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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雅克·朗西埃:1830年巴黎,底层青年的梦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4-01-18  

雅克·朗西埃:1830年巴黎,底层青年的梦

nani



  “那天富凯和玛蒂尔德来,想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他,她们觉得,讲些好听的,会给他点希望,但刚说了一句,就被于连打断。
  ——不用烦我了,我的生活已经很理想了。你们给我讲那些麻烦事,那些现实生活的琐事,对我多少是种扰乱,让我都不能做我的梦了。人如果真的要死,他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如果是我,我也只能用我的想法去面对。别人讲的,对我又有什么要紧?我跟别人之间,马上就再没关系了。拜托你们,别再提那些人了,有法官和律师要见,已经够我受的了。
  其实,于连自己想,我的命运,好像就该是不明不白的死去。我这样的无名之辈,肯定半个月就被人们忘光了,人们一定会笑我傻,这我也承认,我竟然一直都活在戏里⋯⋯
  不过奇怪的是,到了临死的时候,我竟然学会了怎么享受生活。
  最后几天里,于连走上塔楼,去小平台上散步,他抽的上等雪茄,还是玛蒂尔德托人从荷兰寄来的。他并不知道,他每天上来的时候,其实城里都有好多人举着望远镜等着看他。他的心思落在维吉镇。他没跟富凯打听过雷纳尔夫人在那的情况,不过富凯跟他提到几次,说她康复的很快,这句话真是让他心神荡漾。”[1]

  1830年,《红与黑》刚一出版,就遭到很多批评,它的人物和情节被人指责不合实际。主人公于连本是个未经世事的农家子弟,他怎会这么快就精通了世间的钻营?他本来如此年幼,怎么又显得如此老成?他如此精于算计以至不近人情,怎么又表现出如此狂热的爱情?[2]而以上这段转折最大的剧情,更是被人评为前后脱节。于连为了出人头地苦心经营,终于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现在却又前功尽弃。他把揭穿他的雷纳尔夫人开枪打伤,因此被逮捕候审并面临死刑指控。然而死到临头的时候,被关到了监狱里面,他却学会了享受生活。他以前惯于想方设法摆平事端,现在却连外边人们怎么说的都懒得去管。甚至后来,他被定罪之后,他还对雷纳尔夫人说过这样一句:在监狱里有她陪伴的几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间。
  所以说,底层青年于连被关进监狱却懂得了享受,这破坏了司汤达的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氛围。司汤达写这本书,本来是要在他冷眼旁观的叙述中,写出那些人物追求感情、热衷梦想的故事。司汤达的这种写作风格,有这样两个源头,一是他喜欢钻研的古意大利编年史纪事,一是他盛赞的英国小说《汤姆·琼斯》里行侠仗义的故事,在《红与黑》里他还借用了其中一些场面和人物:爬梯进窗的冒险见面,藏身衣柜的惊险时刻,事发突然的分手告别,结识女仆又再度相遇,优柔寡断的贵族青年,老谋深算的阴险人物,天性浪漫、唯独钟情于有教养男青年的少女。这样看来,它其实属于以前的一种浪漫作品,这种故事,讲的是一个人物怎么经历与他本来身份无关的意外事件,怎么接触不同的社会环境,比如它可以讲这个人物从出入王侯的宫殿,到流落在一处小屋避难,也可以讲这个人物从在家务农、在乡下做神父、直到混进权贵和资产阶级的沙龙。比如在以前的小说里,汤姆·琼斯这个弃儿的经历,还有法国作家马里沃所写的《农民暴发户》,都反映出这种社会阶层的变动,但法国大革命之后,这种情况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现在底层人能闯到社会的上层,他靠的是这个社会还没有找到新的基础,这个社会里既有贵族阶层的恋旧、教会内部的倾轧,也有了资产阶级的利欲。司汤达的童年正赶上大革命的热潮,年轻时经历了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后来又见识到复辟时的权力斗争。他的这些经历,正好可以写进这个底层青年闯荡社会的故事。所以司汤达在这部小说里,为了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了刻画出革命时期和帝国时期之后的这个尽是权争的社会,他就在主人公于连身边安排了一群精于此道的人物:其中有俄国的贵族,他们精通外交手腕,教他求爱之道;有詹森派的神父,教他防备教会内的阴谋;有意大利的谋士,掌握着国家的机密;也有巴黎的院士,通晓贵族家的密闻。不过司汤达写这些细节,并不是教人怎样去谋取神职或权位,他写极右派的密谋,并不是想恢复以前的秩序,他写于连按人授意寄出五十三封情书,也不是让人这样去博取忠贞不渝的爱情。在后来一部小说《吕西安·勒万》里,司汤达把他的政治态度表现的更加彻底,他写的是老勒万如何操纵投票,排挤掉一位大臣。