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穆旦
一、判处“历史反革命分子” 1959年1月1日——西历新的一年开始，诗人
穆旦（1918-1977）在日记中写到：
正午希武来午餐，下午艮良夫妇来晚餐。谈到我最近受处分的事。我总的感觉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不再对组织及党怀有一丝不满情绪，以后应多反省自身，决心作一个普通的勤劳无私的劳动者。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不再抱有个人的野心及愿望。[1]
希武即穆旦的妹夫刘希武，时为天津市五中教师；艮良即周与良的三哥周艮良，时为天津建筑设计院工程师，都是关系亲密的自家人，会面的时候自然会谈些私密的事情。“受处分的事”世人多半已知晓，即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依据1958年12月18日天津市人民法院（58）法刑一管字141号判决书，穆旦被依法判处管制三年，撤销副教授职务，由六级降为十级。判决的主要依据为：
查（按：穆旦原名查良铮）在1940年以前在西南联大时，曾参加“青岛”（按：应为青鸟）、“南荒”等反动文艺社，发表反动文艺，同时在匪中央日报上书写反动诗《火炬》（按：应是指《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1942年2月充匪青年军少校翻译官去往印度，回国后在匪国民党干训团充中校秘书，1948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南京办事处任翻译，同年12月到暹罗又任该处秘书。1952年回祖国，……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改造，与南开大学×××形成小集团对抗领导，肃反被宽大处理后仍心怀不满……1957年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在人民日报发表《九九家争鸣记》（按：指《九十九家争鸣记》）反动文章。[2]
穆旦被判决一事，据说是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由法院到学校宣布。“当时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较多的是受到‘内控’，只有极少数人是被法院明定的，穆旦便是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一人”。[3]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尽管从表象事实来看，在偌大的南开校园之内，在“历史问题”方面，人微言轻的穆旦似乎并不足以成为最严重的几个人物之一。
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后，穆旦被赶下外文系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所谓“监督劳动”，“就是扫地，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他劳动”。[4]和后来对于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劳动改造相比，劳动强度要小不少——但初次经历此类事件的穆旦，改造自我的决心还是很大的。1959年1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到：
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
前两日，冯老找我谈一次话，我曾要求增加工作时间，他说组织说不用。告我要紧的是精神愉快，做事才能积极主动。
“冯老”即时任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自动”、“提前”、“要求”这些词汇表明穆旦显然希望通过更大强度的劳动量、更为积极的劳动姿态，来获得“组织”的认可；但在冯文潜这样历经世事、学养丰厚的花甲老者眼中，“历史反革命分子”或许并不算什么错误——有理由相信，曾为西南联大教授的“冯老”当年应该知晓年轻的外文系助教查良铮弃教从军的事迹（即判决所称“充匪青年军少校翻译官去往印度”）。“组织说不用”，并告知要保持“精神愉快”，这可视为组织对下属，或者说，一位老者对于一位年届中年的知识分子的安慰与关爱。
二、“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不外露” 在组织的某种关照之下，情势固然没有变得更糟，但对一个在国难当头之际从军、在国家需要建设人才的时刻回来报效祖国、在实际工作中又相当勤奋却屡遭磨难、最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而言，要保持“精神愉快”无疑是相当困难的。
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事对于家庭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多半只见于妻子周与良的回忆，基本上是一个沉默的承受者形象——
