzeck)中的一幕,有比这两位女杰差异更大的吗?但这正是有趣之处。
  我最近还有另外两篇关于特洛罗普的文学论文,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收录在我和同事埃里森·拉克鲁瓦(Allison L. LaCroix)合编的新文集《颠覆与同情:性别、法律与英国小说》(Subversion and Sympathy:Gender, Law, and the British Novel,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另一篇文章是好几年前写的,关于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2]的《施泰西林》(Der Stechlin)(题目是《维特根斯坦与道德生活》(Wittgenstein and Moral Life),埃利斯·克拉里(Alice Crary)编,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在纪念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的纪念文集中。我是为了提高德语水平,在与我的德国侄儿对话时,偶尔发现冯塔纳的。我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深刻的小说家,但非常不幸地被人忽视,至少在美国是这种情况。
  那些对人类及其困境缺乏关爱的作家,我想我是很容易就会厌烦的。有些蛮走红的作家,像托马斯·品钦,在我看来是冷冰冰的,难以接近的。如果你想问我,哪些作家我目前尚未涉及,但打算以后去评论,我会回答是那些俄国作家,然而我立马会说,我绝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还没学过俄语,原则上我绝不去评述任何我无法读其原文的作家。此外,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泰戈尔,我为他的用英语完成的哲学作品写了不少文章,但只是偶尔涉及他的那些用孟加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它们对于理解泰戈尔的哲学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完全恪守自己的原则。我的新书《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用很大篇幅来讨论泰戈尔的思想,其中一部分涉及他的伟大小说《家庭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而更多的章节则涉及他的英文哲学作品《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
  当我被那些作家深深打动,而且我正好有这样的机会,需要某个特别的主题时,我就会决定去写一写他们。例如,将于2014年2月召开的下一届法律-文学系列会议的主题是“刑法与文学”,我正在考虑写一写阿兰·佩顿(Alan Paton)[3]那部了不起的小说《哭泣吧,亲爱的祖国》(Cry, the Beloved Country)。我最近刚完成对南非的第一次造访,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大量思考,并将在2014年牛津大学的约翰·洛克讲座(John Locke Lectures)中讨论“宽恕”这个主题,因此佩顿的小说在不止一个方面满足了我最近的思考,它同样是一部美妙而引人入胜的小说。
  
  范昀: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随着人文教育的衰落,文学与艺术并不那么受人重视,甚至还有不少文学领域的学者也对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怀疑(比如英国批评家约翰·凯里的作品《艺术有什么用?》),似乎文学在面对诸多现实问题时候显得无能为力。您却非常重视文学的价值,尤其是发掘了它在捍卫正义、推进公共生活以及培育世界公民的方面的价值。这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是什么使您一直保持对文学的坚守与热爱?
  玛莎·努斯鲍姆:嗯,我想要说,我捍卫的是所有的艺术,不单单是文学。在我的生活与写作生涯中,不仅是文学与音乐,而且美术、建筑、舞蹈和电影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的新书《政治情感》花很大篇幅讨论了建筑、视觉艺术、音乐以及文学。事实上就公共文化中的艺术而言,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芝加哥市的市长拉姆·艾曼努尔(Rahm Emmanuel)刚刚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来扩展芝加哥公立学校的艺术教育,他与歌剧演员弗莱明(Renee Fleming)以及大提琴家马友友(Yo-Yo Ma)一起合作,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项目的高水准和大志向。此外,我工作的大学(芝加哥大学)作出承诺以有益于公民的方式使用建筑。我刚从我们大学在新德里新建中心的设计委员会会议回来,看到我们大学团队那种敏锐的审美意识,同时带有文化上的责任感和好奇心,真让我感到心驰神往。我们的北京中心已开放数年,大家都赞成,它最成功的一点就是用建筑和艺术展览引起对话。所以现在绝不要放弃艺术!
  至于文学,我觉得出版社与书评刊物的缩水的确给文学增添了新的负担。此外,相比过去,年轻人读得太少,他们花太多的时间玩电子游戏、看电视等等,因此不太可能回到书籍来寻找快乐。不过多亏有地方图书馆和图书俱乐部,文学依然兴盛,也多亏美国仍致力于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不管所修专业是什么,本科生都要选人文类的必修课程。我的专著《告别功利: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精神》(Not For Profit: Why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论证了这种教育形式对那些想要保持健康与繁荣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文学可以促进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同情与理解,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思考种族与宗教差异及很多其他问题的话,文学的这种价值就显得非常必要。

  范昀:我们对您最近的研究很感兴趣,您的新作《新宗教宽容:在焦虑时代克服政治恐惧》已经出版,另一部《政治情感:为何爱对于正义如此重要》也即将在出版。您能否为我们简要地做些介绍?它们是否进一步拓展了您的“诗性正义”主题?
