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吸收了音乐最高的恣肆汪洋精神，所以，在希腊人那里一如在我们这里，它直接使音乐臻于完成，但它随后又在其旁安排了悲剧神话和悲剧英雄，悲剧英雄像泰坦力士那样背负起整个酒神世界，从而卸除了我们的负担。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同一悲剧神话，借助英雄的形象，使我们从热烈的生存欲望中解脱出来，并且亲手指点，提示一种别样的存在和一种更高的快乐，战斗的英雄已经通过他的灭亡，而不是通过他的胜利，充满预感地为之作好了准备。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文） 一
众所周知，
莎士比亚的剧本大都取材于前人故事，《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也没有例外。稍微不同的是，这个剧本的取材相当遥远——脱胎于三千多年前《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部分。在全部莎剧中，这是唯一一部取自荷马的故事。它不禁让人感到兴趣，莎士比亚究竟想从荷马故事中发现些什么？
在那部人类现存的最早史诗中，《伊利亚特》从阿喀琉斯与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结怨争吵为起始，结束于普里阿摩斯赎回赫克托的遗体并安葬为止。稍稍留心的话，我们便很容易发现，在这部长达一万五千多行的史诗中，荷马从未将任何一行搁置在今人所以为的道德领域来斥责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对墨涅拉俄斯妻子海伦的诱拐。似乎战争的义与不义，引不起荷马关心。荷马所咏颂的，是英雄们的建功立业——英雄们的骄傲、力量和愤怒，成为值得他去歌颂的美德巅峰。这也正是这部史诗最为激动人心之处。
追逐青史留名的英雄业绩，是因为人生短暂得令人不寒而栗。因此创建功勋，就成为人生不致虚度的巨大推动。更何况，最“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宙斯注定我们从青壮至苍老都要在∕艰苦的战争中度过，直到一个个都倒下”（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罗念生全集》第五卷《伊利亚特》，第81页）。这两行诗句既表明了英雄们骨血中的慷慨品性，也表明了英雄们对人生终极的绝对认识——既然没有谁能从命运中死里逃生，那就说明命运始终站在人的对立面。因此，与其说荷马描写的是人在面对战争，不如说他描写的是人在如何抗争自己的命运。
在荷马那里，对命运抗争最强的当属他呕心塑造的阿喀琉斯。不仅全诗的第一行就赋予这位英雄，在不间断的描述中，荷马像是生怕表述不够热烈，既不吝笔墨，又不厌其烦地将其称之为“捷足的阿喀琉斯”、“神样的阿喀琉斯”、“宙斯最宠爱的阿喀琉斯”。但即便如此，阿喀琉斯的命运也被阿波罗一语道破，“宙斯养育的帕特洛克罗斯，赶快退下，∕尊贵的特洛亚城未注定毁于你的枪下，∕阿喀琉斯也不行，尽管他远比你强大”（前揭，《伊利亚特》，第725页）。
攻不下特洛亚城，就是阿喀琉斯的命运。但阿喀琉斯早就对预言自己命运的阿波罗提出过愤怒挑战，“你夺走了我的巨大荣誉，轻易地挽救了∕那些特洛亚人，因为你不用担心受惩处。∕倘若有可能，这笔账我定要与你清算”（前揭，《伊利亚特》，第42-43页）。没有哪个读者不受到阿喀琉斯愤怒的吸引——敢向人发怒算不了什么，敢向神发怒，才是阿喀琉斯最英勇无畏的气概体现。将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阿喀琉斯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荷马首屈一指的讴歌对象。
但奇怪的是，到莎士比亚笔下，阿喀琉斯的光彩出人意料地变得黯淡。
难道莎士比亚不认可荷马的描述？
或者说，在莎士比亚心中，对英雄如何定义，有着和荷马不一样的看法？至少，没有哪个读者不会看到，荷马所颂扬的首席英雄，居然没有成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剧中的第一主角。
将现成的故事点石成金，是莎士比亚的擅长好戏，但面对流芳千载的《荷马史诗》，莎士比亚也随心所欲地进行改写，是莎士比亚自信得过了头吗？
二
在莎士比亚三十七部剧作中，有十三部以剧中人名字为剧名。以人物名为剧名，就表明莎士比亚将这个或这对人物置于自己的刻画中心。令人惊讶的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像是这十三部剧作中唯一的例外。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故事尽管重要，但两人并没有成为剧中的核心主角，而且，以一对男女名为剧名，除了这部之外，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等两部。三组人物都是彼此情侣。似乎莎士比亚想通过剧名宣示，观众和读者将面对的，是他精心献上的爱情之剧。
没有人会否认，《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两部剧不是描写情爱的戏剧，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也是以爱情为主体的剧作吗？
难说得很。
从剧本的起笔来看，倒确像莎士比亚要写一部爱情之剧。全剧第一个上场的就是不愿去城外与希腊人作战的特洛伊罗斯。特洛伊罗斯不愿作战，倒不是因为他不够勇敢，而是心思不在。他开口说出的就是自己心思不在的缘由，“我自己心里正在发生激战……唉！特洛伊罗斯的心早就不属于自己了”（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122页，朱生豪译文）。一个男人的心不属于自己了，十有八九是到了一个女人身上。特洛伊罗斯的确如此，他疯狂地爱上克瑞西达，其情感之热烈，一点也不逊于罗密欧。“我那颗心好像被叹息劈成两半”（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123页）。仅看这句台词，几乎会让读者误以为它出自罗密欧之口。但克瑞西达对心被“叹息劈成两半”的特洛伊罗斯，却没办法和朱丽叶对罗密欧的回应相提并论。在第一幕第二场，克瑞西达登场亮相，她说个不停，却都是将一个个问题抛给其女仆亚历山大，好像亚历山大会比自己眼尖，也会比自己知道的事情更多一样。但没哪个读者会认为，克瑞西达当真什么也不知道。克瑞西达装不知道，其实就表明这个女人的城府颇为可怕。简单来说，特洛伊罗斯爱上的是一个极具城府的女人。因此问题是，莎士比亚是不是愿意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这样一个女人身上？比较朱丽叶和克莉奥佩特拉，前者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有着未被生活玷污的单纯；后者虽心机迭出，但对安东尼的爱欲却充满我行我素的激情。尽管这位埃及女王最后从安东尼与凯撒的海战中撤退，导致安东尼在世界舞台的彻底覆灭，那也不过因为她仅仅是个女人，即使她懂得政治，却终究惧怕刀枪中的血肉横飞。
