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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安·帕奇特:剧院中最好的座位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4-08-07  

安·帕奇特:剧院中最好的座位

金晓宇 译



  我六七岁的时候,经常和姐姐借住在一户人家,这家的男主人是“大奥普里”的常驻医生,当时,“大奥普里”还在纳什维尔市中心的“赖曼礼堂”演出。那时是1969、1970年。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哈里斯医生会把我们连同他最小的两个女儿,带去坐在舞台后台;哪位名角有什么需要照料的,他随时听命,不过,大多数夜晚没人需要照顾,所以他可以随意地在演员休息室里饮酒、讲故事,那里才真正是最好的音乐演奏的地方。自始至终,一群小女孩——我是其中之一——坐在黑暗的边厢,看着发髻高耸、衣服上装饰着亮片和流苏、熙来攘往的男男女女。我们都最喜欢罗伊·阿卡夫,因为他有一个溜溜球。
  这本应是我喜爱音乐的起点。我是剧院里座位最好的一个小孩,可即便在我幼年时,我和乡村音乐也不搭调。我能记得帽子和靴子,玫瑰色的灯光和蛇一般的电缆,可我记不得一首歌曲了。“大奥普里”是我生来注定享有的东西,却还要花费我二十五年时间,才能弄清我的心属于歌剧,“大奥普里”名字的起源地。
  我的朋友埃丽卡· 舒尔茨住在曼哈顿上东城。她把她的儿子们拖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就像我们小时候被带到“赖曼礼堂”一样。她让他们参加儿童合唱队,好登台演唱。我暗自寻思,如果我有幸成为亚历克斯·舒尔茨,我的人生会是多么不同。我过了三十岁,才开始为一部小说做研究,书中的女主人公,一位歌剧演员,在南美的一所大使馆被劫为人质。直到我为写《美声唱法》做研究,我才第一次听了歌剧。我开始感到的热爱不是立竿见影的,但这热爱缓慢、深沉、持久,一种永远无法解消的热爱。然后,我体内的一切为之倾倒。这是我的音乐,我的宿命:花腔女高音而非砰砰的拨弦声,《美好时光哪去啦》而非《在你身边》。
  问题是我住在纳什维尔,而根据我的经验,真爱是永远不问价码的。我开始预订其它城市的歌剧戏票,再买飞机票赶往那些城市,等我加上旅馆房间、出租车、快餐的费用,我很快发现我染上的这一嗜好,使得大多数药物依赖在相比之下,仿佛都是可以控制的了。我享受这玩意儿没个够。可是,用个比喻的说法,我在幕间休息很久以后才赶到剧院。有那么多我没看过的剧目,我怎么可能精于此道?听听就够了——是的,我感谢德士古公司赞助的星期六广播节目;而且,是的,我购买激光唱片——但歌剧是一门戏剧艺术,在很多方面还是一门视觉艺术。它不仅是E本位音,还是斜瞟的眼神。我想看到维奥莱塔苍白下去的脸色。
  然后,彼得·盖尔布当上了“大都会歌剧院”的总经理。他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不能一直来到歌剧这儿,所以他要设计一个系统,让歌剧去我们那儿。“大都会”开始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现场直播高画质的演出。我直到第一季的第二场演出才赶上趟,所以错过了朱莉·泰默执导的《魔笛》;我至今仍耿耿于怀。可是,2007年1月6日,我溜达着走进“华丽绿山体育场16”电影院,掏出20美元,买了张《清教徒》的票。我读到了电影院放歌剧的事,但还不太明白它是怎么运作的。坐在电影院舒适的折叠式座椅里,空气中漂浮着些许爆米花的香味,我观看安娜·奈瑞贝科仰卧在地上,头垂向乐池,唱着贝里尼的这出歌剧,仿佛她的心在燃烧。
  有言语来形容吗?我在纳什维尔观看“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银幕如此之大,最微小的手势,裙子上精美的刺绣都清晰可见。我能看见奈瑞贝科口中的舌头,看见它如何调整气流,发出音符。是的,我能看见乐队指挥,他手腕干脆利落的动作,可是天哪,我还能看见演奏圆号的人。我能一一直视合唱队里男男女女的眼睛,每一个人都全神投入自己的角色。这是放大了的歌剧,但每个音符都完全是人类的,有瑕疵同时又是完美的。这是亚历克斯·舒尔茨看到的那种歌剧,也就是说,直接从舞台上看到的歌剧。
  如果歌剧本身还不够,那么还有其它的额外收益:在“大都会歌剧院”,幕间休息时,观众们要想打发时间,只有排长队买杯饮料,或是去方便一下。他们再读一遍节目单,或是漫无目的地凝视着厚实的天鹅绒帷幕发呆。我们这些在“华丽绿山体育场16”的人,却有机会到帷幕后面看看;勒妮·弗莱明手持一支话筒,在女高音和男高音走下舞台时,拦下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贝里尼,还有美声唱法有多难唱。想像一下,有机会看见保罗·塞尚采访卡米耶·毕沙罗,话题是他一幅尚未完成的油画,看他们漫不经心、充满智慧地谈论绘画技巧。想象一下塞尚指着毕沙罗笔下梨子上一小块鲜亮的颜料,说,“我喜欢你处理的方法!梨子上的高光,一直是我的弱项!”
