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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让·波德里亚:作为价值毁灭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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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4-07-31  

让·波德里亚:作为价值毁灭的诗歌

车槿山 译




  1.索绪尔的第一条法则,即配对法则,根本不是谐音法则或某个音素的无限表达性冗余,他自己一再强调了这一点。
  “Pour qui sont ces serpents qui sifflent sur nos tetes?”
  (“这些在我们头上的蛇是为谁而嘶叫的?”)
  这些响尾蛇属于一种能指重复和积累的语言学,这种语言学总被某种说不清楚的所指效果目的化:“s-s-s-s”,能指也在嘶叫——“s”音越多,叫声就越响,威胁就越大,“表达”就越好。再如:
  
“...the faint fresh flame of the young year flushes
from leaf to flower and flower to fruit
...”
(“……幼芽那无力的新鲜火苗
从叶到花,又从花到果……”)

  福纳吉(I.Fonagy)说:“在史文朋(A.C.Swinburne)的这些诗句中,我们感到有微风吹过,尽管诗中没有明确提到微风”(《第欧根尼》第51期)。索绪尔所说的配对,是经过计算的、有意识的、严格的复制,它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重复——这种重复不是词项的积累,不是积累的或叠韵式的(强迫性)冲动,而是成对词项周期性的相互抵消,是通过重复的循环而达到的毁灭。“元音总会准确地配对,余数总会为零”。他为这条法则引了一句寓意深刻的话:“上帝因偶数而愉快。”这里是说,无论如何,愉快本身不是由于同一成分的堆积,不是由于意义被同一成分的累加所强化,相反,愉快是由于同一成分被复本抵消,被反元音、反书写的循环抵消,音素特征在这个循环中就像在镜子中一样消失了。
  2.索绪尔的第二条法则涉及主题词,即在文本下流动的“易位主题”。这条法则也应在相同方向上分析。必须看到,主题词法则并不是重复最初的能指,并不是随着文本的展开而复现这个能指的所有音素,尽管在这一点上索绪尔很模糊:“隐形书写的目的是突出一个名字,一个词,尽量重复这个词的音节,从而赋予它第二种存在方式,可以说这是附加在此词原初方式上的一种伪造的存在方式。”事实上,主题词通过文本散射,仿佛被诗句和诗篇所“分析”,化为单一的成分,像分解的光线一样扫过文本。换一种方式说,原始语料被分散,成为一些“局部对象”。因此这不是同一成分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不是同义重复或同义转述,不是原始神名的秘密变形,而是一种断裂,一种消散,一种肢解,神名在这里毁灭了。这不是一个“伪造的复本”(如果是把同样的意思再说一遍,那复本有什么用?),而是一个肢解的复本,它像奥西里斯(Osiris)和奥耳甫斯的身体那样被切碎了。能指被分解成零散的碎块,这样的变形不是为了强化能指的存在,不是为了实实在在地重复能指,它相当于能指本身的死亡,相当于能指的毁灭。说到底,在能指的层面上,在代表神名的层面上,这是祭献仪式中处死的神或英雄的等价物:图腾动物、神或英雄在祭献仪式中被自己的死亡肢解、瓦解(有时还被碎尸,被吃掉),他们此后就以这种状态四处流动,成为社群一体化的象征物质。神名在能指的死刑中被碎尸万段,分解为音素成分,它以这种状态出没于诗歌,按照碎片的节奏重新组合诗歌,但它永远不会恢复原状。
