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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王佐良:乔伊斯与“可怕的美”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4-08-05  

王佐良:乔伊斯与“可怕的美”





  英国已经够绿的了,但是爱尔兰更绿。从伦敦飞往都柏林,不过一小时,很快就从机窗口看到了蓝色大海那边的碧翠的山和绿色的地。在欧洲西北角,六月份很晚才天黑,我到时才八点,在一片银灰色的亮光下,一切都看得清楚。这有诗意的银灰色的黄昏迷住了我:一直到夜晚十时,天还亮着,好几次我在街上走着,来往行人的面容装束可以看清轮廓而又略带朦胧,使我心里又高兴又安静,禁不住对自己悄悄地说:这一趟来对了。
  每天走过大桥,看见利菲河的汤汤流水,想起多少爱尔兰作家曾经咏叹过它;在三一学院的草地边上坐着,看见男女青年躺在草地上谈论着什么,又看见穿袍戴帽的教师们在庭院里慢慢踱着方步,想起这所学院曾培育了斯威夫特等大手笔,到今天还弥漫着书香;后来又去古老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看了斯威夫特和他的女朋友斯泰拉埋骨之地,一块大铜牌用红漆写着他们的姓名,在幽暗的大教堂内与长窗上的五彩玻璃相映,闪着人的智慧和勇气的光辉。在这些场合,这种时候,我也对自己说:这一趟来对了。
  我不是古代迷,来此也不只是为了追寻十八世纪的爱尔兰。我对爱尔兰文学的知识限于它的英语作品,而且后者也不出二十世纪头上三四十年——然而这又是怎样辉煌的一段时期!肖伯纳,叶芝,辛格,奥凯西,格利高里夫人,其他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里显了身手的作家们,他们是怎样令人神往的一代!以不过三百万人口的国家,而仅在二十世纪初年就产生了这样多的第一流大作家,爱尔兰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无须饶舌的了。
  关键还在于:爱尔兰文艺复兴是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后者都柏林街上就有见证。我住的旅馆在奥康诺尔大街上,对面不远就是邮政总局,而邮政总局是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爱尔兰人民起义时的总部所在。正是在这里大门口的石级上,起义领导人宣读了爱尔兰共和国的第一个成立公告。后来,起义被残酷地镇压,总部的负责人全部被英军枪杀了。
  我跨越街道走进那历史性建筑,投寄了我抵爱后的第一封航空信。看着那门口的大石柱和铜牌——铜牌上就写着此处曾为一九一六年起义军总部的事实——我记起了叶芝的有名诗行:

一切变了,彻底变了,
产生了可怕的美。


  现代爱尔兰文学不是只用露水和眼泪浇灌的,它还洒有起义者的鲜血。
  问题是:这“可怕的美”当中,也包括詹姆斯·乔伊斯么?
  毕竟,我这个异国客人主要是为乔伊斯而来。
  今年适逢乔伊斯诞生一百周年。第八届讨论乔伊斯作品的国际学术会议在都柏林举行。由于爱尔兰公私各方面的资助,讨论会的规模扩大了。我被一位爱尔兰工作人员陪着到三一学院的文学楼去报到,看见里面挤满了人,各种装束与肤色的人全有,不但有在这种场合照例要出现的大学教师们,而且有不少男女青年。据说正式参加者达六百人。每人领到一个蓝色的文件包,其中光是会议日程表就是一本小册子,六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除了开幕式、招待会、宴会等应有节目,还有七次学术演讲和几十次讨论会。演讲者和题目是:

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百年——侧面观与正面观
先默斯·迪安:乔伊斯与自由主义
威廉·燕卜荪:《优力息斯》的故事
安东尼·伯吉斯:且不谈另一层薄膜
休·凯纳:白地上的记号
旦尼斯·博特:深陷在公式与机构之中
华尔顿·利茨:《优力息斯》与读者