良铮拿到判决书，过了两天，先去告诉我父亲周叔弢，然后把我叫到父亲家才告诉我。判决书上写着如不服此判，可上诉。和家人商量，认为这种判决上诉无门，不可能胜诉，只能逆来顺受……他从不抱怨，只是沉默寡言，自己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不外露。
受管制期间，穆旦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回家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每周去南大保卫处汇报思想，每逢节假日被集中到保卫处写思想汇报。”受管制一事，穆旦并没有告诉父母，父母“一直不知道”；妻子和孩子们“经常受到歧视”，他劝妻子“不要太认真，事情总会过去的”。家庭的“不幸遭遇，孩子们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抄家贴大字报才知道”。期间，穆旦还“很少亲友来往，连信也不写，他主动不和几位好友肖珊、杜运燮等去信，怕给人家找麻烦”。[5]而除了日记之外，没有材料表明穆旦此一时刻还在坚持写作和翻译活动。他甚至讳言“穆旦”这个名字写过诗，“以至于四个子女在他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穆旦’这个名字”。[6]“讳言”意味着穆旦又一次意识到“穆旦”之名所具有的危险性（此一话题后文仍有涉及）。
天津市公安局批准撤销对于穆旦的管制在1962年1月4日。穆旦继续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作编目股馆员，但如周与良所述，每逢节假日，还是要去图书馆写检查。
作为图书馆为编目股馆员，穆旦的主要工作包括整理图书、英文编目、打字以及打扫卫生等等。具体工作情形，当事人的回忆略有差异。按照曾任文学院党支部书记的历史系教授魏宏运的回忆，杨朴魁是做中文编目，查良铮做英文编目[7]。同为图书馆编目股馆员的王端菁的说法更为详细。[8]王端菁称呼穆旦为“老查”，早在1954年穆旦等人参加“红楼梦座谈会”的时候，王端菁就是记录员。1959年王端菁进入编目股，与老查有了直接交往。她的说法是，当时图书目录“主要是蓝色的油印的那种”，老查主要工作是“干外文打字”：“两个人编目，杨朴魁和王玉琢，最后都得他打出来……杨朴魁是整个编目组的头，管外文那一部分；我是副的，管中文那一部分。我们在一个大屋子，查良铮就坐在那个角上不言不语地打”。她还谈到当时政治学习的时候，查良铮就坐在最角上，拿本外文书在那里看，结果有人跟她说，“你得管呀，政治学习怎么能够看这个呢。”
大约在1963年6月之后，穆旦曾到历史系帮忙工作约三个月，短期参与外文翻译等事宜。冯文潜先生之子冯承柏回忆认为[9]，“编目这个工作也还可以”，“无论如何还是用查先生的专长吧”，“工作量不是很大。工作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当时系里正在搞‘反修’，批判历史学领域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当时组织了一批外文系的俄文教师来批判”，因为查先生俄文好，把他也请来参加这个事，它算不上“运动”，“是中宣部或哪个上级交给的带有政治性的任务”，“材料不一定正式出版。当时大概有人在这个基础之上写过一篇大批判的文章，用了这里边的一些资料。”又由于穆旦的英文好，杨生茂先生“顺带”请他翻译了一些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些资料。翻译量不大，书“很容易找到”，“《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1978年出的。”
因为这一层接触，几个年轻人有了进一步的想法——“我们那时还比较年轻，英文底子并不好，所以就很想找人在外语上给我们提高提高”，大家“想趁此机会请查先生给我们讲英文”，如哈代的小说；大家“听得很有意思，而且对提高外语程度也很有作用。有时候，我们也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我们的翻译老搞不好的，你的翻译搞得那么好，想跟他学”。整个事情的时间不算长，“不超过三个月。一礼拜有两三次，顶多两三次，有三四个人。地点就在系里的一个小资料室，一个小屋子里头，他给讲讲。我们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
《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确实“很容易找到”，初印即达60000册，年代稍久的图书馆应该都有。该书是美国史系列史料翻译中的一种，所录主要是反映“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资产阶级与奴隶主合污以及黑人为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材料。署名参加翻译的共9人：周基堃、查良铮、陈文林、王敦书、杨生茂、李元良、张友伦、冯承柏、白凤兰。[10]
就翻译本身而言，翻译这样一本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史料类书籍，或许会让穆旦想起自己当年写下的那两首关于“美国”的诗[11]，而生发某种感慨。但在历史系那个小资料室的交谈多半是轻松愉快的，交谈的对象是好学的年轻人，难得他们对于英国文学还很感兴趣。