克瑞西达虽然置身莎士比亚的剧名，但莎士比亚对她似乎并不关心。这难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即便是心狠手辣的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也投入相当关注。似乎克瑞西达沾染的祭司气太浓，莎士比亚的笔墨落向她时，就变得不怎么耐烦。只是，莎士比亚天才太甚，在克瑞西达首次退场独白中，依然能让读者看到她对情感的轻薄个性。在莎士比亚笔下，克瑞西达当然不是第一个面对剧中配偶前就有过爱欲经历的人，但却只有这个祭司之女，一旦体验过爱欲，就将爱欲对人的支配变成自己的游戏筹码。正是这堆筹码作祟，去到希腊阵营后的克瑞西达便迅速堕落成一个淫荡女人。特洛伊罗斯的美梦成空，倒绝不是他缺乏对情感的执念，而在于他面对的女人天生具有淫邪之骨。
每个莎剧研究者都有认同，莎士比亚从来不会将真正的自我搁在哪个人物身上，因此我们很难知道莎士比亚对克瑞西达的看法究竟是什么。但就全剧来看，分为五幕的戏剧共由二十四场戏构成，克瑞西达只有五次出场。在第五幕的最后八场戏中，莎士比亚干脆不再让克瑞西达现身。就从这点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莎士比亚将情爱之名抛给观众，不过是玩了一个花招——先吸引住观众再说。观众确实被戏剧吸引，但在故事发展中，却几乎都会不知不觉地忘记克瑞西达。克瑞西达的最后出场是接受狄俄墨得斯的勾引，也因此将特洛伊罗斯的心再次“劈成两半”。只是，当狄俄墨得斯得到克瑞西达愿意委身的承诺离开之后，她最后的独白却有点耐人寻味，“唉！我们可怜的女人！我发现了我们这一个弱点，我们的眼睛所犯的错误支配着我们的心；一时的失足把我们带到了永远错误的路上。啊，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受眼睛支配的思念一定是十分卑劣的”（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229页）。
当读者还不明白“受眼睛支配的思念”是何所指之时，一直和俄底修斯在旁窥视的特洛伊罗斯就“心烦意乱”地站出来进行了解释，“它们的作用只是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230页）。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哈姆莱特所说的“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哈姆莱特》，第33页，朱生豪译文）。或许不管是什么时代，莎士比亚都眼光锐利地发现，正是“混乱”，梗在所有时代的中心。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从中逃脱。换言之，人总是在“混乱”中面对一切，情感也好，战争也好，“混乱”从来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没有哪种情感可以涤清“混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欲不就是在激流般的“混乱”中变成悲剧的吗？但罗密欧与朱丽叶面对的“混乱”，还只是内在的人心“混乱”；特洛伊罗斯面对的“混乱”，却不仅是内在的人心“混乱”，还包括战争带来的外在“混乱”。
颇为巧合的是，哈姆莱特面对的也同样是人心与战争的双重“混乱”。在其叔父篡位成僭主之后，整个丹麦“全国的军民每夜不得安息……每天都在制造铜炮，还要向国外购买战具……征集大批造船匠，连星期日也不停止工作”（前揭，《哈姆莱特》，第8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挪威正对丹麦虎视眈眈。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豢养大批死士，摩拳擦掌地要夺回丧失给丹麦的领土。面对国家的“慌忙骚乱”，哈姆莱特不无沮丧地感到“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前揭，《哈姆莱特》，第33页）。尽管霍拉旭告诉我们，哈姆莱特有“举世称颂”的英名，但哈姆莱特却将“重整乾坤的责任”视作“倒楣”，也就说明哈姆莱特对自己承担来日“混乱”的能力不够自信。远逊于哈姆莱特的特洛伊罗斯也就更不足以在“混乱”中将匹夫之勇拉到前台。
什么人才够资格澄清“混乱”？荷马给出的答案是阿喀琉斯样的英雄。
在荷马时代，阿喀琉斯样的英勇，或许真还拥有澄清“混乱”的能力。
但时代总在变化。我突然感到，莎士比亚之所以借助《荷马史诗》写下《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大概是心中涌起了向荷马观点挑战的念头。
三
挑战荷马的观点，也就是挑战荷马塑就的人物。但关键问题是，莎士比亚凭什么挑战荷马？他挑战的工具又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难以统计的出场人神之中，荷马对阿喀琉斯显然倾注全力。纵观《伊利亚特》全篇，从头到尾所布满的，无不是这位希腊英雄的身影。不管阿喀琉斯在干什么，荷马给予的总是称誉。诗篇一起始，荷马就要求女神对阿喀琉斯的愤怒进行歌唱，根本不问阿喀琉斯的愤怒来源于什么。只是序幕拉开，阿喀琉斯的愤怒倒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阿伽门农贵为联军统帅，却从来不被阿喀琉斯放在眼里。当祭司卡尔卡斯（也正是克瑞西达之父）害怕说出的预言会触怒哪位将帅之时，阿喀琉斯立刻提出保证，“你放大胆量，把你知道的预言讲出来……只要我还活着，看得见阳光，∕没有哪个达那奥斯人会在空心船旁∕对你下重手，即使阿伽门农也不会，∕尽管他宣称是阿开奥斯人中最高的君主”（前揭，《伊利亚特》，第8页）。这种处处都要针对，又明目张胆的以下犯上，当然会激起阿伽门农的恼怒。但意外的是，“权力广泛”的阿伽门农却只将怒火发泄在说出预言的卡尔卡斯身上。但阿喀琉斯却总是不放过对阿伽门农的针对，似乎一定要让阿伽门农明白自己对他的轻视一样，不等卡尔卡斯回答（卡尔卡斯也不敢回答），阿喀琉斯就接过话题，再次启衅。阿伽门农实在无法忍受，索性直言，“尽管你非常勇敢，∕你可不能这样施展心机欺骗我”，并且要求后者“前去献祭，祈求远射的天神息怒”（前揭，《伊利亚特》，第10页）。
要求阿喀琉斯“前去献祭”，是阿伽门农的怒气表现，但就“献祭”本身来看，却是阿伽门农得罪阿波罗采取的补救措施，以求希腊联军获有取胜的前提与心理保证。因而必须看到，“献祭”不是临时决定，不派阿喀琉斯前往，也必定会派他人前往。但惟独对阿喀琉斯的派遣，却引来后者的暴跳如雷。阿喀琉斯不再含沙射影，而是直接将阿伽门农辱称为“你这个无耻的人，你这个狡诈之徒”。但令人意外的是，阿喀琉斯骂人的原因却和派他“前去献祭”无关，转而变成了“分配战利品时你得到的却要多得多”，紧跟着就威胁后者要离开战场，因为不想“为你挣得财产和金钱”（前揭，《伊利亚特》，第11页）。
