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友谊
福柯和布朗肖见过一次吗？对于福柯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布朗肖来说，答案则是肯定的。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福柯和布朗肖在索邦大学的校园内相遇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日子里，陌生人之间的讨论并不突兀。布朗肖认出了已经大名鼎鼎的福柯，并和他讲过几句话。但是，福柯并不知道同他讲话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偶像布朗肖。尽管布朗肖名声显赫，但二战以后几乎从未抛头露面。他只通过写作的方式在场。除了他的著作，人们对他一无所知。只是在五月风暴期间，他才唯一一次以匿名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开场合。福柯当然不会认出他来。布朗肖不接受记者采访，不暴露自己的照片，也不参加学术会议，甚至也极少同自己的朋友（包括最好的朋友列维纳斯）见面，他和朋友的交往方式就是不间断地写信。他过着隐居而隔绝的生活，就像他一再在他的书中所表达的那样，他赋予了沉默、孤独和距离以独特的价值。不和人面对面说话，布朗肖就采取尼采的方式，自己和自己热烈地谈话，一个孤独者和他的影子在说话。他常常在书中自问自答，自己和自己进行“无限的交谈”。到2003年他去世之前，人们并不清楚，这个被称为法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失踪者，到底是否还在人世。
在六十年代，福柯读过布朗肖的大量著作。布朗肖成为福柯最迷恋的作者之一。福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多次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布朗肖的敬意。他曾对他的朋友说，他年轻的时候，梦想成为布朗肖。他在文中大量引用布朗肖的话，仿照布朗肖的风格，他在《知识考古学》后面所采用的自问自答的方式就是对布朗肖的模仿和致敬。布朗肖、巴塔耶和克罗索夫斯基，这三个人同时是哲学家和作家，他们也是福柯五六十年代迷恋的三个作者。正是他们决定性地把福柯引向了尼采。“对我来说，尼采、巴塔耶、布朗肖、克罗索夫斯基是逃离哲学的途径。巴塔耶的狂暴，布朗肖既诱人又恼人的甜蜜，克罗索夫斯基的螺旋，这些都是从哲学出发，把哲学带入游戏和疑问，从哲学中出来，再回到哲学中去。”他们都打破了哲学和非哲学的界线——这也正是福柯的风格。不过，他和他们并不来往。他只是在罗兰·巴特的引荐下同克罗索夫斯基见面并建议了牢靠的友谊。而巴塔耶1962年就过早地去世，隐居者布朗肖则从不见人。对福柯来说，他也愿意保持着对布朗肖的神秘崇拜。或许，保持距离，正是他们之间的内在默契。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福柯同布朗肖共进晚餐，被福柯婉言谢绝了：只通过读他的文章来认识他和理解他。两人刻意地不见面。但是，用布朗肖的说法，他们“都惦念着对方”。
福柯是通过萨特的文章发现布朗肖的，但是，他很快就站在布朗肖的一边来反对萨特。如果说，萨特是六十年代法国思想界的太阳，而隐匿的布朗肖则是思想界的暗夜。但神秘的布朗肖是如何发现福柯的？经过一个出版界朋友的推荐，布朗肖看到了福柯尚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的手稿，就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大为赞赏。在本书出版后，布朗肖最早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福柯1984年去世之后，布朗肖写了《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对福柯的所有重要著作，对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作了全面的评价——显然，他在持续地阅读和关注福柯。为什么是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就是因为从未谋面。这是一种从未见面的保持距离的友谊。何谓保持距离的友谊？