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朵兄”视频号 会员列表
主题 : 钟鸣:诗人的着魔与谶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09-30  

钟鸣:诗人的着魔与谶

     “一首诗是一颗流星”
      ——史蒂文斯《徐缓篇》(张枣 译)


  张枣之死,区别于海子之死。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传统的,类似于屈子之死,诗人所对抗的是一种近似于“野蛮人的垂直入侵”——比如统治者一贯如一的无知,百姓的愚昧、平庸,官僚/民间知识分子永远的攻讦、诋毁、谗言、排斥、误读,反神话及疑古的深入人心,世俗化、实用主义之盛行……等等,而对抗者精神凭依的则又是那种最为古老的——“茫茫禹迹”的意识形态,故多表现为乡愁、黔首和“龙旌承祀”之争,可谓“国殇”,所激起的崇拜、精神庋藏,绵延至今,影响甚远。
  现代诗歌,其人其诗之感染力则是另外一种疾病——首先是大众文化整体覆盖,电子传播攻剽城邑,然后是艺术家、诗人“自渎式的眼光”,自娱自乐,统治者的“高度暴力”逐渐转为因势利导的“美学管理”(与西方所谓“文化创意产业”直接对接),而且是极其有效的创造性的专业委托管理,犹如能源管理。不知不觉,奥威尔的“老大哥”非常漂亮地就实现了,“网控”和“五毛党”风华卓绝,不在1984,而就在此刻。连群众都能虚拟,反叛的群众,变为宴乐性群众,这点是奥威尔所没有想到的。许许多多的重大争论,最后是由“对偶性群众”(见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来完成的(如1998年余策划的某书引发的关于吴宓、钱钟书、陈寅恪之争为一例),火候最终由党幕后轻松、愉快地捏掐。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就是“今天,暴君的统治不是靠棍棒或拳头,而是伪装的市场研究员(各种各样的谈判员)。他像牧羊人一样用实用和舒适的方式来控制羊群”。
  诗人当然不再是思想家,先知,为大众脱盲、治疗、启蒙,评价正义、良心、和谐一类……而却要花费相当多的精力,调节自身的使命——也就是和文学的关系,这正是主体和意义最深刻的一种关系,通过语言这一比任何团体更为复杂、也更为可读的“组织”,受制于从思想、感性和智性的多重逻辑。今天的人生,已不再是过去的人生,今日之文学,也非往昔的文学——固然,对今日诗人的评价,也不再是过去的评价——不在好与不好的层面。所以,诗人张枣君早归道山,死者不幸生家幸,读其诗文与哀怨未遂的人生,使我们对大家一向偏爱的诗人之哀史传统小有区别,少些糊涂虫,不在“对立统一体”中无意识地美化社会灾难就好。毕竟受害者、反叛者分享极权主义剩余快感的真相早就在那里了,只是当事者迷,不知而已,或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
  现在,社会形态、个人情感交织更为复杂。张枣的诗一直处在这样紧张的关系中,加上时空、肉身种种的不适,其音势必然是一种近似于反反复复、絮絮叨叨的风格:哪儿,哪儿,时代总是重复这样的絮语:“说,‘没有我’;——好,没有你。不,说:‘没有你’;——好,没有我”(《骰子》)。被抛来抛去,此一时彼一时,若有若无,肇其诗歌之始,终其生活之所,作为一个人,也当叹为观止。不光是精确性在哪里——“哪儿,哪儿,是我们的精确啊!”最重要的是,其忍耐力在哪儿?他的,我们的,大家的,或许,这才是纪念者该缅怀的,无论他为此付出过多么惨重的代价,无意中羞辱过谁,或被羞辱过,我们都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一个他者。