不满别人分配到更多的“战利品”，也就意味着，阿喀琉斯希望自己分配到“多得多的战利品”。但说这些话时，阿喀琉斯显然忘记了，阿伽门农是“人民的国王”。既然是“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当然不会当众受辱，他立刻表示，“我不求你为我的缘故留在特洛亚……但是我却要亲自去到你的营帐里，∕把你的礼物、美颊的布里塞伊斯带走”（前揭，《伊利亚特》，第11-12页）。
这是令人震惊之处。就一般人的看法和资料性文字，无不将阿喀琉斯后来的拒绝出战归咎于阿伽门农夺走了阿喀琉斯的战利品“布里塞伊斯”。但很少有人追究阿伽门农夺走布里塞伊斯的原因，似乎阿伽门农不过是好色之徒，将部下的女人据为己有。但这里的细节却已经表明。阿伽门农后来夺走布里塞伊斯，原因是首先受到阿喀琉斯的侮辱。至于阿喀琉斯不忿阿伽门农“得到多得多”的“战利品”的原因，也早被阿伽门农一眼看透，“……这个人很想高居于众人之上，∕很想统治全军，在人丛中称王，∕对我们发号施令。”阿喀琉斯倒也毫不虚伪，当即回答，“不要对我发号施令，我不会服从你”（前揭，《伊利亚特》，第16页）。
岂止不服从？听到阿伽门农将自己的用心说出，阿喀琉斯的反应不再是限于辱骂，而是伸手拔剑。要不是雅典娜及时对阿喀琉斯显圣阻止，联军的将帅势必出现火并。
因而问题是，不服从阿伽门农，阿喀琉斯愿意服从谁？
整部《伊利亚特》的每个细节都在表明，阿喀琉斯愿意服从的只是自己。
那是否该问问，只愿意服从自己的人值不值得称颂？
但问题却没办法回答。因为在荷马时代，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它甚至构不成荷马时代所能表述的主题。也许可以说，在荷马时代，人类的理性还远远没破开混沌一片的黑暗世界，也就不可能对人心构成支配，换言之，在没有一种哲学对人心施以慰藉的时代，荣誉的追寻仅仅只与个性的彰显连为一体。
当莎士比亚重拾荷马故事之时，像是忘记了这一背景。在第三幕第一场，克瑞西达的舅父潘达洛斯因为安排了甥女和特洛伊罗斯的约会。特洛伊罗斯被温柔羁绊，未上战场，潘达洛斯感觉不妥，想去找帕里斯对好口风。在宫殿前首先遇上帕里斯仆人，潘达洛斯不无讨好地说道，“你依靠着一位贵人，我必须赞美他”。仆人当即回答，“愿赞美归于上帝！”（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171页）。
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中，恐怕没有哪句台词比这句“愿赞美归于上帝”更令人感到震惊和不可理解的了。因为“上帝”是基督徒对“唯一的神”的称谓。在特洛亚战争进行的时代，宣扬信众精神同一的基督教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才致诞生，因而“上帝”一词，不可能提前出自帕里斯仆人之口，更何况，宙斯和他的众神始终就在《荷马史诗》中没有退场。如果承认“上帝”，那么史诗中就不可能有另外的父神宙斯存在。只是在荷马时代，宙斯是唯一的父神，荷马写到宙斯和众神，自然不过。到莎士比亚时代时，基督教历史已逾千载。不管莎士比亚是不是基督徒，他一旦说出不属于剧中人能说出的话时，我们就不禁要问，莎士比亚究竟是一时说漏了嘴，还是另有他因？
阅读《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我们还能发现，在《伊利亚特》中无处不在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没一个进入莎士比亚剧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莎士比亚取消宙斯和他的诸神，是因为莎士比亚毕竟身在柏拉图理性已经控制人类的时代——柏拉图的丰功伟绩之一，就在于他对理性的提出和建立，正如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对定义的不懈寻找一样。
理性的确立，是改变人类文明史的大事。莎士比亚之所以敢向荷马挑战，是不是就因为他拥有这一荷马不具备的工具？用前人不具有的工具来考察远古的人物，会不会让远古之人获得现代的重新定位？
“愿赞美归于上帝”。这句看似和宗教有关的简单台词，已经在明确告诉我们，莎士比亚将荷马故事的内核搬到了众神退场和理性深植的时代。
因而就有必要知道，在理性形成对人统治的时代，荷马称颂的头号英雄在莎士比亚笔下会是个什么样子。
四
既然莎士比亚的该剧剧本源出荷马，那么阿喀琉斯的重要性就自不待言。但令人奇怪的是，当整整第一幕结束，莎士比亚也没有让这位荷马时刻不忘的英雄出场。阿喀琉斯首次登台是埃阿斯殴打弄人忒耳西忒斯。声震寰宇的阿喀琉斯在莎剧中的第一句台词居然不是发怒，而是懵懵懂懂地提问，“啊，怎么，埃阿斯！你为什么打他？喂，忒耳西忒斯！怎么一回事？”（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152页）。在莎士比亚的所有剧本中，没有哪个人物不是一出场就表现出自己的鲜明性格。阿喀琉斯的出场能让我们看见什么？好像一个将军殴打一个弄人也值得他去大惊小怪一样。既然对这样的事也大惊小怪，也就说明阿喀琉斯的视野不像是在面对整个战役，而纠缠在不足挂齿的细枝末节之上。怪不得特洛伊罗斯也会对阿喀琉斯说出这样的话，“……阿喀琉斯，我也曾经这样劝告过您。一个男人在需要行动的时候优柔寡断，没有一点丈夫气概，比一个卤莽粗野、有男子气概的女子更为可憎”（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190页）。
在荷马那里，要说阿喀琉斯“优柔寡断”和“没有一点丈夫气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在莎士比亚笔下，阿喀琉斯的确表现出他的“优柔寡断”。他出场就已知道，“赫克托要在明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在我们的营地和特洛亚城墙之间，以喇叭为号，召唤我们这儿的一个骑士去和他决战”（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155页）。无法不注意，阿喀琉斯对赫克托的挑战并未挺身而出。当埃阿斯问他会派谁去应战之时，阿喀琉斯的回答虽然是认为阿伽门农会派自己出阵，但却还是表示要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
认为会派己出战，的确是阿喀琉斯的骄傲体现，但仍表示要抽签决定，就有点耐人寻味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阿喀琉斯在内心有点惧怕赫克托——希腊的顶尖英雄会怕赫克托？荷马绝不会这样认为，但莎士比亚却有足够的理由作出判断。毕竟，莎士比亚笔下的阿喀琉斯经受了理性洗礼。决战是要取人性命的，更何况，提出决战的赫克托是特洛亚的军中统帅，勇武素来不在阿喀琉斯之下。被理性教导得有些“优柔寡断”的阿喀琉斯是不是还具有荷马以为的万丈雄心，从他出场起就变得有些疑问。