  象征行为从来不是让神名在诗歌中绕一圈、散布开来之后再恢复原状,象征行为从来不是能指的复活。斯塔罗宾斯基的话是错误的,他说:“关键在于认出那些引导性音节,把它们重新聚拢起来,就像伊西斯(Isis)把奥西里斯的尸体碎块重新合起来那样。”拉康的象征主义理论也是错误的,他说:“尽管人有时会渴望自己身上有多少个名称独立的肢体,就有多少个他者,尽管人必须承认自己有多少个肢体,就有多少个隐喻这些肢体的此在(这些肢体与人的尚未存在就已失去了的统一体相分离),但我们也看到,象征的认识价值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为各种象征正是人的各个肢体本身,这些肢体以异化的形式四处流浪,然后又回到人的身上。”象征行为从来不在这种“回归”中,从来不在这种异化后的再综合中,从来不在这种同一性的复活中,相反,它永远存在于名字、能指的蒸发中,存在于词语的消灭中,存在于这种一去不返的消散中,正是这种消散使诗篇内部的紧张流通成为可能(如同节日和祭献仪式期间的原始社群),正是这种消散恢复了语言的快感,这里仍然是什么也不剩,什么得数也没有。在一大堆语言学范畴中,没有多余的东西能抹去能指丧失和死亡的丑闻,抹去语言狂热骚动的丑闻。语言像巴塔耶所说的生命那样,“要求死亡来摧残它”。
  当然,索绪尔规定的那条界限在此被冲破了:这个诗歌原则不仅仅适用于吠陀文、日耳曼文和拉丁文诗歌。我们没有必要像索绪尔那样试图把“证据”的假设普遍化:现代诗人显然从未给自己规定一个生成性的主题词,即使古代诗人曾经这样做过——但这并不是一种反驳,因为很清楚,索绪尔所揭示的那个形式对于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时代都是有效的。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这正是快感的明证性——好诗就是没有剩余的诗,就是把调动起来的声音材料全部耗尽的诗,相反,坏诗(或者根本不是诗的诗)则是有剩余的诗,在坏诗中,不是所有的音素、复音、音节或有意义的词语都被其复本重新抓住,不是所有的词语都像原始社会的交换/馈赠那样在一种严格的相互性(或对立性)中蒸发和耗尽,在坏诗中,我们可以感到剩余成分的分量,它没有找到自己的对应物,因此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死亡和免诉,没有找到可以在文本自身的操作中进行交换的东西:正是根据这个残余物的比例,我们可以知道一首诗是坏诗,知道它是话语的残渣,是在可逆性言语的节日中没有烧完、没有失去、没有耗尽的某种东西。
  这个剩余就是价值,是意指活动的话语,是受到语言学支配的我们的语言。意指活动和交流活动的经济学正是建立在所有未被语言的象征操作和象征消除重新抓住的东西上。正是在这里,在代码的法则下,我们生产并交换词语和意义价值。
  经济过程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进入积累和价值流通的东西,是祭献的消耗中剩余下来的东西,是馈赠和反馈赠的不断循环中尚未耗尽的东西。人们积累的就是这个剩余,拿来投机的就是这个剩余,经济就是这样诞生的。