  这当中有名教授,如写乔伊斯传的艾尔曼和美国研究现代派文学的主要人物休·凯纳;名作家伯吉斯;爱尔兰新起文学教授先默斯·迪安;名气更大的则是诗人、批评家、学者燕卜荪。他在三十年代就以《七类晦涩》一书使他的老师理查兹惊为奇才,而出版于五十年代的《复杂字的结构》一书则至今被新派理论家认为是他们学说的先驱新派理论家乔治·斯泰纳认为,在“认识的模式、感性的风格和活跃的‘阐释’趣味方面能同欧洲与美国的丰富著作相比的长篇英国著作只有威廉·燕卜荪的《复杂字的结构》,尽管它的英国气味是那样浓厚。至于燕卜荪早就注意马克思和弗洛伊特,这在他的‘词的诗学’的演化中是一直隐含的”。(《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一九八一年二月六日)。
  艾尔曼的演讲排在开幕式上,显然是会议主持者认为最有分量的。他回顾了乔伊斯的百年荣辱,虽然也谈到《优力息斯》的主人公和《芬尼根守灵夜》的语言试验,主要只是他那本有名传记中若干材料的重新组合,新见不多。凯纳则出语惊人,认为《芬尼根守灵夜》实是乔伊斯最初作品《姊妹们》的延续。他用俏皮的口气举了许多例子,最后连珠炮似的提了十几个问题作为结束。他的基调是嘲讽,少许典雅的引证遮掩不了他那自负的神情。
  艾尔曼和凯纳都是美国学者(虽然前者现在牛津任教)。这一次会上,美国教授到得特别多,人数远超其他国家。他们带来了研究成果——据说,爱尔兰以外,研究乔伊斯的中心得数美国——但也带来了一些新奇议论。爱尔兰研究者对于他们的某些说法是不以为然的,在六月十五日的一次大讨论会上提出了异议,并要美国人回到“常识”上来。美国人对此也反唇相讥。在第二天另一次讨论会上,主持者美国某教授说:“昨天我们被告诫要用‘常识’。常识是什么呢?无非是认为地球是平的。”凯纳——皇皇巨著《庞特时代》的作者——曾在别的场合说过一句话:“临到最后,《优力息斯》里没有勃鲁姆,没有勃鲁姆太太,什么也没有,只留下了语言。”他在都柏林的演讲之所以出之以嘲讽以至连续发问,表明主客之间的一番争论还是余波未息。
  我去听讲是有倾向性的,首先要听我的老师燕卜荪的演讲。但是七十高龄的老先生已不是昆明当年气概;不久前他的喉部做过手术,连说话也困难,再加那演讲厅的扩音设备很不济事,因此他的演讲几乎无人能够听清。这是会议的损失。因为后来他把讲稿给我看,我发现他谈到了几个大问题。他驳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凯纳,另一个是叫波也尔的教士。他驳的是凯纳的形式主义和波也尔认为乔伊斯晚年倾向宗教的论调。燕卜荪认为乔伊斯是关心历史动向的进步作家,证据之一是他佩服易卜生,因此在勃鲁姆太太身上有易卜生式的新女性的成分,这同把她看成一个荡妇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有意思的是:以精细的语言分析出名的燕卜荪却是十分关心主题思想的。其实这也不是突如其来。他的第二本论文集《牧歌的几种形式》就包含了《论普罗文学》等文,而他在六十年代写的《密尔顿的上帝》正是以其毫不妥协的反教会倾向震动了学术界的。
  演讲之外,还有五六十次讨论会,往往同一时间内有七八个会一齐举行,会上发言都是简短扼要,一般不超过十分钟。讨论会的题目很多,姑举数例:

一、乔伊斯,犹太教,天主教
二、主观的、客观的与历史的乔伊斯
三、乔伊斯的爱尔兰:事实与虚构
四、乔伊斯的荷马
五、乔伊斯从拉布雷学到的东西
六、乔伊斯与庞特
七、詹姆斯·乔伊斯——爱尔兰人的看法
八、乔伊斯在美国
九、乔伊斯与品钦: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十、语言的限度
十一、活的书评:曼甘尼埃罗所著《乔伊斯的政治观》
十二、乔伊斯传单(broadsheet)

