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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采诗:杨宪益的未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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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4-03-24  

采诗:杨宪益的未竟之路





  一九八四年,西安革命公园首次公开举办港台原版图书的销售展览,我去了好几次而仔细观赏,末了才下定决心买进两本书:杨宪益之大作,乃其一。
  这本《零墨新笺》,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版的。原书定价港币十五元,购入价人民币二十元,恰好是我当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它就是作者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初版的《零墨新笺》(新中华丛书之一,学术研究汇刊之一,仅印一次而绝版),与一九四九年在南京自费印行的《零墨续笺》(仅印了一百本)的合集,仍用上海中华书局版之书名,故此书版本价值颇高。
  仅印一百本的《零墨续笺》,西北大学图书馆有藏;然而,愚欲观之乃无望。西北大学何以能藏有如此稀有的珍本,据我通读二十册《吴宓日记》的体会而猜测,应该与吴宓有关。一九四八年吴宓曾回老家讲学,可能促成了与吴宓关系非常友善的杨宪益的馈赠。
  港版《零墨新笺》收中西交通史及国学文史考证类随笔八十七篇,较原来两书之总数少了一篇。原来上海版收文二十三篇,南京版收文六十五篇,删去的篇名待考,是作者自己从南京版中删掉了一篇。杨宪益在港版序文中曾特别强调,尽管年轻时期写下的这些随笔,个别篇章显然有误,并有一些不成熟的假设,但还是“一切照旧”。比如作者承认:《李白与〈菩萨蛮〉》中曾考证李白先世源出西南边陲,显然是个错误,不如后来詹锳考证李白的先世来自碎叶而正确。
  正因为“一切照旧”,读者看到了真实的杨宪益。
  真实的杨宪益,真可谓才华绝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古希腊语;谙熟突厥语、梵文、波斯文、亚述文、蒙古语、伊兰语、乌拉阿尔泰语、鞑靼语、通古斯语、女真语、满语、土耳其语、斯拉夫语、叙利亚语、现代瑞典语、现代冰岛语、现代丹麦语、现代印度语,以之钩沉或考证中西交通史领域的诸多论题,乃游刃有余。
  杨宪益在他那个时代,阅读正史、野史笔记、佛典、中国词曲史史料、中国音乐史史料、中国戏剧史史料、中国小说史史料及中西交通史史料之专之博之精深,洵乃顶尖级的人物。他可以批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关于《水浒传》版本立论之缺少证据,当然亦肯定鲁迅关于《大宋宣和遗事》为元人作品的论述;并批评胡适关于《水浒传》古本诸多假设的非常武断而不能成立,小心求证时甚至比胡适更细心;批评汤用彤论证佛学东传之证据完全是建立在全伪而杜撰资料上的,不如梁启超之卓见;批评郭沫若汉刘平国龟兹刻石考证之非,还批评郭氏在词学史上把“八十四调”认作万宝常的特创之误;批评董作宾《中康日食》所引史料的不可靠,其推断肯定更不可靠;还耐心地与岑仲勉商榷蠮蠛国很可能即为西班牙国;与顾颉刚商榷九州戎的论题,而辨别《左传》史料之真伪;延续冯承钧《海录》注释本的成果,而进一步论述《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中国纪载》;肯定王国维在汉刘平国龟兹刻石考证之卓见,而依然秉持“二重证据法”,于《〈汉书〉上得罽宾王阴末赴》中利用出土之钱币来做论据;延续陈寅恪在《〈北朝胡姓考〉序》里提到的颇有趣的胡语问题,继续深入探索。
  无疑,杨宪益已经站在我国史学研究的前沿,而锐气喜人;不特如此,他更是精读了国际汉学家刘应(Glaude de Visdelou)、特基纽(De Guignes)、克拉普洛(Klaproth)、夏德(Hirth)、亚伦(Allen)、唐默斯(F.M.Thomas)、戴孚礼(Deveria)、聂司脱(Nestor)、劳费(Laufer,《伊朗研究》)、伯希和、斯坦因、沙畹、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藤田丰八(《黎轩与大秦》)、箭内亘(《鞑靼考》)、小川琢治、卫聚贤、希罗多德、高本汉、脱烈美(《地志》)、德巴拉威(De Paravey)、高迭哀(Cordier)、玉尔(Yule)、德吉恩(Guignes)、列维(Silvain Levi)、Abdalla