  从这个剩余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我们的意指活动模式的第三个维度。我们知道,诗歌操作“打破了语言的两条基本法则”:
  1.能指/所指的等价关系;
  2.能指的线性(索绪尔说:“构成一个词的所有要素都是前后接续的,这是一个真理。最好不要因为它很明显,就把它当做是语言学上毫无意义的事情。相反,它预先提供了关于词语的一切有用思考的中心原则”);
  3.第三个维度从来没有被真正考虑过,它与前两个维度紧密相关,这就是无限的维度,是能指材料的无限生产的维度。正如等价关系和积累决定经济的一个维度,即价值的无限生产和无限再生产的维度,能指/所指的等价关系和能指的线性也决定无限话语性的一个领域。
  这对我们而言是如此“自然”,我们甚至不再思考我们对话语的滥用,然而这正是我们与所有其他文化的区别。我们不受礼仪、宗教或诗歌的任何限制,完全“自由地”使用和滥用词语、音素、能指,对我们随意“生产”出来的大量材料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每个人都以自我“表达”的名义,无休止地自由使用和汲取声音材料,只考虑自己要说什么。这种话语“自由”,这种掌握话语、使用话语,却从不归还话语、从不为话语负责、从不牺牲话语的哪怕任何一小部分的可能性(而以前人们则要牺牲原始财富的一小部分,以保证原始财富的再生产),这种把语言当做一个无所不能、取之不尽的媒介的语言观念(语言仿佛是已经实现了“各取所需”这种政治经济学空想的地方——幻想一种闻所未闻的储备,幻想一些甚至不需要经过原始积累就随着人们的使用而神奇般地被再生产出来的原材料,即幻想一种奇妙的挥霍浪费的自由),这种性质,即我们的话语交流的性质,这种疯狂地自由使用能指材料的性质,只有在一个整体配置中才能被设想,在这个整体配置中,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本身的再生产受到同样原则的支配。一种同时发生的变化使以前的社会构成过渡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构成。在以前的社会构成中,财富、个体的数量以及言说行为,都在一个象征循环的内部以比较严格的方式受到限额的规定,受到限制和控制。而我们的现代社会构成的特点则是经济、语言、人口等方面的无限生产性——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上涨:物质积累的上涨、语言表达的上涨、人类繁殖的上涨。
  这种生产性模式——指数曲线的上升、急剧增长的人口、无限的话语性,应该在各处同时得到分析。仅就此处涉及的语言问题而言,很清楚,这种为了表达的目的而使用无限数量的音素的疯狂自由(却不经过相反的过程:抵消、赎罪、吸收、摧毁——此处用什么词并不重要),是与索绪尔所阐明的那条简单法则根本对立的。根据那条法则,诗歌中任何一个元音,任何一个辅音,任何一个音节,如果不被叠加,也可以说如果不被驱除,如果不在抵消它的那种重复中完成,它就不应该被说出。
  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有一种无限使用了。诗歌同象征交换一样,调动起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素材库,它的任务是把素材全部用尽,而我们的话语经济学所调动的却是一个无限的素材库,它不考虑消解问题。
  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词语、音素变成了什么?不要以为它们一经使用就乖乖地消失了,或者像排铸机字模中的活字那样返回某个位置,等待再次使用。这仍然属于我们的理想主义的语言观。任何词语、任何音素,只要不被重复,不被归还,不被诗的叠音所蒸发,不被当做词项和价值(与它“想说”的意思等值)来消除,都会残留下来。这是一种废料,它将汇入一堆由残渣、不透明的话语材料构成的难以置信的沉淀中(人们开始发现,生产性文明的主要问题可能就是它的废料问题,而废料问题不是别的,正是生产性文明的死亡问题:被自己的残渣压垮)。但工业废料与语言废料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的文化本身被这个石化了的庞大废料机构所纠缠和围困,它试图通过一种生产过剩来化解这个废料机构:它试图通过语言的竞价来阻止“交流”率下降的趋势,但是无济于事。任何商品,即任何在价值规律和等价法则影响下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阻断社会关系的无法分解的废料,同样,任何被生产出来的、未受到象征摧毁的音素、词语,都会作为被压制的东西积累下来,以死亡语言的全部抽象力量压在我们身上。
  统治我们语言的是一种丰富和浪费的经济学——是富裕的乌托邦。就物质经济而言,“丰富”和浪费是一个新特征,是一个历史特征,但就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而言,它们却像是一个已经给定的自然维度。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应有尽有的乌托邦,是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语言的无限资本的乌托邦。为了表达意义,每个人都进行能指的积累和积累性的交换,而能指的真理则在别处,在能指与能指想说的意思之间的等价关系中(这个意思可以用更少的词汇说出——简练是一种道德品质,但这永远只是一种手段经济学)。匮乏的幽灵从来不会在这种话语“消费”上盘旋。这种话语消费,这种由丰富的想象所支撑的浪费操纵,最终成为一种惊人的通胀,它和我们所处的这种增长失控的社会一样,也留下了一堆同样惊人的废料,一堆无法降解的能指废料,这些能指虽然被消费,但从未被耗尽。因为,被使用过的词语不会自行蒸发,它们作为废料积累下来——这种符号污染和工业污染一样惊人,并且和工业污染同时发生。