  “语言的限度”是一个吸引人的题目,讨论会是在大演讲厅举行的。台上坐着五个人:除做主席的加拿大教授之外,发言的是两个文学理论家和两个作家。理论家一个是上面提到过的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先默斯·迪安,另一个是近来常在各种文学期刊上写文的旦尼斯·堂纳休(Denis Donoghue),他也是教授,也是爱尔兰人,不过近年来在纽约大学执教。作家一个是汤玛斯·金塞拉,一个是先默斯·希尼,都是爱尔兰著名诗人。堂纳休提出过去美国新批评派主要人物肯尼思·勃克的“模式”,即作家写文经历三个阶段:一、自我表现;二、 传达;三、 转入内心。他认为乔伊斯已进入第三阶段。先默斯·迪安认为还得把读者考虑在内,因此不得不涉及作者的用意和是否前后一致。堂纳休反对提“作者的用意”,认为人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的显然是四十年代美国新批评派对于“用意谬说”的挞伐。迪安却微笑地指出:也许问题并未解决,最新的理论里不是仍然注意读者对作品的各种反应么?堂纳休说:无论如何,面对一部真正有新意的作品,读者总得下苦功,亦即要“付代价”。这时候两个诗人发言了,金塞拉尤其说得清楚,他指出艺术是一件“构造”,作家与读者之间是可以相通的,无论中古文学或民间史诗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要“付代价”,那只是处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文学理论家的事。
  显然,作家们对新派理论并不心服,但是在大学校园内部,各种新理论却是颇有听众的。这一点在都柏林的会上也有反映。上列讨论会中的一次“传单”实是一次新理论的介绍会。发言者三人。一个是伯明翰大学的大卫·洛奇,他的题目是“乔伊斯与巴赫金”。巴赫金(Bakhtin)实是苏联学者米哈伊尔·伏罗新诺夫(Mikhail Volosinov)的别名,著有《拉布雷与他的世界》、《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语言的哲学》等书,他认为文学中有众多的声音,有独白式写法与复调式写法的分野等等。这个苏联学者的著作近来在西方颇受注意。我去迟了一点,不知道洛奇是怎样把他同乔伊斯联系起来的。
  第二个是科林·麦开勃,讲的是“乔伊斯与班亚明”。班亚明(Walter Benjamin),德国人,他的著名论著是《机械复制时期的艺术作品》,其主要论点是:在大量印刷、广播的工业时期,艺术作品失去了它们的“神采”。介绍这一理论的麦开勃也是有名人物,去年剑桥大学文学教师之间发生了传统派与新理论派的一场争论,就是围绕麦开勃的聘任问题而展开的,结果他因坚持新理论而遭剑桥当局解聘,现在改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斯屈拉斯克莱特大学任教。我看他年约三十,精神抖擞,能言善辩,不像是传统派能够轻易击败的对手。
  最后一个发言的又是先默斯·迪安,他讲的是“乔伊斯与卢卡契”。卢卡契反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人们重视他反对的理由。迪安指出卢卡契之所以不喜欢现代派,是因为他认为现代派在文学创作中采取主观态度,而后者又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病态的延续。
  我发现三个讲话的人都正在壮年,他们精力充沛,认真,说话条理分明——很可能是在与传统派的多次争论里锻炼出来的。他们比一般英国大学里的学者更注意欧洲大陆的学术动态,所介绍的三人一俄、一德、一匈,这样也就带来了新鲜空气和更广大的思想天地。所介绍的理论在时间上并不是最近的,却是多少经得住时流冲刷,证明是言之成理、确有见地的。卢卡契不是一个“时髦”人物,但由于有一系列重要著作证明他是一个博学的文学史家,又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思想家,他的观点至今受到重视。
  在六月十八日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位爱尔兰学者作了以“中国的乔伊斯研究”为题的发言。这位学者叫旭恩·哥尔登,曾在天津外语学院任教。他首先引了我国一部西方现代派作品选中有关乔伊斯的编者前言。前言主要是客观介绍,但也略有评论,如说《芬尼根守灵夜》含有“错误的历史循环论”。
