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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让·波德里亚:挟持人质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4-10-16  

让·波德里亚:挟持人质

张新木、孟婕 译



  我们不可能根据一种矛盾的逻辑,或通过一种力量对比的反转去摧毁制度,总之通过一种直接的辩证革命,通过经济或政治的下层基础革命去摧毁制度。一切制造矛盾、力量对比和普遍能量的事物,都只能导致回归制度,根据莫比斯环的(失真)扭曲去推动制度。
  人们永远无法依据制度自身的逻辑去战胜它,即能量的逻辑,计算、理性或革命的逻辑,权力的逻辑,历史的逻辑,辩证的逻辑……即使是这一层面上最糟的暴力,以力量对比的术语来说,也于事无补。人们应该做的,就是将一切转移到象征范围中,那里的法则便是挑战的法则,恢复和竞价的法则。正如面对死亡那样,只有凭借一种与其上级平等的死亡来回应。这里的问题既不在于暴力,也不在于实际力量。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挑战和逻辑。最糟糕的错误,我们所有革命战略家所犯的错误,便是相信能在实际层面上终结制度:这一点完全是他们的想象,即制度本身强加给他们的想象,制度只有靠引导那些攻击它的人们才能生存和存活下去,它引导人们在现实阵地上作战,而这个阵地却永远是它的阵地。正是在这里,所有人喜欢投入自己的一切力量,投入他们整个的想象暴力,即一种严峻的逻辑时时回打到制度本身上的暴力。而制度呢,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制造暴力或实际的反暴力,它靠象征性暴力而生存。这并非就退化的意识形态化的意义而言,虽然这种说法大行其道:这是通过符号实施的暴力,制度借助这个暴力以加强或“掩盖”其物质暴力,而物质暴力才是唯一真实的暴力,在这种暴力中,力量对比和社会关系的真正赌注才得以建立。不对:象征性暴力本身与符号毫无关系,与力量对比也没有任何关系。它源自象征性逻辑的断裂,来自对反赠与复归的消除,以及对赠与的单向执行。
  真正的统治在别处:象征性统治——而唯一的颠覆机会也是象征的颠覆。倘若统治来自制度窃取的东西,即四处窃取赠与过程的排他性——劳动的赠与,人们不能通过破坏和牺牲来回应,除非是在消费中,因为消费不过是无出路的恩惠制度的又一个螺旋体,因此也是统治的又一个螺旋体——媒体和信息的赠与,由于代码与模式的垄断,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们反驳这些媒体与信息——社会的赠与,机关随时随地的赠与,如社会保护、公共治安、慈善机构、对社会的要求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社会的赠与——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反转进程,反过来对抗制度,这便是制度权力的根本原则:用赠与去挑战制度,而这个赠与是制度无法回应的——除非它通过自身的死亡和崩塌来回应。没有任何东西,包括权力制度本身,在任何状况下都无法逃脱象征性义务,而制度灾难的唯一机会就在这个象征性陷阱里。这个赠与,即制度忙于应付的挑战,即有可能使制度失去颜面并且垮台的挑战,它显然只能是死亡的挑战。制度本身必须自行了断,以回应死亡与自杀的多重挑战。
  在象征的层面上,亦即牺牲的层面上,任何对于受害者无辜状况的道德考量都被排除,人质便是替代者、恐怖分子的另一个我(alter ego),人质的死亡在此正是为了恐怖分子的死亡本身——此外,这两个死亡常常汇集于同一个牺牲行为。赌注总是一种蓄意的死亡,对此没有商谈的余地。谈判体系尝试着施展身手。在整个交换的剧情背后,在等价术语的谈判背后,那就是“恐怖主义”与政权之间计算的等价(人质的性命要用某笔赎金来“交换”,用释放某人或某种补偿来交换,甚至用操作本身的信誉来交换,以获得“大家的认可”)——这便是戏剧,而从这个角度看,挟持人质一点也不奇怪——它只是创造了一种不可预见的力量对比,点式的力量对比,通过传统暴力或谈判方式能够得到解决的力量对比。这是一个战术行动——而实际上,它有可能很快落入这个已知的维度中。恐怖分子本身似乎也想参与这场游戏。然而人们也很清楚海牙所发生的情况,在十多天难以置信并且超现实的谈判过程中——没人知道能够谈些什么,没人就谈判用语本身达成协议,也没人就交换的可能等价达成协议。或者说,即使这种等价成功地得到表达,恐怖分子的要求如此苛刻,以至于它相当于对谈判的彻底否决。无论如何,他们提出的条件——他们自身的死亡与/或人质的死亡,在可计算的体系中不再有等价物(任何死亡在体系中都是很容易计算的,即使是战争的屠杀也不例外,然而对挑战性死亡和象征性死亡则不然,因为后者通过别样的等价死亡,开启了一种无法补偿的竞价)——没有死亡之外应对死亡的回应物——等价的经济秩序的终结——经济秩序因而走投无路,只有以自杀来应对,这便是经济秩序明显所做的事情,即使是阶段性的也罢,并且通过其缺陷的明显证明来施行。