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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米沃什:关于流放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4-06-27  

米沃什:关于流放

孙京涛


 
  写这篇文章时,约瑟夫·寇德卡的照片一直摆在我的眼前。就让我的这些文字,作为颂词,奉献给他并不用文字讲述故事的艺术吧。
  有规律的运动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也就是说,最根本的、有机体的律动要受到心脏跳动和血液循环的规范。鉴于生活在一个有节奏搏动和颤动的世界中,我们要对这个世界产生回应,而且要依次呼应它的律动。我们在日出日落中、在四季更迭有序的变化中度过,却没有给予我们赖以存在的流动的时序以足够的关注。周而复始的变化使我们习惯成自然了,使我们能像接受一个熟人一样接受这个世界。或许,对机械程式的需求,已被深深地根置于我们肌体最基本的组织结构中了。
  在一所自小就已经熟悉的城市或村庄里,我们活动在一个驯服的空间中,在各处都能找到的工作顺理成章地与我们熟知的机械程式相吻合。而当我们置身于异国他乡,就会因心神不定、张慌失措而心情压抑——这里有太多太多新的形态,而且它们总在流变之中,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其机械程式运行所遵循的规则。在流放的诸多不幸中,陌生的焦虑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谁,当他发觉自己在一个外国的大城市中扮演着一名移民的角色时,他就不得不与某种妒羡周旋,而这种妒羡,在当地居民眼中,不过是他们要从事的目的很明确的工作,在这处由每天的忙忙碌碌编织成的巨大结构的世界里,他们自信而且确凿地了解这里,无论是这儿的商店还是办公楼。一个外来者可能需要借助一些特别的手段来减轻他对这儿的生疏感。我住在巴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拉丁区有限的几条街道上转悠(拉丁区位于塞纳河两岸,是巴黎大学等一些文化机构的所在地,是艺术家、学者、文人荟萃的地区——译者注),因而我能够把这地区当然地认定是“我的”——街角处一家餐馆,一家小书店,一间洗衣房和一间咖啡屋顺次排列开去。当我一路走过来时,我就能事先确定下一处该是什么地方了。在一所外国的城市中迷了路,可能会有远比之仅仅去想办法找到路要多得多的事情去做。我曾碰到过一次,就是在巴黎,这所对我而言有许多欢乐也有许多不快的城市里。当我在一个我略有所知而又不全然了解的地方走出地铁时,我迷路了。我刚走出几步,突然间我注意到那儿竟然没有一处能为我指明方向的标志。我即刻被一种高度的恐惧所笼罩,周围的建筑物似乎天旋地转,势将倒下。我掉了向,而我又深切意识到,我对于该走哪条路的犹豫不决,使我更加不知所踪。同样,流放也剥夺了一个能帮助我们制定计划、选择目标和安排活动的参照系。
  在我们的祖国,我们与我们的先辈间保持着特殊的纽带关系——与作家——假如我们是作家;与画家——如果我们是画家,等等。而且,这种关系既有尊重,又有对立,我们的动力是要在这种或那种做法上比他们做得更好,并且要把我们的名字填进那被我们的村子、城镇乃至国家所能铭记的花名册中。而在这里——在异国他乡,所有这一切都荡然无存,我们已被抛出了历史,而这历史却是地图上某处特定区域的历史,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它。用一名流亡作家的话来说,这真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补救是缓慢的,而且是永远不会完整的。当我们拒绝承认被逐他乡是不可挽回的事实,而且在我们的祖国,既没有政治也没有经济机遇能让我们返回时,这有一个过程。而后,慢慢地,我们会渐渐认识到,流放不仅仅是一个跨过国界的外在现象,因为它在我们身上生成,从内部改变着我们——它将是我们的命运!于是,居住地与我们本土上并无多大差别的人种、街道、纪念物、时尚和风气使开始具有了些不同的面貌,熟悉衍化为生疏,而与此同时,我们的记忆中仍然残留着过去的痕迹,这种双重的观照使我们与我们的同城居民割裂了开来。