  玛莎·努斯鲍姆:这部有关宗教的专著出版已将近一年,是一部面向普通公众的小书。其主题有关近期在美国与欧洲兴起的宗教不宽容,尤其是对待穆斯林的不宽容。我从一些案例入手,随后对恐惧进行分析,分析显示恐惧是多么靠不住以及为什么靠不住,恐惧又是怎样被操控的。然后,我论证克服对他人的非理性恐惧有三条途径:首先,我们需要有好的政治与法律原则,在此,我讨论了美国宪法传统和它的哲学基础;其次,我们需要下定决心自我反省和公正对待他人,避免绝大多数人的道德生活中非常可悲的那种强词夺理,我们应当寻求公平对待所有人的那些原则。接着,为了说明问题,我对通常用于禁止穆斯林妇女穿全身罩衫(布卡,burqa)[4]的五条论据加以细究,我发现,这些一贯被采用的论据也会将主流文化中的许多活动作为攻击目标。最后我提出,对那些为我们所不熟悉的群体,我们需要培养想象力。同时我通过历史上的事例对此进行描述,观察文学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想象其他宗教群体的生活的。我通过莱辛的《智者纳旦》和乔治·艾略特的《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这些案例聚焦于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排斥。我还关注那些为孩子们所写的书。这一章确实与《诗性正义》的主题紧密相联。
  《政治情感:为什么爱对于正义如此重要》(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将在2013年底出版发行。[5]这是一本约500多页的大部头书,是我多年来的工作结晶。该书提出了我在《正义的前沿》(Frontier of Justice)最后部分所引申的问题:一个拥有好的制度与原则的社会是如何维持它的长期稳定的?该书指出,我们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培育能够支持这种制度的情感,使人们甘愿去牺牲自身利益。不过,要采用那些并不专横或偏狭的方式做到这点,的确是一种挑战,而这正是我要承担的挑战。当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多少忽略了这个问题,约翰·罗尔斯曾提出过并认为其至关重要,但我认为他对公共情感的看法过于抽象以至于很难成功地打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
  此书的前面三分之一作的是历史性考察。我考察了这个问题是如何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产生的,并对在卢梭、赫尔德、马志尼、孔德,以及两位孔德的友善批评者(英国的斯图亚特·穆勒与印度的泰戈尔)作品中有关“公民宗教”与“人性宗教”的说法加以审视。我对“人性宗教”这个版本感兴趣,它为言论自由和多样性留出了足够空间。因此,较之卢梭与孔德,我更欣赏穆勒与泰戈尔。书的中间三分之一探讨我们该在人类心理中寻找怎样的资源来推进我们的计划,在人类心理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力量,让这项计划变得困难重重,在此,我关注同情与厌恶。在最后较长的三分之一篇幅中,我探寻如何通过政治修辞、公共艺术与音乐,以及公共空间的构造等手段使这项计划可能真正得以落实。我所举的历史案例都来自印度与美国,包括亚布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莫罕达斯·甘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马丁·路德·金,这些都是我所特别推崇的人物。第三部分包含三个章节,一章是讲培养正当的爱国主义,一章是讲古代雅典悲喜剧节庆在现代社会的重现;一章是讲对羞耻、羡慕与恐惧的控制。我希望这本书能被翻成中文,因为我认为这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范昀:让我们再来谈谈文学理论吧!就我个人的感觉,当代的文学理论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关注文本自身,并不太关注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二是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色彩,主要针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展开批判,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主义理论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等。这些理论往往会把以文学视为意识形态的承载物,比如伊格尔顿称其为“审美意识形态”,把经典文学视作一种霸权话语。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理论现状的?当代的文学理论似乎越来越少地对“人该如何生活”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您对此如何评价?
  玛莎·努斯鲍姆:我认为形式主义理论经常有助于我们阅读,因此我并不反对。不过这些理论当然是有缺陷的,在我们面对包括像小说这些在传统上与道德和政治关怀密切联系的体裁时,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我要再一次提及刚刚编完的文集《颠覆与同情:性别、法律与英国小说》(某次芝大法学院学术会议的成果,由我和埃里森·拉克鲁瓦(Alison L. LaCroix)主编,探讨了小说在对女性角色作批判性反思方面所作的贡献)。我认为不带任何伦理关怀地阅读狄更斯、艾略特、特洛罗普以及哈代的小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尽管在这部文集中,理查德·波斯纳在那篇关于简·奥斯丁的文章中认为对其作品进行伦理阅读是错误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范昀:您对文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伦理学的兴趣,即回答“人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因此,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您非常接近于文学上的伦理批评。韦恩·布斯曾写过一篇题为“重新定位伦理批评”的文章,您在多年前的《爱的知识》中也认为文学理论需要回归伦理实践,那么许多年过去了,您认为目前的文学理论发展是否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玛莎·努斯鲍姆:我认为我们在此需作更为细致的区分。有些“道德批评”(moralcriticism)是道德主义的(moralistic),它对道德的定义相当死板,它会用这个定义去赞扬或指责某些作品。这种批评对作品本身缺乏足够重视,并对其所提供的乐趣怀有敌意。很多对像詹姆斯·乔伊斯、劳伦斯这样的作家所作的道德主义批评就属于这一种,我想,甚至利维斯有时也会犯这种过分严格的过错,虽说形式上要微妙得多。理查德·波斯纳反对伦理批评是反对过于简单的道德主义,他正确地看到了道德主义对文学所提供的复杂愉悦的敌意。可布斯和我所做的工作与此不同,我希望不要犯下这种过错,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苛刻。我们的工作是深入探究欲望和关切在具体的作品中得以建构起来的方式,或通过例举各种有价值的关注类型(如我对亨利·詹姆斯的阅读),或向我们清晰地指出那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粗糙的关注形式(如布斯对本奇力(Benchley)[6]《大白鲨》(Jaws)的解读)以论证它们将对我们探寻“人如何生活”做出贡献。可以这么说,我们试图提供一套诊断工具,它们能帮助形形色色的读者自己来提出并解答这一问题。我反复表明的一点是,恰恰是通过其精妙性与复杂性,通过对过分简单化的说教的拒绝,以及通过对更为微妙的人类理解力的捍卫,某些文学作品在“人如何生活”的问题上做出了独特贡献,而这正是文学的形式本身做出的贡献。因此我相信我并没有犯下波斯纳正确指出的那些道德批评家所犯的错误,那些道德批评家忽视了文学的形式。