布朗肖在他出版的《友谊》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必须以一种陌生人的关系迎接他们，他们也以这种关系迎接我们，我们之间相互形同路人。友谊，这种没有依靠、没有故事情节的关系，然而所有生命的朴实都进入其中，这种友谊以通过对共同未知的承认的方式进行，因此它不允许我们谈论我们的朋友，我们只能与他们对话，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谈话（文章）的话题，即使在理解活动之中，他们对我们言说也始终维持一种无限的距离，哪怕关系再为要好，这种距离是一种根本的分离，在这个基础上，那分离遂成为一种联系。这种分离不是拒绝交谈知心话语（这是多么俗气，哪怕只是想想），而就是存在于我和那个称为朋友的人之间的这种距离，一种纯净的距离，衡量着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阻隔让我永远不会有权力去利用他，或者是利用我对他的认识（即便是去赞扬他），然而，这并不会阻止交流，而是在这种差异之中，有时是在语言的沉默中我们走到了一起。
这是布朗肖独特的友谊观。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友谊总是同分享和共存联系起来。友谊就是要共同生活（罗兰·巴特曾经在法兰西学院的一年课程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如何共同生活？）。如果长时间不来往，友谊就渐趋熄灭。友谊正是在共享中得以持久和维护：共同享受美好的时光，共同享受彼此之间的快乐和福音，正是在这种分享中，友谊得以深化。而蒙田还不满足于共享这个概念。对他来说，真正的友谊不仅是分享和相互理解，而是两个人灵魂的完全交流，真正的朋友其内心深处是一模一样的，两个灵魂复合在一起毫无差异。此刻，朋友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感激、义务和责任。因为好的朋友就如同一个人，一个人不过是另外一个人的影像，他们之间达成了彻底的重叠，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距离。蒙田说：“我这里要说的友谊，则是两颗心灵叠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成为一体，令二者联结起来的纽带已消隐其中，再也无从辨认。”因此，“他们间所有的一切，包括意志、思想、观点、财产、妻子、儿女、荣誉和生命，都是共同拥有的。他们行动一致，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他们是一个灵魂占据两个躯体，所以他们之间不能给予或得到任何东西。”
我们看到，布朗肖是对这种漫长而根深蒂固的友谊观念的一个拒绝，他扭转了友谊讨论的方向：友谊不是无限地接近。相反，友谊就是不见面，就是保持距离，就是对距离和差异的刻意维护，就是朋友之间的沉默以对。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差异和沉默，友谊才会更加纯净，朋友之间的友谊纽带不会成为羁绊，或者说，朋友之间不存在纽带，“分离遂成为一种联系”。
而福柯对沉默和友谊的关系也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某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另一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我深深地记得制片人丹尼尔·施密特造访我时的情景，我们才聊了几分钟，就不知怎地突然发现彼此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来我们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待到午夜。我们喝酒，猛烈地抽烟，还吃了丰盛的晚餐。在整整十小时中，我们说的话不超过二十分钟。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友谊。这是我第一次在沉默中同别人发生友情。
