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春的《
翻译之艺术》初版于194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列入“开明青年丛书”。1957年当我进台湾大学读书的那一年，台湾开明书店出了台一版。我在高雄市的百成书店购得此书，读后爱不释手，1962年的秋天赴美留学，为赶秋季留学生包机，临行极为匆忙，随身只带出此书。1963年岁暮月夜重读此书，犹感余味无穷，不觉东方之既白，曾在扉页写道：“翻译之谓艺术，艺术之谓美，今见之矣。”此后不时取阅，为我爱读的书籍之一。五十余年后的今日，此书仍然在我的书架之上。我注意到台湾开明书店曾于1963、1972年先后出了二三版，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上海书店也出了新版。现在北京外语出版社又要再出新版，足见众好，非我独好，好书一再重印，因有持续不断的读者，所谓名山之业，洵非虚语。
自海通以来，西学东渐，国人为了吸取西方知识，势必要勤学外文。然而能精通外文者在广大人口之中毕竟是少数，即使是世界通行的英文，虽学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却凤毛麟角，翻译更显得是广泛传播外来知识的有效途径。不过，翻译要能完全正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并不容易，因不同语文之间有语法上的隔阂，若不能掌握两种语文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很难打通，以至于译文往往失真或走样，不能畅达原意，甚至不幸成“讹”。最严重之讹，莫过于识其字而不解其意，如耶鲁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不知“莫逆”是好朋友的意思，竟从字面解作“平逆”（rebel pacifier）；不解“仕女”即女士，竟将“仕女”译作“年轻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又将仕女“星星自散”译作“天上的星星散去了”（the stars disperse）。闹这种笑话的人固不止史景迁一人，凡只靠查字典翻译的人，往往会出此纰漏。
“五四”以后，白话通行，直译欲求其信，但直译往往迁就原文的语法，貌似忠于原文，实与译文有隔，未能达意，如张贵永教授所译《西洋通史》，将英国在非洲享有“Lion's Share”译为“狮的一份”，在字面上不能说错，但一般华语读者就很难领会其意。不同文字之间有隔，若不能消除隔阂于无形，虽有翻译作为桥梁，也难以沟通。
遗憾的是，难以与原文沟通的译文所在多见，所谓“外国中文”（piodgin-translatorese）的问题十分严重，诸如“他热烈地摇动（shake）我的手”，以及“箱子里没有多余的房间（room）”。类此“欧化汉语”，使原意在语法的束缚下不能妥善表达，不仅成为译文的灾难，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白话文的写作，造成强以外国语法来改变习用中文的惨痛后果。就在此时执笔之际，偶然看到一则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签订美国独立宣言时所说一句名言的译文：“我们必须吊在一起，否则会分别吊着”（We must indeed all hang together, or most assuredly, we shall all hang separately），可知欧化问题至今犹存。此一译文有点不知所云，即因困于字面，不知“hang”一字多义，“吊”或“挂”仅其一义，“hang together”别有所指，意谓“大家好好在一起”，即团结之意；后面的“hang”另有所指，意谓“吊死”，所以这句话若译作可读的中文，至少要说：“我们若不团结，必然各无死所”，才能明达。富兰克林无非要大家“同舟共济”耳。