三、日记：另一种沉默的方式 上文所述除了日记之外，并没有出现穆旦本人的文字——穆旦是一个内心缜密的人，记日记的行为看起来很正常，但终究有些令人讶异，在1959年1月1日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时间点——在失去人身自由，文学创作与翻译都被中止的时刻，穆旦开始记日记。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文字背后也应有某种冲动。
现存穆旦日记共有四本（种），从这一天到1960年3月23日为第一本日记。穆旦明确设定了日记的事项范围：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公务及私务。
③值得记下的感情（而非自然主义地把一切琐屑都记下来）。 粗略翻阅即可发现，以1970年2月16日为界，日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记法。之前，大段抄录各种讲话、文件、毛泽东诗词，即所谓“公开的发言”，字数往往在数百字以上。比如1959年9月底的日记写到：
思想总结提要：
①学习收获有二：a.自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学会要正确看问题，要看问题的本质和主流，而不要夸大缺点。党从全面看问题，所以肯定大炼钢铁的成绩。b.不要从资产阶级立场对待群众运动，过去我对运动“半是拥护，半是批评”，总以批评为快，对它的看法不离一个“糟”字。这是自己落后的根源之一。在外文系事件中，自己即曾夸大缺点。对肃反运动，即曾不满。
②补充上次思想报告中的两点：a.“阶级分析”方法是好的，可以达于真理，但使用它时必有一总的前提，即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否则，即使知道有些方法，你也不会采用它。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有三点认识
…… 1960年3月23日的日记中亦有大段文字，但完全是摘录，“穆旦”本人并没有出现在其中。
日记中自我反省和思想斗争的内容也不少，如1959年1月19日写到：
……最近想到，我的好与人争吵，必须改掉。杀气腾腾，这是我过去的作风的大毛病。若不如此，则不会犯种种错误。必须谦虚而谦和。
这一类篇幅稍短，一般为百数十字。1970年2月16日之后呢，日记完全是“自然主义”式的流水账：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内容为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与日常事件，最长不过三、四十字，一般为十数字，最少仅有两个字，1970年4月22日所记算是字数多的了——
收与17信。买一包肥皂粉（.37），挑了26担尿2担水。上午在原素所弄粪，晚小雨，列宁诞辰100年。
信中背景信息基本上可以明确，“收与17信”是指收到妻子周与良17日所写的信，“（.37）”所记应是价格，即3毛7分钱。但很多记载中，相关背景几乎完全隐去，比如1970年5月5-6日的日记：
下午开校动员大会，连动员大会，4·18反革案。 其时，穆旦下放在河北完县。初看之下，仿佛是密语。查阅相关材料方才得知，1970年4月18日这天，南开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反革命标语。标语是剪贴报纸上的铅字拼成的。5月4日，全校师生从完县返回学校，追查这一案件。[12]但在更多情况下，比如1970年5月11日“开市内落实3个文件大会”，1971年3月15日下午“开展‘四大’大会”，4月8日晚“大会批黑电台”，1972年1月26日晚“讨论公开信”等，尽管能透现当时政治的某些风向，但因缺乏背景材料，难以察知其确切含义。
据说，在类似环境之中，记日记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实际存留下来的日记也非常之少。有两种写法最为典型：一种是“流水账”，另一种则是时代主流话语塑造而成的“套话”。前者“用词谨慎，四平八稳”，因为“日记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被解释或穿凿附会为置人死地的罪名”；后者呢，“绝大多数人没法在这种语言之外形成和表述思想，而这种语言中的思想和感情则可以自动地与统治权力的意志保持一致”。[13]
表面来看，穆旦这一时期的日记即是如此。1970年2月16日之前那些抄录讲话、文件，有着较多自我反省与思想斗争的内容看起来就像是主流话语塑造而成的“套话”；之后关于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则看不到他的内心世界。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进，穆旦违背了记录“值得记下的感情（而非自然主义地把一切琐屑都记下来）”的初衷，他有意识将自己隐藏在文字背后——也可说从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些能够明显体现穆旦当时实际境况的事件以及穆旦所持情感态度在日记里基本上从未出现。
但站在后设立场往回看，事实却有某种吊诡色彩：一方面，阅读经验总会提示此一时期的文字——即便是私下的写作——往往是靠不住的；但另一方面，究竟应该用什么准尺来衡量“靠不住”呢？是作者后设性的文字陈述与解释？还是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
