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士薇 译
1.正如我很久之前说的那样，瓦格纳的歌剧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母亲在音乐方面最大的爱好，我在屋子里听着古老的黑胶78转唱片，在唱片的电流中，听着来自西格弗里德的森林细语，或者魁梧女人的骑马远行，抑或伊索尔德死亡的交响乐。自1952年夏以来，我的父亲，作为图卢兹的“市长”，被邀请参加由威叶朗·瓦格纳指导的“新拜耳伊特”音乐节。我们穿过一个战败的德国，忧郁，仍旧狼藉。业已化为石墟的大城市，阴险地让我去现场迎接《指环》的灾难和《唐豪塞》的无依无靠。这场表演，意在结束那些所有曾将瓦格纳与纳粹主义的恐怖联系在一起的“德国式”本位主义，威叶朗近乎玄妙的演出让我十分迷恋。我曾经将《帕西法尔》作为高考作文的结尾，大概说来，作文的主题应当是“天才是什么？”。我的父亲让《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的一部作品来图卢兹大厦演出，这部歌剧的灵感直接来源于在拜耳伊特的完美演出。我邀请高中的朋友们来市长包厢（看演出的市长包厢）。那时，我已经17岁了，作为律师和音乐的新拥护者，我时常遭到毁誉。我最早写作的那批文章之一，曾出版在一本叫《新酒》的学生杂志上，这篇文章涉及到具有纪念意义的演出：《指环》，它同样由威叶朗·瓦格纳指挥，那一次是在1956年。事实上，母亲的遗产，已经被固着地证明，总是有那么一点秘密和心照不宣的成分。那些认真听过的唱片，那些令人惊讶的东西（为了留在过去这十年里，我尤其会想到一些演出，皮特·斯坦的《莱茵的黄金》，海纳·穆勒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让·法布尔的《唐豪塞》，或者瓦里高夫斯基的《帕西法尔》），那些刚刚兴起的歌手，那些由富有创造力的大师们演绎的交响乐。我同样想到了那种与瓦格纳模棱两可却又坚固的关系对我所产生的撼动，在他献给瓦格纳的一系列作品中，以近乎暴力的方式思考着德国与它的命运，而这位杰出的艺术家就是昂塞姆·科费尔。我想到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还想到了很多其它的东西。
然而，直到目前这本书，我一直都没有切实地写一些关于瓦格纳的主题，既没有在我的哲学作品里提及，也没有出现在我编写的“非美学”专栏中。
2.再说，没人能确定这本书是出自我之手。无论如何，我在那里，如同藏在书写背后的幽灵，而这些书写并不属于我。
首先，要是没有我的朋友，作曲家兼批评家，弗朗索瓦·尼古拉所举办的出众的活动，就没有关于瓦格纳的这五讲。所有关于这一活动的内容，读者们可以参见我的网站。
在这里我只想说三点。
一、弗朗索瓦·尼古拉是当今最具创造力的作曲家之一。在他的重要作品中，我请大家特别留意一部名为《杜爱儿》的篇章。既是因为在将传统乐器和数码原声相结合这一问题上，此篇章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当然也是因为，让我十分愤慨的是，这部作品居然不被人们所理解。
二、弗朗索瓦·尼古拉是一位伟大的音乐理论家。他以清晰的方式，将相对自主从所谓“音乐的理智”中抽离出来了，并给出了多样化的范例。对此，我只说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儿：在《勋伯格事件》一书中，他将专有名词“勋伯格”的方方面面，复现在音乐史中，并将其以一种全新和不容置疑的方式贯穿起来。
三、在涉及到思考边界这一问题上，弗朗索瓦·尼古拉进行了特别研究。这一边界既区分却又连接了音乐、数学、政治和哲学各领域。他那近乎百科全书式的思维方式，在当今显得尤为可贵。有一位我所特许的谈话者，在很久以前，就一直想把自己培养成尼古拉那样的人。