欲解决欧化汉语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要能“得意忘言”，就是正确理解原文后，忘掉原文的语法，摆脱不同文字结构的束缚，以译文应有的语法，把原意畅快译出。信、达、雅三者应视为一体，如果不能达意，何来信之可言？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不达”即无“信”之可言。雅才更能畅达，且具韵味，周密妥帖而恰到好处。名小说家茅盾译十八世纪爱尔兰作家唐珊南（Lord John Dunsany）剧本《失帽记》（The Lost Silk Hat）中一语“faultlessly dressed, but without a hat”，为“衣冠楚楚，未戴帽子”，貌似雅言，却顾此失彼，造成事理与名理均不可能之讹。譬如画虎类犬，固然不雅；画犬类虎，亦大不雅。
这本《翻译的艺术》就是讲究信、达、雅三位一体的范本，于“雅”经营尤深，读者可从书中看到许多精妙的例子。我们如译“God Knows”为“上帝知道”，可称“信达”，如译之为“天晓得”，则更得“雅”字，因已跨越了复杂的中西宗教观的鸿沟，中国的宗教观向来不倾向于“一神论”（Monotheism），所以即使将英文中大写的“神”（God）译作上帝，亦不比中文概念中的天大，故译作“天晓得”不仅妥贴，而且传神，那就是雅。英语所谓“to drink like a fish”，如照字面译作“鱼饮”，令人茫然，有欠“信达”；若译作“牛饮”，才符合汉文语意，始称“雅达”。中西之间的谚语、成语表达的方式与习惯不同，亦须沟通，如西谚所谓“一头黑羊”（a black sheep），必须译为“害群之马”，才合原意。“鳄鱼的眼泪”（Shed crocodile tears），译为“猫哭老鼠”，中西才能会通。类此将“鱼”易为“牛”、将“羊”易为“马”、将“鳄鱼”译为“猫鼠”，并非不“信”，而在摆脱不同文字的束缚，使译文与原文情意相投，异曲同工。再者“同行”（go side by side）可用“雁行”来雅达，破裂（to be creaked）可用“龟裂”来雅达。英语里的“羊头”（mutton-head）等于汉语里的“猪头”；英语里的“豹改不了它身上的斑点”（A leopard can never change its spots）正好呼应汉语里“本性难移”的成语；英人所说“烧上自己的手指”（burn one's fingers），岂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引火自焚”？洋人所说“老师的宠儿”（teacher's pet），固然可通，但译作“爱徒”或“得意门生”，才是地道的译文。西文里的“撒旦赶走撒旦”（cast out Satan by Satan），结果仍然是魔鬼当道，相当于中文里的“以暴易暴”。我们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乃历经战争惨痛经验之觉悟，而英谚同样有“百万生灵造就恺撒的伟大”（What millions died that Caesar might be great）的说法，即“恺撒功成万骨枯”，不过是以特指之“将”（恺撒），取代泛指之“将”。英谚“抛小鱼钓大鱼”（to throw a sprat to catch a herring），岂不就是汉语所谓之“抛砖引玉”？“班门弄斧”里的鲁班是中国的巧匠，外国无之，英国却有“教你祖母吃蛋”（Teach your grandmother how to suck eggs）之喻，两者各引不同比喻以呈现相同的意义，可谓殊途同归。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英语里也有异曲同工的表达方式，说是“许多人亲吻婴儿为了亲近护士小姐”（Many kiss the baby for the nurse's sake），若改用欧阳修的笔调，或可作“色徒之意不在吻儿，而在育儿之娇娘也”。类似的例子尚有“挂羊头卖狗肉”，洋人虽吃羊肉，但绝不忍心吃人类忠实的朋友，故用完全不同的“喊酒卖醋”（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来表达货不真、价不值的相同经验。英谚“以珠投猪”（cast pearls before swine），恰似中文里的“明珠暗投”。中国人以“掌上明珠”为贵，而洋人则以“眼中的苹果”（the apple of one's eye）隐喻“谢公偏怜女”。西方人所谓“柏拉图式爱情”（Platonic love），略近柳下惠的“坐怀不乱”。须知两种文字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才能在翻译时牵引得恰到好处，成为一种艺术。