实际上，1950年代以来穆旦所作译介文字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某种复杂的语调，即既肯定译介对象如雪莱、拜伦、济慈、丘特切夫等人诗歌的艺术效果，又一再地指陈他们的思想局限与弱点。其复杂性还在于，在一些译介文字中，前者占据了更大篇幅（如对于丘特切夫的介绍），但在另一些文字中，后者显得更为严厉（如对于雪莱的介绍）。结合日记写作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那种复杂的语调透现了严酷的时代在渺小的个体身上所施与的压力，不同的历史语境给写作者造成了不同的压力，个体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似乎将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复杂的态度与立场：落实到写作，良好的艺术修为固然能够保证穆旦写作行为的品质，但历史的负压却总是透过其作品或显或微地呈现出来，所谓认识的拘囿或者对于时代话语的顺应，既可能是有意的策略使然，却也可能是一种切实的认识。
穆旦的日记，特别是1970年2月16日之前的日记，很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不是为了出版，而是设若有朝一日被抄家受审查的时候，有一份证明自己与时代主流话语合拍态度的材料；但是，也可能就是一种“套话”，即便是一种私性材料，也渗透着时代话语的影响；在那些记录思想斗争、充满反省色彩的内容里，也未必没有非常真诚的情感在里边。总之，不妨以一种复杂的眼光打量这些日记——或许，正是这种含混的复杂性构成了穆旦写作日记的动力，造设了日记文字的多重语调。
反观穆旦本人所规定的三条原则——尤其是“值得记下的感情”一条，以当下的认识来理解，它确乎是可疑的；但若结合如上背景，那也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透现了穆旦在特定时代环境之下对于“值得记下的感情”的含混理解，这里边既不乏热切的投入，也有冷静的防备——1970年2月16日之后日记笔法的骤然变化，很可能即是防备心理最终完全占据上风：简约文字足可记录一个诗人劳动改造的情形，文字一多就可能会“出了谨慎的范围”。[4]这一相对单一的防备姿态，无疑更彰显了此前那种含混而复杂的姿态。
因为简约，因为自我防备，穆旦的日记写作，其实也可说是另一种沉默的方式。
四、交代、交代、再交代……
日记能够简约记载，向组织交代却是无止境的——
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查良铮档案之中，共有8份履历表格或思想总结类文字材料，时间从1953年回国之初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其中，所填各类表格有5份，分别为：
1953年2月21日所填写的《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
1953年6月所填写的《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
1955年10月所填写的《履历表》
1959年4月19日所填写的《干部简历表》
1965年 所填写的《干部履历表》
思想总结类材料有3份，分别为：
1955年10月所写的《历史思想自传》
1956年4月22日所写的《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
1958年10月所写的《思想小结》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8份不过是保留下来的交代材料而已，更多的材料，或被弃不存，或根本就只是口头交代材料，如口头汇报与检讨、座谈会（谈心会）、检举会一类。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54年“外文系事件”发生后，在一连串的思想教育攻势之下，巫宁坤“有较深刻的自我检讨”，周基堃“仅在党的同情组会议上有过应付式地极不深刻的检讨”，查良铮“在若干场合又有较老实的初步检讨”。最终处理意见也和检讨的态度有关，巫宁坤被定性为“倡导者”，周基堃为“暗中积极支持者”，两人均被“给予口头警告处分”，查良铮则“不予论处”。这里所称，多半即是口头检讨，而查阅现存“外文系事件”的相关档案，其中仅有周基堃的多份检讨材料存留了下来，穆旦和巫宁坤的检讨材料都没有留下来。
另一个例子是“肃反运动”之中，《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的开头写到：“在肃反中，自己并且交待过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过，由于在小组上，感到群众的压力，并且由于自己的错觉（认为要说‘实质’和‘意义’，做了很多推论和假定），作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不负责任的交代。”从这里可以见出当时交代的一般情形，既有“小组会”上的交代（多半是口头式的），也有正式的文字交代，《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即用了大量篇幅，共有25页（方格稿纸竖行书写），约12500字，在若干关节点上，都有对于小组会上交代错误的改正。由此可见，实际交代的次数要频繁得多，材料的数量也要大得多。