  同样重要的是,正如罗尔斯那样,我的伦理学意义上的正义论要求每个人都集中注意力去思考所有重要的伦理观点,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她在一开始完全不感兴趣的观点。因此这使我对广泛的作品产生兴趣,即便其中不少并不符合我的伦理观念。我认为波斯纳同样认可我在这个层面上的观点。
  至于是否出现了伦理批评转向的发展趋势?嗯,我们的文集《颠覆与同情》中的论文以某种示范的方式探讨了这些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有理由保持一点乐观。不过,我发现要让文学系的研究者认同这一点仍然存在困难,尽管我愿意邀请他们加入到这一事业中去,绝大多数法律与文学研讨会的参与者都是从事哲学和法律的人士。

  范昀:您在作品中经常提及利维斯、莱昂内尔·特里林、韦恩·布斯这些文学批评家的名字,您的文学批评是否受到他们的影响,您对他们的批评理论作何评价?此外,您的笔下还有不少关注文学的哲学家,比如伯纳德·威廉斯、普特南以及爱丽丝·默多克。目前多数文学理论教材很少提及这些理论家与批评家(相比之下更重视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中国的相关译介也很少,您能否为我们做些简单的介绍?
  玛莎·努斯鲍姆:韦恩·布斯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特里林有一些,利维斯则并不那么多。真正对我造成巨大影响的是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我曾与他合上过一门课,在我看来,他的那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是哲学批评的典范。一般说来,在道德哲学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伯纳德·威廉斯和约翰·罗尔斯了,当然,影响的方式非常不同。普特南恐怕是在世的最为优秀的哲学家,我非常敬佩他,并有幸成为他的朋友。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但更多是心灵哲学而非伦理学方面。默多克是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尽管也对她有过不少批评,但我总是能从她的作品中获取营养。(你能在我的书评集《哲学介入》(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里找到关于默多克的研究,我借评论默多克传记之机讨论了不少她的作品,这部文集201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你没有谈到的是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Wollheim),他对我的第一篇有关亨利·詹姆斯的论文所作的精彩评论,在我多年前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给予了很大的鼓励。沃尔海姆是位深刻的美学思想家,我总认为他的作品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个人艺术批评的典范,其作品更多涉及绘画而非文学,不过他也写过一部很棒的小说和一部相当不错的自传。

  范昀:作为一位理论的捍卫者,您认为理论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你曾经说过,“好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能抵消与克服那些“坏理论”。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理论是“坏理论”?除了宗教以及其他基于习惯与传统的理论之外,你认为在哲学领域还有哪些理论可被视为是“坏理论”?
  玛莎·努斯鲍姆:当我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到的是经济学家们在思考全球财富时所使用的那些粗陋的规范理论。在许多领域中经济学家是精确和敏锐的,而对规范伦理的论述却并非如此!这是让道德哲学家长期以来大为沮丧的一个话题,经济学家完全忽略道德哲学家对功利主义的敏锐批评及其对这些理论的敏锐修正,他们继续对此置之不理,就像是边沁从未被批判过那样(甚至斯图亚特·穆勒对边沁的批评通常也是被忽略的)。现今捍卫功利主义的哲学家们使用一种极为精微的理论,包含着对偏好的变形(deformation of preference)的深入理解,而且他们通常还将平等与分配的关切引入这种理论。当然,不少哲学家认为,功利主义难以为容纳所有这些关切而进行修补,他们宁愿采用不同的理论。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完全忽略这些关切(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多样性与不可通约性的相关关切),而阿玛蒂亚·森和他的一些助手和学生在相当孤立的状况中提出这些关切。直至今日,通过经常性的讨论,以及通过“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协会(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Association)”那样的组织,[7]我们已成功地在主流经济学话语中发出声音。世界银行发布的精彩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即为一例:它确实运用了许多哲学思想,而且用得相当巧妙!在法国,萨科齐委员会(Sarkozy Commission)[8]关于财富评价的报告也令人感到前景光明。不过那些粗陋的理论依然盛行于世,并判定着人们的实际状况。因此这是一场持久而艰难的斗争,为此我们需要一种完美的理论,“可行能力方法(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试图满足这一需要。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理论变得如此糟糕?首先,这些理论思想粗陋,它们就像低劣的本科生论文,对那些重要且众所周知的驳论根本没有回应。然而,我们说它们是糟糕的理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还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一篇低劣的本科论文却不会剥夺人们为过上体面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有时那些有缺陷的理论甚至会左右材料的搜集。我的同事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是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获得诺贝尔奖实至名归。不过他的“家庭论”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该理论假定一家之主是位仁慈的利他主义者,他会考虑以合理的方式在家庭内部进行资源分配。贝克尔影响的结果是,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关于家庭的,而要想清楚了解内部分配则非常困难。但结果却告诉我们,一些家庭成员比另一些家庭成员得到了更多食物与医疗服务:这成就了森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主题:“消失的女性(missing women)”。[9]

  范昀: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引入了大量理论,从世纪初的杜威、尼采与马克思到世纪末的海德格尔、福柯以及德里达。我们目前也感受到了某种“理论的焦虑”,因为研究者无法在短时间内消化如此多的理论,并将其与对中国的社会现实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美国学界在对待外来思想成果是否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在面对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思想时, 你们会如何做?