  继《清教徒》之后,我预先买票,并提前来到电影院。每个人都提前来。电影院拥挤不堪,但我们都感觉非常有必要假装自己是季票的持有者。我们试图坐在上次看演出时的相同座位,或是离那儿尽可能近的一个座位。我是左手倒数第二排,距离约翰·布里奇斯有五个座位,在尤金妮亚·穆尔后面第五排。我们现在都彼此认识了,一边等着银幕上巨大的倒计时钟归零,一边互相闲聊下场演出是什么。我们观看纽约的观众陆续进场,他们买票花的钱是我们的十倍,有的比这还多。像我们一样,银幕上的观众也停下来,向周围熟悉的人打招呼;像纽约的观众一样,我们也为咏叹调和要求演员谢幕而鼓掌。我们大喊“好啊!”和“好极了!”理性的头脑知道歌手是听不见我们的,可我们完全沉浸在高画质的演出中,很容易就忘了这点。
  对于极度渴望通晓歌剧艺术的我,“大都会歌剧院”的第二季同步直播,是一个突破性进展。我看了足够多的歌剧,对雷蒙·瓦格斯产生了感觉。几年前,我在一场《茶花女》的演出中,现场看过他的表演,可在去年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今年的《波希米亚人》的转播中,又见到了他。我认为玛丽亚·古丽基娜是去年《三联剧》中的精华所在,这次她回来饰演麦克白夫人,我的喜悦好像只能我一个人独有,仿佛是我首先发现了她。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胡安·迪亚戈·佛瑞兹身上,他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是那么光彩夺目。在《联队之花》转播的三天前,《泰晤士报》刊登一篇文章,报道他曾成功演唱该剧含有九个高音C的咏叹调,并且返场重复这一惊人技艺,将近十五年来,“大都会歌剧院”第一次有人返场!二年前,我读了这篇文章或许会木然地接受现实,知道这种奇迹,一个乡村姑娘是永远没机会看的,可这次,星期六转播时,我去得比以往还早,我们作为观众,在电影院过道里纷纷猜测,他是否还会再次返场,还是,咳,在转播日做这样的事太无聊。(哎呀,我猜是这样。不会返场再返场。)不过,即便听一次也是美好的。我们还得以观看纳塔莉·德塞充满激情的表演,她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光听是不够的。我们大发一通牢骚,因为她的《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没有转播。(我们多容易就从感激转变为贪婪啊。)
  一个真正的歌剧迷,生来就注定享有歌剧的人,着迷于无名之作。《卡门》会令他们厌烦到窒息。十三岁时,亚历克斯·舒尔茨就对雅纳切克的《养女》更感兴趣。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的乐迷,长久以来苦于接近无门,一直在拼命赶工。过去,我到外地去,有机会看歌剧时,我会选,比如《蝴蝶夫人》,而不是普罗科菲耶夫的《三橘爱》,因为我正试图夯实我歌剧教育的基础。(我还未看过《弄臣》,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但现场转播的范围,从传统剧目到全球首映的都有。我不喜欢《末代皇帝》,2006年作曲家谭盾的全球初次公演,但看过之后,给我一种先锋时尚的感觉。在涉及歌剧的方面,我此前甚至从未感到过一丝一毫的先锋时尚。如果我住在纽约,有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我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去看《汉赛尔与格莱特》,但我住在纳什维尔,所以我去看了。我得说,那些穿着晚礼服的大鱼,会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音乐和布景一样萦绕于心,下次在银幕上见到不可思议的克里斯廷·谢弗时,我会无比高兴地说,“格莱特!