和荷马所言保持一致的是，阿喀琉斯同样地拒绝出战，只和帕特洛克罗斯呆在自己的战船之中。没有人看得惯阿喀琉斯的罢战，就连帕特洛克罗斯也劝说后者，“自己加于自己的伤害是最不容易治疗的；忽略了应该做的事，往往会引起危险的后果。”阿喀琉斯的回答着实令读者瞠目结舌，“我简直像一个女人似的害着相思，渴望着会一会卸除武装的赫克托，跟他握手谈心，把他的面貌瞧一个清楚”（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191页）。自承自己“像一个女人”，倒真还印证了特洛伊罗斯称其为“没有一点丈夫气概”的评断。甚至，面对赫克托对希腊联军的决战挑衅，阿喀琉斯也似乎忘记得一干二净，他希望见到的是“卸除武装的赫克托”，并与其“握手谈心”——这是阿喀琉斯对赫克托产生出的惺惺相惜吗？但“像一个女人”的人怎么可能对一位英雄惺惺相惜？因此只能说，阿喀琉斯面对赫克托孤身来到希腊营帐的超凡英勇，内心在情不自禁地自愧弗如。难怪阿喀琉斯不去和特洛伊罗斯的轻视针锋相对。
因而在莎士比亚笔下，阿喀琉斯的罢战就总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尽管俄底修斯给出过他的罢战原因，“公认为我军中坚的阿喀琉斯，因为听惯了人家的赞誉，养成了骄矜自负的心理，常常高卧在他的营帐里，讥笑着我们的战略”（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142页）。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到，荷马谈及的阿伽门农对布里塞伊斯的抢夺之事，莎士比亚只字不提，仅仅只在于阿喀琉斯“听惯了人家的赞誉”。但纵观五幕全剧，实在没哪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阿喀琉斯有何值得“骄矜自负”之处。倒是阿喀琉斯自己在第五幕第一场突然对帕特洛克罗斯说出了他罢战的真实原因，“……这儿是一封从赫卡柏王后写来的信，还有她的女儿，我的爱人，给我的一件礼物，她们都恳求我遵守我从前发过的一句誓言。我不愿违背我的誓言。让希腊没落，让名誉消失……我必须服从我所已经发过的重誓”（前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221-222页）。
没有哪句莎剧台词比得上这句更令人惊讶莫名的了。读遍《伊利亚特》，哪里有阿喀琉斯爱上特洛亚公主的情节？莎士比亚对这句台词也极为罕见地毫无铺垫。但撇开这句台词的突然性，它表明的涵义却和全剧的阿喀琉斯有相当一致的性格吻合，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时代的阿喀琉斯像是非常熟悉马基雅维利的论述，简单迅速地为自己应受谴责的行为找到合情合理的辩护。英雄气短的人不会受人责怪，但问题是，荷马时代的阿喀琉斯生性暴躁和残忍，到莎士比亚时代居然会儿女情长，不仅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就连莎士比亚也像是颇为尴尬，乃至在有赫卡柏出场的戏里，从来就没让这个得到阿喀琉斯誓言的女儿出现，甚至在赫卡柏或普里阿摩斯嘴里，也听不到有任何一句涉及这位女儿。简言之，一位连名字也没有、连影子也看不到的人居然影响了剧中重要人物的重要决断，这是热衷于男欢女爱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独一无二的例外。除了这句横空出世的台词，剧中的哪个地方又表明了阿喀琉斯有一场爱欲在经历？在莎士比亚笔下，阿喀琉斯经历的，不过是理性的全部笼罩。
但是显然，莎士比亚又不愿意违背荷马——或者违背历史地不让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在战场上相遇。于是，在鲜有直接描写战役场面的莎剧中，每个读者都清清楚楚地看到，阿喀琉斯的确惧怕赫克托！
当两军终于激战，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劈面相撞。阿喀琉斯刚开始说的话还像是有点荷马气息，“现在我看见你了。嘿！等着吧，赫克托！”赫克托的回答的确是战士的回答，“住手，你还是休息一会儿。”阿喀琉斯会休息吗？当然不会，因为他开口说的是，“我不要你卖什么人情，骄傲的特洛亚人……”不要对方卖人情，又在面对敌手的骄傲，谁都以为阿喀琉斯会向对手猛扑过去，但最令人吃惊之处就紧接着开始了。阿喀琉斯的话在继续，“我的手臂久已不举兵器了，这是你的幸运；我的休息和怠惰，给你很大的便宜；可是我不久就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现在你还是去追寻你的命运吧”（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41页）。不等对方回答，阿喀琉斯说完这句话就急匆匆地从战场上溜开，倒像要去追寻自己命运的不是赫克托而是阿喀琉斯本人一样。
对所有的读者来说，这是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一幕。
阿喀琉斯居然会怯战而逃，不要说英雄，连起码的战士勇敢都不具备。如果说莎士比亚善于使读者感到意外，那么阿喀琉斯的怯战，便是莎剧中最让读者目瞪口呆的意外。但莎士比亚似乎还嫌意外不够，重新上场的阿喀琉斯不再是单枪匹马，还带了一队骑士。作为将领，带队骑士并不奇怪，但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的是，阿喀琉斯对骑士们下达的命令是不光彩的诡计，“……不要动你们的刀剑，蓄养好你们的气力；当我找到凶猛的赫克托后，你们就用武器把他密密围住，一阵乱剑剁死他”（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42页）。这哪里还是那个阿伽门农在《伊利亚特》中所说的“将士中最可畏的人”？简直就是不敢光明正大进行决战的懦弱者所能设计出的行径。当赫克托战斗得筋疲力尽，终于脱下武装休息之时，埋伏好的阿喀琉斯立刻命手下出击。猝不及防的赫克托只提出一个战士之间的要求，“我现在已解除武装；不要乘人不备，希腊人。”但这句能唤起一个真正或伟大对手正视的话却只换来阿喀琉斯的急速命令，“动手，孩子们，动手！这就是我所要找的人。”赫克托未及还手，也未及再说别的，就被阿喀琉斯的骑士们“一阵乱剑剁死”。阿喀琉斯欣喜若狂，下达的后续命令是要骑士们“齐声高呼，‘阿喀琉斯已经把勇武的赫克托杀死了！’”（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43页）。
这场卑劣得令人毛骨悚然的戏让我不觉想起另一部莎剧《理查三世》，尚未即位的葛罗斯特公爵对勃金汉亲王说过一句警示台词，“人的本质和他的表面言行你还不能辨别；真可以说，上帝知道，表里一致的人是绝无仅有的”（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理查三世》，第386页，方重译文）。在阿喀琉斯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本质与表面不同的恰当注释。它使得阿喀琉斯的“骄矜自负”不过变成一件包裹自身的虚假外衣，这件外衣足以掩盖其内心的卑鄙与懦弱。它不免令人觉得，写作此剧，莎士比亚似乎就是想集中笔力来刻画阿喀琉斯的灵魂耻辱。这一耻辱在令人齿冷的诡计之下，让读者对阿喀琉斯的“卑鄙犯罪”一目了然。但罪行越阴险，就越令人难以忽略一点——正是阿喀琉斯的狡诈衬托，使赫克托的死突然被注满一层避不开的悲剧色彩。
难道莎士比亚的良苦用心是在赫克托身上？
五