现存穆旦的交代材料，各种表格的格式大同小异，其基本项有“姓名”（包括原名、曾用名等），“籍贯”，“住址”,“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家庭情况”（[包括所有动产不动产及收支情况]的变化与原因合目前的经济情况）,“社会关系”（进步的、反动的），“有何特长和专门技能？熟练程度如何？”，“懂得何族或何国语文能否作口头翻译？有无实际经验，熟练程度如何？”，“曾在何大学担任何种课程”、“级别登记”，“何时何地在何部门受过何种训练，（包括整风、思想改造、肃反运动等）参加过何种进修（包括业余进修函授）？期限多长？”，“参加革命工作前的经历”（一般要求列出证明人），“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经历”，“参加革命工作前何时何地参加过什么进步的社会活动？”，等等。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展开，仅选两项略作说明。如姓名一栏，看起来是最简单的一项，但从“曾用名（笔名）”一栏“查良铮”与“穆旦”的变动来看，穆旦的处理显然有所考虑。如下为5份表格填写内容的变化——
姓名（现名）和原名两栏填的都是“查良铮”（“—”部分不是没有填，而是相关表格中并没有此项内容）。“曾用名（笔名）”一栏就有别有意味的变动了。1953年回国之初，对国内政治文化环境尚且陌生的穆旦应是没有什么犹豫就写下了“穆旦（笔名）”，之后，除了1955年再次填上“穆旦”之外，两次所填为“查良铮”，1965年所填为“无”。周与良称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后讳言曾用笔名“穆旦”写过诗，实际上，1953年回国之后，对于要不要或如何使用“穆旦”这个名字，穆旦始终就是非常犹豫和矛盾的。[15]
3份思想总结类材料用的是叙述体，叙述时大致按时间顺序，先说明经历与事件，后交代思想状况。从《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开头的叙述来推断，这些篇幅不小的文字交代材料应该都是在经历“小组”座谈一类程序之后写成的，然后直接提交“组织”审查。3份材料，前两份的下限都是到写作时间时止，但第一份所记从出生和家庭情况开始，第二份所记从西南联大开始——在追究“历史反革命”踪迹时，大学之前经历未包括其中。1958年10月所作《思想小结》则是当时思想状况的总结汇报，这里来说说它。
该材料结合一年多来的整风运动，对自己的思想状况进行了长达12页的详细总结，全文约8400字。与前两份材料相比，行文风格不同，写作难度或许要大不少。何谓“不同”呢？前两份材料以经历和事件为框架，思想认识所占比例较小，且有具体的指向性。而这份材料，几乎没有什么事实，而全是思想认识，要不断地贬低自己，不断地深挖思想病根，要全方位地否定自己以获得思想新生。材料的开头是这样的——
一年多以来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反右、×反[16]和大跃进，一系列天翻地覆的变化，使自己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撼，得到相当的提高；不过，由于自己的觉悟原就很低，资产阶级的毒素也本来很深，所以这提高还是有限度的，需要更作自觉的努力，摆脱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否则，社会主义这一关，我是很难过去的。
中间部分，材料先是“揭穿”了自己“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过去历史的“反动性”，批判依据是“外文系事件”和“反右斗争”；之后则是“剖析”了自己“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很深”，“对‘民主’及‘自由’的历来看法及最近体会”；再往下，又“检查”了自己“对党的领导的看法”：自己过去“是对党的领导既充满了不信任，并曾经一度反对过”，“外文系事件”，“外文系事件”之前对于“某些求进步的人”的“鄙视”、“讥笑”和“挑剔”，以及“肃反运动”的教育，这“三件较大的具体事实，说明我对党的怀疑和否定态度”。如下所引为材料最末两段：
……国家的许多重大措施，我是非常拥护的；许多纲领和政策，通过平日的学习和教育，我也似乎都能领会和赞成；但这并不等于我就完全拥护党的领导了，只要一天还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只要一天还抱有个人主义思想，那就总会和党三心二意，若即若离。所以，今日我认识到，拥护党的领导，并不在于口头上，也不在于心理，而是在自己行动的表现中。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信任党的领导和听党的话并不是很容易的，他必须从改变立场、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才行。
最后我想表示一下我对思想改造的态度。从以上所写的看来，我的思想的严重错误是很多的，道路也是很曲折的，似乎要想改造得十全十美，并不是容易的事。是否我因此就灰心了呢？或者，是否看到自己过去如此落后，而就对此事感到自卑了呢？不！绝不！我有这种体会：一个共产主义是永远乐观的，永远不怕困难和曲折。而且，我相信毛主席的这句话：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如果我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对自己的改造将是一件大好事。而目前客观的条件是如此有利：党正在领导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一定要认真投入党领导的每一运动中，努力学习，好把自己尽快地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这种深挖思想病根的写法与穆旦最初写下的那种思想检讨类日记多有相似之处。就通常意义而言，日记是面对自我和内心的私性场合，交代所面对的是组织和集体这类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机构，但看起来，两种文字已发生了某种渗透与融合，更确切地说，是交代式思路渗透到日记当中，日记成为了交代材料的某种副本——不仅仅在交代的场合，在私下场合，穆旦仍在继续剖析自己，继续深挖自己的病根。