  “既然已经离开了你的故土,就不要回头,厄里倪尼斯(希腊神话中三个复仇女神的总称——译者注)就在你身后。”这是毕达拉斯提出的忠告——这建议很好,然而却难以让人奉从。确实,厄里倪厄斯在那儿——就在你身后,她们那十分锐利的目光会让人僵成石头。有人说她们是地狱的女儿,也有人认为她们是黑夜的女儿,不管怎样,她们都来自于地底深处,长着翅膀,头发里盘亘着卷曲的毒蛇。她们将对你以往的罪过予以惩罚。而且你也很明白,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了你的过错,你都不能辩白。对付厄里倪尼斯最好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是永远都不要回头。然而不回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在那块有你的祖先、你的语言、你的家庭的土地上,所有这些宝贵的财富都被丢弃了,而这些财富的价值远胜于任何能用金钱、名誉、色彩、形状、语调及结构细节所能衡量的财富。这一切塑造了一个人的童年时代。而如果让你的记忆唤醒了你对过去的回忆,同样也就引起了厄里倪尼斯的注意。然而被剥夺了记忆的人便不称其为人,或者他所代表的只是一个被掏空了灵魂的人类。如此以来,你便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而你又不得不学会如何去对付它。
  另一方面,流放被看作是20世纪特殊的苦痛。过去,最为著名的流放作家但丁,在离开了他的故乡佛罗伦萨后,毕其一生从这个城市游荡到那个城市。而在今天,这些城市之间几乎已没有了什么“边界”可言,因为它们全部位于意大利的版图之内。但丁死后葬在拉文纳,在今天看来,这所城市似乎离他的出生地实在不能算远。难道,随着飞机把地球间距离的“压缩”,不同国度间的差别真的越来越少了吗?也许,目睹一个现代的流浪者在一个国家里从这里踱到那里——而不管这“国家”是叫欧洲、大陆或是世界——会成为一种可能?如果现在还不是这样,那么,在科技进步过程中肯定潜藏着一种驱动力,对在上述发展趋势中起着推动作用。与人口爆炸相对应,20世纪流放的人数也发生了量的变化。在但丁的时代,离开出生的城镇或村庄的人很少,而今,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因为战乱、严酷的经济贫困或政活迫害等原因被迫移居海外。而一个移居到国外的人,比如说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或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为了自己而离开他的国家的,也就是说,是因了些不太动听的原因——其动机不仅仅是对饥荒的恐惧或是政治原因——那么他也就不可能把他的命运与大部分移民的命运分离开来:他们游牧般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栖身其中的贫民窟、他们的孩子在玩耍的荒凉而肮脏的街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他的;他感觉到了他与他们休戚相关,而他只能纳闷这是否只是一种表征——人类生存状态中越来越普遍的表征。对流放中的生活而言,从这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看上去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工业中心吸引着那些离开了宁静而贫困的乡下地区的人们;新兴城市崛起于数十年前还只有牛在吃草的荒野;贫民居住的窝棚和工棚围建在大都市的周围。要描述流放中生来就有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牢靠性的特征时,人们会注意到:上述涉及的问题中几乎所有的事实都适于城市地区新的居民——即使他们不是来自异国他乡。感情上的疏远成了太多太多人的苦恼,而这又被看作是一种特别的苦难。面对这种现象,流放者的顾影自怜显然是有害的。