翻译者同时也须知两种不同文字也有情理相通、不谋而合的文字表达，不必他求，诸如“远见”（long view）、“空名”（empty fame）、“书呆子”（the bookish blockhead）、“弹雨”（a rain of bullets）、“坏蛋”（a rotten egg）、“笑柄”（laughing-stock）、“雪白”（snow-white）、“血红”（blood-red）、“青天霹雳”（a bolt from the blue）、“肤浅”（skin-deep）、“食言”（to eat one's words）、“火上加油”（to pour oil on the flame）、“光阴似箭”（time flies like an arrow）、“隔墙有耳”（walls have ears）、“一石二鸟”（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掌声雷动”（thunders of applause）、“一死百了”（Death pays all debts）等等，都是可以互通的佳句，大可信手拈来。
当然也会遇到许多反映中国特有文化的表述，难觅对等的用词，如鬼混，在英语里唯有说“混过去”（muddle through）了事，若将“鬼”（ghosts）摆进去，就非英国人所能够了解了。“滥竽充数”的精练隐喻，在西方也没有类似的成语，也只能译为“不要使不适任的人就职”（to foist an unfit person into a position）。“四面楚歌”是由中国特有的历史经验而来，转为英文也只能译作“被敌人四面包围”（to be surrounded by foes）。“琵琶别抱”以中国特有的乐器为喻，也只能译作“再嫁妇人”（A woman married again）。林语堂译“三寸金莲”为“three-inch golden lily”，既不表出“脚”（feet），则洋人或瞠目不解。“管鲍之交”或尚可与“Damon and Pythias”互通。但我们常说的“心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江湖”一词，至今犹难寻适当的英译。同时也有反映西方特有文化的用词，难觅适当的汉译，如“荷兰人的请客”（Dutch treat），要客人自己付账，在中国传统里没有这种习惯，唯有译作“各自付账”，以通其意。西方的“雇佣兵式婚姻”（a mercenary marriage）中国亦无之，唯有视作“买卖婚姻”，而晚近出现的“代理孕母”（surrogated mother），或可译作“借腹生子”。西洋美男子“阿多尼斯”（An Adonais），或可与“潘安”比美。严复在赫胥黎（Thomas Huxley）原文中遇到洋典曰：“白鸽欲自为施伯来爵士”（The pigeons, in short, are to be their own Sir John Sebright）。施爵士乃善于养鸽之人，严复遂转为汉典曰：“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洴谓之马，欲自为其伯翳。”“卜式”乃汉朝人，以养羊致富；“伯翳”亦称“伯益”或“大费”，相传善于畜牧与狩猎。严复以卜式之羊，善畜牧的伯益之马，来替代施伯来之鸽，力求两者之间的互通，可谓煞费苦心。圣经典故甚多，如“Benjamin's mess”（便雅悯的弥撒），可略比“观音赐福”；“Saul among the prophets”（先知中的扫罗），可通“国士无双”与“鹤立鸡群”之典。Herculean labors（赫拉克勒斯之力）可通“扛鼎之力”。又如“to dine with Duke Humphrey”（与韩福瑞公爵同餐），意指吃不饱饭，与项王之鸿门宴犹未尽相符。至于“Never wear a brown hat in Friesland”（永不在弗里斯兰戴黄帽子）洋典故，或可借“入境问俗”通之。然西方独有的新事物，亦有技穷难译之时，如昔年不得已而译的“德律风”（telephone），之后始得“电话”佳译。而今众多的西方学理新词如“governmentality”、“metahistory”等等，犹难寻雅达之汉译。