  镜子的作用就是反射,破碎一面,就少了一个维度。即使你昂扬着扭头不看,他也在那里,逝去了,也只是隐于幕后而已。用他的诗言之,即“隐回事物里”,——也就是古人所谓作“鬼”,实际训为“归”义。即使他攻击了我们大家,最后,他仍然归于他所攻击的“我们”这个本位。他早期有首诗也偶然表达过这点:“莫尼卡,我有一道不解的谜,是不是每个人都牵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好比我和你……里面的每件小东西,也正正反反地毗连”(《惜别莫尼卡》)这是张枣写作特有的一种方式,或语法关系:设局-迷失-寻找主体和客体的对偶及倒置关系——最后,歧问,悬念——也就是斯芬克斯之谜的伎俩。答案其实尽管简单,不过,弯弯绕,还是孳乳了环境,隔离出了某种距离,让人有所期待。其诗戏曰:“掉落在地上的东西无始无终”(《空白练习曲》);“我叫卡夫卡,如果您记得/我们是在M.B.家相遇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当然,谁也不会记得的,因为,弗洛伊德之后,我们知道了梦的移植作用,会改变所有的中心词项,它起源于内心防御和稽查。其陌生化,正好是非常强烈的一种吁求——吁求知己者。就这点而言,他有点生不逢时。但或许正是这点,拯救了他一段生命,给了他时间空间,也就此成全了他所发明的诗歌套路,一种“复调诗叙法”,跟巴赫金论述陀思妥耶夫斯的“复调小说”有点类似。但汉语的结构,包括南方的左言,更宜于诗歌音韵的变化,身份的重叠、混合、分离。“你看我已经看见了另一个你”、“那个像我的渔夫,我便朝我倾身走来”。过去,由于南腔北调对抗的潜移默化,诗人也常言及“古风”,但显然这不是用词问题,张枣也用过自己不熟悉的词,比如“潜龙勿用”、“爻辞”一类,我们都清楚这只是些假面贴花,犹如牡孔雀吸偶展翠屏一样。在日常生活里,张枣君懂得这种吸纳技巧,很会“望气”,可谓人面相士,诗里也反复写了孔雀:“我奇怪的肺朝向你的手,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卡夫卡致菲丽丝》)。但他更清楚“这些贴花,懒洋洋的假东西”(《海底被囚的魔王》),改变不了诗是种调调,有更内在的音韵、节奏,谁也改变不了它的调门,它是孤立的,器官的,牵涉到很具体的生活方位,——而谁又比谁更有资格来论断、或改变这样的方位呢。所以,某种角度讲,风格基本上在宿命的范畴。所以,柏桦那句“鲁迅即林语堂”,只能看做是一种假言命题,一种悖论。
  关于当代诗歌,张枣或许比其他人表现出更焦虑的一面。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其个人境遇来考察,内心隐藏的东西——较他人更深,故所知甚少,用他的方式说,最快活的人就是最苦闷者,但零星的接触、书信、言谈、诗作会有所披露;另一方面,对人人身处的社会进程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更多的面目全非。
  张枣君十分聪慧,天赋极高,具蜀人的狡黠,秉湘人之烈,且混杂南人的颓靡——因敏感而脆弱,因苦闷而好纵情、尚滋味,调侃戏谑,风流倜傥,为性格复杂综合之人,其诗为楚音。民间曾有人言:天下倘若有湘军一人便不会失国。若硬译到诗界便是:诗界倘若有一楚人当歌就不会寂寞。张枣君便是这样一个诗人,也是这样的一个发楚音者。喜欢不喜欢——或开始喜欢后来不喜欢他的人,都受过他语言转弯抹角的影响。这点无论怎样的折射,还是很容易辨识的,除非不想辨识,为了造就天才和高人。当然张枣君也是知道这点的,故他对自己的诗也期望颇高,成为一种乐趣——这点,他没什么选择。正因为心理上的转移,他对现实也就看得很低,故生种种的冲突和鄙夷,否则,我们就解释不通,像张枣这样的圆通之人,怎还会和别人发生冲突!