面对这种看起来非常真诚的长篇交代材料，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时代的读者难免会生出疑惑：这样的交代材料能否过关呢？此等疑问，历史自然已是无法回答。看起来比较玄乎，在《思想小结》中间部分，但凡转折段落，都有这等文字：
以上的这一认识，也是通过一年来的教育，经过内心的斗争而获得的。
我认为我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很深，这也是受了一年来的教育才认识到的。
一年多来的大事大辩及反右斗争，使我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
“一年来”这一时间并不算长，却屡屡被当作思想转变的关节点，此种行文方式，令我想起那些深谙政治文化奥秘的审阅交代材料者在《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结尾部分留下的四个大字：“纯粹扯淡！”材料的审阅者——思想的判官以一种粗鄙而又地道的语言表达了对于穆旦所谓“思想认识”的基本看法。此种材料或许也会有类似遭遇——也会被视为“扯淡”！
也或许，根本就无所谓“过关”与否，思想改造运动给身处其中的人所带来的诸多痛苦之中，比较突出的一种就是“思想”对于内心的强力渗透，不断地挤压那原本就小得可怜的私性空间，交代、交代，再交代，白天交代，晚上交代，连睡梦中都在交代……
无尽的噩梦啊！
五、劳改、抄家、搬家……
更大的梦魇还在后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之后，南开校园可谓风声鹤唳，政治气氛异常凝重。8月中旬，在南开大学东校门内二三十米的左侧竖起了一面蓆墙，上面画着庞大的“百丑图”。被丑化的干部、老教师有百余人，包括郑天挺、滕维藻、何炳林、李何林、李霁野、魏宏运等。“每个人都被画成怪相，写上‘罪状’，借以示众”。南开大学一些著名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17]
穆旦被集中劳改，被批斗，被剃阴阳头，家庭受到很大的冲击。妻子周与良的回忆之中尽是乱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每天上下午南大附中附小的红卫兵都来家“破四旧”。书籍、手稿、一些家庭生活用品，被褥、衣服等都当“四旧”被拉走。当时我们住南大东村平房，大门一星期未关，每天家里地上都有乱七八糟一大堆杂物。孩子们常从乱物中拣一些书、手稿和日用品等。家具被砸烂，沙发布用剪刀剪开。这时良铮已被集中劳改，每晚回家，看见满屋贴着“砸烂反革命分子×××狗头”，一言不发，有时默默地整理被掷在地上的书和稿件。[18]
及到1967年春，南开大学校园愈加混乱，红卫兵的越轨行为很多。其中，发生了老教授被迫大搬家或合伙住房的情况。据称，当时“不少系的‘当权者’命令住所比较好的老教授搬出，或腾出一半房间，让青年老师搬进去。郑天挺被从原住房赶走，住进了不向阳的9平方米的一间小屋。滕维藻被扫地出门，从北村7楼搬到11楼，一家5口住在一间房内，只有5张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李何林也是扫地出门。杨生茂半个月被迫搬了两次家，落户于北村一间朝阴的房子”。[19]1968年6月，穆旦一家被从东村70号赶到13宿舍，这应是先声。
也是在1967年，穆旦被赶到劳改队，接受批判，监督劳动，专门打扫校园的道路和厕所，清洗打扫游泳池。此一状况，少有材料记载。据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新夏先生在《怀穆旦》中的说法，两人同为南开大学“牛棚”第一期学员，“同为‘棚友’，结成‘一对黑’，共同承担刷洗游泳池的劳动”。但回忆之中少有劳动细节，如下这段关乎穆旦的处事方式：
当众多“牛鬼蛇神”休息期间说着“天气如何哈哈哈”时，穆旦常常“一言不发，看着别人说话，神情忧郁寡欢”；对于那些“说话”很多的人，穆旦又“悄悄嘱咐”身边的朋友“少说话”。[20]
再往下，1968年6月，穆旦东村70号住房被红卫兵强占，被赶到13宿舍3楼的一间屋子。在如今南开大学校园之内，13宿舍周边虽有不少建筑，但仍是在比较角落的位置，在当时，周边到处都是丛深的杂草。强迫搬家没多久，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穆旦被关进校园劳改营，周与良则被指控“有美国特务嫌疑”，关进生物系教学楼“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这一连串遭遇，妻子和子女都有回忆，其中有所差异。妻子周与良的回忆是——