  也许,因为缺乏与周围环境的亲近和谐,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家的感觉,因而之于一名侨民、一位难民或一名移民——不管我们怎样称呼他,要迫使他与现时社会融为一体看似合理却又非常矛盾。甚而,要想表述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人们就必须或多或少地生活在流放之中。难道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不就是关于流放的吗?在这剧目中,时间空洞而虚幻,戏剧中的人物也不能进入与时空的联系中,这时空是抽象的、死相的,丧失了具体物体的,甚而根本就是一片虚无。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首波兰宗教歌曲的旋律,它是这样开头的:“夏娃的流放者啊,我们乞求你的帮助。”而实际上,这种原发于伊甸园中的驱逐一直反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伊甸是我们母亲的孕育地还是我们小小童年时令人陶醉的乐园。几个世纪的传统都笼罩于这样一幅场景之下:整个地球就是一片流放的土地,在一片荒凉、贫瘠的场景下,亚当和夏娃肩并肩走着,双手沮丧地低垂着。他们被逐出了本属于他们的乐园——他们真正的家,在那里。统一的律动规范着他们本身和他们周围的事物,那里没有离别也没有乡愁。他们回头看看,可能还会看到由持火焰刀的看守守门的天堂之门。他们想回到原本快活的空间的怀旧思绪因了他们意识到被禁止回去而日趋强烈了。不仅如此。他们将永远不会完全放弃思考到哪一天他们的流放生活才会结束。之后,在遥远的将来,也许这梦想会衍化成一所超越了时间范围的金碧辉煌的城市,一所天国福地的样子。
  《圣经》中的图画总是偏爱这样一种陈腔滥调:流放意味着一个人总在回望自己诞生的祖国。实际上,20世纪的许多许多由流亡者写就的诗歌和小说中,他们把他们来自的那块土地描写得比实际情况要美好得多。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他们永远失去了它。离乡背井营造了一种可以用公里或英里——成百上千英里——来丈量的距离。在《圣经》的图画中,流放只不过是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门一瞬间的形象,而到了今天的现代观念中,流放则是从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的国门离开的瞬间。不管怎样,距离不仅仅可以用英里来衡量,也可以用月、年甚至几十年来衡量。据此,我们可以把每个人的一生看作是一个个无情的瞬间:它从童年,经过青年、成年而止于老年,对每个个体的人而言,过去的印象在他或她的记忆中总要经历着不间断的变化,随着时光的流失,加上他(她)又不可能经常获取对那块一去不返的土地的新的印象,原有的影像也就越来越陌生了。久而久之,在时空上,故土与侨居地间的差别也就模糊不清了。我们能够很好地想象一位对自己年轻时的祖国万分怀念的老年流亡者,他会意识到他与祖国间不仅仅被广袤的大地所隔开,而且也被他脸上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所隔开——这都是冷酷的边防与时光留下的印记。那么,假定在这个意义上,究竟什么是流放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在承受着这种状态?过,流放的情势在地域感觉上则是足够真实的了,而且,那些命定要体验这种状态的人一直都在用各种各样的自慰去减弱那令人沮丧的感受。在20世纪,人们对流放一般属性的认知也许会给那些属于先锋派的人以很大的慰籍,甚而会引起某些自豪感,加之在历史上,许多大国都是由流亡者建立的——这其中就有美国——这自然会为人们鼓起些勇气。然而,流亡中的艺术家或作家都要面临着他或她的创造性枯竭这一隐伏的问题。我们与我们的祖先间有一种神秘的纽带关系——一头是他们的土地、阳光、语言,另一头则是我们个人的创造力。也就是说,在海外,我们要冒精神源泉干涸的风险。而事实上,众多有天赋的、卓越的、前途无量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川流不息地离开他们的故国,只能去承受失败或沦入无名之辈之中——这将使他们永无出头之日。下述断言有相当的真理性:即使我们抛开那显而易见的,即母语及其不可替代的微妙之处,故土依然拥有生机勃勃的力量!对独创性缺乏的恐惧是每一位流亡海外的艺术家的伴侣,为拂平这种恐惧,最为常用的办法就是,向所有那些对机遇敢于蔑视的人们祈祷。用某些语言——比如波兰语或亚美尼亚语在国外写就的诗歌名作,要归功于外来统治势力奉行的政治迫害。