  哥尔登读这段前言,是拿它作为中国研究者的代表性论点;不过他接着说:也许这还不是定论,因为中国研究者正在重新评价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而就乔伊斯而言,他的若干作品正在被译成中文,有的已经发表,例如那本选集所包括的《优力息斯》的第三章。对于乔伊斯的研究也有开展,哥尔登自己就在天津指导过研究生写有关《都柏林人》的硕士论文,那个研究生把乔伊斯同鲁迅相比。哥尔登认为,由于他同天津有这段因缘,他本人对乔伊斯也增加了了解。这是因为天津外院的建筑(一所英国式老屋子)和地点(在过去的英租界内,那街道过去是以一个英国殖民者的名字命名的)使他注意到乔伊斯在某些小说里所写的都柏林街道,也是以英国在爱尔兰的显要人物(将军或大官,总之也是殖民者)的名字命名的。他认为乔伊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街道的名字是有一种用意的——至少,当哥尔登本人站在天津外院附近的街道上四顾的时候,他更深切地感到乔伊斯毕竟是在写英国人统治下的爱尔兰。
  这就提出了一个反殖民主义的乔伊斯。这也是符合事实的。有一次讨论会专门讨论了乔伊斯的政治观。来自英、美、加、意等国的五个学者针对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新书围桌而谈,各抒所见,总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乔伊斯不十分关心政治,但是对于爱尔兰民族复兴是赞成的,他崇拜的政治人物是那个运动的领导人亚瑟·格里非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列宁称为“很有才干……在非熟练工人中作出了奇迹”《都柏林的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一九五九年版,第331页)。的工人领袖吉姆·拉金在一九一三年领导都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时,乔伊斯对他有什么印象?在他的作品里有什么反映?我们只知道:《优力息斯》里的勃鲁姆,同他的创作者一样,是拥护格里非斯而不提拉金的。不久前发现了乔伊斯在一九一四年用意大利文写的一封求职信,信中向一家意大利出版商说明他对于政治的看法是自由主义,对于国家机构和教会的压迫性质是同样戒惧的。讨论会进行到这里,从听众座上立起了一位戴着黑眼镜的盲人学者(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意大利波隆亚大学的教授),大声说道:《芬尼根守灵夜》里的芬尼根是工人阶级,他没有死,而是醒来了!事有凑巧,据说在一九六八年反戴高乐的巴黎学生筑起的街垒后面,流行的读物正是《芬尼根守灵夜》!
  想把乔伊斯拉向极左,正同想把他打成极右一样,都难从他的作品里寻到根据。以作品而论,我们只听见青年知识分子斯蒂芬在《斯蒂芬英雄》(即《一个青年艺术家的写照》的第一稿)里宣告:“我是一个艺术家。”乔伊斯的回答恐怕也是这样:艺术家。而艺术家在乔伊斯当时的世界观里就必然也是一个为社会所不容的逐客。
  经过这次盛会,在被人提了无数次名字,并且不断地窥探、查问、解剖、阐释之后,乔伊斯的地位有什么变动呢?作为现代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乔伊斯的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倒不是因为他用了“意识流”技巧;“意识流”技巧不自他始,只不过他用得比别人更成功。在他的手上,“意识流”只是他用的若干技巧之一,而且他是用它来加深他的现实主义的。乔伊斯有现实主义?正是这样。他的现实主义首先见于《都柏林人》,那是莫泊桑和契诃夫都会满意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子,而且其中的《死者》一篇是法国、俄国的大师们也未曾尝试过的一类作品。一个颇为得意的中年人在一场他扮演主角并作了主要祝酒词的宴会之后忽然感到空虚,连家庭生活也空虚,他的妻子是爱他的,然而那只是平淡的普通的爱,她的心却早已给了许多年前她在乡下认识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十七岁的少年会唱古老的民歌,在听说她要离去的那天,他淋着雨呆呆地看着她的窗子不肯离开。小伙子已经死于肺病,但是丈夫可以看清:她还在想着那段过去,同他结婚完全不能填补那个空缺。幸福的是那死者!而丈夫回顾以往,只觉得自己虚荣、庸俗、无聊。妻子已经睡着了,丈夫躺在她身边一动不动,不再妒忌,而是充满了同情和怅惘,这时候他发现窗上有轻微响声,原来是在下雪了:

  这雪落遍了中部平原的黑土,落到无树的荒丘上,轻轻落入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落进黑森森的、汹涌的善农河里。它也落到山头上埋着迈可·富瑞那个小伙子的寂寞墓园的每个角落,堆积在弯曲的十字架上、墓石上、墓园小门铁栏尖上、小刺树上。他的灵魂逐渐昏沉起来,当他听着雪花无声地穿过宇宙,无声地寻找它们最后的归宿,落向所有的生者和死者。

  这篇小说是用无数生活细节构成的,写得真实、具体,没有议论,也无情感的大波动,平平淡淡地叙述着,而到最后却因一首古老的民歌和妻子倾听它的姿势使丈夫对于自己的生活和为人来了一个透视,而那雪又是何等清凉何等诗意的一笔!
  在《优力息斯》里,同样是现实主义构筑了小说的基石和骨架,同样有真实到自然主义程度的无数细节。这次讨论会上做了两件奇怪而有趣的事:一是在都柏林的克兰勃拉西尔上街五十二号的墙上钉了一块铜牌,由凯纳教授揭幕,牌上写着:

在乔伊斯的想象里,在一八六六年五月,
利奥波特·勃鲁姆——市民,丈夫,父亲,
游荡者,优力息斯的再生体——生于此屋。

  铜牌一立,引起了当地居民的议论,他们指出:从来没有一家犹太人住过此屋,只有克兰勃拉西尔下街五十二号才有可能。不过会议的主持人却坚持说:这是学者们经过考据得出的结论,不会错的。这一点,颇有点像我国红学家考证荣宁两府究在何处的味道。不论怎样,乔伊斯在创造《优力息斯》里面的人物的时候,并非托诸空想,而是有现实生活里的“模特儿”的。由于他写得成功,人们又反过来把书中人物当作真人看待。
  另一件事就是把六月十六日当作勃鲁姆日。《优力息斯》一书描写了一九〇四年六月十六日一天都柏林市民勃鲁姆和他的青年朋友斯蒂芬两人的生活与思想。所以在今年的纪念活动里,六月十六日是一个特别日子。那一天,爱尔兰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优力息斯》一书,长达三十小时,中间没有休息。那一天,除了各种讨论会照常进行,还有几个特别节目。中午十二点,都柏林市长把利菲河上的一座桥命名为“安娜·利菲亚桥”,这是因为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里把利菲河称为“安娜·利菲亚·普鲁拉贝尔”。下午一点,爱尔兰总统希勒里博士在圣·斯蒂芬公园替新树立的乔伊斯半身铜像行揭幕礼。这个铜像不大,也不是抽象派作品,人们只见一个戴眼镜的乔伊斯在沉思,他面前是一片草地,草地过去就是公园的铁栏,栏外对街就是都柏林大学学院的纽曼楼。这是一个幽静的地点,而且人们记得,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就借青年斯蒂芬的口,说道:

穿过斯蒂芬的,也就是我的,绿地……

  现在这句话就刻在半身像下面,作为题词。
  下午三点,人们聚集在街道上,看许多名演员扮演《优力息斯》中“游荡的岩石”一章中的情节。勃鲁姆、他的太太莫莉、斯蒂芬、斯蒂芬的朋友勃克·墨利根、莫莉的情夫波也伦等全部出现,在街上走着,谈着,或彼此躲避着(勃鲁姆就很怕同波也伦碰上)。他们走的路线完全同书上写的一样,所经的街道、公共建筑、商店、海滩、公园、空地等等多数还如乔伊斯当年所描绘的——原来他是十分讲究细节的真实的,写书时虽在外国,却多次写信请朋友们帮他核实所写是否正确。而超乎细节的真实之上,人们发现乔伊斯抓住了都柏林特有的气氛和都柏林人的性格。他并不放过他们的弱点——正是因为他如实地写都柏林的沉闷、守旧和爱尔兰人的爱空谈、吹牛、贪杯等等,他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是人们又发现:他虽然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苏黎世和巴黎等地,他的书却是一本又一本地写爱尔兰的——这说明了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严谨,即不写不彻底了解的东西;同时,这也说明他的心始终是在爱尔兰。
  他特别爱好利菲河:

River run past Eve and Adam’s,from swerve of shore to bend of bay...
河流流过夏娃亚当之家,从河的岸到海的湾……)