而要理解这部《红与黑》的意义,我们可以参考文论家奥尔巴赫的一句评论,他把这部小说看成浪漫现实主义创作史上的关键之作:“现代以来,在真实可信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只能是一个整体都在持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现在任一部小说和电影都是如此,而司汤达就是最早创作这类作品的人。”[3]奥尔巴赫这句评论,正好也能形容《红与黑》出版前后环境的剧变。在它出版的1830年,巴黎人民只用三天时间就赶跑了波旁王朝的新国王。又两年后,巴尔扎克在他初获声名的作品《驴皮记》里,写到老泰伊番举办大型宴会招待新闻记者,这个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权威的场面,正像是《红与黑》中权贵之间和教会内部的谋权斗争。所以说,这时君权神授的专制政体已成过去,而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正在大规模兴起,新兴的文学取代了一直被诗占据的位置,来描写革命之后涌现的各种社会势力,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小说当然就不能再保持前后的统一。司汤达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这个底层青年想要征服整个社会的故事,他的这部作品位于小说体裁兴起之始,所以当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过,小说体裁虽然正在兴起,但书里那种底层地位上升的情况,却没能赶上现实的变化。小说里底层青年闯荡社会,他还要对付那些恋旧的贵族、阴险的神父,但这种故事很快就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之后显得脱节。当时很多评论都说书要面临终结,因为作家接触和认识到的世界已经被整个逆转过来。[4]七月革命的爆发,确实让社会不同于以前那个小说刚获得新生的社会,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历史在这里真正的变化,是它不再要求作品的结构、人物的思想必须对应社会各种力量的发展变化。《红与黑》一直都在描写主人公做事、发言、表态时所作的算计,它也写到了社会各个群体代表人物的种种算计,文盲木匠盼着多挣点钱,代理主教想要升为正职,外省的资产阶级觊觎地位和荣誉,贵族少女向往浪漫的奇遇,这些人让主人公更是陷入他们各种目的和手段上的算计。小说的作者一直在用他的设想写出那些人物的设想,写出他们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如何去追求各自的成功。但到于连犯下枪杀案的时候,所有那些算计和设想却全都不见了。在外省一位不知名神父的指使下,雷纳尔夫人写了一封揭发信,让玛蒂尔德小姐和她父亲侯爵大人对于连完全改观,也让于连的美梦毁于一旦。而小说接下来就只有一系列的行动,既没有铺垫也不写动机,这里的叙述只用了很少的笔墨,甚至只字不提于连和玛蒂尔德这对恋人长时间以来培养出的感情。于连告别玛蒂尔德,来到韦里耶尔,买了一对手枪,打伤雷纳尔夫人,然后站立不动,没做任何反抗,被抓到了监狱,在狱中雷纳尔夫人来看他,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然而,他的这些行动在小说里却没有哪怕一句的解释。于连开枪谋杀的原因,小说当然有所交代,于连已经看出那封揭发信是雷纳尔夫人所写,但小说并没有让这个原因联系起他的思考和意识。小说没有那么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小说不能那么写,像之前作者所写的于连那些算计,哪怕在这里只出现一句,也足够让他在这样的处境中不至于做出这么荒唐的行动。
  因此,于连这些单纯的行动,结束了他对周围人物做出的层层算计,也终结了那些人物在目的和手段上的种种谋划,打断了小说在各种因果间安插的逻辑。做出这些行动之前,于连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底层青年,懂得理智的考虑前因后果,而做出这些行动之后的他,只是活在眼下的时间里,回顾着他以前得到的东西。现在在司汤达看来,于连之前的行动,和他所说“现实生活的琐事”,都是由“贵族意识”决定的事情,它们应该属于过去的世界。贵族家的小姐玛蒂尔德,虽然她曾经说过,她多么崇拜神圣同盟时期那些英雄般的领主,但是现在,她却放下了她对高贵行动的那份迷恋,在于连死后独力为他操办了一个场面不怎么好看的葬礼(不过在司汤达的新时代,上流阶层也没有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在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的第一篇中,黑势力头目法拉格斯为女儿办了很是铺张的葬礼,这个悲剧场面却被巴尔扎克看作整部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在这时的社会里,像于连这样的无名之辈,即使犯下如此轰动的命案,也会半个月就被人忘光,现在只有他所说的理想生活,才能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一些幸福。