或许，在布朗肖和福柯之间发生的就是这类友谊：不见面，保持纯净的距离，没有世俗的任何污染，从而让朋友处在绝对的自由状态。与此同时，以写作和阅读的方式，关注对方，评论对方，和对方彼此交流。这种友谊不存在“私交”。这就是布朗肖所说的“知识友谊”。但是，这种友谊从不轻易地说出来，这种友谊需要以沉默的方式来维护，对这种友谊的言说和宣称，不是对它的肯定，而是对它的损耗。朋友，只有在朋友永远地离开的时候，只有朋友永远听不到朋友这个称呼的时候，才可以被宣称。也正是在福柯永远无法倾听的时候，布朗肖才开始公开地宣示这种友谊：是的，福柯是他的朋友。“友谊是许诺在身后赠给福柯的礼物。它超越于强烈情感之外，超越于思索问题之外，超越于生命危险之外……我坚信，不管处境多么尴尬，我仍然忠实于这一份知识友谊。福柯的逝世令我悲痛不已，但它却允许我今天向他宣示这份友谊。”
尽管福柯不能向布朗肖宣称这种友谊了——两个朋友，总有一个人要先走的，总有一个人不能向另外一个人公开地宣示友谊——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想象福柯会认同布朗肖的做法。因为，在罗兰·巴特逝世后，福柯在他的追悼致辞中所表达的对友谊的看法，同布朗肖所说的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也是在巴特去世后，福柯才宣示这种友谊。福柯说，罗兰·巴特“二十多年不懈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公认，并具有独创性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使我无需借助我与他的友谊……请允许我在今天下午披露这唯一的友谊。这种友谊与它所痛恨的死亡至少在寡言少语上是相似的”。同样，友谊只能在死后披露；友谊只发生在沉默寡言之中；友谊不是任何务实的工具。这不就是布朗肖对逝去的福柯所说的吗？
布朗肖在他的这篇纪念文章的最后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朋友啊，世上是没有朋友的。”通常，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矛盾修辞：怎么能称呼一个人为朋友，怎么能对着一个朋友的面，但同时又对他说世上根本就没有朋友呢？但是，在布朗肖这里，这句话完全没有任何的悖论：是的，世上已经没有福柯这个朋友了。所以，现在，我可以称他为我的朋友。这是“没有私交”的朋友，沉默的朋友，是纯粹的“知识友谊”。
二、沉默
这种生前从未宣称的也从未见面的“知识友谊”，对福柯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布朗肖的“外界思想”（the thought of outside）。什么是“外界思想”？
在福柯看来，这种外界思想的核心是：“语言的存在随着主体的消失而自为地出现。”语言和主体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关注对象。语言不再是主体说出来的，“说话的主体不是话语（什么控制着它，什么用它去主张和判断，又是什么通过设计好的有效的语法形式借助于它时不时地自我表述）负责任的发出者，而是一个非存在，在其空无中，语言的无尽之流在不间断地持续。”主体正是在语言中解散，它消失在语言的地平线后。这个趋势的隐秘开端是萨德和荷尔德林。他们针对的对象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内在化思想。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尼采、马拉美、阿尔托一直到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和布朗肖，它们推进了这一外在思想。对于布朗肖来说，他不仅是这一思想的推进者和见证者，他就是这一思想本身。但是，用语言来使得主体消失，绝不是布朗肖的唯一工作，或者说，有诸多人通过语言来宣布主体的消失。用福柯的话说，“主体消失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被欢呼的经验。”
而布朗肖又怎样以他自己的方式通过语言来消除主体呢？布朗肖最醒目的方式是将沉默引入到语言中，他反复地谈论语言和沉默的关系：“在这种话语中，世间在退却，目的已全无；在这种话语中，世间保持沉默；人在自身各种操劳、图谋和活动中最终不再是那种说话的东西。在诗歌的话语中表达了人保持沉默这个事实。”语言不是证实人的存在，不是人的发声，不是人的显赫在场的标志，恰好相反，语言表明了人的沉默和缺席。人正是通过语言而不存在，而不会讲话。因此，“诗歌的话语不再是某个人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没有人在说话，而在说话的并非人，但是好像只有话语在自言自语。语言便显示出他的全部重要性；语言成为本质的东西；语言作为本质的东西在说话，因此，赋予诗人的话语可称为本质的话语。