那是格莱特!”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会”深挖潜力,让幕间休息的特色节目保持吸引力。五十名工作人员转动巨大的舞台布景,而乔·克拉克,不知疲倦的技术指导,在旁边解释雪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勒妮·弗莱明采访的不仅有女高音和乐队指挥,还有《玛侬·雷斯考特》中管马的人。那马很温和,但卡丽塔·玛蒂拉在幕间被采访的时候,来了个劈叉,为了均衡起见,又立起身,朝另一边劈下身去。我们在幕间休息时得到很大的娱乐,这是一个额外的红利,但不是必需品。必需品是歌剧本身。我在《波希米亚人》的结尾哭泣是意料之中的事,当晚我的朋友贝弗利打电话来,告诉我,她在德克萨斯州的电影院哭得有多悲伤,我俩在电话里异口同声地说,“咪咪!咪咪!”,然后又开始哭起来。我在《三联剧》的第二部,《修女安杰莉卡》中的哭泣,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圣洁光辉照耀的小孩,在舞台顶端穿门而入,这最后的形象,令全体观众一齐剧烈地抽泣起来。但没有什么东西真正能及《叶甫盖尼·奥涅金》——季米特里·霍洛斯托夫斯基和勒妮·弗莱明共同创造出的演技、音乐、和壮丽。虽然弗莱明作为嘉宾主持人非常出色,但见到她在“大都会”的舞台上到处溜达,让人感觉她应该穿上戏服去歌唱。(三天后,我在纽约观看了相同的演出,在那里,我的部分视线被台上的一棵树阻挡了。虽然我的座位不错,但在女主角给奥涅金写情书时,弗莱明小姐脸上放射出的、微妙的喜悦表情,在电影院里清晰可见,在这里却是看不到的,也看不到奥涅金拒绝她后,她眼神中闪过的、令她情绪崩溃的羞辱和悲伤。银幕上的歌剧是否更好?我不愿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当然,还有近距离接触的魅力牵涉其中,但我愿说,影院歌剧是一种不同、也毫不逊色的体验。)
  四月,该演出季的最后一天,“大都会”在大银幕上打出下一季的精彩节目清单。十出歌剧加上开幕盛会!听到这个消息,“华丽16”的人群爆发出欢呼声,我向你发誓,欢呼声。今年只有八出歌剧,去年更是仅有六出。在纳什维尔,我们变得如饥似渴。我们想要的是更多。
  如果文化像蔬菜,我们被告知最好只吃本地种植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会学着接纳“大奥普里”,就像我勉强接受黄秋葵吗?我深表怀疑,但这些歌剧转播给了我大城市生活最美好的部分,又不必去承受大城市生活的压力,我知道自己基本是不适应这种压力的。我对田纳西的爱,一直隐含着一种认识,那就是,某些需要必须去外地才能得到满足。但现如今,似乎也不尽然了。
  像任何癖好一样,只有把它传给你的朋友,你才觉得完满。我努力地尝试了,有几次成功了,但大多数时候,我发现让人们在星期六下午,去电影院听歌剧,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我猜,在我们当地电影院看歌剧的人中,我要比所有人的平均年龄大约小二十岁。彼得·盖尔了解他的观众,他知道需要培养一批新的观众群。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像我这样的人,皈依歌剧的人,从不闭上兴奋的嘴巴,迟早有一天,你会去观看一部歌剧,哪怕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你一旦去了,你就会了解歌剧,歌剧也会抓住你,那时,我的朋友,你就再也无法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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