政权的巨大机器溶化在这种形势中,溶化在力量对比术语中微不足道的形势中,但是其整个的嘲弄都反转过来对抗它自身。警察,军队,所有集合的机构和政权所动员的暴力,都无法对抗这个微不足道的死亡,然而这又是个体或若干个体的象征性死亡。制度只能以死亡来充当交换,以自我解体和自我毁坏来消除挑战。这种叛逆,这种制度的无能(制度可以选择从肉体上清除恐怖分子——如慕尼黑——然而人们也清楚地知道,这只能表达另一种形式,即无能那强制和痉挛的形式,所有人都知道政权只是陷入了自身的暴力,并没有真正应对人们对它发起的挑战)——政权的无能,它在这一刻的死亡,相反是一种象征性回应,但政权将因此而亡。挑战具有一种致命的效率。我们社会以外的所有社会都明白这一点,或者说曾经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正在重新发现这一点。一种新型政治的真正道路便是象征性效率的道路。这样,折磨自己的苦行者便能挑战上帝,终有一天要让上帝归还等价物。上帝尽自己所能“百倍地”归还这个等价物,以威严的形式,精神力量的形式,甚至以社交霸权的形式。然而苦行者的秘密梦想是要到达这般清苦的顶点,即使是上帝也无法消除挑战,也无法吸纳这笔债务。苦行者本该战胜上帝本尊,自己变成上帝。因此苦行者是杰出的异教徒和渎圣者,就像是被教会定罪之人,教会在此不过是为了维护上帝,以抵制这种象征性的面对面,抵制这种以死亡下注的挑战,而上帝在这种挑战中将被迫死去,全然牺牲自己以应对苦行者的挑战。教会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之物,以避免这类灾难性的冲突(首先为了教会),代之以一种赎罪与恩惠的调节性交换,一种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等价体系,教会在此的作用就是调节交换的方式。
  在我们与政权制度的关系中所发生的一切与上述情况完全一样。所有的机构,所有的调解等,整个的社会活动,经济现象,政治和心理现象等,都一应俱备,使得任何人都不再有机会尝试这种象征性挑战,这种殊死的挑战,这个不可逆的赠与,正如苦行者的绝对苦修那样,以其整个的权力战胜上帝本身,无论其机关的威力有多大。现在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从未发生的象征性冲突的直接可能性,所需要的是一切都得通过谈判来解决。而这便是我们深层困扰的根源。
  因此,挟持人质复活了某种迷人的东西,它与遵循游戏规则的世界性高端谈判正好相反,而此类谈判只许成功。这种行为并不具有恐怖主义性质——即为消灭而消灭一条人命,为清算而清算——不是,该行为针对的是谈判,但使用的却是不可能的术语,它废除了谈判的普遍范畴。此外,权力的瘫痪并非出自人类生命的赌注(大家都不在乎,而政权是第一个,在这一层面上从来就没有过矛盾)——尊重人类生命的整个戏剧,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制度的真正投降,投降是制度整体无能的体现,它无法反驳某种干预或象征性挑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挑战亦然。
  这是制度的绝望尝试,它试图限制损失的程度,依仗其自身有限死亡的赌注来应付挑战:有的志愿者自告奋勇以取代人质。然而这么做显然无济于事。人质的无辜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绝对变量,制度既感到责任重大但又无能为力,它无法应对其自身“代表”可能面临的死亡。唯有制度自身的死亡方能应对这种情况。
  发生在意大利、马德里和拉斯维加斯的袭击:它们来自左翼呢还是来自右翼?无关紧要。不存在历史或政治的“确定性”——制度本身让政治理性挥发殆尽——因此,如今它在难以阅读和难以解译的行为面前手无寸铁。所有回溯性阐释都属于这种风格:右翼的挑衅……然而还有: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武装暴动——这些都站不住脚。这是暴力的历史角色么?虚假的问题,即众所周知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革命的暴力,反革命的暴力……都是无稽之谈!然而还有一种针对制度的挑战,因为制度不知道在同一个“自毁”层面上作出回应,还有不太暴力的攻击性行为,然而却是富有象征性的自杀行为——自杀是制度的唯一禁忌。这些行为对于制度而言,既是反映制度固有镇压性暴力的夸张镜子,又是制度自身所禁止的象征性暴力的模式,也是制度唯一能够执行的模式:其自身死亡的暴力。
  不过还有一个假设——再次属于莫比斯环的假设:制度通过这些行为,是否恰恰在管理自身的死亡,而且采用顺势疗法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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