  这就是《芬尼根守灵夜》里的第一句,在它的音韵里倾注着乔伊斯对于美丽的利菲河的怀恋。
  这一种音韵上的试验又透露出乔伊斯的永不疲倦地探索的艺术家的心。他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因此每一本新书都是一种新的试验:《都柏林人》之后他就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他要去掉传统小说技巧里的“他想道”、“她觉得”之类的插入语,而让思想、感觉直接出现,而且无间隔地从一个想法、一个感觉流入另一个想法、感觉,像人们脑中心中所实际经历的那样。而等到他来写《优力息斯》,他又在小说的结构上作了重大的创新,全部小说写两个人在都柏林一天的生活,而最后以一个女人的内心独白作结,四十几页无段落,无标点,只到最后才出现了一个句点。然而这创新里又含着一个古老的成分,即在小说结构上完全仿照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史诗上有某一情节的一章,小说里也有相应的一章,亦步亦趋,只不过古今异势,史诗英雄优力息斯在海上飘泊的冒险换成了现代小市民、广告经纪人勃鲁姆穿越都柏林市回家的行程;优力息斯回到家园,发现妻子潘尼罗披用计挫败了要她改嫁的社会恶势力,仍在苦苦等着他,而勃鲁姆则明知妻子莫莉同另一个男人有不正当关系,却息事宁人,不敢过问。这当中有对照,有无言的评论。古代的英雄主义让位于现代社会的灰色的存在了。然而乔伊斯并不简单化。勃鲁姆不是一个丑角,而是一个有一定的正义感的好心人;他的感情、趣味有其精细、高尚的一面,因此当他看人们在一家餐馆饕餮大吃,其状有如食人兽的时候,他就觉得完全不能忍受,宁愿饿肚子也不在那里就餐了。莫莉也不是一个荡妇,她充满了同情心,爱好花草、色彩、一切流动的美丽的东西;她嫌她的情夫粗鲁、庸俗,到头来还是她那老实的丈夫是她身心所寄托的。而青年斯蒂芬——这个永恒的知识分子,永恒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提供了现代社会里另一个典型,脆弱、敏感、落落寡欢,然而又真正地坚强,不是任何社会势力所能轻易地一笔勾销的。在斯蒂芬身上寄托着作家自己的感情、希望、信心,也倾注了他的悲哀和幻灭感,但是他没有美化他,而是把他写得复杂,充满了矛盾,因此也就更加真实。
  乔伊斯的艺术成就是没有争论的。既然这样,人们也就进而要问:这样一个有抱负又有艺术的作家产生了什么影响?讨论会上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说他的影响不大,英国名作家伯吉斯持此说。另一种说他的影响很大很深远,任何人在《优力息斯》之后写小说,就不得不思考是仍用传统技巧还是另用新法——这就是乔伊斯的影响所在。持后说的主要是艾尔曼。他并且指出:正是伯吉斯自己的每部长篇小说否定了他的论点,因为它们明显地表露了乔伊斯的影响。
  然而这两方面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只从后来的作家着眼。对于后来的小说作者,乔伊斯的影响是确实的、巨大的。然而如果一个作家只是“作家的作家”,那么他的成就还是很有局限的。真正伟大的作家首先是一个在长远时期中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当然,在现代西方社会里,有些作家目睹文化艺术为了迎合低级趣味而堕落,是宁愿受到冷遇的。乔伊斯曾告诉美国文人麦克斯·伊斯特曼:他写《芬尼根守灵夜》故意用了新技巧,为了要使“批评家们忙上三百年”。可怜的批评家们并不是毫无用处的:他们的阐释使得《优力息斯》在出版半世纪后已成了可懂的书,这样也就为乔伊斯赢得了更多的读者。现在人们的研究中心逐渐转到《芬尼根守灵夜》,它的情节轮廓也已大体弄清了。这也从另一角度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一部作品一时不易理解就把它斥为“拒绝读者”。应该给作家或作品更多的时间的考验。然而一个作品如果从一开始就执意不要任何读者,那就否定了文艺创作本身存在的理由。即使作品是独白,也必然有作者本人在做听众;何况绝大多数的作品毕竟是作者和读者(不论怎样少,又不论作者对他们提出多少苛刻的要求)的对话。所以问题是:乔伊斯要不要读者?他力求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版,表明他是意识到读者的存在的。上面提到《优力息斯》与《奥德赛》的关联是乔伊斯的匠心独运,然而普通读者未必能看出这点,乔伊斯乃特别用古希腊英雄的名字命名全书,这也表明他是在给读者一个信号,引导他们正确了解他的作品。他在后期作品里创造了大量新词,使得许多读者感到困难,然而这类困难主要是视觉的;当人们朗读的时候,它们就好懂得多。乔伊斯本人特别读了有关利菲河的一长段,录在唱片上,人们听了普遍感到容易理解。乔伊斯尝试过各种风格;《优力息斯》第十四章里有一个各体文字的风格展览,证明乔伊斯极擅文体模仿。但是后来——他的目疾日趋严重可能是原因之一——他更倾向于有声的语言,大量采纳爱尔兰口语,大量运用双声叠韵,这就把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口头语言艺术更加推进一步,透露出乔伊斯群众化的一面来了。