这首先意味着词语由于具有首创性，不应用来指某物，也不应让任何人来说话，而是，词语在其自身有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词语和语言的本体论。词在自我做主，它斩断了和主体的关联，而变成了一种纯语言，在诗歌中，这样一种纯语言得以体现；在诗歌中，这种词语回到了其本质；在诗歌中，词语获得了纯粹的有尊严的存在感；在诗歌中，词再也不是对事物的反映，而是要消灭事物，它唯一的反映就是词，它唯一剩下的就是词的无声的本质。而诗歌中最后的剩余之物，这最后的词，这所有词的基础的词，当一切都停滞和消失时，它就像是“潜在的火花”，突然显示为“闪电的瞬间”和“闪电的爆发”。这就是诗的高潮。由于诗滞留于这一刻，它也是诗的全部，但是，它置身于这一高潮，也意味着诗的解体，它在完成的同时，也在消失。它在闪电的瞬间耗尽和摧毁了诗和作品，也正是这闪电的瞬间，这语言的战栗，它显示的是一切可见物的碎片化，是非存在，是虚空，它使得作品变得不可能，使作品永远无法抵达一个终点，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形象，作品处在持续的解体和耗散中，也就是持续地处在向外部的流变中。这种写作的语言，就“是那种永不停歇，永无止尽的喃喃之声，倘若人们终于想要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必须要它沉默”。这也正是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说的：“词静静地小心翼翼地淀积在空白的纸面上，在那里，它既无声响又无对话者，在那里，它要讲的全部东西仅仅是它自身，它要做的全部事情仅仅是在自己的存在的光芒中闪烁不定。”
在此，语言和词获得了彻底的自主性，它们自己在说，但是在说着虚空。布朗肖这种关于文学语言的思想，来自“马拉美的亲身体验”。但是，他同样也来自海德格尔的启发。实际上，布朗肖以及他的朋友列维纳斯，是法国最开始重视海德格尔的思想家。他们持续地处在同海德格尔的对话中。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思想对布朗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海德格尔来说，他也是从对流俗的语言观的批判开始他对语言的思考的。所谓流俗的语言观认为，说，就是人的发音器官在说，就是人对自己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它是人类的表述和再现活动，是对物的表述，它是一种概念化的表达——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所常见的语言之说和语言观念。海德格尔对此提出了质疑。对他来说，这样的说（Sprechen）并非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在于道说（Sagen），道说和说迥然不同。人们不断地说，但并无道说；人们沉默，却能道说许多。
那么，什么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道说？“‘道说’意味：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如果说，通常意义上的“说”意味着有一个物存在在那里，不顾语言、先于语言自在地存在在那里，而“说”不过是人对那物的再现，对它的事后命名、捕捉和追加，是人对那物的清晰而逼真的指代，那么，“道说”则完全相反。道说和物的关系不是这种再现关系。恰恰相反，没有“道说”，就没有物。用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词语》的最后一句来说，就是“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物之所以能显现，或者说，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词语。是词语让它存在，让它显现，让它在场。不是物自在地在那里，让词语去追逐它和表现它，而是词使得物成其为物本身，显现它本身，词使得物显现和在场，使得物如其所是地在场。“作为这样一个词语，它持有并保持一物在其存在中。”词语在自身中扣留着物。也就是说，不是词向着万物靠拢，而是相反，是“万物向着词语聚拢”。词语在聚集万物。正是语言的道说，它的显示，它的“让看”，使得在场者得以在场，不在场者得以隐匿。