而革命之前,在那个一成不变的社会里,像农民暴发户那种人物,还经常能尝到一些甜头,他靠着本性淳朴又不识规矩,经常会撞上一段艳遇或是意外,即使被人利用一遍,最后还是能回家种地。但现在劳动家庭出身的这个稚嫩青年,外表文弱的像姑娘一般,他有神父教他拉丁语,还有拿破仑的事迹给他雄心壮志,但他天真的表演却不再为这个新社会所容许。在这个社会里,他的那些远大抱负能换到的东西,最多不过是报纸上的一条花边新闻。司汤达写《红与黑》这个题材,其实就是因为看到两条这种新闻,发现了这样两个案件,而刊登这些新闻的《法庭公报》,就是这个新社会的产物,它记载的那些罪案,就是出自那些被这个社会看作危害的底层青年的才智和能力。所以,对充满野心的底层青年来说,这个社会能给他的唯一回报,就是超不过半个月的舆论轰动,但比起这半个月的轰动,于连还是选择了独自面对这段时间,在他梦中享受纯粹的乐趣。而讲述他独特命运的这本小说,最后也只能与他一样,跟之前的做法彻底决裂,不去操心对社会影响不过两星期的花边新闻,而关注于他现在只有的纯粹乐趣。
  然而,于连最后的这个收获,又让我们想起小说的开头。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他刚一出场的时候,内心就有过同样的感受,小说对他也有过同样的描写。比如小说写到,刚出场时他在读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这让他心中生出远大的志向;他在市长雷纳尔先生家经历了一些细微小事,这让他的生活有了很多展开。不过这些“细微小事”,还分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按小因积成大果的旧式逻辑展开,比如雷纳尔夫人在仆人装填床垫时,帮于连把他藏在床里的拿破仑像遮掩起来,后来又在于连踩她的脚当众挑逗她时,故意掉下剪刀掩饰过去,这些小事让雷纳尔夫人无意中站到了于连一边;而另一种小事,它们既没有这样的因果联系在里面,也不会联系到人的目的和手段。它们反过来取消了这些联系,突出了只凭感觉而有的幸福,仅由存在而生的感受:比如,于连和雷纳尔夫人去乡下游玩,还经常陪孩子们捉捉蝴蝶,还有于连示爱的那个怡人夏夜,他听到了风吹树叶的轻声作响。于连交替经历的这两种细微小事,让他远大的志向在两种想法间分裂起来,一种是他一定要做的事,比如他想让羞辱过他的人得到报复,还想让他头上阶层的女人在他脚下拜倒;而另一种小事,是与人共享的一刻给他带来的单纯的幸福,比如于连和雷纳尔夫人在大树下度过的那个怡人之夜,他们两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所以,于连既有他要做的事,又有他纯粹的享受,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他和雷纳尔夫人之间所有的故事。但小说写到的这种紧张关系,不只是关于他个人的感受,从这里其实可以分出底层人摆脱自身束缚的两种方式:一是把人们的定位全都逆转,一是在游戏中把这些定位悬置。而对于连来说,他完成征服的时候,他实际上没有了任何的奋斗,这时他跟雷纳尔夫人共有了完全对等的感情,他就只是趴在雷纳尔夫人膝头哭了起来。那一刻的幸福,让他在感情上再没有做作的姿态,让他除了所爱的对象再没有其它,让他对社会的限定全都不管不顾,让他放下了所有目的和手段上的考虑。后来于连被迫离开维吉镇的时候,他对雷纳尔夫人给他的幸福依依不舍。而当他离开神学院去往巴黎时,他想像着自己的远大前程,又把这种幸福彻底的抛之脑后。最后在监狱里面对死亡再无期盼的时候,于连再一次感到了它。这种幸福的获得,其实很容易总结:要想拥有这种感觉体验的本质享受,只需要放下那些算计、欲求和期待,只需要放下心来什么也不去做。
  这个底层青年的梦,让于连在牢中、在天台上还能享受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原型。70年前,同样是工匠家庭出身的卢梭,在于连家乡汝拉山区近旁的比尔湖上,躺在船里度过了整个下午,他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底层出身的卢梭,过去总觉得社会辜负了他,现在他流落到这个禁闭之地,却觉得自己受到了包容:“我心头有些感觉萦绕不去,好像我自己想被永远关在这个监狱般的避难所,好像我心甘情愿在禁锢中度过一生,好像我不需要任何反抗的能力、任何出去的希望,好像我本来就该关在这个封闭的地方不与外界沟通,好像这个地方抹煞了世上发生的一切,让我忘记了世界的存在,也让世界忘记了我的存在。”[5]卢梭把自己的处境看成监狱,就像小说里于连因谋杀被抓进“真正”的监狱,卢梭在他身处的监狱里,也甘于接受了他与同代人互相诋毁度过的一生。司汤达后来的小说《巴马修道院》里,主人公同样身处牢狱,他就是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私通法国军官生下的孩子法布里斯,他的平民立场在小说里代表法国大革命的普遍影响。