在荷马那里，阿喀琉斯和赫克托是对阵双方的各自英雄。荷马留下史诗，目的也就是为了称颂英雄。也许可以说，在远古时代，个人勇武是受到重视的最高品质——谁具有最高勇武，谁就最值得称颂。它不仅是荷马时代的法则，即使在今天，也是支配国家行为的勇武范式。简单来说，战争从来就是人类所必然服从的永恒法则。只是，进行战争是一回事，理解战争的内在蕴涵又是另一回事。荷马能将战争场面叙述得有如亲见，却没办法将战争的理解和最终目的告诉读者。因此，不仅阿喀琉斯被他竭尽全力地进行歌颂，赫克托同样也被他称之为“英雄”。有所不同的是，在荷马那里，即使赫克托也是英雄，但只要和阿喀琉斯相比，仍显得处处落在下风。
因而问题是，既然阿喀琉斯能够压倒赫克托，为什么特洛亚城能屹立十年不倒？特洛亚若没有赫克托，恐怕用不着俄底修斯最后贡献出他的“木马计”。在荷马那里，赫克托的夺目光彩可以用其母赫卡柏的话来说，赫克托“夜以继日地令我骄傲，∕全城的男女视你如救星，敬你如神明”（前揭，《伊利亚特》，第562页）。这就充分说明，赫克托虽然在武力上逊色阿喀琉斯，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来护卫他的城市。
因此，荷马描述的赫克托究竟是什么人，就成为值得探讨和绕不开的问题。
荷马没有让读者等得太久，全书第二卷就提及赫克托，紧接着的第三卷就让读者直面赫克托。当墨涅拉俄斯发现诱拐自己妻子的帕里斯在战场之时，怒不可遏地朝对手猛扑。不论在荷马那里，还是在莎士比亚笔下，帕里斯的形象倒是没有变化——色欲有余，谈不上是战士（遑论勇士）。当他看见墨涅拉俄斯朝自己扑来，立刻躲入己方人群。对弟弟的这一行为，赫克托充满鄙视，当即怒骂帕里斯是“诱惑者，好色狂”，并希望他“没有出生，没有结婚就死去”，因为“比起你成为笑柄，受人鄙视好得多”。在怒骂的结尾，赫克托点明这次战争的缘由正是“因你干的坏事”（前揭，《伊利亚特》，第68页）。
在全体特洛亚人中，只有赫克托，才是将战争起因归结在帕里斯对海伦诱拐上的唯一之人。在今天来看，几乎用不着将其刻意突出，但在荷马时代，却有令人震惊的意义。因为在赫克托之外，特洛亚从国王普里阿摩斯开始，都将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的生存事件。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荷马早早为柏拉图的论述开辟了先路。要不然，柏拉图不会将《法义》首章命名为和今天的道德领域没什么关系的“美德”，更不会将“美德”的第一节命名为“论战争”。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没必要奇怪柏拉图为什么开卷就谈，“我觉得，立法者之所以认为很多人不懂事，乃是因为这些人认识不到，终其一生，城邦的每个公民都不可避免地与周围的所有其它城邦处于一种永远的战争状态……大多数人称为‘和平’的，从来就只是一句空话”（见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法义》导读》，第66页，谭立铸译文）。
既然和平只是空话，战争究竟因何而起，就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战争可以成为建功树业的大好时机。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阿伽门农率军攻打特洛亚，表面目的是为了帮助墨涅拉俄斯夺回海伦，但却会为了这个已经将帕里斯看成丈夫的女人而杀死自己的女儿献祭。从现代伦理角度来看，夺回海伦的首次行动就是杀死一个无辜女人，便足以成为难以置信的无耻之事，但在现代理性——至少莎士比亚时代的理性没有建立的时代，首先让一个无辜女人去死不仅不会遭到谴责，相反是合情合理之事——既然兵事将启，献祭就是必然之事。什么人该被献祭，和被献祭人便毫无关系。因为被献祭人必须去死。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希腊与特洛亚的十年战争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为海伦而死，那些马革裹尸之人，不过是为了自己功业的建立。所以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在《伊利亚特》里，宣扬公正的宙斯从来不以为帕里斯的诱拐行为应受惩处，他也没理由阻止分成两派的诸神各自支持自己喜爱的勇士，原因也仅仅在于那些勇士不过是为了建立个我的万世之名——这和海伦难道还有什么关系吗？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希腊人兵临城下，普里阿摩斯才会反而告诉海伦，“在我看来，你没有过错，∕只应归咎于神，是他们给我引起∕阿开奥斯人来打这场可泣的战争”（前揭，《伊利亚特》，第72页）。
将战事归咎于神，就说明没有哪个人该当负罪。因而对战事的出现，首先就剔除了它的伦理涵义。所以当赫克托指责帕里斯之时，莎士比亚一定相当敏锐地发现，赫克托是唯一将战争的伦理蕴涵进行挑明之人。挑明伦理存在，就是挑明罪恶存在。只是，史诗中除了赫克托，没有人以为罪恶存在，即便帕里斯承认赫克托的责备“非常恰当”之时，所承认的也不过是自己的战士之心不够坚强。他和所有人一样，没有在任何一秒钟内有过伦理负疚。当他提出和墨涅拉俄斯进行单独决斗，也不过将海伦摆在一个战利品的公平位置，似乎海伦从来就不是墨涅拉俄斯的妻子，而只属于决斗胜利的一方。当墨涅拉俄斯也同意这样的处置方案之时，我们就立刻看到，不论海伦曾经是谁的妻子，现在又和谁同床共眠，依附于她身上的伦理指向已在简单迅速地走向消失。就此来看，荷马的激情围绕，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中心。既然没有这样一个中心，那阿喀琉斯无论多么勇武，也就理所当然地引不起莎士比亚关注。因为阿喀琉斯的勇武仅仅只是勇武。只有赫克托的理性之言，才足以震动莎士比亚。哪怕赫克托同样勇武出众，但勇武之下，赫克托身上毕竟表现出一根值得抚摸的伦理线索。
对理性时代来说，这条线索至关重要，所以从荷马故事中攫取素材之时，莎士比亚就不可能不将重心投入在赫克托身上。借埃涅阿斯之口，莎士比亚明确表达出自己对赫克托的态度，“赫克托有的是吞吐宇宙的无限大的勇气，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骄傲”（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12页）。说赫克托有勇气而无骄傲，当然不仅是对赫克托的赞誉，还包含莎士比亚将他和阿喀琉斯在理性上进行最简单有效的对比。对阿喀琉斯如此，对整个希腊一方，莎士比亚就自然不肯说一句赞誉之词，相反，他借忒耳西忒斯之口表明自己对希腊人极度的内心厌恶，“奸淫，只有奸淫！全都是些不要脸的淫棍！”（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24页）。莎士比亚泾渭分明的态度其实已经表明，他所关注的重心究竟在激战的哪方，换言之，他将英雄称谓赋予在谁的身上。
六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没有对赫克托吝惜赞誉口舌，莎士比亚则更进一步，在他的剧作中将赫克托的光芒渲染得格外突出。因为莎士比亚看到，赫克托将战争的起因指向帕里斯，其实就证明在赫克托眼里，该负起战争责任的就是己方特洛亚。换言之，如果赫克托认为此次战争有战犯的话，那帕里斯就是唯一的战犯。只是，对赫克托而言，即便他将帕里斯看成战犯，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弟弟绳之以法，更何况，以赫克托统帅兼王子的身份也不可能不使自己投入到这场让己方继续蒙罪的战争。这恰恰是赫克托的痛苦所在。