  语言学重新抓住的仅仅是这个废料阶段,是一种功能语言的阶段。它把这个阶段普遍化,当做一切语言的自然状态。它想象不出任何别的东西:“罗马人和伊特鲁立亚人用一些生硬的数学线条划分天空,然后在一个像庙宇一样有限的空间里向神祈祷;同样,每个民族的上方都有这样一块分布着数学概念的天空,从此,在真理的要求下,他们不准备到别处,只准备在这块天空的范围内寻找概念之神。”(尼采《哲学家之书》)语言学也是如此:它把语言逼进一个按照它自己的样子来自律的范围内——它假装“客观地”找到了语言,其实是它发明了语言,它使语言彻头彻尾地合理化了。语言学没有能力想象语言的另一种状态,只能想象语言是代码(语言系统)的抽象组合再加上言语的无限运用,换句话说,语言是建立在一般等价关系和自由流通基础上的投机(取“投机”和“思辨”的双重含义)——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使用词语,并根据代码的规则进行词语交换。
  然而,让我们假设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语言符号被有意地限额分配:限制发行,没有明文规定的生产“自由”,也没有明文规定的流通和使用自由,或者更应该假设一种双重流通:
  一个是“解放的”词语的流通,词语可以被任意使用,作为交换价值进入流通——这是意义“交易”的领域,类似经济交换中的金瓦利(gimwali)圈。
  一个是“未解放的”区域中的流通,这个区域受到控制,其物资只限于象征使用,在这里,词语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交换价值,既不能增加,也不能被任意说出——类似对贵重财产而言的库拉(kula)圈。
  在这个区域中,一般等价原则完全不起作用,因此符号—语言“科学”研究的符号逻辑理性结构也不起作用。
  诗歌在语言方面重新创造了原始社会的这种情况:一些数量有限的物品在交换/馈赠中不断地流通,产生出一种取之不尽的财富,一个交换的节日。根据总量或价值来估算的原始资料,其最终的结余几乎是一种绝对的匮乏。它们在节日和交换中不断地被消耗,“用它们最小的容量和数量”描绘出尼采所说的“符号的最大能量”或萨林斯所说的第一个、唯一一个真正的富裕社会。
  在这里,词语与物品、资料的性质相同:它们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任意使用的,这里没有语言的“富裕”。在巫术和仪式用语中,一切都受到限制,只有这种限制才能维护符号的象征效能。萨满和先知对一些音素或一些被编码、被限制、被计算的仪式用语施加影响,在一种最大限度的意义组织中把它们耗尽。仪式用语按照字面形式和节奏被准确地念诵出来,通过它自身控制未来——而不是通过它所表达的意义。
  诗歌正是这样。诗歌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界定:它作用于一个有限的能指语料,力图完全消解这个语料。正因为诗歌(或语言的原始仪式)的目的不是生产所指,而是精确地消耗、周期性地消解能指材料,所以它必然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有限的语料。在此,有限性丝毫不意味着约束和匮乏:这是一条基本的象征规则。相反,我们的话语的不可穷尽性则与等价规则和线性规则相联系——正如我们的物质生产的无限性必然要过渡到交换价值中的等价关系一样(在资本的每个时期,这种线性的无限性既维持着现有的贫困,也维持着对一种最终富有的幻想)。
  能指自我重叠,返回自身,以便自我消灭——这种运动与馈赠和反馈赠、给予和归还的运动相同,在这种相互性中,物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被消除了——这是以价值的虚无为结果的相同的循环:社会象征关系的强度或诗歌快感的强度所依赖的便是这种虚无。
  这里涉及到一种革命。任何社会革命都在价值代码的主要方面完成了诗歌在价值/音素的微观层面上完成的事情: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价法则、公理、价值系统、编码的话语、理性的目的性,等等,死亡冲动连接它们,使它们消失。就连分析性操作也是以同样方式完成的:与作为积累过程的科学相反,真正的分析性操作消灭对象的操作,是将对象彻底耗尽的操作。
  分析的终点(这里不是指分析的“建设性”目的,而是指分析的真正终结),就是分析对象和分析概念本身的消失——或者说,就是主体的这样一种方法步骤:主体不是试图征服客体,而是愿意反过来被客体所分析,通过这个运动,它们各自的位置被彻底打乱。仅仅是从这里开始,主体和客体才开始交换,而当它们尚处在各自的肯定性中时(例如在科学中),它们只是自我建设,并且无限期地相互对峙。科学与科学对象的建构联系在一起,与作为幻想的对象重复联系在一起(也与知识主体的幻想性再生产联系在一起)。与这种幻想相关的是一种反常的快乐,即不断修复一个残缺对象的快乐,而分析的特点以及快感的特点则在于把客体全部耗尽
  诗歌就是在词语的中心恢复象征交换。在意指话语中,所有的词语都以意义为目的,它们之间不相互回应,不相互言说(在词语内部,音节、辅音、元音之间也不相互回应,不相互言说),而在诗歌中则相反,意义体制一旦被打破,所有的成分便开始相互交换和回应。这些成分并不是被“释放”出来的,也没有任何深层的或“潜意识”的内容通过它们被“释放”出来:它们仅仅是被归还给交换,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快感。没有必要到一种能量学、一种里比多经济学或一种流体动力学中去寻找这种快感的秘诀:快感不涉及一种力量的使用,而涉及一种交换的实现——一种没有痕迹、没有丝毫力量作用的交换,它消解一切力量,也消解力量背后的法则。因为象征操作本身就是自己的最终目的。
  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是对一种秩序的革命,在这种秩序中,任何东西、任何人,不论是词语、人、人的身体或目光,都不允许直接交流,都必须作为价值从一些模式中经过。这些模式生成它们,复制它们,使它们处于彻底的相互“陌生性”中……哪里有一种打破这些模式的目的性的交换,哪里有一种打破编码的中介和价值的连续循环的交换,哪里就有革命——不论是诗歌文本中音素和音节的极微小的交换,还是起义的城市中千百万相互说话者的交换。因为社会言语的秘诀,革命的秘诀,也在于权力体制的这种易位书写式的消散,在于一切超验性社会体制的完全消失。这时,被肢解的权力身体便作为社会言语在反抗的诗歌中进行交换。这种言语也不会有任何剩余,不会在任何地方积累下来。权力从这种言语没有耗尽的东西中再生,因为权力是言语的剩余物。在社会反抗中也发生易位书写式的消散,它与诗歌中能指的消散、色情中身体的消散、分析操作中知识及其对象的消散是一样的:革命是象征的,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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