  但不管怎样,他基本上还是个很好的对话者,未曾在鉴诗品位上大出血过,而不少人却失血过多,只是因为亢奋,方苍白地在那挺着,一旦真相大白,便萎顿在地。其妙处何在?事情其实很简单,若大家拿了各人的诗,换着读一读,便一目了然:有的人,读其诗,不解其人,只是变着法在那讲着大家早已都晓得的道理,可谓“人法天”,多为“毛式”,所以,其道理是死的,诡辩的;而有的人,一读,便知其人,道理如影随形,人之不同,道理便自然不同,即所谓“天法人”。张枣属后者。天性所使然,他所确定的是一个未知的自我(张枣谓之“永远的迷惑”),并非胜利者,明白人,或精神导师一类,气质根本上是反话语权的,更像个诱惑者,而诱惑者自己也很容易陷入迷惑,也就经常性地预言其失败,一向如此。所以,他不像早期诗人(包括许多朦胧诗人),有意无意为自己预设了模式,或身份,被社会接受(他在论文里涉及过此话题,惜未深入),而他更愿边缘化些,很像一扇尚待敲开的门:“首先是敲,……敲是回家,……家应该是这儿,这儿,随喊随开。敲”(《今年的云雀》)。但现实中,他似乎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家,婚姻只是个壳而已,所以,最终他只能算是个迷途者,他反复在诗里这样自我定义着,骨子里也就属心理学意义的“窥阴癖”,这需要没完没了的精力,重复、折腾——或折射,这点,他恰好胜任,也就这点而言,《镜中》成其为代表作。他恋诗,并不自恋,这点未曾有人细察,因为当今诗坛,充满了自大狂,这些自大狂,抬头在他者身上永远也聚不了焦,低头,则又看不清自己。虽喜评头论足,却无效。所以,张枣与乐滋滋享受成功者不太一样——后者,在污泥中取乐,看自己很高,诗和现实也就一并看高了,故一味高蹈的策略。犹如“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周礼·正义》)的反语。其姿态,由其诗的音势、君临之相,单体繁殖,便不难辨别。相反,这些人是真正意义的“暴阴癖”。贯穿其诗的是北方那种最为传统的“经世之想”(梁启超语),口语格言化,有一种套路。毛时代充满了这些玩意,毛时代之后,仍然泛滥这些玩意,而且,换了环境,大家还玩得十分开心,这就是当代最典型的知识分子所享受的“剩余快感”。这点,我将在《旁观者》修订版中巨细陈述。而在张枣,贯穿其诗的则主要是貌似智力游戏的乐趣,文字打靶场上的射击游戏——“嘿,请射我的器官。别射我的心”(《德国士兵雪曼斯基的死刑》),因为,那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错误、失败、伤口,但还是值得探讨此间的问题。故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诗者乐言,而言,悖谬的环境使然,故只能抱残守缺,生小智,而非大智。他有点像爱丽丝漫游奇境,最后却迷失在自己的窥视和转换之中:“我们的突围是无尽的转换”,(《卡夫卡致菲丽丝》),“以朋友的名义,你们去镜中穿梭来往”(《以朋友的名义》)。中间这个“你们”,在亡者的语境中是可训为“我”的——并由此及物(参读《今天》1992年2、3期余旧作《笼子里的鸟儿与外面的俄耳甫斯》)。及物与否也正是南腔北调界分之根本元素。
  社会之不健全,人之瑕疵,人之道德承诺亦不完美,生之乐趣所剩下的便也就只有写诗这“活”了。其它的只是为此服务,包括工作、抽烟、喝酒、以及他在信中言及的“体面的生活”。他设想着、实践着,或许为自己划出了块“圣地”,就像叶芝对毛德岗描述的爱尔兰(叶芝也正是张枣最喜爱的诗人,指中晚年作品),也或许就像湘人的三腊。总之,张枣内心是挚爱诗的,而且,认真程度较之他人要高些,也更专业,故也较类型化,在诗与人的关系处置上十分传统。对社会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正悄然改变着人类与书写关系这点,其认知度较之他人则很低。他真正的热爱诗,故用诗评价一切,只是最后失之韧性,若逼着则个,那非闹出病来。就其个性看,按新文学运动的旧话说,张枣君不宜入儒林,也很难入文苑,因为这两者均难一蹶而就,独聪慧不行,非耐心不可。这点从他过世后留下的几篇最完整的文论看,略知一二。