在莎士比亚笔下，没有哪个懦夫能够承担痛苦。就像身为将军时的麦克白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他篡位成功，就因承担不了内在的痛苦而害怕看见一张凳子；当泰门一旦沦为赤贫，就宁愿刺瞎自己的双眼。因而不论他们曾经多么睥睨一切，但都对痛苦无力承担，也就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在全部莎剧中，唯一能承担内在痛苦的只有赫克托，赫克托的痛苦之所以属于内在，就在于他首先置身理性，看透了此次战争的全部实质；对希腊一方来说，同样看透实质的是忒耳西忒斯，但忒耳西忒斯的看透既不是根源于理性，更没有对痛苦的承担，因而只有赫克托，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唯一英雄。
如果说，这世上任何一个贩夫走卒都会有人评断的话，那么英雄自然会得到更多的点评。对阿喀琉斯和赫克托来说，少不了被人议论。很有意思的是，莎士比亚对他们的态度从双方的阵营中就得到截然相反的评断。在希腊一方，阿喀琉斯得到的评断我已经写得相当详细，需要补充的只有一处，那就是当赫克托提出决战，俄底修斯就已经识破，“赫克托的这一次挑战虽然没有指名叫姓，实际上完全是对阿喀琉斯而发的”（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47页）。但以阿伽门农为首的头领却不愿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相反，俄底修斯的计谋首先是用在自己人身上，“……不要容许赫克托和阿喀琉斯交战，因为我们全军的荣辱，虽然系此一举，可是无论哪一方面得胜，胜利的光荣总不会属于我们的……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借埃阿斯的手，压下阿喀琉斯的气焰……制服两条咬人的恶犬，最好的办法是请他们彼此相争，骄傲便是挑拨它们搏斗的一根肉骨”（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48-149页）。这段话令人内心发冷，不仅是希腊方的领导层各怀机心，还令人从他们的机心中看到，阿喀琉斯在阿伽门农等人眼中，不过是和“愚蠢的”埃阿斯相提并论的另一个愚蠢角色。从随后阿伽门农等人对阿喀琉斯故意采取冷淡而令后者惊讶莫名时，读者也能一目了然地看到，阿喀琉斯不仅不够智慧，倒还有点像美国当代作家辛格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也可以换句话说，即使阿喀琉斯勇冠三军，在思想上也不过是能被人玩弄于股掌的对象。
但赫克托却截然相反。
在第一幕第二场，尚未登场的赫克托就先声夺人地从亚历山大口中说出，“赫克托素来是个很有涵养的人”（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27页）。克瑞西达也表示同意地说道，“赫克托是一条好汉”（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28页）。紧接着，潘达洛斯因为想让甥女爱上特洛伊罗斯，建议克瑞西达和他站到“高处”看将士归营。潘达洛斯的本意是希望克瑞西达欣赏到特洛伊罗斯的雄姿，但领先特洛伊罗斯走过前台的赫克托出现之时，潘达洛斯也忍不住说道，“那是赫克托！你瞧，你瞧，这才是个汉子！愿你胜利，赫克托！甥女，这才是个好汉。啊，勇敢的赫克托！瞧他的神气多么威武！他不是个好汉吗？”当克瑞西达询问赫克托脸上的痕迹是否刀剑所割之时，潘达洛斯对赫克托的赞誉再也按捺不住，“刀剑？他什么也不怕；即使魔鬼来找他，他也不放在心上。看见了这样的人，真叫人心里高兴”（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34-135页）。
对所有的读者来说，就不可能不看到，面对双方阵营的各自英雄，己方人对其拥有何种态度与认定。希腊方将阿喀琉斯认作“愚蠢”而充满捉弄，特洛亚方却将赫克托毫不含糊地认定为“好汉”而时刻颂扬。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的勇武得到自己人的认定，而是他们各自的内在在得到显露。这种内在不仅是莎士比亚的发现，就连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阿伦特也一针见血地说过，“事实上，表面的吊诡有一种坚实的事实基础……一切……鼓吹又同时主张同化，亦即根据社会要求来作出调整，并被社会接受，这种情况……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极权主义的起源》，第100页，林骧华译文）。
在莎士比亚笔下，阿喀琉斯的行为和他人评断，的确充满“表面的吊诡”，但“坚实的事实基础”却一目了然。对赫克托来说，则是被特洛亚的整个“社会接受”。二者都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种“结果”的根源，就在于莎士比亚将理性的目光投入在双方的行为深处。读者不难发现，不论阿喀琉斯在荷马那里还是在莎士比亚那里，都令人十分惊奇地没有朋友，除了跟随他的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再没有一个可表白心事之人。当阿喀琉斯重披铠甲，未见得就是因为帕特洛克罗斯的阵亡激起他报仇心切的愤怒，或许还在于这是他唯一朋友的死去。对阿喀琉斯来说，帕特洛克罗斯的死，就意味他在人世的孤单来临。但必须看到，阿喀琉斯的孤单绝非高处不胜寒的孤单，而是其恃勇而傲的性格彰显。没有人愿意接近这一性格，即使承认其武力，也唤不起他人的内心尊敬。
赫克托之所以能被人尊重，也被莎士比亚看重，就在于赫克托身上总是闪射出不属于他的时代、却又必然将被人类拥抱的理性光彩。就此来看，赫克托在莎剧中的首句台词就必然显得重要，也必然显示出莎士比亚的独到匠心。当涅斯托受阿伽门农之命，给普里阿摩斯发出通牒，表示愿意结束战争，对将士的伤亡和人力物力的消耗也可以一笔勾销，只要特洛亚将海伦交还。普里阿摩斯找来儿子们商量，其实已吞吞吐吐地暗示了个人对通牒的接受意愿。赫克托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第一句台词不短，“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比谁都不怕这些希腊人，可是，尊严的普里阿摩斯，没有一个软心肠的女人会像我这样为了瞻望着不可知的前途而忧惧。太平景象最能带来一种危险，就是使人高枕无忧；所以适当的疑虑还是智者的明灯，是防患于未然的良方。放海伦回去吧；自从为了这一个问题开始掀动干戈以来，我们已经牺牲了无数的兵士，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海伦一样宝贵……”（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55—156页）。