  有群众化的一面不等于拥有群众;他没有获得大量读者,就是在爱尔兰也不是多数人知道他的名字。在这次百周年纪念活动里,一般人主要是感到好奇,而报纸上的纪念文章,不少是用开玩笑的口吻来写的,就连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也登着这类故意大用双声叠韵的《芬尼根守灵夜》式的仿作,像是乔伊斯留下的主要只是技巧与手法,像是他只是一个怪诞人物,值不得认真对待似的。
  幸亏他还有别样的读者。也许,他的最热心的读者还不是后来的小说家,而是诗人。他的百年庆祝活动吸引了许多诗人从世界各处来到爱尔兰。这次都柏林盛会的真正高潮也是一次诗歌朗诵会。六月十八日晚上,即会议结束的前夜,在道森街的大厅里,灯光辉煌,讲台上坐了十位名作家,其中主要是诗人:燕卜荪、欧巴(Luciano Erba)、芒塔儿班(Manuel  Vazquez Montalban)、安申斯勃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伐尔维第(Jose MariaValverde)、沙巴蒂埃(Robert Sabatier)、英国盲诗人大卫·赖特(David Wright)、用盖尔语写作的苏格兰诗人绍莱·麦克林(SorleyMaclean)。这最后一个麦克林《世界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三期载有拙译绍莱·麦克林的诗六首。也是我早想见面的人,不料却在都柏林碰上了他!此外还有两位:一位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另一位是尼日利亚的阿契贝(ChinuaAchebe),两人虽不以诗著,却都是有全世界声誉的大作家。
  十个人全朗诵或讲了话(大卫·赖特由他的妻子代读)。燕卜荪读了他早年的诗,虽然仍旧不易听清,但是诗人兴会甚高。博尔赫斯脸容清瘦,双目全盲,虽然已经八十三岁,但由于他喜欢乔伊斯,不顾长途旅行之苦,来参加了这次盛会。他读诗时显得异样激动。安申斯勃格是德国诗人,这一晚却用流利、地道的英语读他的诗的英译本。伐尔维第是乔伊斯作品的西班牙文译者,读的则是他自己写的有关语言的诗。每一个朗诵者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掌声最多的则是麦克林和沙巴蒂埃。麦克林是一个穿粗呢衣服并打粗呢领带的苏格兰人,年逾七十而仍然一头浓发,用洪亮的嗓音把盖尔语的开阔的元音和多用头韵等特点读出来了。他的诗是古老的自然景物、纯朴的感情和现代的敏觉的结合。沙巴蒂埃另有一种风格。这位法国诗人、教授、多卷本法国诗史的作者纯然是法国古典风,他穿着整齐,脸容严肃,虽然个子不高而中气甚足,用一种节奏感极强的铿锵声调读了几首格律谨严的法语诗,使人回想起从高乃依、拉辛、莫里哀起就有的法国剧院和学校的朗诵传统,在那英语充斥的都柏林会上为西欧文化之花的法兰西诗歌赢得了特殊的光荣。
  我沿着格拉夫顿街慢慢走回旅馆,再度走上大桥望着蓝黑色的利菲河水,心里不能平静。我对庆祝会上的讲演和讨论是喜欢的,然而印象不深,只有这次诗歌朗诵会使我特别快乐,因为它使我更加深切地感到文学创作对于人类所作的巨大贡献。乔伊斯大半生贫病交加,作品不易出版,出版了也没有多少读者,然而他从不看轻自己的工作,而是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追求艺术的完美,而完美只是为了能使人们更敏锐、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周围,对于人生事物有更高尚的标准,使人的思想感觉不是停滞,而是流动向前,这样也就使人处于活跃状态,而活跃才能带来希望。认真的创新不是一个作家的炫奇,文学语言的刷新是异常艰苦的工作。一九七八年逝世的休·麦克迪尔米德——另一个诗人,另一个乔伊斯的知音——曾经在五十年代出了一本大诗集,题目就叫《悼念詹姆斯·乔伊斯》。他赞扬乔伊斯在刷新语言上的成就,认为这位爱尔兰作家寻到了

一种能尽各种功用的语言,
它有一种奇妙的透澈,又有火光样的品质,
流泻如清泉,飞腾如大鸟,
一片金黄如太阳照耀下的田园景色。
凡我们要表达的都表达得快速,明亮,准确,
像上帝那样有绝对把握
。……

  这样的语言是“可怕的美”的一部分,而这美不止使得都柏林不朽,还照亮了世界各地许多青年艺术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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