  记得是1990年11月,他从特里尔来了封信,那时,他边在一家公司上班,边做论文,非常辛苦。他像大男孩一样——“大男孩亮出隐私比孤独”(《空白练习曲》)——请求我代他撰写论文的其中一章《九叶集诗人的现代主义倾向》。我理解其苦衷,做沉闷的学问非他擅长,便帮着硬写了3万字,权作素材。另外两篇是《诗人与母语》、《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metapoetical)结构和写者姿态》。前者偏散文写法,后者想以学院逻辑、句型式的陈述,过经过脉地讨论当代诗歌之演变,但他过于灵动活泼的性格,搬了学院腔并不适合,于是失之语言的纠缠,以致无一个问题得以陈清。翻译,他极有天赋,但终为苦活,也不是他所能忍受的,所以,最后,他还是擅长作即兴诗人。
  诗人,我是一个诗人,这是他的骄傲。国人自古就因少而贵。但因社会不断地世俗化,把诗人珍稀化——其实,也就是边缘化,而诗界又不断地自恋,高康大化(巨人化),便形成了十分尴尬、滑稽的局面,双陷矮化而不自知,彼此认知的出入也很大。所以,确定其职业化的程度——就像现代社会确定其压制者,成为职业革命家、职业的讨伐者、监管者一样,是评价诗人最重要的线索之一,“职业化”的方式尚待探讨,但事实早已摆在那里了。所以,张枣君敢说“我是一个诗人”,虽有堂吉诃德之嫌,但,他这样说,并非完全出于传统的“文学精英”的概念,而更多是对现代诗人职业化的确定。身份建立其上方显内涵。他在国外,也多少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明白其间的意义。当他在给我的信中言及“谋生”时,我犹如读到了T.S.艾略特、卡夫卡的现实。其实,诗人虽为即兴,也得盈濡而进,漫漫岁月,不断进行身体和语言的调整,等待玄机当头,恒言受命,方能见一线生机。这就是他非得写《卡夫卡致菲丽丝》的原因,从《镜中》到《卡》,也就是从1984~1989年,此间我们联系也较多,我称之为“蓝色时期”(那时他喜欢用一种蓝色的信笺纸),谈诗也最多。我们大家都目睹了他在一种可谓十分壮烈的折射中,保持了自己的初衷和一致性。为此,生命逐一分散,也就表现出认真,也不得不认真。我过去说诗是其唯一的乐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当然,换了语境,即使“认真”也是个谶。毛泽东说过,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你越认真,而你越努力之事越背道而驰,那你便越失望。而表达此种失望,新文学运动以来早已流行。数年隔着与同行交往,看透了而不“油滑”、还能单纯认真着的寥若星辰,张枣君算一个。生活、交友、臧否人物方面我不敢说他特别率真、准确,有时,他更像个“坏小孩”,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自恋倒错强迫得有些厉害,泄露于诗比比皆是:“它们萧萧的声音多痛,多痛,愈痛我愈要剥它,剥成七孔,那么我的痛也是世界的痛”(《楚王梦雨》)。这个结论,实在主观得很。若在古代,通灵之说,尚能安慰我们一二,但现在,恐怕连作者自己未必相信。否则,他就真免了那人生的苦果了。
  也正由此,我们看出,张枣喜欢玩调皮,语似诙谐,以对抗思想的正统,但不油滑,这点,他控制得还好。这大概和他了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写作早沦为残余的理性挣扎有关(他的论文梳理过这些人),死的文艺摆在那里,固得反叛,只是许多诗人虽仍造着非理性的句子,“浪漫的”生活方式,继续杜撰人与诗的神话,却并不明白何以这样。这些,一概被他讥为“病中水果”。但他也吃这水果。
  张枣的焦虑,说明他也容身此病。他明白大我小我这最简单的辩证关系。诗人,最多在此间撕开一条裂缝,但撕开,虽跌宕起伏,也在这撕开的共谋关系中:“我们是裂缝中的人/裂缝是世界的外形/只要酒杯不曾粉碎/裂缝便与酒杯共存”(《断章》)。晓喻此种关系,也就像戴着镣铐跳舞。语言由这平庸的境况崛地而起,也就必然为冲突措辞。他的诗,有一种病态的跳来跳去,这点是很明显的,但大家却不一定看出这背后的语境:其一,骨子里他知道“死水”的范畴,自己也在其中,所以,写作究竟是“避谶”,逃离旧窠,怎样逃,方式何许,成败如何,评价如何……这些才真正决定着写作的内在性,或内蕴。但这些年,多数诗人采用的是“河那边”的策略,回避此种话题,自然也就回避了置诗歌于死地的矛盾,而人人又受制其间,所以,也就和中国人悖谬的政治倾向一样,对抗着而又同陷虚假的意识形态。因为一种残酷的事实,早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也就是现在——或很久以来“诗对现实中的精神层面支配性框架早已解体”,诗人只是选择以何种姿势摔下来而已,摔在什么地方而已。