法布里斯透过他牢房的窗板,望着爱人克莱莉娅,他也感到了一种幸福,这种幸福让世间的拼搏、教职的权位、女人的臣服都无法与之相比。木匠家的孩子于连被关在牢里,他去天台上抽着高级的雪茄作为享受,而这个侯爵家的孩子法布里斯被关起来后,则是一心做起了木工的设计,为实现他的梦而在木头窗板上拆出一块空隙,这样他就能看到在对面鸟房喂鸟的克莱莉娅。于连和法布里斯两人换了位置,但他们做的都是同一回事,他们都对事情抽身而出或者说全心投入:他们想到的一切只是现有的一刻,他们享受的感觉只是来自于生存,而最后一点是,他们的快乐还来自于他们把这种感觉分享给一个感受相同的心灵。钟表匠家庭出身的卢梭,指出了这种快乐的本义:“这种快乐,让我陶醉于它无尽的美妙之中,而它的关键和根本,就是难得拥有的闲情(far niente),我在这暂居中所有的做为,其实就像一个安于闲适的人,有滋有味而且郑重其事的将时间度过。”[6]
  我们还要弄清的是,这种看似简单的闲情,为什么却能彻底改变人的思想。这种闲情,它并不代表懒散,它的力量,来自于古希腊所说的“余暇”(Otium)。正是有了余暇的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底层青年于连才能静下心来,停下他一直在做的投机和算计,不再想要超脱他本来的处境。不过,这种余暇的享受,不只是超脱了本来的位置,而是消除了那些位置的层级。在旧观念中,正是人们在这些位置上的差别,决定了上等人和底层人的分别。一个人处于怎样的位置,就等于他在生活中怎样度过他的时间,而这又决定了他的身体和精神是怎样存在。上等人的位置,就是要他们付诸行动,去开拓他们的宏图伟业,完成他们特有的成就,以此决定整个集体的命运。而底层人的位置,则是要他们安于劳作,去制作实用的物品、提供实际的服务,他们做这些事,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生存的需求。但是后来,在司汤达写出于连、法布里斯这类人物的时代,这种旧式的层级划分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变化多么显著,当时平民家庭出身的人,也把想法付之于“行动”,参与到集体的重要事务当中,甚至不惜投身于让人闻之色变的革命。人们经常批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指责它导致了这种恶性的革命。但人们过于忽视的,是另一种平等的革命:它提倡本质的感觉体验,给人以无为的享受,这种能力所有人都能平等拥有,不管他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享乐之人和劳作之人,还是新说法里仍有分别的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把人身份悬置起来的这个状态,让人的利欲和层级在感觉中解消,让人的认识和享受不再有特别的限定,康德正是因此提出,审美判断的主动性是人的共性。而席勒也是因此提到人的游戏冲动,它可以让形式和内容不再有过去的对立。在康德看来,这种不需概念的人的共性,可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常识,可以联合起仍在分化的各个阶层。而席勒认为,这种审美教育所培养的人性,远远高于那种暴力革命所追求的政体改革,在这种审美教育中,人在感觉上的平等可以塑造出一种崭新的自由。康德最先提出的这种利欲解消的可感状态,在他们两个的思想中讲的清晰直白。而在他们之前的卢梭,也用他的“遐想”(rêverie)作了同样的阐发。
  不过对司汤达来说,他并不是接受了康德和席勒的思想。他反倒是受了卢梭很多影响,比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里,年轻的女主角反感理性精明的恋爱对象,厌烦乡下那种单调生活,她对人们固守成见的种种反抗,让司汤达觉得富有激情。但是,司汤达又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司汤达并不是反对它激起了平民的反叛,司汤达针对的是它把民主当成一种权利,比如在司汤达之后的时代里,美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靠着商人和工人发展出曼哈顿式的商业文明。不过司汤达受卢梭影响的地方,不只是他的《社会契约论》,还有他后来的《忏悔录》和《独步漫想》。司汤达反对《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公民的平等,其实是为了强调另一种更加完善的平等,也就是人所共有的单纯享受,它只来自于自身的存在和现有的一刻,在这种平等的面前,那些阶级的高下之分,那些上流阶层的权争,都成了不值一提的闹剧。司汤达写到,于连和法布里斯两个底层青年,在牢狱中体验到终极的幸福,他们的这种享受,跟卢梭的船中所感也是一样,这样的幸福让人不再企求之后的未来,而只享受完整的现在,让人既不为过去追悔或感伤,也不为将来忧虑或企盼。