中英文之间由于语法结构之异，在翻译时必须有所调适，译文才能纯正；欲其纯正，有时需要增补，如吃补药；有时需要省略，如吃泻药。有时中文宜重复而英文不宜，如“古色古香”，重复古字，在英文里只宜作“古意盎然”（antique flavor）；“大错特错”，连用错字，但在英文里也只能表其意为“惊人的错误”（stupendous blunder）。有时西文重复而中文不宜，如goody-goody（伪善的）、hush-hush（隐秘的）、so-so（平常的）等等，能注意及之，翻译才成为艺术。林肯的名言“do I not destroy my enemies when I make them my friends”，有人译之为“当我把敌人转变成为朋友的时候，不就已经将敌人摧毁了吗？”此一译文殊难当原文之雅洁，因为刻意顺从原文的语法而忽略了中文的雅洁。林肯之言是回答一位老太太质疑他为什么对应该被消灭（摧毁）的敌人那样好，对敌人好就是化敌为友，消灭敌人就是没有敌人，完全可用雅洁的中文来表达：“我既化敌为友，何来敌人？”使中文的意义更加明畅。
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l，1766-1817）有名言说：“畅达足满人意。”（Tout Compredre rend très indulgent）畅达必须掌握不同语文的结构与文法以及文化背景，才能将超越语文的共通“思议”，从一种语文转化为另一种语文来表达。这也就是金岳霖在其《知识论》一书中所说的“译意”，他说“所谓译意，就是把字句底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以别于“译味”，或用不同文字表示感情上的意味。也就是严复所说的“达恉”。希腊文中“翻译”（Metaphrasis）一字，亦具“意译”（Paraphrase）之意，也就是文化间同情之了解，真可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了。难怪当金岳霖见到钱锺书能将中国俗话“吃一堑，长一智”译为“A fall in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形、音、义三美具备，且有韵味，大为叹服。翻译至此，确实已臻艺术的化境。
于此可知，由于文字语法与结构之异，直译实不可取，将英文直译，必然是“欧式中文”，将中文直译，必然是“菜英文”，许多菜单与路牌译名贻笑大方，也就不足为奇了。偶见台北捷运为老弱妇孺预留的座位写道“给爱心一个位置”，英译是“yield your seat to those in need”，不是直译，而是雅洁的意译，中英文俱佳，可称难得。足见意译才是正道，严复以文言意译洋书，名重一时，吴汝纶为严译《天演论》写序，赞扬备至。然于“五四”之后，已非时尚，视为古董，但就译文之典雅风格视之，仍然使人读之忘倦。钱锺书并不认为严译白璧无瑕，觉得严译与原作之间似有金色之雾，即使最细微之处，亦朦胧呈现，却隐藏难以言喻之美，直言“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激赏严复转化原作的本领”，其雅译甚至能掩盖原文之平凡。严译受制于古文义法，时而难以施展，过于节译；时而力求译文之“雅”，不惜增饰踵华，文胜于词，皆有取“雅”舍“信”之嫌。然而救严译之弊，不应因哽废食，弃绝意译。
今之所谓意译，不是节译，而是译文能跨越不同文字间的隔阂，将原文的意思充分而妥适地转化为地道的译文。张其春这本《翻译的艺术》自称偏重由汉译英，认为国人熟悉国文，较易由英译汉，其实并不尽然。以外语译母语固然不易，以母语译外语亦未必能操纵自如，甚至受到外语之影响而“污染”母语，往往使醇厚之原文成为索然无味之译文。总需兼备外语与母语的能力，始能左右逢源，不至于顾此失彼。张其春显然是中英两文造诣俱深者，故能将翻译提升到艺术的高度，所列举众多的例子莫不精彩绝伦，顾及音韵之铿锵、词藻之妥帖、风格之多姿，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有美不胜收之感。
信达且雅足令翻译不会像是一蹚浑水，也不会像是淡而无味的清水，而是像原汁原味的醇酒，诚如张其春在结论中所说：上乘的译品必然词简意赅而不失真、文情并茂而不杜撰、传神玄虚而不晦涩、流利畅达而不嚼蜡、惟妙惟肖而不貌合神离、神乎其技而不好高骛远。苟能如此，则译文本身就是艺术，可与原作并传而不朽矣！至于是否有必要如泰勒（Alexander Fraser Tyler）《翻译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所主张的，要译出原作的风格，模仿原作的神情，则可待商榷。此一“翻译的照相理论”（the photographic theory of translation），若要实践，难度更高，更何况即使如照相之逼真，仍有东施效颦之虞，去艺术即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