  张枣君摔得很难看,他摔在了异国,现驾鹤仙去,则又得摔回故土。即使在那,又何尝安过心呢?若是科学精确之人,在那混混,尚可。但他并非此种人啊。所以,很早就为他捏了把汗。但就诗论诗,他摔得也还算坦荡荡的,因为摔得很传统。命运与他描写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差不多,他们托身的“那对蝴蝶早存在了”。张枣君的宿命感非常强烈,他没有避谶的办法,苦苦寻找也没找着,因为,这些办法,都被他错误地“镶在(了)来世中”,读其诗,充满了这些悖谬的描述,对“错误”他也有几近狡猾的辩护,可又怎样呢——诗人生来又不是非要改变世界的,而反倒要改变自己。
  这点,他比许多人都清楚,也更聪明。所以,他在稍显随意地化用里尔克的诗句时,有着不一般的急切和动机,那就是想依据俄耳甫斯的神话原型——你以诗为生,拯救自己(母性躲在受难者后面),已无可挽回,也就是你不能回头。这个原理,是诗歌不能战胜科学制下的。你要回头,就像海子,就必死无疑。张枣是个聪明人,他是绝不会犯那么幼稚错误的(他对诗歌烈士评价都不甚高),他采用了折射。折射也是科学之举。但它在某些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勿用身历险境,便回头眺望,观察自我拯救的效果。这条道路才是唯一的诗歌之路: 

致命的仍是突围。那最高的是 
鸟。在下面就意味着仰起头颅。 
哦,鸟!我们刚刚呼出你的名字, 
你早成了别的,歌曲融满道路, 

   (《卡夫卡致菲丽丝》)

  所以,张枣佩服的是那些“技巧性怀旧”的诗人与诗作。比如我们身边的柏桦,张枣就曾不计其余地给予过赞扬。记得,柏桦有诗曰: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这里的唯一性和俄耳甫斯的唯一性有着非常内在的关系。旧日子完全可以直接训为诗意性。这在我们三人许多年的交往中,在这上面我无数回体验过二人的秉性,深知此间的转换与兴奋。惟有诗(或广义的写作)改变诗人自己,这才是职业诗人和传统诗人的根本区别。我们的诗坛,滥竽充数的业余写手多如牛毛。张枣君一直想划清两者的界线,他平时即兴的言谈,他的文论,甚至诗作,都隐埋着此种倾向。但他最终还是没有真正地发现,这最有可能重塑自我的复杂证据——而最有意思的是,这证据恰恰就在他自身。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这折射的恶果,跳来跳去地,也正好构成他为人为诗的趣味。作个有趣味的人,这点他算是精彩地完成了。这也正是他诗歌的价值所在。
  张枣的诗写得非常有趣,这对那些一直枯燥写作的人,是非常严峻的挑战,甚至无情——诗论家们一直没注意到,“枯燥”作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姿态,孶乳为大众文艺、甚至反叛文学的要害,只在极少数聪慧的诗人那里被反复地攻击着,这点,我与柏桦、张枣早年谈论最多,而且,不约而同地在诗文里给予嘲笑和攻击。关于这点,甚至蔓延到了大家以为有的那个诗歌圈子。就张枣文论《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来看,他仍在延续我们最早的话题,但他简单归于“南北宗论”,在今日社会形态变得如此复杂、语境如此交错的环境中容易造成误读。但梳理这些,对研究当代诗歌,厘清谬误、歧见十分重要。
  因为以上的交代,我已可以说张枣其人,不管与他怎样的熟稔,其实他都保有秘密内心活动的层面。不了解这点,那简直就是傻子,也等于自杀。倒不是说他故意“虚伪”,而是他很了解自己,能从镜子不同侧面观看自己的人不可能不洞穿自己的结果。按一般的习惯,多数人就直接拿了别人当祭品。张枣君终究善类,知道厌恶的后延性,故想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所以,其攻击性是预先的。凡和张枣君交接的人,久而久之,必两败俱伤。读他如下诗句:“照镜,革命的僮仆从原路返回;砸碎,人兀然空荡,咖啡惊坠”(《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这些小细节,都有过人之处,而凡有过人之处,也必惊心动魄。下面这几句就更直截了当了:“人们都想走近他,摸他。但是,谁这样想,谁就失去了他”。所以,我劝所有为他捉弄过、伤害过的人,真的是可以完全原谅他的一切,因为,他谜样的性格,从一开始就迷惑了大家,也迷惑了他自己,欲挣扎而不能。他后期生活的紊乱,证明了他的绝望与放弃,同时,也证明了原来期望他很高的人,也完全放弃了他。通灵者之沦丧,标志着枯燥乏味的再次降临,也标志着全民超意识形态时代的到来。   