而且我们不难发现,《红与黑》里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一段段经历,有很多就像是卢梭在《忏悔录》里回忆起的那些格外动情的片段:于连遇到雷纳尔夫人,就像卢梭也是父亲务工、母亲早逝,正当年少的时候遇到年长很多、已为人母的华伦夫人,被接进她的家门;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也跟加蕾小姐去摘樱桃,他还大胆写下了当时的一场挑逗;于连最后鼓足了勇气,才握住雷纳尔夫人的手,就像卢梭也是跟加蕾小姐在乡下游玩,在一天就要过去的时候,终于放下拘谨,握起并轻吻了她的手;于连把头埋在雷纳尔夫人膝头哭了起来,就像卢梭流落到都灵的时候,也在巴西勒太太膝上趴着不动,一言不发但是心中洋溢着幸福;如此种种。而《巴马修道院》里,我们也能有同样的发现,卢梭小时候种下的胡桃树成了他的挚爱,就像法布里斯也钟爱着母亲以前种下的栗子树;卢梭经常晚上坐在比尔湖岸上看着波涛,就像法布里斯也在一天夜里坐在了科莫湖边,那时他的周围一片寂静,只有细浪拍上湖岸的声音,不紧不慢的传到他的耳边。
  所以说,司汤达在小说里影射出卢梭年少轻狂的那些经历,但显然,这并不是司汤达小说的重点。司汤达把卢梭童年的记忆和晚年的哲思搬到小说里,写成小说的关键情节,但在司汤达所写的人物行动中,他更是融入了自己追随拿破仑时的一番抱负,他更是用于连这个青年来代表自己这一代人。司汤达的作品还反映出,当时小说的形式开始兴起,底层青年却没能在新的社会里拥有新的天地。小说和人物的命运不尽相同,但小说还是写出了人物的一场得失之剧。感情用事的于连,面对大庭广众犯下命案,这让他到头来一无所有,也葬送了他唯一有过的幸福,这样的幸福,在过去还可以让他放下欲望,与人完全共享一种感觉、一段情绪,在这样的平等中忘掉人们位置的层级。但可惜,于连注定不会甘于忍受,他还想用另一种平等欺骗自己,为了追求这种平等,他受到羞辱就要报仇雪恨,他还参与进社会人士的层层阴谋,学着跟他们一起争权夺位。然而,一个突然出现的情敌,只是心不在焉之间,就能吓得于连不敢抬头,让他收起刚刚还在姑娘面前卖弄的背书才能;一个地位平平的代理主教,只要稍微起些恶意,就能害得于连一败涂地,让他的痴心妄想一下就烟消云散。这就是因为,那些人早就在他之前,放弃了从自身感到的幸福,专心去追求社会上的表现。总之,要总结于连的所作所为,小说里那些俄国的贵族,那些最为肤浅、虚饰成功的人,曾经有过这样一句夸奖,还送上这样一句格言:他们夸于连生来就面无表情,“深藏不露心中的感受”,他们还劝于连,做事的时候“永远别听别人对您的期待”。[7]他们这些成功建议,真是准确到了极点,只要按他们说的去做,人就千真万确不会得到幸福。因为幸福的所在,正是心中的感受,人只有在这里,才能放下所有的企盼,才能除去所有的伪装。
  诚如人们所言,小说的成功,是建立在人物的痛苦之上。亚里士多德也说,正是那些伟大人物的不幸,构成了悲剧的主题。后来的小说也尽是如此,比如《堂吉诃德》里,主人公与时代错位的追求,让他在旅程中不断遇到挫折,还有《汤姆·琼斯》《农民暴发户》里,当时混乱的形势和人们躁动的情绪,给主人公带来许多遭遇,甚至斯特恩的《项狄传》里,主人公虽然自己没怎么出场,但他还是讲了很多别人的经历。不过,小说的人物即使受过了苦难,小说的作者还是能决定人物最后结局的好坏。这就是因为,人物的那些苦难,本来就受作者控制,是可以起伏变化的剧情。巴尔扎克在《驴皮记》里,本来很信任这种随他改变的剧情,因为小说靠它就不只有贵族阶层的旧式故事,还能写出农家子弟的新式经历。但仅在几页之后,巴尔扎克就改变看法,认为小说的剧情再怎么变化也比不上社会新闻的简单一句:“昨天下午4点,一名年轻女子投河自尽,从巴黎艺术桥上跳进了塞纳河”。[8]但话说回来,小说的难写之处,并不只有人物的遭遇,同样还有人物的幸福。在《巴马修道院》的结尾,司汤达写到法布里斯终于有了三年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他写的却是这么一句:“请允许我略过这里一字不提”。[9]司汤达只字不提是什么让人物这么幸福,是因为在小说里,他只想写出世间的权争是怎么决定人物的成败。法布里斯和克莱莉娅终于能在晚上幽会,但这三年发生的事情却被略过不写,这样一来,小说的重头戏自然就只有克莱莉娅的父亲、康梯将军怎样为自由党运筹帷幄,莫斯卡伯爵怎样为救男主角想方设法,腊努斯亲王怎样为立宪登基抓人把柄,检察长拉西怎样为自己名誉构陷无辜。但最后,作者还是给了主角一段幸福时光,这让那些尔虞我诈的团团密谋都成了作者构思中的故弄玄虚,让作者写在小说中的社会认识也变成了一场空谈。现在,底层人也能拥有这种幸福,可以不做任何的事,这让小说不能再自相一致。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卢卡奇因此指出,小说已经不能再跟社会保持一体,但他这番感叹实在是没有必要。小说不再跟过去一样保持一体,这是因为它不再服从旧式的分配,不再分作高低有别的两种写法:一种高高在上的写法,组织行动,写成诗歌表达悲剧情怀;一种凡俗平常的写法,放任混乱,铺陈事件,写成小说供人消遣。在当时的法国,革命的动荡、帝国的征战都成了过去,社会开始流行所谓的“物质利益”,以前遵从因果的那种写法就不再可靠。也正是因此,当时维克多·雨果等作家开始追求一种新的体裁,既然时间上没有了因果联系,他们就诉求于空间中的并存关系,想要在同一个场面之中,同时表现出权贵阶层的威严、背后势力的操纵、游民阶层的玩乐,还有底层人民新找到的这种梦。他们认为,这种新的体裁就是戏剧,因为它可以掺进各种各样的体裁,掺进各种不同的处境、各种壮观的行动、各种个人的情绪,用雨果一句话说就是,“舞台上互相掺杂的场景,也同样掺杂在生活当中⋯⋯那边的人在组织暴动,这边的人却在谈情说爱”。[10]