而语言在无声地聚集万物，语言的道说，“既澄明着又遮蔽着把世界显示出来”。而这个世界的诸要素天、地、人、神，正是因为语言的道说，正是因为这种道说开辟的道路，才相互面对，相互嬉戏，相互应答，相互转让，相互映射，相互开放，从而组成了一个总体的亲密的纯一性。语言的道说，正因为它为这样一个纯一的世界开辟了道路，它是大道（Ereignis）的运作，它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关系，“语言表现、维护、端呈和充实世界诸地带的‘相互面对’，保护和庇护世界诸地带，因为语言本身，即道说，是自行抑制的。”它也意味着，它不仅显示了这个世界，聚集了这个世界，它也庇护着和保护着这个世界。它在显示和遮蔽的张力中来保护着这个世界。而人，这种终有一死者，正是栖居在这个四维一体的世界（welt）中而得到保护。
道说正是因为它的显示，它让物和世界的在场，而导致了“看”。道说让“看”。当然，语言的道说也一定会被听。也正是因为语言的道说，我们听。听，就是听语言的道说。“我们是通过让语言的道说向我们道说而听从语言。”语言不是追逐物进而对物进行命名，而是在自行和自主地道说，而我们正是听语言的自行道说之后才能说。说，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是一种听。我们要顺从语言而听。我们听了这语言才能说。说的前提是听。“人之说的任何词语都从这种听而来并且作为这种听而说。”因此，人通过听之后而来的说，就是一种应合，是对道说语言的应和。就此，说和听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听不是针对一个他人的说而听，说，也不是针对一个他人的听而说。说和听，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一方在说一方在听的相互关系。说，是听语言的道说之后的说，是应合这种道说而说，也就是说，是在语言中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说话，无非是因为我们应和语言。”我们再也不是说语言了，而是相反，我们是在回应语言，而语言借助我们在说，语言在说我们。我们总是被动地在说。语言不是我们说的中介，我们是语言在说的中介。这正是人和语言最本质的关系，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也是人的定义：“人之为人，只是由于人接受语言之允诺，只是由于人为语言所用而去说语言。”人并不掌握语言，它只是语言的工具。一旦这样去理解语言和人的关系，那么，语言就不单纯是人的手段，人反而成为语言说的手段。在海德格尔这里，语言开始摆脱了人的操纵，而变成了对人的操纵。语言迫使人从那个主宰一切的掌控者位置上退位。这不正是福柯所说的“语言的存在随着主体的消失而自为地出现”？这同样也是布朗肖所说的，“语言作为本质的东西在说话……不应让任何人来说话……从此说话的不是马拉美，而是语言在自言自语。”
对海德格尔来说，语言是显示的，是让看和让听的，它让万物显现，并且让它们进入一个纯一性的世界中。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庇护性的，它是自行抑制的。也就是说，在它敞开物，将物带入天地人神四维世界并促成这个世界的诸要素彼此相互面对时，它又使之归隐在这个纯一性中。语言让物归于宁静，也让这个多维世界宁静。作为显示，它让大地和万物敞开；作为抑制，它让大地和万物归于沉默。它在敞开的同时，也保持着闭锁。它让这个世界发生，但是也让这个世界归于寂静，这个世界一发生就归于宁静。这个世界一显示，就得到庇护和掩藏。语言内在地就包含着这种显隐的张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在说，但却是沉默地说，它一开口就沉默。它同时兼具世界的敞开和大地的闭锁双重特征，它让敞开和闭锁同时发生在自己身上，从而具有一种特有的张力：说和沉默的张力，语言在说，但是，“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寂静静默，因为寂静实现世界和物入其本质。”世界和物在敞开的同时就进入寂静。说，也就意味着说的沉默，说，消失在沉默中。