1968年，我们家的住房被抢占，我们的家具、被褥和日用品全部被掷在后门外，放在露天下一整天，无人过问。当时学校很乱，一切机构都不起作用，直到天黑了，我们一家6口人仍无处可去，我只好去八里台找了两辆平板三轮车，把堆在露天下的物品，运到13宿舍门口。非常感谢两位三轮车老师傅为我们解了忧。然后良铮和“牛鬼蛇神”们把东西搬到13宿舍3楼。从此我们一家6口人被扫地出门，搬到一间仅有17平方米、朝西的房间。这间住房我们住了5年。许多物品，沙发、书箱都放在楼道和厕所里。屋里放了两张床和一个书桌。这张桌子又是切菜做饭的地方，又是饭桌和书桌。每天等大家吃完饭，良铮把桌上的杂物整理到一边，就在桌子一角开始工作到深夜。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良铮被集中，我被关押在生物系教学楼。剩下四个孩子，不仅自己做饭，还要给我送饭。[21]
子女们记得当天父亲先躲了起来，全家人后来也都躲避到亲戚家，第二天方才搬过去——在暂避到亲戚家的那天晚上，“父亲仍坐卧不安，他放心不下的是那部摆在露天的《唐璜》译稿”；及到父亲被关进校园劳改营之后，“也曾关切地询问厕所经常外溢的粪水是否淹到了书籍，念念不忘的还是那部《唐璜》译稿”。[22]其实，妻子和子女回忆中的差异并无大碍，相较而言，子女回忆中的“躲避”的细节，更为生动地传达了住房被凶煞的红卫兵抢占的那一刻，全家人那种无力、恐慌的心理状态。而妻子和子女的回忆都将搬家和随后的改造、审查贯联在一起，可见在经历了恐慌的穆旦家人记忆之中，接踵而至的两种遭遇已叠加成同一帧可怕的画面。
值得注意的是，回忆透露了同一个信息：即便是在这等情况之下，穆旦在翻译方面仍然呈现出了一种执拗的“工作”热情——惟有翻译才能减轻现实的压力，忘却心灵的创伤？
六、“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 1968年10月26日，穆旦在日记中写到：“住在第一教学楼中”。这8个字是自1960年3月23日之后重新记下的第一篇日记，从这一天到1970年10月17日为第二本日记。据《穆旦诗文集》的编者按语，日记本内封印有“毛主席语录：‘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其下则是手书，“改造日记 查良铮”。扉页还有竖行手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改造日记”和1958年的《思想小结》及1959年最初写下的日记写法接近，都是将身边的事件、问题或组织传达的文件、通知，和自己的思想改造联系起来，如1968年11月24日写到：
小组上曾有人发言问：如何才是深刻认罪？是否就是低了头，嘴上说认罪，就算是认了罪？我今天想，绝不如此。深刻认罪，虽然表现在行动上是必要的，但应不仅表现在行动上。认罪必须扎根在思想上，这是根本的。没有这个，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那么，越求表现，越成了两面派，没有好下场。而要从思想上认罪，就必须在自己头脑中树立主席思想，用这面照妖镜照出自己的反动本质，这样来认罪，才能认得牢。改造也才有目标，不是无的放矢。
又如12月8日日记——
这一周多，外调较多。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对这件事，我所抱的态度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尽自己所知的一切，向党向人们做交待。过去已犯的罪，有多少就交待多少，不夸大也不缩小。尤其在工宣队第4号通知发布之后，看到其中严厉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自己更不需要在交待问题上有任何顾虑。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了，这不但有利于革命，也有利于自己。另一方面，我认为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这也可以算是自己遵守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一种表现，自己一定要做好交待工作。
从1968年10月26日到1969年2月18日，断断续续的日记多半就是这等写法。前面提及日记和交待材料写法上的类同，是在穆旦刚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之际，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改造自己的魔咒还是紧紧地压在穆旦心头之上。
1969年2月18日之后，魔咒似乎略有放松：一则，日记停止了——现实处境可能并没有什么改观，但至少暂时每天夜里不再在纸上进行自我审判。二则，从1970年2月16日重新写下的日记来看，写法已截然改变：大段大段地抄录文章以及思想检讨的记法不再出现，基本上是每天所做事情的流水账，基本上仅有数字或十数字，所记事件为所从事的日常劳动，日常事件（包括家人通信）以及作“思想检查”等等。
但劳动改造却已不仅仅局限于南开校园之内了。1969年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这个“紧急指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23]据此指示，1969年11月6日，南开大学将所有“牛鬼蛇神”及其子女一律下放到河北完县。穆旦被“隔离”在一个公社，周与良带着四个孩子在另一个公社。两人相距几十里，基本上不通音讯。不久，中小学开学，四个孩子返回南开大学。夫妇两人仍分处完县的两个村庄。夫妻无法见面，与孩子们的联系也只有通信。
大概是耐不过对于妻子的思念与关切，1970年1月春节前的某一天，穆旦步行几十里去探望妻子，这次短暂的会面深深地烙在妻子记忆里——