  玛莎·努斯鲍姆:我当然认为我们总是要为我们自己思考,绝不要轻易接受任何理论,除非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验证。我当然也认为你们确实需要非常批判性地对待这些思想家。除约翰·杜威之外,我很难列出我所喜欢的思想家。这个名单或许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家,也包括约翰·洛克、伊曼努尔·康德、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让-雅克·卢梭以及当代思想家,约翰·罗尔斯与约尔根·哈贝马斯。
  理论有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们是在忽略了一系列特定问题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比如说,绝大多数西方政治哲学忽略或否认女性的同等价值,根本不探究那些使女性处在附属地位的体制。我的作品《正义的前沿》指出,有三个西方哲学未能完全应对的领域:关于残疾人的正义,超越国界的正义以及动物的正义。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提出新问题就意味着改造理论,而不是简单地用同样的理论去解释一系列新的问题。因此,如果在应对这些问题上非西方的思想比西方思想做得更好,我们就应该向那些思想家学习,并追随他们的指引。我认为动物权利与物种延续都是正确的,在此方面佛教与印度教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我搞不懂为何它的价值只为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所认可,如果它是优秀的哲学思想,我们就应该去研究!有种观点认为某些理论只对某个群体有价值,而另一些理论则对另一群体有意义,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难道一个其成员是非洲裔美国人的交响乐团就只能唱非洲裔美国音乐,而不能唱巴赫或莫扎特,或印度和中国音乐吗?难道一个芝加哥的读书小组就只能读芝加哥作家所写的小说吗?这些都显得如此狭隘,有悖情理,我想对理论来说也一样。我们应该从我们的思想中获益,不管这种思想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当然,在处理与我们相异的传统思想时存在特定的问题:语言、翻译以及学术问题。但在希腊与罗马哲学那儿我们也遭遇类似问题,《圣经》也一样,尽管在美国我们认为这些作品都是“我们的”。
  有时政治上的反对派会通过给某种批评思想贴上“西方的”标签来打压它们,对此我们必须明确加以警惕。女性主义思想有时就会遭遇这种形式的打压,尽管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在“西方”,存在着大量关于不幸女性的材料。但如果某位女性主义思想家因其西方文化传统而在一些问题上有狭隘或不当的说法,那也同样应该受到批评。

  范昀:您对全球的教育非常重视,在《告别功利》中您谈到了当代人文教育所面临的危机,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似乎尤其严重,比如印度和中国。相较而言,您对美国的人文教育尽管有所批评,但还是持乐观的态度。您觉得美国人文教育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分享?
  玛莎·努斯鲍姆:美国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贫穷与种族问题,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公立学校制度,尤其是在有明显种族和阶级区分的大城市里,完全辜负了我们的学生的期望。在早期干预(early intervention)上就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的芝大同事詹姆斯·赫克曼(JamesHeckman)[10]因其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于200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儿童认知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在学前,换句话说,是在2岁到5岁之间。此后的时间对于情感与成熟的职业道德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但若早年在认知上未能得到良好发展,那么我们就很难在以后加以弥补。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出现,它与母体营养与健康相关。贫民窟的幼童无法在恰当的时间里得到培养。我们所需要的是开展一些与家庭合作的项目,并包含营养健康方面内容。赫克曼的研究表明,当这些要素都齐备时,其结果将是持久性的。然而,尽管我们对此有所认识,目前为止却缺乏创建这些有效项目的政治意愿,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中都存在这个问题。在美国,其中一个障碍是公共教育由地方财政承担,因此在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在单个城市里都会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此外,在相对贫困的地区,儿童的生活环境暴力事件不断(我们的凶杀案发案率非常之高,尤其是由于帮派火拼)。由此可见,要发展这些孩子的能力阻碍重重。
  我认为艺术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途径:正如我之前提到,我们的市长已极大了拓展了艺术教育,他说在与这个城市各地家长的会面中,他一再地听到这一要求。你或许熟悉“音乐救助体系”(EL Sistema),这一委内瑞拉的项目通过音乐来呈现贫穷与不平等。[11]这个项目在不少地区被成功复制,就我所知,在洛杉矶、巴尔的摩、格拉斯哥、苏格兰都有过实验。在《告别功利》中我描述了一种类似的芝加哥儿童合唱团采用的方式:它通过合唱来创造纪律、快乐以及合作的价值。纪录片《舞动柏林》(Rhythm is It)也同样值得观看,该片研究了指挥家塞蒙·莱托(Simon Rattle)在柏林与来自这个城市贫民窟的青少年合作创建的一个项目。[12]他教他们跳舞,并参与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表演。当这些年轻人的身体受到尊重并被用于创造美的时候,人们会难以置信感动地看到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范昀:作为多元价值的支持者,您如何来协调多元主义与普世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是多元主义的支持者,以赛亚·伯林给予了启蒙运动严厉的批评,并转向浪漫主义,而您依然坚持站在了启蒙运动的这一边。您的目的不是要拒斥启蒙运动的思想,而是要将古希腊人作为一种经过扩展的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同盟。