海德格尔对语言的哲学思考来自于诗，他是让语言和存在、和存在的赠予发生关系，让语言和那个天地人神的四重世界发生关系（就此，语言是关系的关系），而布朗肖则将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沉思重新返回到诗和文学作品中。他是从文学和语言的角度，不是从存在的角度，再次强调语言和作品的寂静，“作品强制一种寂静，他把一种寂静的内在性给予这个无内在性也无闲息的外部，即原初的体验的话语。”话语最终归于寂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说归于沉默。布朗肖称“作品所封闭的东西也正是将它不停地展开的东西”。这正如海德格尔所宣称的，语言在对世界敞开的同时，也在对世界进行闭锁。文学作品不是再现了什么，而是隐藏了什么，而正是在文学作品中，“在这种话语中，世界保持沉默。”海德格尔的寂静之说，就这样进入到布朗肖的沉默之说中。
但是，布朗肖终究不是海德格尔。福柯在对外界思想的谱系勾勒中甚至没有提到海德格尔的名字（他在此前曾熟读海德格尔）。布朗肖放弃了海德格尔式的语言和存在的关系。存在并不处在语言的核心。福柯对此心领神会：“语言，在它对存在的关注和遗忘中，具有一种掩饰的力量，这种力量抹去了每一个确定的意义，甚至抹去了言说者的生存；语言的灰色的中性，组成了所有存在的基本的藏身之地，进而使形象的空间得以解脱。”语言，消除了言说者（这同海德格尔一样），消除了任何的再现形象。但是，它也是对存在的遗忘。它不是存在的运作，它以一种不可穿透的灰色的中性来对待存在——存在不再包孕在语言的富于张力的诗意庇护之中。布朗肖的沉默不是对存在的秘密看护。对布朗肖而言，说，是在说着沉默，但不是说着存在的沉默，而是说着虚空的沉默，是“灰色的中性”的沉默。在海德格尔放置存在的地方，布朗肖诉诸的是虚空。海德格尔的沉默是对存在的庇护和隐藏，是无声的嬉戏，这种沉默是无声的聚集，它反倒有一种内在的充满激情的涌动。但是，布朗肖的沉默是纯粹语言的沉默。沉默既是说话者的沉默，也是一种无中心的沉默，一种匮乏的沉默，一种不是向内部凝固获得饱和意义而是向外界无声地侵蚀的沉默。语言始终是一种运动，一种沉默的运动，但这种运动不是指向一个焦点，一个可见性和可靠性的根基，相反，它指向外部，指向一种永远在逃脱焦点和摆脱自身的外界，正是在对这个外界的不间断的逃脱中，它不断地进入自己的虚空：意义的虚空，说话者的虚空，一切指涉的虚空。正是对外界的持续逃脱和侵蚀，语言总是处在进一步的对虚空的等待之中，总是处在自己跨越自己的解散之中，总是处在摆脱各种意义和外物的束缚之中。如果说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语言之沉默是一种聚集和一种充实，那么，对于布朗肖而言，语言之沉默是一种解散和虚空。在此：“没有反思，只有遗忘；没有矛盾，只有抹擦性的争论；没有和解，只有不断的低吟；没有语言整体的艰难征服中的心智，只有无穷无尽的外界的侵蚀；没有最终使自己真相大白的真理，只有始终已经开始的语言的溪流和伤悲。”就此，语言在否定自己的虚空中，在自我的沉默中，在对内在意义的逃逸中，在向外界的永恒奔波中，自行解散。
这样，词和语言脱离了存在的捆绑。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语言是存在的给予也是存在的庇护，语言是存在之家；但是，对于布朗肖来说，语言就是存在，语言就是自己的孤独存在，语言是自己的家。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语言在敞开了物和世界的同时也让它们进入寂静之中，对于布朗肖来说，语言与物没有关联，语言的寂静是自身的寂静，语言进入自身的寂静之中。尽管布朗肖的沉默和寂静的概念来自海德格尔，但是，他根除了存在的概念，根除了海德格尔自己并不承认的形而上学残渣。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总是有一个大道（Ereignis）在牵挂，一个救赎性的“存在的赠予事件”的牵挂；对布朗肖来说，没有这样一个存在，或者说，词唯一的存在就是它本身。词在捆绑自身时，“消除了任何真理的可能性”。词被一种彻头彻尾的孤独所充斥。
三、语言
或许，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下半期的法国哲学来说，同海德格尔的对话和争辩是最重要的思想事件。布朗肖借助马拉美将自己从海德格尔那里解脱出来——马拉美的“词在说”同海德格尔的“词在说”有根本的不同。而列维纳斯提出了“他者”概念来打破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封闭性；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和德勒兹都是借助于尼采来拒绝海德格尔。所以，福柯在他开列的一串外界思想的名单中并没有海德格尔，对他来说，海德格尔或许仍旧待在外界的反面，待在一个内界，待在一个以“存在”为旨归的被语言所覆盖的内界之内。