在巴黎,这所远离其故乡威特斯克的城市里,几十年的盘桓并没有消蚀马尔克斯·查格尔对他独特灵感追逐的勇气,他继续翱翔于童年和少年乡间小屋与遍野的牛羊点缀下的天宇中;伊萨克·巴塞维斯·辛格在美国通过回忆和想象,重建了波兰犹太人永恒的生活;詹姆士·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是否完成于都柏林尚令人怀疑,而我们更有可能去假定,他对服务于爱尔兰的爱国主义目的的疏远与拒绝,是他从远处审视爱尔兰的必要前提;而至于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不管是不是恶意的中伤,据称在《春之祭》之后,他那并非由俄罗斯使之生气勃勃的才华逐步萎缩,在他长期的流放中留下的只是多产而很俄罗斯味的东西。上述的诸多事例——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向某人的祖国、向它的风光、习俗及更多的东西诀别,可能类似于早期基督徒的独居修行者选择一片敛心默祷的沙漠一样,等于把他抛进了一片无人之地。那么,补救失去了方向感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设定一种全然属于自己的东、西、南、北,在这个全新的空间里设想出一座维特斯克或一座都柏林,从而获得新的力量,而已经失去了的,会在更高的层面、生动昂然的时空中获得新生。流放是对内心自由的考验,而这种自由是令人惊叹的。我们做每件事情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大多未认识到这种力量的大小,而且我们在做出决定时总是假设自己的力量绰绰有余。因而这冒险是孤注一掷的,并没有因了某个社团的温情——在这个社团中,上述第二阶段的新生常常是被宽容、被看作是有益的甚而是光荣的——而有所折扣。那么现在,是胜是负便昭然若揭,因为,我们孤立,我们孤寂,这是流放对我们永恒的折磨。弗里德里克·尼采一度将自由称颂为高山、孤寂、荒漠,而流放的自由也正具有这样崇高的品质。虽然它是由外界环境强加的并因此剥去了矫情与掩饰。一句简单的俗语也许就能概括我们与我们自身的软弱作斗争的结果:流放造成了伤害,而如果它对你的伤害失败了,它便会使你愈加强大!
  20世纪,人们从他们的国土上大批地移居海外是我们熟知的特征,而且,这种现象已被归类于各式各样的名称之下。俄国革命的结果是俄国流亡者出现在西方的诸大城市中。很快,来自纳粹德国的避难者及前西班牙共和军的士兵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战败了的德国充斥着被称作DPS的外国移民,由苦役者及从集中营中生还的幸存者组成,也有一些从东德诸省被驱逐的德国人。在其后的数十年里,由于政治动荡或者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优势的诱惑,来自中东欧的移民浪潮持续不断(如镇压匈牙利起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的军事管制等)。相似的“你”和归类在非洲和亚洲也同样能够找见,如从越南出逃的大批“船民”就是最为著名的事例。虽然,政府有关部门要负责甄别是经济动机还是意识形态问题使他们来到这里,以确定是否给予新来者以居住权,然而事实却远比这要复杂得多,而且某个特定的人常常是被一团纠结不清的原因被迫流亡的。总之,下述事实倒是确定无疑的:人们离开他们的故土,是因为那儿的生活令人难以忍受。
  难道我们能够设想一个因为其没有必要存在而没有流放这一现象存在的世界吗?去设想如此一种可能性,意味着要忽视那种看来会将我们引向相反方向的趋势。可能有一种认识在日益增强,即:无论是谁,他要在远方的土地上寻找幸福,就必须准备放弃幻想,甚至要准备接受那种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式的令人生疑的所谓回报。然而实际上,这种意识并没有让任何人泄气,因为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所感受到的痛苦比之将来可能忍受的痛苦要真实得多。一则有关一个在流亡机构中的流亡者的佚事还没有失去其辛辣性:一个从被战火蹂躏的欧洲出逃的流亡者搞不定哪块大陆或哪个国家会足够远而且足够安全,他若有所思地拨弄着地球仪,问道:“没有别的地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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