  他们对戏剧寄予厚望,认为这种新体裁可以让集体得到感召,但它只是空有声势。新社会的新生体裁并不是戏剧,也不再有公共的舞台。这种新的体裁,就是小说,它的写作, 只给那些读者自己来读,读者也不在乎它有什么教益。当然在小说里,作家也想讲出一切,表现一切:社会所有的阶层、阶层典型的人物、人物所持的品性、人物所生的情感、人物所遇的事情。但作家的这种表现欲,却很容易变的无力施展。比如,巴尔扎克为了写出现代都会的各种势力,把《十三人故事》写的充满黑暗色彩,他夸张的写道,这个社会里的阴谋家“可以进出所有的沙龙,可以打开所有的金库,他们的手伸在大街上,他们的脚可以随便踏进谁的家门”。[11]但是,那些横行社会的人物,在这三部曲的每一篇里都是尽遇失意,而小说的结尾也都是只有几句讽刺:金目少女惨死人手,小说结尾却是一句调侃,说她死于肺痨;朗热公爵夫人最后自杀,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时,只说这曾经是一个女人,而现在什么也不是,这具尸体最好扔进大海,将来她只能当作读过的书回忆一下;至于黑势力吞噬会的头目法拉格斯,他最后失去了爱女,小说结尾写到他老态龙钟的站着不动,前边有人玩着滚球,他好像怕打扰比赛,就不敢再往前走。这些社会的主宰人物总是失败,而在巴尔扎克看来,这恰好说明这些人物对行动的彻底放弃:小说中的人物,好像是无冕之王,他们“可以在这个社会里从上到下来去自如,他们决不甘心在其中成为一个固定人物,因为他们本来就能在其中为所欲为”。[11]
  所以说,为所欲为的能力,最后也让人无所作为,让人不想当任何人。这个多少令人费解的逻辑,正是由文学彻底揭露出来。现在的文学,关注所有的事物,在文学里面,不管是贵族后代还是农家子弟,不管是权力中心人物的宏图伟业,还是外省偏僻生活的细微小事,这一切都受到平等的对待。有些哲学家和批评家提到文学的这种无所作为,还经常谈起小说里一个代表人物,也就是梅尔维尔笔下那个书记员,对工作总说“我不想做”的巴特比。巴特比这个人物总是不作选择,不过,他并没有那么特立独行,在《红与黑》里我们已经见过,在德·拉莫尔侯爵家同样做着秘书工作的于连,他那一连串的冲动行为,跟巴特比其实没有什么两样。突然之间,于连的行动中也没有了选择:他不再属于此前的世界,不再一直作着选择,不再一直算计选择之后的结果,不再装模学样去做政治考虑、与人争出高低、博取女人感情。他唯一失去理智的这次行动,让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他的处境一下逆转过来,让他只有安于他的“理想生活”,让他什么都不想去做。巴特比的形象跟这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不用像德勒兹那样,把这个巴特比单独拿出来,当成我们的新救世主。巴特比总说的“我不想做”,并不代表只有他知道怎样在处事态度上超脱常规,也并不能教会所有人面对人的共同处境。什么都不想做,其实是属于文学的原则,文学正是凭借着它,推翻了美文经典的主宰,也推翻了以前区分地位的层级。文学不想只写某种场景,不想只写某个主题。在文学中,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不过,另外的一种新思想,却背弃了这种新文学的原则,它认为谁都可以拿笔来写,谁都可以有任何享受,谁都可以有任何抱负。文学的为所欲为本来是指,书中那些操纵社会的全能人物只是由它构想出来,他们的各种谋划也会在书里突然破灭,而另一种思想则是与此相反,过去的革命年代里,它声称人们都属于第三等级,他们在社会秩序中毫无地位,所以最后必须有所作为,这样的说法不久就被编进歌里,被无产阶级唱了出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人们常说,引起了这种无尽渴望的,是那个年代的宏大叙事。的确,那时人们为了建立或是推翻社会的秩序,作出了很多总体论说,他们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推出了历史的目的论,提出了促进社会演进的方案。而且在文学上,当时也有大型的小说系列作品,它们想要写出一个完整的社会,囊括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描写一个典型的大家庭,或是一群互有联系的个人,通过他们的变化来揭示其中的法则。但是,社会学上的政治叙事,文学上的“真实”叙事,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定的联系。文学靠着写作上的无限可能,把这个社会化的新世界也描写的皆有可能,而在这样的文学面前,那种只谈社会演进的宏大叙事,就变的毫无意义。