无需引完他的全部台词，每一个听众和读者都已能看到，赫克托的话并非是因为父亲的询问而答，恰好相反，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赫克托对战事有了自己深思熟虑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核心便是将目光投注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之上。纵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全剧，哪还有第二个人的目光至少在平行赫克托的视野——对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进行怜惜，这难道不正是后世神学家克尔凯郭尔的精神旨归？怪不得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舍斯托夫就是从莎士比亚和克尔凯郭尔那里发现现代生存论的尖锐问题，并由此开始自己的思想生涯。不能不说，莎士比亚和克尔凯郭尔的确从一个观念世界走向了一个生存世界——现代思想的激烈交锋避不开莎士比亚，原因之一，就在于莎士比亚对真实的探索，提出了他的信仰要求。
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信仰，果然，赫克托话音方落，激烈的交锋便立刻开始。
特洛伊罗斯和赫勒诺斯差不多在愤怒地反对赫克托。前者认为兵士的生命微贱，不能和一个国王相提并论，后者认为赫克托的话不过是“意气用事”，反过来认为赫克托“是个完全没有理智的人”（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56页）。
着实可堪玩味。赫克托的理智之言反被斥为“完全没有理智”。这当然不是莎士比亚的疏漏，而是赫勒诺斯恰恰在代表一个黑暗世界的集体之声。对这样的人，莎士比亚迅速将其打发到幕后，因为莎士比亚必须关注，赫克托的“理智”究竟在一个没有理智的时代能走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说，赫克托的理智最终将带来什么。
面对几个弟弟的共同反对，赫克托表示那些不过是“文饰外表的诡辩……你们所提出的理由，只能煽动偏激的意气，不能作为抉择是非的标准……海伦既然是斯巴达的王妃，按照自然的和国家的道德法律，就应该把她还给斯巴达；错误已经铸成，倘再执迷不悟地坚持下去，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赫克托认为正确的见解”。应该说，赫克托的话充满很难辩驳的逻辑性，也能够从中看出赫克托的决心，尤其他认为自己说出的是“正确的见解”。但令观众、也令后世莎剧研究者意外的是，赫克托不等反对的声音出现，已在接着说下去，“可是虽然这么说，我的勇敢的兄弟们，我仍然赞同你们的意思，把海伦留下来，因为这是对于我们全体和各人的荣誉大有关系的”（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60页）。
的确令人意外。
赫克托明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偏生却要选择错误，并将错误看成和众人大有关系的荣誉问题，难不成他真的“完全没有理智”了？赫克托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理智”，恰好相反，赫克托比什么人都明白，理智不可能对人构成一切指导，更何况，莎士比亚在这里又杜撰出一个《伊利亚特》里不存在的理由。其理由在特洛伊罗斯嘴里说出，“当初大家都赞成帕里斯去向希腊人报复……为了希腊人俘虏了我们一个年老的姑母，他夺回了一个希腊的王妃作为交换……我们为什么留住她不放？因为希腊人没有放还我们的姑母”（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57页）。
令人惊异。又一个不在戏剧中现身的特洛亚人，使帕里斯在荷马那里的诱拐行为变成莎士比亚笔下的报复行为。它像是要对应阿喀琉斯在荷马那里和在莎士比亚笔下罢战的不同缘由。但撇开这一对应，我们仍不禁要问，莎士比亚设计出这些原委，究竟用心何在？它和赫克托的悲剧生成又究竟有何关系？
七
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否读过柏拉图，后者的一段话倒可以用来解释莎士比亚的杜撰，“那么也许在大的东西里面有较多的正义，也就更容易理解。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先探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理想国》，第57页，郭斌和张竹明译文）。如果说，莎士比亚写作此剧，目的之一是为了塑造笔下英雄，那么就必然涉及英雄置身的正义。荷马不需要这一正义，但莎士比亚需要，或者说，莎士比亚的时代需要。正义是理性的组成部分。莎士比亚虚构一个“姑母”，才使特洛伊罗斯底气十足地认为，“当两种真理为了互争高下而相战的时候，那是一场多么道义的战争！”（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83页）。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莎士比亚对人物置身的战事的确用心良苦。如果他也将战事的缘由归咎在帕里斯对海伦的诱拐上，这场战争将没有道义存在，也不可能拥有值得探讨的正义。或许，对莎士比亚来说，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足以成为一架天平。他需要这一天平，以便提供不偏不倚的立场，以此来衡量双方的取舍尺度。
在莎士比亚笔下，赫克托当然不会指责帕里斯所“干的坏事”。因为帕里斯的诱拐是得到“大家赞成”的报复。莎士比亚作出这一安排，目的就是他不愿意将战事归咎在某个人身上，因为将战争归咎个人毫无用处。如果个人能承担全部，那么国家就没必要用宣传去获取民众。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立场，在这个立场里，希腊人和特洛亚人都在作出各自的面对。对希腊一方来说，阿喀琉斯“高卧营帐”，阿伽门农则听任其他人明争暗斗；对特洛亚一方来说，赫克托将个人认识抛出之后，无法得到几个弟弟的赞成，他当然就知道，继续辩论，只可能让特洛亚变成希腊方一样的“彼此猜忌”，因此，即便他知道自己的妥协是将战事带到“大错特错”的地方，也还是同意“把海伦留下来”。尽管他的妥协突然得令人意外，但决不能说，这是赫克托理智的丧失，因为在作出决定之前，赫克托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决定，那就是“我已经向这些行动滞钝、党派纷歧的希腊贵人们提出挑战”（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61页）。挑战的决定在辩论前便已作出，就意味着赫克托并未对辩论有所期待。甚至可以说，赫克托在辩论前就已经知道辩论的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只是，他需要将自己的观点在辩论中和盘托出，或许，他事先就已经知道，自己的话即使能被父亲接受，也一定不会被血气方刚的弟弟们接受。因此剩下的问题就是，赫克托为什么要向希腊方提出挑战？