在我们这个千年的最初那些年里，弗朗索瓦·尼古拉负责巴黎高师的课程，在这所学校，我已经任教十余载。尼古拉举办了一场关于哲学与音乐关系的讨论会，尤其关注到了阿多诺。阿多诺本身就是音乐家，在当代音乐界里，他展示出了持久的魅力。针对瓦格纳《帕西法尔》，弗朗索瓦·尼古拉开始了一场清晰且具有说服力的解析，它颠覆了所有关于这部谜一般的歌剧业已形成的论断。
在弗朗索瓦·尼古拉的研讨会这一背景下，我参与到了作为特例的阿多诺与普遍意义上的当代哲学，和普遍意义上的音乐与作为特例的瓦格纳这些关系的讨论中。正是与弗朗索瓦·尼古拉一道，我们才能将整天的时间贡献给瓦格纳研究。也是在他讲授《帕西法尔》这一背景下，我们才提倡开办一个关于这部歌剧的公共日。我此刻所呈现的这本书，只是我参加学术研讨会、讨论瓦格纳和《帕西法尔》当天的再现。关于学术研讨会和研究日的完整记录，弗朗索瓦·尼古拉和我也都参与到了其中，读者们可以在他的网站上看到这些资料。
本文的历史，尤其是法语文本的历史，是很特殊的。我的参与当然依赖于那些甚为详细的记录，然而，它们并不是被书写的正式文本。于是，我们就开始对它们进行破译，破译出来的文本并非完美，因为很明显，它具有口语化和即兴发言的特点。这一文本便是此书英文版的基础，它的负责人用精湛的技巧及恰到好处的勇气进行了编写。事实上，苏珊·思毕茨所编写的可靠的、精编的英文版，直接由法语材料提炼而成。基于这一版本在思想表述的细节还原上还存在一些疑虑，今后还是要支持原版。毫不夸张地说，苏珊·思毕茨是“维索”（Verso）出版的版本的共同作者。
然而，她并非孤军奋战。事实上，当“弩”（Nous）出版社计划出版本书的法语版时，我让伊莎贝尔·沃多兹把由苏珊·思毕茨基于我参与发言的法文录音记录编写而成的英文版，再一次翻译成法语。苛刻的要求就是不允许将其恢复成原来的录音文本，因此，基于英文版的法语文本，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我的最初发言。在这个意义上，伊莎贝尔·沃多兹是本书的第二联合作者，尤其是她要注意到结论的连贯性，这就意味着要尤为警惕地去关注一些问题。为了在你们将要看到的这本书上达成这一目的，在预计的差距和建构细节的双重需要下，伊莎贝尔·沃多兹必须要再一次重新编写文本，总之，这也就是第三次了。此外，她还要赋予文章独特的流畅度，我觉得口头发言通常会有些重复，而且并不是很流利。
因此，你们可以合理地考虑一下，你们最终将会读哪个文本，以及何种书写语言。因为一切，我只是追随着我所宣称的那样，在我结构主义的早期，一个“消失的事业”。
如果不提到斯拉沃热·齐泽克，我是不愿意就此结束的。齐泽克是当代哲学领域的瓦格纳作品爱好者。而且，在2010年，我们都参加了由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肯·汉纳德在洛杉矶组织的学术研讨会。由于《指环》的完整版成为城市歌剧，这一研讨会的主题是对瓦格纳作品的思考。此外，对两派而言，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一派认为瓦格纳是“原法西斯主义”；另一派就是像我这样，尽管有一些野心且反动的平庸人士，有时会去贬损公众人物，可我们超越了他们，我们支持音乐家和戏剧演员，面向未来，推动他们艺术的普及性。
作为瓦格纳爱好者的默契，将我和斯拉沃热·齐泽克联系在了一起，这种默契有点儿不合常理。看起来在当今，是这两位哲学家，激活了“共产主义”一词的上升趋势，他们富有激情地追随理查德·瓦格纳的公众命运，他们反对当前，反对那些抛出来以反对瓦格纳的公开谴责，这些谴责既有来自“亲巴勒斯坦”的进步主义者，也有来自以色列政府，既有来自分析哲学中平庸的唯理主义哲学家，也有来自海德格尔开创的深刻的阐释学。
至于结论，我们应该注意到，苏联时期最伟大的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瑞希特，他喜欢在苏联偏远的省里的小城市进行表演，不无讽刺的是，即便是在斯大林葬礼时，他还在弹钢琴，他一直如此，作为瓦格纳虔诚的仰慕者，他知道要将瓦格纳的整部歌剧，通过心灵转移至他的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