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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曙光:罗伯特·洛厄尔与自白派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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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1-10-31  

张曙光:罗伯特·洛厄尔与自白派诗歌





  罗伯特·洛厄尔是美国战后最重要的诗人,是一位开一代诗风的人物,他开创了自白派诗风,影响很广。
  洛厄尔也是我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提到洛厄尔,我不禁想到了他的几个句子。第一个句子很有趣,他说流泪相当于我们用“双眼尿尿”。
  这个句子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很机智,同时也带点恶意,是对神圣感的一种亵渎。因为历来都认为眼泪是纯洁的,但把眼睛流泪比做眼睛尿尿,就很好玩了。
  第二外句子则很严肃:“如果我们看见隧道尽头有一线光明,那正是一列火车驶来的灯光。”
  我不知道我们中有没有人走过隧道?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就会知道走隧道时很危险。我只是坐在火车上经过隧道,里面漆黑一片。有两部电影,都是恐怖片,里面描写了隧道。一部是斯蒂芬"金的小说改成的电影,名字我忘了,是讲一个中学老师,回到家乡教学,但总是在隧道遇见鬼,这些鬼是当年欺负他的同学,后来这些人在隧道里面被火车撞死了,变成了鬼,还在继续纠缠他。另一部是日本片,叫《案山子》,案山子在日语里是稻草人的意思,是放在田间吓唬鸟雀的。但在一个村子,死去的人借稻草人还魂,结果稻草人作祟。一个女孩来到这里,解开了这个秘密。她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经过了一条隧道,这条隧道是隔开阴阳界的一个界限。当然洛厄尔不是写恐怖片,但他这两行诗同样让人恐怖。漆黑的隧道出现了灯光,是让人高兴的事,但当你意识到这灯光是驶来的火车撞向你时,你还会高兴吗?
  第三个句子更为悲观:我自己就是地狱。这是对萨特的一个回应。萨特在他的一个剧本里面借一个人物之口说,他人就是地狱。这是对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有力的表述。我们知道,萨特是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位很出色的作家,写小说也写剧本。存在主义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而且互相侵犯。但洛厄尔更进一步,说得更加严酷。每个人自身成了自己的地狱,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洛厄尔很深刻,视野也开阔。他的创作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早期诗作受到新批评派的影响,代表作是《威利老爷的城堡》(1946)和《卡瓦诺家的磨坊》(1951)。这些诗,语言和句法都比较严格,格律严整,带有智性成分,同时融入了历史文化,尤其运用了基督教的神话,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威利老爷的城堡》使得洛厄尔名声大噪,并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与他的诗歌前辈艾略特、庞德、弗罗斯特、奥登、威廉斯、燕卜荪也都因此建立起了友好关系。
  第二个时期以他的诗集《人生研究》为代表。在经历了个人的生活和精神的危机的同时,他在写作上也出现了危机。经过很长时间的探求,他于1959年出版了《生活研究》,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诗风开始由原来的险怪变得平易。原有的格律体被打破了,严整的句法也变得松弛起来。他通过朗诵来修改自己的作品,有时增加一两个词,有时也对诗进行简化,或把里面的拉丁文改成英语。最主要的是,他在直截了当地叙述自己的生活,开掘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个人生活在这些诗里露暴无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这些诗被称为“自白诗”,后来又和具有相当创作趋向的贝里曼、普拉斯和塞克斯顿等人被合称为“自白派”。
  为什么洛厄尔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既然他已经是一位很成功的诗人,为什么要放弃辛勤探索出的道路而走上另一条路?
  简单地说,洛厄尔以前的诗太像是诗了。形式把情感包裹得很紧。他需要一种更能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形式,也就是说,他需要找到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形式。
  美国批评家丹尼斯·霍夫曼评价说:“《生活研究》是战后美国诗歌的支点,不仅仅是洛厄尔自己生涯的转折点,也是许多年轻诗人的转折点。他所完成的业绩――从传统接受的创作方式到即兴创作的节奏和形式那段披荆斩棘的过程――与读者的期望和普遍感到的感情变化响应一致。洛厄尔的主题将诗人的个性放在艺术的中心,也放在读者对作品兴趣的中心。”
  这里面并没有多少过誉之辞。从《威利爷的城堡》到《生活研究》,洛厄尔完成了一次跨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跨越。
  洛厄尔(Robter Rowell,1917-1977)出生在波士顿,波士顿是美国最带有欧洲色彩的城市。2001年,我曾去过这座城市。离我们住的宾馆不远,是一条很宽的街道,两旁的树丛掩映着一个又一个小酒吧。美国的著名学府哈佛和耶鲁就在这座城市,我们参观了燕京图书馆,观看了里面的中文藏书。当我们乘车路经查尔斯河时,我曾想到,洛厄尔大约不止一次在他的诗中写过这条河。
  洛厄尔的家族是新英格兰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出过不少名人。洛厄尔的父亲当过海军军官,他的炮艇到过中国的长江,当时他是一名十九岁的少尉。他一生一事无成,和妻子的关系也不和睦,很早就死去了。母亲夏洛特"温斯洛,也是来自新英格兰一个古老的家族。 
  洛厄尔是独生子,从小就具有叛逆性格。现在人们容易对叛逆性格产生偏见,却很少有人愿意真正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性格的原因。具体说到洛厄尔的反叛,也许是先天的,因为诗人天生就是叛逆者。后天的原因是,他从小生活过于优裕,而家庭环境的窒息,加上他母亲的盛气凌人,也会造成他的这种性格。另外也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他年轻时易怒,曾看过心理医生,日后还一度住进过精神病院。
  人们很容易把诗人当作疯子,甚至有人说天才都是疯子,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但自白派的另外几位诗人,如约翰·贝里曼、西尔维亚·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他们后来也都自杀身亡,算得上英年早逝。但洛厄尔幸运地闯过了这一关,然而,就在他六十岁的那年,他死于心脏病。