  玛莎·努斯鲍姆:在你简短的陈述中浓缩了许多问题!首先,我认为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多元主义,这方面伯林的区分并不恰当。一种多元主义是指善的生活的构成是多元的:这种多元主义认为有价值的事物是很多的并且不同,并非只有一种,那些简化的理论是错误的,它只是把人类生活中所有的善视为同一事物的不同的量。我认为,这种我称之为“价值多元主义”(value-pluralism)的类型,道理明白而真切。比如没有人会认为友谊与健康是一回事,它们在质上有区别,但都有价值。功利主义把所有这些不同的善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善,这么做到底是有害的还是一种有益的简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争论,但我们至少要承认这一点:人们是以量的区分来评价事物的。但这种多元主义与普世主义并不矛盾:比如国际人权运动正是多元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认为对人类尊严而言,很多事物都至关重要,我的“可行能力方法”则是这种普世多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但伯林所说的是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他看来,一切生活模式在本质上都无法相互兼容。比如禁欲主义的基督教无法与尼采的人文主义相容,但两者都有内在的价值,我们可把这称作“生活方式的多元主义”(form of life pluralism)。我追随查尔斯·拉莫(charleslarmore)(其重要作品《现代性的教训》(The Morals of Modernity))的观点,认为伯林的主张是非常偏狭的,与那种更进一步的多元主义是不相容的,后者我们可以称作“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拉莫、罗尔斯与我(可参见我论罗尔斯与伯林的文章,发表于2011年的《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认为,正当的政治文化应当基于那样一种理念,即平等尊重所有的公民,而平等尊重公民需要尊重人们借此选择其生活方式的许多不同的“完备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13]宗教的和世俗的教义。因此,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原则不能建立在某种价值的学说之上,它被主要的宗教与世俗的“完备性学说”所拒绝。伯林的多元主义则是这样一种学说: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无法接纳尼采式人文主义的价值。他提出的是一种富于争议的形而上断言,在一个人们拥有不同宗教观和世俗观的社会里,这种断言根本就无法构成罗尔斯式的“重叠共识”的基础。人们能够达成一致的,是对核心政治价值的相当单薄而且是更为有限的解释。比如我的可行能力方法就是这样一种单薄的基本的善。在这里,我们仔细介绍了一种旨在保卫多元主义的普世主义,即平等待人的政治多元主义。
  至于古希腊思想和启蒙自由主义:希腊思想家众多,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不少启发,还从希腊罗马时代的斯多亚学派以及启蒙思想家那里吸取智慧。我从不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某位或某派思想家,而是吸取所有我能找到的优秀思想。希腊思想的优点与缺陷并存,假如非要我选择一位最为正确的、当代政治思想最好的指引者的话,我会选约翰·穆勒(毫无疑问,穆勒用一生的时间研究希腊思想,他对边沁的批判在精神上非常接近亚里士多德)。

  范昀:您的作品给我这样的感受,您的许多评论尽管严厉,但并不偏激,总是能保持相当温和的立场。您既批评过右翼的阿兰·布鲁姆、曼斯菲尔德,也批评过左翼的雅克·德里达、理查德·罗蒂以及茱迪斯·巴特勒。您的这种立场是否受惠于亚里士多德?这是否意味着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你需要保持温和?
  玛莎·努斯鲍姆:事实上,我认为这并不准确。我非常同情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14]与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15]的激进女权主义,我对茱迪斯·巴特勒的批评主要在于,针对不公正制度的激进批判,她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思想资源。她自称左派人士,可她思想的实际内涵却并不清晰,不如说她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倒是清晰的(罗蒂也同样,我批评他的自鸣得意与保守)。此外,我表达过对激进的男同性恋权利运动及其更为激进的思想家如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16]与戴维德·郝柏林(David Halperin)[17]的全力支持。就经济与社会权利而言,我的立场尽管在印度与欧洲算是主流,但在美国却不被任何政治派别所接受,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根本就不会被认真对待。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中唯一基本认同我看法的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是位参议员,来自佛蒙特州,拒绝人们称他为民主党人,因为他是一位欧洲式的社民党人,所以被人称为“无党派人士”(Independent)。在当前美国社会的背景下,整个“可行能力方法”是激进的,毫无疑问,它在35年之前曾是主流。我觉得我还是停在原地,但这个国家已往前走了很多,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思想放到今天就显得激进了。