  张枣的诗我过去有过很长的分析,多数观念仍然有效。1992年他读到那篇评论后,异常兴奋,赞叹不已,在后来的信里也反复谈及对他的影响。如今翻箱倒柜下来,枣娃(我一向用蜀语称他)的东西不多,一册薄薄的诗集《春秋来信》;与人合译的华莱士·史蒂文斯诗集《最高虚构笔记》;然后,就是许多《今天》杂志,里面有他的诗文;再就是那两篇诗论,还有些诗稿复印件;再就是残剩的书简、画片、明信片——其中一张,引我写了《画片上的怪鸟》,题献给他,时间是1987年:“这就是那只能够‘帮助’我们的鸟,它在边远地区栖息后向我们飞来”,图案是雨中飞行的怪鸟,撑着伞,口呼“help”,“救命啊!”“救命啊!”那时,他在德国,大家都很苦闷、艰难,互吐衷肠,苦中作乐,萦绕于诗,谈吐荒诞不羁,是那时的风格,他给你来这么一下,让人哭笑皆非,因为都知道谁也救不了谁。
  我们通信牵涉最多的便是诗,第一封在1986年去国前,他和新婚的德国妻子达玛,想带大家的作品去译介,最后1995年才由荷尔德林基金会资助翻译出版了“四川五君”(张枣、欧阳江河、柏华、翟永明、钟鸣)诗选《中国杂技:硬椅子》,可他的生活也早已面目全非,过得十分艰难,孰知后面所付出的心血,却从未言及。写诗者和以诗为身体精神的双重秩序者不同,诗界、批评从未厘清。张枣心中有数,故调侃:“你我何等人杰!”
  张枣君,湘人,口操浓重的南音。每每聊天,听他楚语哝哝,独有魅惑,那是民间蛰伏的欢乐之魅,早被鲁莽灭裂,由君诵唱,故使“物芳”,此种情绪,一入诗,便诡异,缠绵,依《诗》取兴,引类比喻,其义皎皎洁而明朗,犹如“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当代诗人中,古风最甚,非他莫属。古典现代杂揉不露痕迹,且能于秦灰劫后、新文学运动以来、尤其“朦胧”之后,在诗歌叙述中机智成为“对话”者,也只有张枣君等一二人,其余无神无形,做出来的派,混点名头,不过尔尔,莫能望其项背。
  文坛一般知道张枣,是因为其名作《镜中》《何人斯》《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姨》等。但终观其诗,最好的还应该是《空白练习曲》《卡夫卡致菲丽丝》《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大地之歌》等。尤其《大地之歌》,其时(1999)正是人类社会的转折(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爆发),对他来说,也是新的契机。那段时间,我们由传真机互通新作。可惜时光实在短促。相同的情景,也只有他写《卡夫卡致菲丽丝》那段时间——艰难的1989年可相提并论。那时他十分困惑自己的诗歌,一方面是形式上的,一是汉语诗和现代性的,后者由他1995年的一封信能看出:“……我是有方法论的,因而想再谋求在汉诗的现代性上作一些突破,以最后确定这门语言在诗的先锋性上的可能。先锋性离不开汉语性,这点我已确信不疑,这也一直在指导着我的诗歌实践,但我的汉语性虽准确,却太单薄,我的方法往往都是靠削减可用的语汇来进行的,因而题材还太窄,有些技术如幽默、反讽、坚硬一直未敢重用。现在我想试试这些走向,《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开了一个好头”。但更成熟的是后来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因为这首诗才促成了他形式上真正的变化。张枣擅长短诗,因为,其语音风格更多是建立在反“枯燥”这一“措辞”技术上的,但长诗要靠结构,而且,也要保持短诗的措辞密度,两者均达到和谐平衡并非易事。于是,我鼓励他写长诗,谈过技术上的问题,在信中聊这事。他写了,而且成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奇怪的肺向你的手,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随后我在《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中分析了这句诗,这是当代唯一一篇的关于他的论文,想讨论其诗歌节奏和呼吸之间的秘密。结果,恍惚像中了谶。卡夫卡死于肺病,张枣君也是。他曾在论母语时翻译引用过诺瓦利斯的诗,似乎暗和了什么:“正是语言沉浸于语言自身的那个特质,才不为人所知,这就是为何语言是一个奇妙、而硕果累累的秘密”。因为,风格即宿命。