  洛厄尔的人品很好。他对人对事物冷静、公正、宽容,不像庞德那么傲慢,也没有弗罗斯特那么刻薄,但内心却充满了激情。这些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这大约是他的修养所致。但他有很强的个性,常常我行我素。在年轻时,有一次他为了要和一位比他大五岁的女人结婚,与父亲发生了争执,竟然把父亲打倒在地。后来他认识了诗人退特,在退特的影响下,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从哈佛转学到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兰塞姆执教的肯庸学院。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诗人和批评家,并背离了他的家族信奉的新教,加入了天主教。
  还有两件带有强烈反叛色彩的事情值得一提。一件是二战期间,因为看到盟军对德国城市德莱斯顿平民毁灭性的轰炸,使他产生了对战争的反感。他信奉的天主教也使得他反对战争。于是他拒服兵役,被判了一年刑。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回忆西街和莱普克》一诗:

我曾是激烈反战的天主徒,
发表过狂热的宣言,
斥责这个国家和总统,然后
坐在拘留所的长凳上等候判决,
旁边是一个头发大麻一样
卷曲着的黑人小伙。

判了一年,
我散步在西街监狱的屋顶,一小块
圈地像我中学时的足球场,
每天一次看着哈德逊河
透过乌黑的晾衣绳般的铁丝网
和变白的黄褐色的公寓。
来回走着,我唠叼着形而上学
……

  在监狱里,他和贩毒者及杀人犯关在了一起,这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但这种惩罚并没有能够使他改过自新。在越战时,他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他对越战的反对,还拒绝了参加白宫的艺术节。这是他在尽一位公民所应尽的义务。
  从与这两件事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件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作为诗人的洛厄尔的品格。
  洛厄尔曾经作为波林根诗歌奖的评委,同意把波林根奖颁发给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庞德。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此,洛厄尔这样解释:
 
  我当时想,投当年最好的书的票,这是最简单的问题;我似乎觉得庞德的诗集就是最好的书。……但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在某种意义上是可怕的原因,不把当年的奖颁发给最好的书,其结果我认为是艺术的死亡。……尤其像我们这样强盛的国家,你不得不客观地颁发奖品,别拿你喜欢的信仰强加于人。
 