  不过你的看法触及到一个重要事实:我经常是个自由主义者,坚信言论自由、良心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的重要性,那些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我都对其有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越战期间,我的许多朋友加入奉行毛主义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甚至其他一些更为革命的团体,我却在民主党侯选人尤金·麦卡锡(EugeneMcCarthy)[18]的竞选总部贴着邮票。麦卡锡是一位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者,信奉强有力的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我过去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变革,现在继续通过辩论推动和平改革。我所提到的那些激进女权主义者也同样通过辩论来寻求变革:麦金农是位重要的律师和法理学家,她所做的事情就是劝说法律文化认真对待性骚扰及其他针对女性的违法行为。对我来说,这比全部推倒重来要有吸引力得多。

  范昀:“反抗”一直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从卢梭、加缪到克里斯蒂瓦,反抗的传统源远流长。反抗的对象也从传统的专制转向了对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您是如何看待“反抗”的?此外,您是否注意到许多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如齐泽克、巴迪乌)都对以中国文革式的“反抗”感兴趣,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玛莎·努斯鲍姆:嗯,我在谈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时已就已回应过这个问题。许多人容易对那些极端的东西充满热情,而这些极端的东西让他们的理性屈服于某些宗教或世俗的意识形态。有时他们会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向另一种意识形态,如麦金泰尔,他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了保守的基督教。这些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往往并不反对使用暴力,他们觉得自由辩论与渐进改良很是无趣。我不觉得这很无趣,相反,我真的觉得暴力既残忍又无趣。我心目中的政治英雄是那些通过认真思考和非暴力行动来实现变革的人:他们是美国的亚布拉罕·林肯和罗斯福;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不过,我并不是和平主义者,我认为暴力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必要的。我同意林肯的看法,为了联邦的建立和奴隶制的终结,我们的战斗是值得的。罗斯福说服我们的国家向希特勒和裕仁天皇宣战,我认为他是完全正确的。尼尔森·曼德拉认为非暴力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有必要使用暴力手段。尽管就我性格而言,要认同他的看法存在困难,但在理性上我赞成曼德拉的决定。非洲人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非暴力的策略对印度人是有效的,而非洲人在遵守那种毁灭性的种族政策时更为暴力。不过总的说来,我认为,制止邪恶的其他办法都试过以后,暴力总是最后之举。

  范昀:犹太文化对您的思想发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记得您曾在一篇访谈中提到,犹太文化提供了您成长中所缺失的共同体意识。您能具体谈谈吗?另外,那些犹太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本雅明、阿伦特、列维纳斯等,您如何评价他们的思想?
  玛莎·努斯鲍姆:我不曾在笼统意义上谈过这个共同体,我专指那种致力于社会正义的精神共同体。我所成长的精英社会中有很多共同体,只是这个共同体有很强的精英与种族色彩。我在犹太教改革派身上发现,这是一个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共同体。重要的是,我所加入的是犹太教改革派(Reform Judaism),它总把自身视为推进社会正义、反对奴隶制、为工人权利抗争以及最近的为女性及同性夫妇争取权利的激进力量。事实上,它是在美国唯一能使女性得到真正平等的地方:改革后的拉比中超过55%的人都为女性。你能查到我所写的关于犹太教改革派如何对我产生吸引力的文章(它收录在玛雅·博尔(Marya Bower)和路斯·格洛浩特(Ruth Groenhout)主编的《哲学、女性主义、信仰》(Philosophy, Feminism, Faith)中)。大致说来,犹太教改革派有点像康德的理性宗教,即对道德律令进行合理论证的宗教,我加入犹太教改革派的原因是与康德的理性论证相同:周围有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增强你对正义和道德律令的信念,这样很好。不过我还想说,我业余热爱歌唱,经常在我的教堂参与演唱活动。无论是传统的朗诵式圣歌还是现代乐曲我都唱。比如这个礼拜五我要担任教堂活动的主唱,在大约两个小时内我要演唱各种各样的乐曲。歌唱总能给我巨大的情感满足,歌唱正义更是如此。对于你所列出的这些名字,我对他们真的不太了解,因此就不对该部分作回答了。当然,由于他们成长于欧洲,因此没有机会成为改革派犹太人(Reform Jews),因为这场改革运动只在美国取得成功并得到广泛传播。此外,犹太文化(文学、艺术等等)和我们这儿谈论的犹太宗教大不相同。我也同样重视犹太文化,实际上整个美国文化基本就是犹太文化和非洲裔美国文化,有时是两者的结合(爵士乐因此成了这两种文化快乐的聚会场所,绝大多数巨星不是来自这个群体,就是来自那个群体)。

  范昀:我特别欣赏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逃避了行动,你就是个卑贱的懦夫,或是个伪君子和骗子。如果你帮助他人的话,你就能做得很好。”您是个富有实践精神的思想家,非常重视理论的现实意义。您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吗?当今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也受到了质疑,并被认为他们需要为各种问题负责,您又如何看待当代的反智主义?