beidavi 或Ah med Benaketi(《中国史》)、庞波利由斯(Pomponius)、普利尼(Pliny)的诸多经典著作,以及东罗马Priscus的《出使纪要》(Excepta de Legationibus)、东罗马史家Theophylactus、东罗马学者Tzetzes、罗马史家斯特拉堡、印度学者乔谛利亚(Kautiliya)、秘鲁史家彼得齐埃加(Pedro Cieca,《秘鲁史记》)的诸多大作,开辟了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独特路径:与白鸟库吉和聂司脱商榷西元十一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库蛮人,即为我国《唐书》、《隋书》中所说的“库蛮”与“库莫奚”;与夏德商榷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与伯希和、白鸟库吉、藤田丰八、高迭哀、玉尔、沙畹、德吉恩、劳费商榷大秦之异名;批评伯希和的错误而探讨《景教碑上的两个中国地名》;与乔谛利雅、伯希和、列维、脱烈美商榷“支那”一词之语源;与白鸟库吉商榷大宛国王都;与脱烈美商榷大月氏五翕侯疆域;与伯希和、藤田丰八商榷《大唐西域记》的大族王摩醯罗炬罗;与沙畹商榷《魏略·西戎传》中的盘越和车离两国之译音;与夏德、劳费商榷纸的两个外国名称;与伯希和、劳费、戴孚礼、藤田丰八、沙畹商榷摩尼教和明教之微殊;且指出王国维、陈清泉翻译日本学者箭内亘《鞑靼考》,将塔塔儿六姓误作七姓;且补充伯希和之猜测而论证“乌孙”与“库莫奚”为同一民族;且考证出唐代《破阵乐》即《霹雳戏》的音译,很可能是从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经突厥方面传入中土的;且钩沉出唐代新罗长人的故事,即希腊史诗《奥德修纪》中的长人故事。
  关于中西交通史的诸多重大论题,杨宪益皆凭借其精通中西典籍的优势,贡献出了精彩的考证、精细而深入的求证。杨宪益的确是他那个时代视野最开阔的学者;他应该是抗战后期,陈寅恪患眼疾而几乎无法从事学术研究后,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以鄙人拙见,杨宪益在中西交通史上研究的特点如下:
  一、开辟了东罗马与中国交通史上的崭新研究领域,其发现、其研究乃是空前的;甚至对印度史与东罗马交通史的一些论题,尚有研究。例如,《迦腻色迦遣使罗马的纪载》、《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清初见于中国纪载的东罗马》、《东罗马的鸦片贸易》,皆为经典之作。
  二、前人研究中西交通史,大多以汉代为起点,杨宪益则能越过汉代而前溯至秦代,甚至春秋战国,探讨出诸多问题,如《义渠国考》、《九州戎考》、《九州戎的西迁》等篇。
  三、对粟特国的研究,虽则篇幅少文字亦较少,然则《粟特国考》却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后来者张广达开启了一扇大门。
  四、前人研究中西交通史,唯注重西域史;虽则考证西域史,亦为杨宪益之专长,但他更能考证出亚洲东部地区与中国交通史的一些论题,如《论汉初真番的位置》、《论〈辽志〉水非汉代水》、《水即大淩河说》诸篇。
  五、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其纵向研究,跨度较大,从春秋战国至清代皆有发现,似乎前人还无如此贯通之。对蒙古史、元史(研究难度极大的学科)的横向深入研究,其精深,乃让学界震惊(庞朴即为一例),如《塔塔儿六姓考异》、《约翰长老的原名及其都城》、《蒙古名称的原义及其来源》,皆功力深厚。
  六、眼光之独到,论题亦有深度,篇幅却精短,了无学究气。例如,诸多中国思想史专家皆认为,“孝”的观念,乃中国文化史所独有,并未传诸西方,可是,作者乃独具慧眼,偏偏考证出《汉初孝的观念传播西方说》;再如,《宋代的养金鱼》虽为千字文,可是细细体会,那是要几乎翻遍整部《宋史》和所有宋代野史,才能得出的结论呀。《萨宝新考》即为杨宪益的代表作,即使已发表了四十年,作者仍坚持萨宝是湿婆崇拜立论的成立。凡此种种,乃不胜列举。
  杨宪益的意义,是通过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对比,而肯定了中国史书乃信史之可靠——他与钱穆研究的取径迥然不同,却得出了如此相同的结论。请看:
  总之,诸史关于大秦的纪载略有夸大则有之,完全不确则绝无,外国学者如白鸟库吉等所以感觉中国史料不真实者,还是因为不熟悉罗马史籍的缘故。一般说起来,还是西方人多幻想,而中国人则比较崇实,中国古代史料所以有价值亦在于此。(见《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
  杨宪益何以能成就他的辉煌?