  这段话说得很精彩,也合乎情理。作为公民,你有权利反对什么和拥护什么,也应该同样尊重别人的选择。无论是什么人,都有权利坚持自己的信仰,也不能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然而作为诗人,尤其是作为评委,你必须坚持用艺术标准来衡量作品,不能因为艺术之外的因素来影响评奖本身。我们从中看到了洛厄尔身上具有的强烈的理性色彩。
  为什么要谈到理性?因为自白派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非理性的,比如,他们无所顾忌地倾诉自己和家族的历史、隐私、潜意识,甚至是最为隐密的思想活动,就像病人对待心理医生那样。
  大胆,暴露,是自白派诗歌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心理或精神疾病患者,他们是诗人,他们一方面在诗中放纵自己,另一方面他们也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对“自白”加以控制。我觉得在这方面洛厄尔做得最好了,他受到严格的学院派的训练,技艺精湛,把理性和感性结合得非常好。我们看《生活研究》中的一首《夫与妻》:

受制于米尔顿,我们躺在母亲的床上;
盛装的初升的太阳把我们染成红色;
广阔的日光中她镀金的床柱闪闪发亮,
  
丈夫和妻子指的是洛厄尔和他的第二位妻子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哈德威克也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米尔顿是一种镇静剂,诗人显然是在写他们服了药后的情形。有的评论家指出,尽管这首诗基本上是写实的,但在个别地方仍然使用了隐喻和暗示。比如,在畏惧激情和活力的患病的诗人眼中,“初升的太阳”使他想到“盛装的”印第安野人“把我们染成红色”,而“闪闪发亮”的床柱暗示着酒神狄奥尼索斯在举行仪式时随身带着的神杖。这就与下文的“放纵,几乎变成酒神”联系起来了。
  紧接着是对街上景物的描写:

终于马尔波罗大街的树绿了,
我们的玉兰花点燃了
早晨,用它们残忍的五天洁白。

  这是非常优美有力的诗句,但并不是简单的景物描写。马尔波罗大街是波士顿的一条街,洛厄尔就住在那里。在另一首诗中,他称这条街为“毫无热情的马尔波罗大街”,他这样用带点嘲讽的语气来形容那条街:

那里甚至在
后面巷子清理垃圾箱的人,
也有两个孩子,一辆旅行车,一个伴侣,
还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

  诗人写到马尔波罗大街的树绿了,写到白色的玉兰花点燃了早晨,这是向读者提示事情发生在四月,但更多的是在向读者提示四月是残酷的月份,就像在艾略特的笔下所描写的那样,尽管艾略特写的是荒原的景色,而洛厄尔描写的是城市的街景。诗人是悲观的,病态的,厌倦的,因为他生病服了药,因为他的生活和婚姻出现了危机。于是在他的眼里,太阳像可怕的野蛮人,玉兰花的白色也使人无法忍受,想到了残忍。
  这里还有个词我们不应该忽视:“终于”。这个词在这里的分量很重。“终于马尔波罗大街的树绿了”,仿佛是一声悠长的叹息,也表明作者经过了漫长的期待。也许,当他在床上漫不经心地向外望去,发现窗外的树绿了,四月来临了。但这些似乎也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希望。如果没有这个“终于”,那么这句诗的效果就会减弱不少。
  下面他把目光转向了妻子,这是他痛苦的症结所在:

整个晚上我握着你的手,
似乎你有
四分之一时间面对疯狂的王国――

  “四分之一时间面对疯狂的王国”是指他的妻子心智不清,在很多时候处于疯狂状态。这使得他回忆起年轻时他和妻子生机勃勃的样子,这个部分写得很放松。他的妻子年轻漂亮,他这样赞美她:“上帝所有造物中最纯净的,依然有全部的风姿和勇气”他写在和他的朋友拼酒时,妻子竟把朋友灌得烂醉如泥,倒在了她的脚下。但时光流转,一切成为过去,诗人又把目光转向了现在:

现在二十年过去,你转过背去。
失眠,你抱着
枕头在你的腹中像个孩子;

  这样子固然让人心酸,但诗人已是见怪不怪,因此娓娓道来。而在结尾诗行又像开头那样变得浓缩而强烈:他回想起妻子旧日的演说,这竟然像大西洋一样,在诗人的头上断裂。



  《在蓝色中醒来》一诗则描述了诗人在精神病房的生活,诗的开头写一名业余充当夜间陪护的波士顿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在一本书上抬起他昏昏睡去的头来,悄悄地从走廊经过。这意味着夜晚过去,天已经亮了,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在这里,诗人似乎漫不经心地提到了那本书的名字:《意义的意义》,这显然是一本谈论人生意义的书,而在精神病房里面读这样的书,不免带有反讽意味。但诗人却不露半点“口风”,只是列出书名,让我们自己去品味。
  什么是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反讽(irony)在现代诗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反讽就是说出的话与公认的或表面的意思相反。西方理论家们把反讽分成语言反讽和情境反讽。诗人奥登就是一位反讽大师。他有一首诗叫《美术馆》,第一句是:“关于痛苦,大师们决不会错。”我们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得到他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有人指出,以学习奥登著称的中国诗人穆旦(查良铮)则把这句诗译成了“关于痛苦他们总是很清楚的”,字面的意思没错,但反讽的意味没有了。当然这不能怪穆旦,因为在四十年代时,中国诗人还不会运用反讽这一手法,不独穆旦为然。
  上面举的奥登的例子就是语言上的反讽。情境反讽也差不多少,就是利用两种情境间的距离达到这种效果。我们看金庸的《天龙八部》,里面的星宿老仙被虚竹打得狼狈不堪,这时他的属下仍在喊:星宿老仙,武功盖世,寿与天齐。这就是情境反讽。当然金庸写这段情节时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运用了反讽。
  洛厄尔在这里显然也是用了情境反讽。艾略特在他的《南希表妹》里面,也用过类似的手法。他写南希表妹登山,骑马打猎,吸烟,跳现代舞,在做这些带有时髦并带点叛逆色彩的事情时,艾略特写到了书架上的那些“信仰的卫道士”的书,它们作为“不可改变的清规所属的部队”在守望着,这和洛厄尔诗中的描写同出一辙,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接着诗人写道:

蔚蓝的一天
使我极度痛苦的蓝色窗子更凄凉。

  晴朗的日子没有带给人宽慰,反而使关在屋子里面的病人更加感到凄凉,因为蓝天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一扇蓝色的窗子。于是:

我的心变得紧缩
仿佛一柄刺出的致命鱼叉。

  中间一段又变得舒缓,他在精神病人的身上发现了他们对正常生活的渴望:

我对斯坦利露齿一笑,现在他陷入六十岁,
曾是哈佛全美队后卫
(如果这是可能的!)
仍然保留着二十岁时的体型,
当他泡澡,一只瘦长的
满是肌肉的海豹
在他的长浴盆中,
尿味从维多利亚马桶中隐隐发出。
君主般的戴深红高尔夫帽的花岗岩侧影,
整日戴着,整夜戴着,
他只是考虑他的外形,
只是靠冻果汁和姜汗啤酒减肥――
断送的是词语而不是海豹。

就这样一天闯入麻省的勃迪奇大厅;
带头罩的夜灯引出了“博比”,
波赛里安29届,
一个不戴假发的
路易十六的复制品――
气味扑鼻,圆滚滚的像一头抹香鲸,
当他装腔做式地穿着生日套装
骑在椅子上时。
这些虚张声势的年轻人的获胜形象。

在白天的界限中,
几小时接着几小时,在短头发的工作人员
和罗马天主教陪护的
略带点荒诞的单身汉的眨眼中过去。

  而在诗的结尾气氛则变得更加令人不安:

那些有教养的带精神病症的
收缩着的本地人的脸中,
看到发抖的未来变得亲切。
我们全是陈旧的定时器,
每个人都握着一把保险剃刀。

  我们看洛厄尔在这里的矛盾修辞。在最后两句中,我们看到,那些精神病患者被耐人寻味地比做了定时器。定时炸弹是由定时器来控制的,定时器决定了炸弹是否爆炸,何时爆炸。但我们同时注意到在“定时器”前面加上了一个修饰语“陈旧的”,这就造成了一种歧义。陈旧的定时器是否还会引爆炸弹?而在下一句中我们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保险剃刀。剃刀和前面提到的“鱼叉”一样,也是危险而致命的,但加上了“保险”二字,情况是否会变得好些?我们不知道,洛厄尔也同样不知道。因为精神病人的举动总是出人意外的。他们永远处于危险和安全的边缘。
  我们说过,洛厄尔早期的作品写得严谨、结实,而在他那些带有自白风格的诗中,诗行则变得松弛了。但这是就总体情况而言的。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他是有张有弛,控制自如的。里面有着带有强烈情感的浓缩性的句子,也有近乎散文化的叙述。两者不同的风格和写法,在他的笔下,竟然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他的诗艺不能不让人叹服。



  《臭鼬的时刻》是题献给毕晓普的,但内容却与毕晓普没有关联。洛厄尔从毕晓普的风格中受到了某种启示,打破了旧有的诗风,他把这首诗题献给毕晓普,是一个诗人向另一个诗人表示敬意,就像当初艾略特把《荒原》题献给庞德一样。
  这首诗开头写鹦鹉螺岛上的一位贵族老太太,住在简陋的小屋里,衰老不堪,却仍然渴望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森严等级。她不愿别人分享她的一切,就买下对面海岸的一切能看得见的东西,让它们倾圮。
  这里的百万富翁也死去了,他的快艇也卖给了当地捕龙虾的渔民。另一个开店铺的赚不到钱,也去结婚。
  交待过背景之后,诗人在一个黑暗的夜晚,开着车爬上山去。他看到情人们的汽车,一排接一排,熄灭了灯光。这景象使诗人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在那里,坟场在市镇上空层层排列……
我的脑袋不对劲

  把一排排的汽车同坟场联系起来,想象确实有显得些突兀,但里面有着更高层次的真实,这也使人想起艾略特看着伦敦桥上的行人,想起了但丁笔下地狱中的鬼魂。然后又是一个反讽,这些人分明是在偷情,一辆车里的收音机却尖声唱着一首流行歌曲:啊爱情,荒唐的爱情。诗人的反应是:

        我听见
我的恶魔在每个血球里啜泣,
好像我用手卡住他们的喉咙……
我自己就是地狱

  在诗的结尾,诗人看到一群黄鼠狼在月光下面觅食,他们的毛皮上有白条,出没在三一教堂的“干燥白垩色的带横梁的尖塔下。”他们发出臭气,一个母黄鼠狼把尖尖的头插进一个酸奶的瓶子里,并且“驼鸟似地垂下尾巴,什么也不怕”。
  这些臭鼬代表着什么?这一点很费解。但它们的出现恰到好处地烘托出小镇的衰败与异化,也充分展示出洛厄尔的新的风格。
  艾略特的新批评原则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非个人化。非个人化就是在最大限度上压抑个人的情感,把个人的情感提升到一个普遍意义上去。艾略特个人很好地贯彻了这个原则。但洛厄尔则坚定地从个人的感情入手,以个人化手法写出了《生活研究》。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作为非个人化原则倡导者的艾略特竟然对《生活研究》大加赞赏,要他拿去出版。而作为洛厄尔好朋友的退特,却劝他不要出版,因为里面有些诗不好。
  退特的劝告很好理解,他确实接受不了这种新的大胆的诗风的出现。可艾略特的态度却使人大跌眼镜。我的理解是,艾略特提出非个人化原则,是针对浪漫主义滥情的诗风而言的。如果写作仅仅是表达了个人的情感,而不能上升到一个普遍的意义上去,那么这种写作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如果表达的既是个人独特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又具有独特的魅力),而这种情感又能具有普遍性,那么这种个人化是应该得到赞扬的。艾略特在一篇文章中赞扬过叶芝的个人化,并且认为叶芝更加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个人化,也是出于这一点考虑。没有绝对的原则,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策略性。而艺术创作总是对既有原则的挑战和破坏。
  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艾略特确实称得上是一代宗师,他提出原则,并不宥于原则,也不因为顾及自己的面子而对与自己写作方法不同的年轻诗人大加讨伐。另一方面,好的作品可以是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方式写出的。这些是我从中得到的启示。