  玛莎·努斯鲍姆:我想你得问问自己:你个人能够做什么,你是自己如何定位。我认为所有知识分子都应当为社会正义做出贡献,但如果你是逻辑学家或物理学家,那么向政治候选人或政治事业捐款,或参与某些类型的运动,或许是你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贡献。如果你是政治哲学家,我坚持认为,你该问问自己:你的写作怎样才能推动你所支持的变革,至少你的部分作品应该让人们看得懂并照此实践。我们的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因此我觉得我们应当通过服务公共利益的作品来回报社会。哲学家是否应当介入和参与政治工作?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所长。我自己在这方面非常差劲。与成为委员会成员相比,我更喜欢为自己的言论做主,而且也更看重彻底的自由,可以对我所认为的真理畅所欲言的自由。但你若参与了政治,就不能这样做了。事实上,即便作为大学的系主任或者主管,你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你总要为一群人代言。因此,我很尊重我那些一直有志于从事政治工作的同事,但若让我和他们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再说,也没有人这样要求我,因为我离奥巴马政府的左翼政策那么远,我的前同事奥巴马永远也不会找到我。
  关于人们日常会遇到的具体问题,我常常有机会就当前发生的各种事件(从同性恋权利到印度的种族灭绝问题)在报纸上发出声音——我的心情亦十分急切。我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能改变现实。
  至于知识分子是社会问题根源这一看法,我在1980年左右以后就没有再听说过!我认为这个观点在当时是错的,现在依然是错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没有权力的,他们仅仅在那些有权力的人采纳他们的观点或他们自己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比如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支持了罗马尼亚铁卫队(Romanian Iron Guard)[20])时才有影响力。当然,人们将思想诉诸具体的政治行动时,有一些思想会给他人(他或她自己)带来伤害,也有一些思想则带来好处,这完全取决于思想的内容是什么。在过去,有不少维护奴隶制与男女不平等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为种族与性别的平等而战的知识分子。在今天,有不少歧视同性恋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为同性恋争取平等权利的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有权发表令人反感的言论,只要他们没有在某个特殊情境中支持非法行为,而在那种情境中他们的言论可能会引起直接的暴力。我认为,如果曾因突出的工作而获得终身教职,即便那些最愚蠢和最具潜在危害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得到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保障。但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奖励!比如,我会反对把荣誉学位授予那些支持种族主义或反犹政策的人,我也将加入到那些反对授予玛格丽特·撒切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学者的行列中去,鉴于她大肆破坏英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我当然不会希望我的大学以尊贵客人的身份邀请马丁·海德格尔、米尔恰·伊利亚德以及其他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我的一位朋友,一位比较宗教领域的杰出学者,在芝大接受了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研究教席。就我个人而言,我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名字以那种方式与一位法西斯主义者相联系,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学者。说实在的,我对学校创建以此名字命名的教席颇感不满,尽管他在此任教多年。在接受恩斯特·弗伦德(Ernst Freund)[21]教席之前,我对恩斯特·弗伦德做了大量研究。我很乐于告诉大家,弗伦德是美国第一位犹太法学教授和芝大法学院的创始人,除此之外,他还是首位用宪法第一修正案为战时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自由进行辩护的法学家,他还支持了一项包括哲学在内的跨学科性质的法学教育,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们要我主持这个教席的原因。所有这些都在于说明,我们有各种各样反对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去侵犯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如果有朝一日芝大创建了玛莎·努斯鲍姆教席,并把这一教席授予某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毫无疑问,她会很不乐意,于是他们就只好另找人选!或许,说不定我还没死,后现代主义就已玩完了。

  范昀:您如何评价当代的传媒文化,从电视节目到网络文化。不少学者对twitter和facebook产生的新王国感到担心和恐惧,您如何看待当代新媒体的兴起对于整个社会公共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玛莎·努斯鲍姆:这个问题你问错了对象!我是个出了名的技术恐惧者。电动打字机我是到1994年才开始使用的,使用email则是在1995年,尽管目前我很喜欢这一交流工具。此外,我从不发短信,从不上facebook或twitter;绝不读写博客,是我一以贯之的原则(除非某些人得到我的允许在那些博客上转载我的原稿)。因此我确实不知道这些媒体能为它们的使用者提供什么。我逃避这些新媒体的原因在于,我感到它们会侵蚀我的时间。我热爱写作并尽可能节约我的时间,这样我才能在完成写作的同时进行教学,以及与朋友们相聚。特别是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很多人请求我加他们为好友,让我不得不一一做出决定,这令我感到非常痛苦。群发邮件倒是要简单得多,我想发的时候发一封就够了。
  互联网的潜力在于,它加强了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少数派的力量。这或许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目前这种形式的互联网,以匿名的方式鼓励了恶意欺凌与诽谤,尤其是针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我的同事索尔·莱夫莫尔(Saul Levmore)与我合编的文集《具有侵略性的互联网:言论、隐私与名誉》(The Offensive Internet: Speech, Privacy, andReputation)探讨了这个问题,其中绝大多数的论文支持制定更多的规则,同时减少使用匿名。如果一位女性遭人诽谤,名字被人与某个色情故事牵连起来,她甚至都无法为此提出诉讼,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干的。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有待改变,互联网应像报纸那样,对所造成的伤害负有现实的责任。不过我们知道,在言论自由缺乏保障的国家中,政治异议者会遭到迫害。美国的言论自由原则通过给予政治言论较之其他言论更高的保护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对于缺乏这种法律原则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目前尚没有解决的办法。


注释:
[1]《玫瑰骑士》是著名德国音乐家理查·斯特劳特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由霍夫曼斯塔尔撰脚本,于1909到1910年之间完成,是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2]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1898),德国小说家、诗人,19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沙赫·封·乌特诺夫》、《艾菲·布里斯特》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等。
[3]阿兰·佩顿(Alan Paton, 1903—1988),南非著名作家,他在1984年出版的作品《哭泣吧,我深爱的祖国》被誉为“非洲最伟大的英文小说之一”,该作还在1951年和1995年两度被拍成电影。
[4]布卡(burqa),这是一种伊斯兰传统的服饰,该传统要求穆斯林女子在公开场合穿着的罩衫,主要由长袍、头巾和面纱组成,眼睛的地方有一张网纱或格子,是一种盖住全身的面纱。在阿富汗是信仰伊斯兰教义的女人的传统服饰。该服饰在欧洲引发争议,不少国家明令禁止这种穿着,如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等都通过法律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着这类服饰。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曾表示:“布卡的问题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由的问题,是女性尊严的问题[……]布卡象征着对女性的镇压和女性的屈服,我想郑重宣布布卡在我们的领土上不受欢迎。”参见