而福柯通过布朗肖，通过布朗肖笔下的马拉美看到了语言的另一面，尤其是现代文学的语言一面。正是在现代文学中，语言开始了不及物写作，开始了自我显示，“它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将仅仅是在一种永恒轮回中一次一次地折向自身，就好像它的话语可能具有的全部内容仅仅是去讲述它自身的形式”。说话的主体被这种语言杀戮了。
但是，这种杀戮又并不等同于结构主义的杀戮。对结构主义而言，语言同样杀死了说话的主体。如果说，海德格尔的语言在说，是物的敞开，最终是存在的赠予事件的发生，它要求人去谦恭地听和回应，人们在听这种语言从而作为这种语言的工具而说；那么，对于结构主义而言，语言同样是迫使人去说，人同样是语言的说话工具，但是，人是遵照语法在说，人陷入了语法的先天陷阱而被动地说。语言存在着一个稳固的语法结构，人只是在这个结构中而说，是语法在借用人而说。整个结构主义就来自于这样一种判断，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主体消失在非历史化的稳定的结构之中。因此，语言的出现引发人的消亡，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人在听语言而后说；对于结构主义而言，是人陷入语言的结构而在说；对于马拉美、布朗肖和福柯而言，是语言在自言自语地说，是语言在自我展示，是语言在自我振荡和自我发光。人在这里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人从来不是一个说话的主体。语言的自主存在就一定意味着说话主体的消失。
既然语言斩断了同外界的联系，既同说话主体的联系，也同外物的联系，那么，这种自我指涉的语言将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运动？“它只会在等待的纯粹性中展开。等待不会指向任何事物：任何满足它的客体都将会把它抹去。然而，它不只局限于一个地方，它不是顺从的静止；它有运动的耐力，而这运动永不停止，并且永远不会许诺用休息犒赏自己。”语言一直在运动，一直在逃避式地运动，一直在同内聚相反的方向在运动，一直在奋力解脱主体和物的约束而播撒式地运动。我们看到，这既像是德勒兹的根茎的运动模式，又像是德里达的能指的滑动模式。对于德勒兹而言，所谓的外界思想就是摆脱一切的中心而无规则地向外逃逸的运动，只不过他并非专指语言，而是指一种更加普遍化的思维。对于德里达来说，语言是在差异的轨道上运动，是在自我否定和解散的轨道上运动，这种语言的运动将运动的时间空间化，同时又将运动的空间时间化，这种运动将时空处在一种永恒的撕扯和翻卷之中。对于布朗肖而言，这种运动的语言是那种“永不停歇，永无止境的喃喃之音”，它有其高潮和闪电。而对于德里达而言，这种运动来自于词与词的差异，一个词之所以是它自身，不是来自于它和外物的关联，而是来自它和其他词的差异，来自它相对于其他词的独异性。词并不孤独，但它的伴侣不是物，而是另外一些词，另外一些前后相续的词。在此，语言既无低语，也无高潮；既无闪电也无寂静；语言在播撒式地无休止地嬉戏。语言在玩弄着自身的刻苦游戏。这也正是德里达的语言风格。他让语言和字词挖掘自己的深渊的同时也不断地填满这深渊。而写作《外界思想》的福柯，正处在他的文学生涯，对他来说，现代文学正是语言获得自主性之后的一个重要补偿。正是在这里，词是一种“野蛮而专横的实在”。这是福柯在说吗？这是词在说，词在自言自语。它是不及物的单纯的语言展示。《外界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不及物的语言实践：一种文学诗意的展开，一种纯语言的展开。在此，语言的字词、节奏、句式创造了自己的旋律，在自主地跳舞，无论是所指，还是主题，无论是写作者自身的面孔，还是读者的面孔，都被遗忘了。人们在这篇奇妙的文章中看到了什么？对读者来说，是等待的虚空；对作者来说，是主体的消失；对主题来说，是透明的遗忘。语言摆脱了再现的王国，摆脱了曾经拉扯它纠缠它折磨它的一切外物，摆脱了那个千百年来禁锢它的老套体制，它剩下的就是它的赤裸自身，它仿佛溪流一般吟唱着自身的伤悲和欢快。在此，语言吞噬着它的全部孤独。
这难道不是评价布朗肖的最好方式吗？这不也是对布朗肖那些喃喃低语的回应？这难道不是对布朗肖的“神秘”的神秘致敬？是的，它不是展开了布朗肖的真相，而是试图在打开布朗肖的秘密时又隐藏这种秘密，它对布朗肖一开口就让布朗肖陷入了沉默，它让布朗肖的沉默归于沉默，最终，它在布朗肖的黑夜中看到了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