  他的秘密不光来自语音本身,也来自其他多方面的兴趣,和复杂的人生经验。就我观察而言,张枣可说是诗歌趣味的洞悉者,电影幕味十足的鉴赏家——许多年前,他带了盘俄文版的塔可夫斯基的《镜子》,边给我和柏桦放边解释,好像提到了茨维塔耶娃的诗,此景历历在目。由于语言天赋,他自然也是个称职但很懒的诗歌翻译家。不多,但精。译在《今天》(1992年1期)上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是我迄今能读到的最好的,运用了他自己的修辞方式,《卡斯帕·豪塞尔之歌》可视为德译汉之经典。这批诗我窃以为和他的某些诗——比如《在夜莺婉转的英格兰,一个德国间谍的爱与死》等有更内在的关系。他译的华莱士·史蒂文斯,更是灵气十足,质量很高,混合自己的声音:“你若还是夏娃,酸果就还会甜”,“四十岁的男子如果还要画山水,必将把短命的众蓝混为一谈”(《我叔叔的单片眼镜》)。
  他也是个美食家,《厨师》表达了他这方面的天赋。措辞跟做菜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之于蜀地,他最后赞叹的是我夫人为他做的一碗川味臊子面。如此简单的乐趣,见他浓烈地享受,也不得不为他黯然伤心——因为阴差阳错、经济的繁华虚浮让他有时过境迁感,当年朝气蓬勃的倾述,变成了腹语,让诗人深深地受挫。因为他并不了解这背后的复杂性。革命和金钱教育了一代人,代价惨重。前者,破坏了诗人和历史最幽暗的部分;后者,却破坏了诗人和文学——乃至书写最纯洁的关系。那时,他已开始在国内任教,盘桓北京、上海,来往很少。偶得音讯,都不怎么好。寂寞这种现代病,害了不少人,张枣也不例外。没想到,那次是我们最后一面。记得许多年前,他创用了“毁容”这个词,没想到,最后,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他被“毁容”的厉害。他所言的“变,其实摆脱不了不变的”,通过他,也只在变中了,而且,巨变。他在诗中特别喜欢运用一种“微型辩证法”——“少就是多”、“生虫儿在正面看见我是反面”一类,而他的生活也似乎在这样的怪圈中。
  比如,他是饮食男女的高手,诱惑者——却可惜不能说“爱”,因为他曾坦率地告诉过我,他从未有过纯粹意义的“爱”,并为此深感遗憾。毛时代,社会压抑,多数人的口唇力比多遭重创而延迟转变,抑郁成疾而伺机爆发。幻想性、强迫性和不同寻常消灭了所有过程:“地上的情侣搂着情侣……可怜的我再也不能幻想,未完成的,重复着未完成”,关键是最后两句:“透明的月桂下她敞开身,而我,诅咒时间崩成碎末”(《吴刚的怨诉》)。说穿了就是阴差阳错:“摸摸这个提前或是推迟了的时代”。敷衍出去,便可能成为一代人感知的惯性:“要走多少路,人才能看见桌上的一只鳄梨啊?”(《而立之年》)。这种惯性,无论是他早期最好的诗作——比如《镜中》,还是后期更成熟的作品——如《卡夫卡致菲丽丝》,都嘀嘀咕咕地潜伏着。这个话题值得深究。
  最后,张枣也是半截子收藏家,张枣骨子里压根为一种连他自己也未必了解的“游牧性”所压倒。他发明了“器官漂移”这个组合词,没想到竟然会成为他的谶。漂移者,就不具备收藏的条件,但他有自己奢侈的领域——他只收藏两样东西:记忆和书。前者关乎友人,后者关乎物具。但同时两者也享有其强劲的克手——烟与酒,冲突与谅解,或不被谅解。相互纠缠,斯磨于岁月,十分厉害。关于书,我们谈过很多。他有一个计划,在“永远”回来之前,搜集所有自己喜爱的诗集,当然也包括其它书——比如,他心爱的卡夫卡——“我们这些必死的测量员”(《卡夫卡致菲丽丝》)。有次,我得知有个摄影师曾跑到布拉格,专门拍过卡夫卡生前的城市、街道、建筑、物具、房间、枝形吊灯、灯泡、犹太墓地、乡间木瓦房、童照……我很想得到这本摄影集。但他给我复印了一部分,这样的分享常在我们之间发生。这些书,他和我同样喜欢。