有一天，大致快过春节，天气很冷，良铮忽然来看我，我说自从到完县以来没有收到孩子们的信，也没有他的消息，我见到他，控制不住眼泪。他看着我，劝我说“收到孩子们的信，都很好”，还说“事情总会过去的，要耐心，不要惦着孩子。”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他还负疚地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我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他说“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我说“身体还可以，也不想吃零食。”他说，“要多注意身体。”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当时他仅52岁。回村后，我立即被批斗，“传递了什么情报，老实交待，”真是天晓得。那里我的旅行包，经常有人检查，如果看到藏着花生米和水果糖，恐怕不知要批斗多少次。[24]
在寒风中步行几十里，不过是为了停留半个小时，和妻子说几句话，送包花生米和几块糖。才52岁，看起来“已经是个老人了”，下放（流放）过程中那些细微而切身的故事，那颗因磨难而变得“凄凉而驯服”的心灵[25]，读来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注释：
[1]本文所引穆旦日记资料均据李方编选：《穆旦诗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据南开大学档案馆所存穆旦档案之《关于查良铮问题的复查意见》（中共外文系总支，1979年4月21日）。按：文中按语为笔者所加，但……、×××均为原有。
[3]来新夏：《怀穆旦》，《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22日。
[4]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162页。
[5]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158-162页。
[6]周与良：《地下如有知 诗人当欣慰》，《诗探索》2001年第Z2期。按：对于此事，观点似不大确定。据2006年4月10-12日，笔者与穆旦长子查英传的谈话，他称小时候在爷爷家看到过诗集《旗》、《穆旦诗集》，但一直不知道“穆旦”就是父亲。但据2006年4月14日，笔者与穆旦的外甥女刘慧的谈话，她认为查英传他们那个时候可能知道。
[7]据2006年4月12日，笔者与魏宏运先生的谈话（南开大学文学院李润霞在场）。
[8]据2006年4月13日，笔者与王端菁、李万华夫妇的谈话（南开大学文学院李润霞在场）。按：王端菁的说法得到了她的丈夫、当时在教材科（在图书馆四楼上班）、文革中曾与穆旦关在同一个“牛棚”的李万华的确认。
[9]如下所引均据2006年4月11日，笔者与冯承柏先生的谈话。按：冯承柏于1963年6月之后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工作，任美国史研究专家杨生茂先生的科研助手。
[10]杨生茂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ⅷ页。
[11]指1951年所写下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
[12]魏宏运：《魏宏运自订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按：魏宏运1951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大半生在南开度过，其自订年谱对南开的相关背景有非常多的介绍，可作穆旦研究重要的背景资料。
[13]徐贲：《邂逅口述史，发掘口述史：苏联的人民记忆》，《读书》2009年第1期。
[14]语出穆旦：《致郭保卫》（1976/10/30），《穆旦诗文集》（2），第213页。
[15]部分情形可参见易彬：《“穆旦”与“查良铮”在1950年代的沉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16]按：材料为手写体，有一个字不能准确辨认。
[17]魏宏运：《魏宏运自订年谱》，第61页。
[18]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159页。
[19]魏宏运：《魏宏运自订年谱》，第66-67页。
[20]来新夏：《怀穆旦》，《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22日。按：据笔者所知，一些当事人对于来新夏先生的回忆存有异议。
[21]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159-160页。
[22]英明 瑗平：《言传身教 永世不忘——再忆父亲》，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225页。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24]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160页。
[25]郑敏语，见《诗人与矛盾》，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