  在《生活研究》之后,洛厄尔又出版了《献给联邦死难者》,其中的同题诗也是一首杰作,被称作“最富洞察力而影响非常深远的风格的范例”(丹尼尔·霍夫曼)。
  在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活跃着一支由肖上校率领的黑人队伍。这位肖上校与洛厄尔家族有些渊源。肖的妹妹约瑟芬嫁给了洛厄尔的先人,查尔斯·拉塞尔·洛厄尔。而这位拉塞尔先生后来也和肖上校一样,死在在战场上。当肖死后,按他的遗愿,把他运回了马萨诸塞州,和他的战友们葬在了一起。在拉塞尔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也谈到了肖的后事。他说,我很感谢他们把他和他的黑人弟兄埋在了一块。1960年,洛厄尔应邀参加波士顿艺术节,他朗读了这首诗。这是一首历史诗,也是一首关于家族的诗,但无论如何,这首诗有着更为广阔的背景,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内容本身。
  这首诗不仅写到了肖上校,还写到了肖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1897年为为纪念肖和他的马萨诸塞第四步兵团而设计的,它矗立在波士顿市中心对面的马萨诸塞州市府大楼的广场上。纪念碑的浮雕上刻着,肖上校骑在一匹马上,被他的马萨诸塞州第四步兵团的士兵们所簇拥。
  我们今天从很多影片和文学作品中了解到南北战争。前段时间上演的《冷山》就是描写南北战争的。南北战争是围绕着农奴问题展开的。是维持旧有的农奴制,还是解放黑奴,使他们具有和白人相等的权利,是引发这场战争的焦点。当然,南北战争以代表联邦制的北军取胜而告终,但种族歧视问题直到六十年代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洛厄尔在这首诗中,没有老生常谈地去赞美肖上校和他的队伍如何英勇,如何为消灭农奴制做出了贡献,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人们最为关切的现实问题上。他是在用历史上的英雄来针砭今天的社会现实。
  这首诗的结构也很独特,没有直接去写纪念碑,而是先从波士顿的水族馆写起,在诗人的笔下,这个古老的水族馆伫立在白雪的沙漠中,打破了的窗子钉着木板,鳕鱼形状的风向标上面的鳞片也剥落了大半,贮水池也已经干涸。
  面对这衰败破落的景象,诗人回想当年的情景,他把鼻子贴在玻璃上,为了凑得更近,他的手也跃跃欲试,想捅破从鱼鼻子上面冒出的水泡。
  这显然是童年时的情景。里面的句子很形象,比如“我的鼻子曾经像蜗牛在玻璃上爬”。
  然后诗人又回到了现实。“我抽回了手。”这个句子很巧妙,耐人寻味。这是成年后的诗人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情不自禁地把手伸了出去。但紧接着,他意识到了那已成为过去,就把手抽回。通过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完成了一次在现在和过去间的穿越。
  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写到了去年三月时看到市府周围在施工修建地下停车场。“恐龙般的黄色挖土机在低吼,它举起成吨的雪泥和草,大楼也被震动了,它面对着内战浮雕。而这座浮雕“也得靠木头支撑抵挡车库地地震”。
  这些都是波士顿的现代城市风景,我们从中看到了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我们通过洛厄尔的描写,感到的不是振奋而是沮丧。后一句是写实,看不出什么。但我们总是感到诗人在告诉我们些什么。也许不仅是浮雕本身,还有浮雕所代表的历史和精神也要用木头还支撑,才能抵挡现代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好了,现在我们经过一番跋涉,终于来到了纪念碑前。我们来看诗人怎样描述黑人士兵在那场战争中的业绩和这座纪念碑。
  他没有详细描述,而是使用了高度概括的语言:

行军穿过波士顿后,仅两个月
这个团半数人已经阵亡

  高度概括但意味深长,在简单的叙述中,战争的酷烈自在其中。中国古代的《木兰辞》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艺术需要细致的描写和刻画,这样做是为了烘托气氛和营造情境,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艺术更需要高度概括,因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概括,就是通过个体来体现普遍,通过局部来体现全体。
  我们再看下一句:

在致词时,
威廉·詹姆斯几乎听到青铜黑人的呼吸

  这句诗紧接着上面提到的“行军穿过波士顿后,仅两个月,这个团半数人已经阵亡”。我们注意其中的两点,一是为什么写到威廉·詹姆斯。詹姆斯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在1897年这座纪念碑落成时,邀请威廉·詹姆斯为纪念碑做揭幕演说。在演说中,詹姆斯说他仍然“听得见黑人战士的呼吸”。
  演讲应该简明扼要,最忌老生常谈。但像这样的场合,演讲的内容是受到限制的,你很难发挥得很好。但詹姆斯说的非常好,他不是说战士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而是用了诗人的语言,听得见他们的呼吸,是说他们仍然活着,在和我们一起享受着今天的和平与繁荣。
  二是洛厄尔在这里再次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跳跃。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他那只抽回的手,这里他引用了詹姆斯在揭幕典礼上的演讲,就是在暗示纪念碑的落成。他又在黑人士兵前面加上了“青铜”,使指向更加明确。在短短的几个句子里,他就写出了黑人士兵的业绩,写出了纪念碑的落成,转接巧妙而不露痕迹。这样的技巧是值得认真学习的。
  下面诗人开始描写纪念碑:

他们的纪念碑像根鱼刺
卡在这城市的喉咙里。
他们的上校瘦得
像罗盘上的针

  我看到过这座纪念碑的图片,并不是像洛厄尔诗中描写的样子。洛厄尔这样写,既是带有感情色彩,也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进行了夸张。“卡在这城市的喉咙里”表现出洛厄尔对这座城市的失望。
  然后洛厄尔写到了保险箱广告上的广岛的蘑菇云,写到了在电视屏幕中的黑人小学生“憔悴的脸像气泡升起”。他的视点又重新落在水族馆上。水族馆被拆了,可到处是汽车,像去了鳍的大鱼一样游着,而“一种原始的奴性,在润滑油上滑过”。这些都与带有崇高精神的纪念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首诗是经过精心组织的。诗的一开始,诗人的目光像摄影机的镜头一样缓缓地移动,一直到市中心广场,然后落在了纪念碑上。在对纪念碑进行了特定之后,诗人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阴沉的甚至带着怪异的图景。通过这些场景的不断转换,诗人的褒贬也自在其中了。
  洛厄尔后期的诗歌把早期风格同自白风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内容也更加广泛。



  《唱片》是写给他离异了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

“……我在星期天放唱片,
整理着我的全部唱片,我偶然
发现你的一些声音,就去建议
哈里特来听:紧接着
我们两个都摇头了。这就如同听着
死去的心爱的人的声音。
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我这个早上
接到这封信,你星期六写给我的信。
我想我的心会破碎一千次,
但我宁可读它一千次
也不愿拆开你以前写的不真实的那些――
你一定知道我多么了解你,
向人说谎对抗着非现实――
爱被他的难以理解的粗心击败。”

  有思念,有责备,有体谅,但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仍然是爱。
  1977年,洛厄尔和哈德威克重归于好。不久后,在一次旅行回家的路上,他心脏病发,死在出租车上。
  洛厄尔的诗运用口语,但是经过了提炼的口语,里面也有自造的词。他的句法也很丰富,平易中带有险怪的成分,显得很晦涩。作为被公认为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诗人,洛厄尔用个人的声音表达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贡献是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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