比如《红与黑》里,于连在监狱中找到了幸福,这时他面临的只有死刑,他想要提升社会地位的那些设想已经彻底消失。反过来说,他的这种人生转折,就让作者之前所写的那些阴谋都成了空话,也让社会再无余力可以发挥。这种社会失去力量的表现,也出现在另外两个系列小说里,也就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还有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左拉这个系列作品,描写的就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不过,左拉的小说结尾带有几分滑稽,积极面对了社会力量的空虚:最后一部小说里,家族成员帕斯卡医生,曾去精心制作这个家族的族谱,把整个家族的经历调查的一清二楚,他写的大量卷宗塞满了办公室的书柜,而他去世之后,他的办公室却被用作他的不伦之子的护理室,柜子里的卷宗也换成了婴儿用品;过去的卷宗被付之一炬,新生的婴儿在嗷嗷待哺,就像德勒兹将巴特比的故事看成救世之歌,左拉小说里这个场景,则是完全不同的一首赞歌,它好像为人们证明,没有意义的一段生命虽然已经逝去,但生命无论如何还是在延续。在这样的文学作品面前,那些革命理论所说的历史运动,最后都会变的无力:财产私有带来的空前混乱,金融贵族、私营业主、暴发农民的地位上升,空想城市提供的自由行乐,工业剥削导致的苦难和叛乱;这些社会理论和集体行动中才有的未来,在文学中全都消失不见,而文学同时揭示出的,是生命的本无意义,它让人的意志可以无所欲求的坚持下去。文学如此并不是为了对抗社会理论,文学只是揭示出了社会理论的反面:它把新生的社会理论开放给自由的未来,它把新生的哲学献给无需欲求的生命意志,与此同时,它也彻底瓦解了过去社会和言说的那些层级。
  司汤达写出《红与黑》的这一年,神授君权的新任国王被人民赶下了台,而于连的这一番经历,却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发现:底层青年的幸福,并不在于征服社会,它在于无所作为,就在此时和此地,无视社会层级的屏障,放下就在面前的苦恼,用纯粹的感受拥抱平等,不加算计的共享这可感的一刻。而在革命以前,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十二年之前,卢梭在《独步漫想》里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革命的理想和卢梭的漫想,它们之间的矛盾,不需要在此多说;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小说流行起来的时候,它经常露出相反一面,它写到了让人无所欲为的幸福,还有让人悬置其中的一刻,这时人只感到他完整的存在,让他既不为过去而痛苦承受,也不为将来而忧心算计。对于连来说,他在临近死亡的时候,才有了这样的感受。而临近结尾的这段情节,也给小说带来了新生,小说开始写到各种各样的细微小事,在这些小事中,即使是最单调乏味的生活,也能让人看到生活深刻的底层,这样的小说,也就不用再给人指明那些因果联系,不用再去推导个人和社会的变化。后来,小说的这种能量,被用进了两类体裁。第一种是散文诗,它为了扩大感受的表现而去掉了行动,把整个世界浓缩在细微的场景中:比如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他在其中写到一位老妇人独自来公园消遣时间,还有穷人家的孩子如何迷上了新咖啡馆外的灯光。而第二种体裁是某类小说,它把人物的行动写的极为简单,这样就能让他们突然悟到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然后再让他们在迷茫中走向尽头,或是在单调的重复中经受痛苦:比如莫泊桑的《散步》,写到一个普通的公司雇员,他下班时天气很好就去散步,而这唯一一次的脱离常轨,让他发现自己的孤独后不堪忍受而自杀,还有莫泊桑的《珍珠小姐》,它写到一个女人承受了多年生活的痛苦,因为与她相爱的人就在身边,却已经跟别人结婚,她的感情只流露了一个瞬间,而又不得不藏在心里;[12]再比如,契诃夫的《某小姐的故事》,写到一个结婚多年的女人,她面对平淡的生活,想到爱情和幸福都成为了过去,难过的哭了起来,还有契诃夫的《困》,它写到一个给人当保姆的小姑娘,她为了照顾小婴儿一直无法入睡,终于在一念之间把它掐死。[13]这些现代小说兴起的时代,有着互相分开的两面:一方面,它是混乱的革命时代,它想用思想来理解和控制社会的变动;另一方面,它也是不作干涉的时代,它把那些变动都缩写为书中的一个瞬间,它让任何人都能享受这里的平等,也能享受人们不同的命运。而新式的小说,正是诞生在这个时代的偏差中,在它诞生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社会环境的空前剧变和底层青年的些微意气,这两者是怎样错误的联系起来,导致了他的行动。


注释:
[1]Stendhal, La Rouge et le Noir,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2005, p. 775.