  首先,良好的拉丁文与希腊文的教育,同辈留学生中无人堪比;亦为同辈留学生中在英伦学习时间最长者。正值年轻有为而精力充沛,又刚刚从欧洲回国,亦了解国际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其次,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独立而自由的学术气氛,成就了杨宪益的学术生涯。抗战时期,杨宪益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以英语翻译《资治通鉴》时,并曾担任中印学会首任研究员时,甚至在解放战争时期,工作之余,从容地写下了这些文史考证类随笔。国立编译馆的中国典籍,齐全而借阅方便,为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保证。这当然还与卢冀野、杨荫浏、杨仲子、向达(杨宪益在其《序》中未提及向达而仅提到前三位,实则向达与冯承钧、张星烺乃“北大三杰”,此时正在川西乐山中央研究院工作,且常与杨宪益探讨梵文)的鼓励、交流而密切相关。
  陈寅恪曾云,不谙西文、梵文、藏文、蒙古文,若欲梳理、研究中国古籍,难矣;而杨宪益,正是能达此境界的尚好人选。可惜,杨宪益于一九四九年决策的重要关头,未能赴上海复旦大学任教,而去了北京,与戴乃迭开辟了另一新天地——是否略有迁就戴乃迭的至深爱意呢?当然,杨宪益用“模仿-英雄偶句体”翻译《离骚》(甚至让《红楼梦》的另一位重要英译者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震惊并赞叹),并与戴乃迭翻译《红楼梦》的业绩,则另当别论。
  无论是英译或法译《红楼梦》,都必须具备四个有利条件:一、像曹雪芹一样,曾经有过大观园式贵族生活的亲身体验。英译《红楼梦》作者杨宪益与戴乃迭,其主角杨宪益,具备了如此条件。法文全译《红楼梦》的唯一作者李治华与雅歌(即雅克琳·阿蕾扎艺思),其主角李治华,亦同样具备此条件,而略比杨宪益逊色。二、精通多门外语,同时必须是原文语言文体与译文语言文体的散文大家。杨宪益和李治华皆具备此条件,可能李治华略微逊色。三、必须是汉学研究的真正大家,且同时是红学专家。杨宪益与李治华同样具备此条件,亦各有千秋。当然,杨宪益才气更大,国学功底更为深厚,当是事实。然而,李治华法译《红楼梦》中的四百多个人名,全用了意译,且配以音译而相对照,比英译《红楼梦》的作者——杨宪益与戴乃迭——人名全用音译,却略胜一筹。四、持之以恒,精雕细作,才能出精品。杨宪益与戴乃迭的搭配,李治华与雅歌的搭配,皆为千古美谈,而百年难觅。杨宪益与戴乃迭之精雕细作,似乎不如李治华与雅歌——从翻译、修改、校审到看校样,整整用了二十七年时间。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三月推出的《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基于霍克斯和杨宪益译本》(作者党争胜),倒是件好事,但是,党氏之作,仅仅是英语文体技术层面的比较,虽然两位译笔,亦各有千秋;然而,此等比较,亦绝非文化意义上的比较。今天,我们的学界,似乎更缺少《红楼梦英译艺术与法译艺术的研究——基于杨宪益、戴乃迭和李治华、雅歌的比较》这样深厚的力作啊。
  台湾作家成寒,曾将弗洛斯特的名诗《The Road Not Taken》的题目,译作《未竟之路》,甚是好玩。我亦深感杨宪益的未竟之路,是中国学界百年来最沉痛的遗憾: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静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条小路上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那天清晨叶落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践踏
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深知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
一座森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却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如今的不同

  后来,从杨宪益自传《White Tiger》(《白虎星照命》,中文删节本即《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我们得知书林轶事:杨宪益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染指西文初版书,在伦敦契林十字街和托特纳姆院的旧书店里,曾淘得拜伦、雪莱、狄更斯的初版本,大概民国年间中国的超级书虫,无人能及之。即使将六年英伦收藏的绝妙好书,于归国时几乎卖尽,藏主仍有七大木箱图书历尽艰险而从英伦运抵香港,却被占领香港的日寇扣押,后经牛津大学的同学周旋,始于抗战胜利时,这七大箱宝贝方才由香港再次托运而抵达重庆。然而,就是这七大箱跟随主人又绕了半个地球的珍藏精品,一九四六年在从重庆运往南京的途中,几乎全部葬送于扬子江底!
  唯有对书有着深沉的爱戴与眷恋,才能将《零墨续笺》自印一百本而传诸人间;才能在其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敞开自己的书架,将自己的藏书,无私地送给所有想要得到的来访者。
  缘于此,港版《零墨新笺》长驻愚之书房,我总是把它视若文史考证类随笔的《圣经》,开卷诵读或把玩,不敢有怠。愚年轻时写下的一些文史小品,皆为向前辈学习的习作,虽不得前贤精神万分之一,皆为聆听导师教诲的感悟。杨宪益离世前,愚仅写过两篇小品《杨宪益名号小考》、《读书种子——杨宪益和他的藏书》,即为传播前贤精神之风范的管窥拙见;杨宪益离世后,愚之哀思乃绵绵无绝期,仅成就此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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