http://news.sohu.com/20090622/n264686676.shtml
[5]该书已于2013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6]彼得·本奇利(Peter Benchley, 1940 – 2006),美国著名编剧、作家、评论家,其代表作《大白鲨》后被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拍成电影。
[7]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协会(HDCA)创建于2004年,旨在鼓励在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之间联系的高水平研究。它所涉及的话题极为广泛,包括生活质量、贫穷、正义、性别、发展及环境等等;它同时也覆盖了包括经济学、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以及发展研究在内的学科。由于该协会主要是一个学术机构,它会把那些主要与从事研究应用(领域涵括从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到他们面临的问题)、或对此感兴趣的实践人士一起合作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们联合起来。玛莎·努斯鲍姆曾于2006至2008年期间担任该协会的主席。
[8]萨科齐委员会,全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由法国总统萨科齐于2008年创建,旨在改变以GDP增长来判断社会进步的衡量模式,转而创建一种以人类幸福生活本身为对象的衡量标准。
[9]阿玛蒂亚·森曾在《纽约书评》发表文章《超过1亿女性失踪了》,指出家庭可以做到公正对待家庭成员,但也可能对女性造成损害。他和学生一起评估了因性别原因而死亡的女性,发现世界上这样“消失的女性”大约有1亿。参见玛莎·纳斯鲍姆:《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李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76页。
[10]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 1944—),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因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与丹尼尔·麦克法登一起荣获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1]该体系在中文里常被翻译成的“音乐救助体系”,委内瑞拉人一般简称为“体系”(ElSistema)或是“乐团”(Las Orquestras)。该体系由何塞·阿布留博士于1975年发起,为社区和儿童提供乐器和乐队训练,组建各级年龄段的儿童乐团、青年乐团、以及铜管乐团及合唱团。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体系已经使数十万儿童收益,中心扩展至近两百个,从中诞生了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乐团和杜达梅尔这样的世界级乐团和指挥天才。目前,该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音乐教育,在委内瑞拉的贫穷的中下层社区造成巨变,它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良性效益。目前这一成功的模式正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业余管弦乐团协会在全球推广,在中国,该运动也方兴未艾。
[12]2003年的1月,250位儿童与25个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在柏林爱乐乐团的伴奏下,与编舞家罗斯通•马尔多姆(Royston Maldoom)共同完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演出: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名作《春之祭》,演出效果令人异常惊喜。由托马斯•格鲁伯和恩里克•桑奇•兰许两位导演联手拍摄的纪录片《舞动柏林》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次演出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13]这是约翰·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使用的一个术语,在此采用了万俊人先生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译本中的译法。
[14]凯瑟琳・A・麦金农(Catharine Mac Kinnon, 1946—),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法学家。代表作有《不修饰的女权主义:论法律与生活》和《通往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等。她最早提出对性骚扰诉诸司法主张,并专门研究性侵害与性别平等的问题,并与女性主义作家安德里亚・德沃金一起,设计并撰写了有关法规,将淫秽出版物视作对人权的一种违犯。其作品《言词而已》(Only words)已出版中译本。
[15]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 1949—2005),美国当代激进女权主义者,她以对淫秽色情作品的批评闻名,尤其反对强奸及其他针对女性的暴力。作为一位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德沃金写了十部有关激进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其中以《色情:男性占有女性》(1981)和《性交》最为著名。此外,在1976年出版的《我们的血:关于性政治的预言和演说》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遥相呼应,成为女权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16]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文学批评家、社会理论家。作为一名同性恋,华纳在早期美国文学、社会理论以及酷儿理论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主要代表作有《公共与反公共》、《正常的烦扰:性、政治及酷儿生活的伦理学》、《美国英语文学:1500—1800》等。
[17]戴维德·郝柏林(David M. Halperin, 1952—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本科毕业于奥柏林学院,1980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人文学领域的哲学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涉及性别研究、酷儿理论、批判理论、物质文化及视觉文化。作为一位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其不少研究涉及同性恋问题,如《同性恋谱系学》、《同性恋的一百年》等。
[18]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 1916—2005),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家。他在1949年到1959年期间为美国众议院议员,1959年至1971年为参议院议员。1968年,麦卡锡以坚定的反越战立场参加美国当年的总统大选,并直接导致积极主战的林登·约翰逊退出总统选举。虽然麦卡锡并未成功当选总统,但他的反战立场对美国当代历史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罗马尼亚著名宗教史家,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伊利亚德是首屈一指的宗教体验研究专家,他创建了迄今依然盛行的宗教研究范式,其最重要的研究是关于永恒轮回的理论,代表作有《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神圣与世俗》、《宗教思想史》等。伊利亚德是一位在政治上立场极右的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他公开支持法西斯性质的罗马尼亚铁卫队(Iron Guard),这使其在战后备受争议。
[20]“铁卫队”是1927年到1941年罗马尼亚的一个极右政治组织,对当时的罗马尼亚社会和政治中产生深远影响,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极端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以及反共产主义。
[21]恩斯特·弗伦德(Ernst Freund, 1864—1932),美国著名法学家,美国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最为重要的行政法学者,同时也是1908年创建的移民保护联盟(Immigrants’ Protective League)的组织者之一。为了纪念他所做的贡献,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建了恩斯特·弗伦德法律与伦理学杰出贡献教授讲席,玛莎·努斯鲍姆教授目前为该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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