  毕竟这两样东西,书和记忆,一虚一实,而且,虚关涉实,比如友人一类,实又牵扯虚,比如书本知识之转变为思想,人生中,都是流变之物,而且,最难庋藏。关键还在于,你一旦进入广义收藏的魔圈,你就成为自己的掌门人、判官、法律的制定者、仓库管理员、修补匠、继承者……甚至不小心还会是某种快感的奴隶。这些“物”的存在,现实性,使你必须照看它们,维护它们,买进卖出,避免天灾人祸,也避免相互自残,所以,很容易它也会成为你的累赘,成为你咒骂的对象,继而成为你咒骂自己和社会的原因:“节日,我听到他骂我。他右眼白牵着右下巴朝右上方望去,并继续骂我”。这里,讥诮、调皮得十分厉害,和作者擅使人皆欣喜截然不同。如果,世界上只有两种人——骂,与被骂,那人人也就都解脱了。如果,以朋友的名义,张枣正好有这样的诗遗留着:“以朋友的名义,你们用右手拿我,用嘴巴吃我,耳朵上还留着我的心,……让我以朋友的名义不点你们的姓氏……”(《以朋友的名义》),那我们就真得好好想想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已至非得如此分裂,世事逆变,况乎人性。上个世纪,北岛的“卑鄙者”成为一个很有趣的双关语。一旦反抗、启蒙的语境消失,它便交换为泛格言。我们知道,泛格言,人人可用,任何利益集团均可据此告慰世界,跟“人权”这个词在中国国内使用的情况一样。大家都懂得了符号的重要性,所以,大家也都懂得了迷恋,和“泛正义主义”。所以,“自渎式的眼光”才有了可以象征交换的背景。这是了解张枣诗作,通过词语关联更为本质的诗歌现实的唯一途径,反“诗歌神话”,决定了他嘲讽的、碎屑状的叙述风格。这种风格,便于分析。格言,警句,适合背诵,记忆,成为典范。张枣却试图逃离这样的典范。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谶。比如当“自渎式的眼光”返回我们自身的时候,就有可能伤及我们自身,这在张枣的生活中几乎成为一种比喻,在比喻后面——用他喜爱的方式说,“好吃的眼睛”后面,究竟是怎样的悲哀和境遇,或该细考,是布罗茨基所言的那种“僭政的石块”,成比例增多?可他用诗否掉这样的简陋:“我走着,难免一死,这可不是政治”;抑或文学生计的冲突,时空错位,焦虑所致?可读他赠我的诗——“到江南去!我看见那尽头外亮出十里荷花,南风折叠,它像一个道理,在阡陌上蹦着”,便又确信他是乐观、好戏谑之人,还不至于;或许源于可怜的嗜好,吸烟,饮酒,日积月累,终酿大祸?
  翻检旧信,他这样写过:“……一是我酗酒,专业的酗酒者,我不好意思告诉你”;另一封:“我目前正在戒烟,暂时算成功了。我只是想玩一玩意志,只是一种极度的虚无主义而已。”糟就糟在这“玩”字,因为时过境迁,不再玩意志了,便会照旧。诗无需玩意志,就像博尔赫斯说的:作家的基本工作就是消遣,就是想别的事情,就是幻想,就是不急于睡觉而是构思点什么……。记得,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可有些事却非要意志。以前也婉言敦劝过,没用。祖国之下的诗界风尚一向为“消极才华”所笼罩,爱丽丝漫游镜中,很难脱身。他一边探讨诗的现代性问题,一边却又陷入最传统的神秘的法咒。这不能不说是个谶。中国诗人的哀史传统似乎都有那股生与死的鼎沸味——生前寂寥,死后殊荣。屈原如此,故作《离骚》,“遭忧”之辞,开“不得志”先河,也算“国光”;朱湘如此,故有“泰山凶器”说;海子如此,方诵自杀者之歌;顾城如此,仍叹诗为“现代主义的蝴蝶……竟不以为那是生命”;或许,张枣也不得不如此——所以,千不该万不该却冥冥中吁请死神来猜他的年纪:“死亡猜你的年纪,认为你这时还年轻”(《死亡的比喻》)。他讥讽死亡,死亡便寻上门来。他曾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聊及叶芝的“48岁”,那是大器晚成的“48”,但张枣君却夭折於此。他确实太年轻了,正值盛年。曾与他谈过“避谶”一类,他不大信,他在诗中言及“死亡”,就像谈每天吃的大萝卜,甚至不惜说“让我死吧”,简直就是犯忌、着魔,他或想用他习惯的措辞以恶抗恶,游戏辩证一番,让人们晓得没有区别的死:“我死掉了死——真的,死是什么?死就像别的人死了一样”。其实,这点,自古以来,就没人会认为有必要让一个诗人这样来验明。圣人也早已提醒众生:不知生焉知死。

2010年7月
描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