答案非常简单，赫克托想结束战争。
战争已旷日持久地到了第七个年头，谁都想结束它，但没有一个人想用赫克托的方式来结束它。没有人去想，就表明没有人将目光投注在双方无数兵士的死亡和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之上，将领们所想的都是“战胜当前的敌人，树立万世不朽的声名”（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61页）。没有哪个将领在顾及他人生命，这也就怪不得忒耳西忒斯会忿忿不平地认为将领们“全都是些捣鬼的家伙！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了一个忘八和一个婊子，结果弄得彼此猜忌，白白损失了多少人的血。但愿战争和奸淫把他们一起抓了去”（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64页）。
赫克托向希腊方提出个人决战，当然不是好斗逞勇，而是他恰恰看透那些“万世不朽的声名”居然就是让每一个“生命都像海伦一样宝贵”的人无辜去死。但他又立刻看到，不让别人无辜去死，就意味着自己必然去死。对赫克托来说，能以自己的死来挽救成千上万的兵士性命，是他从整个理性角度来思考出的一种拯救意识。这一意识表明，赫克托敢于在他的个人信赖中完成理性。信赖的理性根源于自己经验的理性，它既剔除一切怀疑，也剔除一切保障，目的只是让自己不掉入非理性的深处。因此，赫克托在兄弟们面前的妥协，当然不是他的软弱，恰恰是他最大的勇气。其根源就在于他内心对战死者的怜悯。
或许，就在那个时候，赫克托下定了让自己去死的决心。
在莎剧中，没有第二个人有赫克托那样的怜悯和赴死的勇气。为了表现这一勇气，莎士比亚让赫克托和埃阿斯的决斗得以完成。其结果是埃阿斯心悦诚服地认为“赫克托，你是一个太仁厚慷慨的人。我本意是要来杀死你，替自己博得一个英雄的名声”（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14页）。赫克托不卑不亢地回答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自己身上夺得光荣。这句话不是赫克托的自负，而是赫克托的视野高于剧中任何一个人。因为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对战争抱有怜悯之情。它使得“不愿再打下去了”的赫克托能反而赢得埃阿斯的尊敬，也赢得所有希腊人的尊敬。
因而我们紧接着就看到，一贯勾心斗角的希腊人对赫克托发出了由衷的邀请，希望赫克托能去“希腊营中一叙”。在你死我活的战事期间，很难有一方的主帅会孤身接受敌人的邀请。赫克托却毫不犹豫，反而将去到对方营帐看成是“友谊的访问”（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14页）。对希腊人来说，他们也的确发现赫克托的非凡之处，乃至俄底修斯不无阴谋设想地看到“特洛亚的柱石已经在我们这儿了，我不知道现在那座城会不会倒下来”（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16页）。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原因只在于赫克托的一切行为配得上希腊人称之的“伟大”、“温良”和“勇武”。也正是在希腊营帐，赫克托和阿喀琉斯面对面地站在一起。颇具深意的是，阿喀琉斯在认真将赫克托看清楚后才开口说话。赫克托一眼将其认出，但却随便地看上一眼，阿喀琉斯忍不住认为赫克托将自己看得太快了，并表示自己还要继续再将对方细看一遍。赫克托的回答意味深长，“啊！你要把我当作一本兵法书看吗？可是我怕你有许多地方看不懂”（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17页）。
没有人觉得赫克托在讥讽阿喀琉斯，因为赫克托的行为本身就让人无法看懂（阿喀琉斯倒是被赫克托一眼看穿）。看不懂赫克托的行为，是因为看不懂他的内心。事实上，全剧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懂得赫克托的内心。这不仅是英雄的孤独，也不仅是理性的孤独，它是一种远古时期的现代性孤独。莎士比亚之所以将它依贴在赫克托身上，我们得出的唯一答案就是莎士比亚理解了赫克托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莎士比亚的刻画，而是莎士比亚从荷马那里敏锐触抚到的现代根基。对现代人来说，人之所以容易成为变色龙，是因为现代人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接受命运的奴役。马基雅维利要求人征服命运，但现代对人的教诲却背道而驰。在莎士比亚的该剧剧本中，也没有谁提到命运，因为人人都在屈从命运。唯一选择反抗和改变的是赫克托，因而赫克托的真诚与希腊人的虚伪才构成极具现代意味的张力关系。也恰恰是在这一关系中，我们才看到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所具有的现代品质。
单就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来看，《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似乎结束得匆匆忙忙，不太像剧作家其他剧本那样酣畅淋漓和大刀阔斧。它结束于赫克托死后被阿喀琉斯辱尸。辱尸不是莎士比亚的构想，但令人不能忽略的是，在荷马那里，阿喀琉斯的辱尸即便过分，也不令读者反感。但在莎士比亚笔下，却令人感到它的残酷和残忍。全剧的最后一行台词虽是临时登场的潘达洛斯被特洛伊罗斯怒斥后的尴尬结语。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不论潘达洛斯所说的是不太搭调的“奉告吃风月饭的朋友”云云，全剧的真正结束地依然是在战场上。
得知赫克托被杀，阿伽门农脱口而出的话是，“那么伟大的特洛亚已经是我们的，惨酷的战争也要从此结束了”（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44页）。特洛伊罗斯也不禁对神哀叹，“让你们的迅速的灾祸变成慈悲，不要拖延我们不可避免的毁灭吧”（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45页）。
这两句台词很容易让观众和读者感到，战争将真的就此结束。至少，莎士比亚通过这两句台词，作出了这一暗示。但事实上，战争仍继续进行了三年之久。莎士比亚却不愿意写到战争的真正结束之日，连“木马计”也不屑搬进他的剧本，或许就在于莎士比亚觉得，当赫克托死去，所有剧中人将不得不返回到他们的黑暗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唯一的闪光已经熄灭，莎士比亚就再也不肯投过去他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