[2]当时的一段评论:“这个人十八岁就心机重重,他接受教育却被迫中断,他不了解社会却在这个环境中混的风生水起,他上来就对女性示好却只是以此为荣,他没有别的幸福而只寻求自尊的满足,这个他后来竟变的多愁善感,痴迷爱情,为随便谁的感情所动,这怎能令人信服?所以说,它后边等于成了另一本书,另一种风格。”语出:Gazette littéraire, 2 décembre 1830, dans V. del Litto (éd.), Stendhal sous l'œil de la presse contemporaine, 1817-1843,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1, p. 583.
[3]Erich Auerbach, Mimesis.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réalité dans la 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tr. fr. C. Heym, Paris, Gallimard, 1968, p. 459.
[4]当时的一段评论:“新的文明就像沙漠中的仙人掌,在一夜间蓬勃长起。在以前,作家们的艺术想像,都是基于权贵式的傲慢、对财富的追求、自尊心的挫折,它要么受到耶稣会的抑制,要么受到公理会官僚的过分管辖,而到现在这个时代,他们的人物原型没有了位置,他们的画架被一下推翻,他们的笔触写不清七月的混乱,这样的作家还怎能唤起人们的情感?”语出:Le Figaro, 20 décembre 1830, cité dans V. del Litto (éd.), Stendhal sous l'œil de la presse contemporaine, 1817-1843, op. cit., p. 585.
[5]Jean-Jacques Rousseau,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Cinquième promenade,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9, p. 1041.
[6]Ibid., p. 1042.
[7]Stendhal, Le Rouge et le Noir,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 op. cit., p. 599.
[8]Honoré de Balzac, La Peau de chagrin, dans La Comédie humaine, t. X,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79, p. 65.
[9]Stendhal, La Chartreuse de Parme,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48, p. 488.
[10]Victor Hugo, préface de Marie Tudor, dans Théâtre complet, t. II,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64, p. 414.
[11]H. de Balzac, préface de Ferragus, chef des Dévorants, dans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77, p. 792.
[12]《散步》,见《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珍珠小姐》,见同书第四卷。原注:Cf. Guy de Maupassant, Promenade, dans Contes et nouvelles, t. II,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79, p. 127-132, et Mademoiselle Perle, dans ibid., p. 669-684. ()
[13]《某小姐的故事》、《困》,见《契诃夫小说全集》第七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原注:Anton Pavlovitch Tchekhov, Récit de Madame X et Dormir, dans Gérard Conio (éd.), Le Violon de Rothschild et autres nouvelles, tr. fr. A. Markowicz, Aix-en-Provence, Alinéa, 1986, p. 145-151 et 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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