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木朵
主题 : 贾鉴:多多: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1-09-22  

贾鉴:多多: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当社会难产的时候
那黑瘦的寡妇,曾把诅咒绑到竹竿上
向着月亮升起的方向招摇
一条浸血的飘带散发不穷的腥气
吸引四面八方的恶狗狂吠通宵

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
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
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
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
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
  ——《祝福》(1973)

  1973年,“文革”的铁轮继续朝向黑暗的深渊滚动,但也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在地底,一些“异端性”思考正悄悄萌生,多多是其中尤其独异的一个。《祝福》开头的“社会难产”即指呈了一种危机四伏的现实状况,“难产”道出的是社会更新、重塑、再生过程的困厄。这一开端将全诗的思考限定在了特定社会的伦理层面,也即,它的批判性从一开始就醒目地提示了出来。而对于诗人来说,把“社会”这个因过量流通而变得空泛的“大词”置于起首,在写作上也是一个考验。第二句,紧扣“难产”,由抽象转向具体,形象出现了:“黑瘦的寡妇”——这一形象出自对“接生婆”的联想,由她出来承担拯救社会危机的使命。从“社会”和它的整体危机之“大”,到“寡妇”之“小”(“黑瘦”),巨大的形象反差和两个词语本身的心理包容度上的悖反性质,都传递出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接着,诗人更细致地描摹了“寡妇”的拯救方式:“咒符”、“招摇”、“浸血的飘带”、“恶狗”……这些道具和行为的巫术特征带来的只是更深的混乱、恐怖和欺骗感——这其实也是诗人对时代整体状况的一种指认。这中间嵌入的“月亮”是个奇妙的词。它一向被视为是幻美世界和彼岸的象征,在这里,它一方面点出了黑夜的氛围,与后一句的“狂吠通宵”在逻辑上回应,另一方面,将其放在邪恶的环境中,显示了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的巫术状态对美好事物(或对其想象)的挤压和破坏。
  第二节开头的“迷信”承上启下,既是对上一节所指涉的现实的总结,也开启了下面的更深广的时代反思。和前面相应,这里出现了另一个“大词”——“祖国”。“祖国”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中是个核心主题词,围绕它,在形象选择、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上,都有一系列特定的程式和规范。这个词已被各种手段装扮起来,在此,多多剥离了它外面的层层包裹,让它赤裸裸地展示着,且用逗号将它隔离开,词语的被还原的孤立外形与后面的“孤儿”在语义上相应和。“孤儿”的比喻可谓奇崛,在逻辑上,它是前面“难产”的合理结果。“父”的缺失,使“祖国”变成一种无主、无根的存在。领走它的“另一个父亲”,更像一个一闪而过的影子,面目可疑而无法依凭,“祖国”陷入到一种无人为其负责的盲动的处境;而在修辞上,通过“孤儿”对“祖国”一词所作的形象上的具体置换,诗歌从对公共概念的黏着状态,转到可叙事的路径上。于是我们看到了“孤儿”“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的场景。这也是多多早年诗歌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不断将想象的维度推向陌生而遥远的异国空间中,最著名的是那首《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我将为你洗劫/一千个巴黎最阔气的首饰店/……”。这里大概可以看出外国文学对诗人想象力的生成的作用。这也是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想象,其中大约还包含着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冲动,一种与当下社会生活和现实空间拉开距离的心理上和文学上的超离意愿。对“别处”的寻找从来就是文学写作的基本动因之一,与那种虚幻的乌托邦想象不同,在多多这类诗中,“别处”大都有着地理学上的明确所指。也许,这个“别处”越是可落实的,就越能折射出诗人身处封闭社会的那种心灵的焦虑;从写作策略看,如果考虑到时代的限制,这样的选择允许诗人比较自由地展开思路;此外,它也使诗在相对“实”的现实所指与“虚”的诗歌空间的拓展之间构成一种平衡。
  在这里,“别处”直接与现实对照。如果说前一节中由“社会难产”过渡到“寡妇”是一种语义上由“大”到“小”,由“重”到“轻”的转化,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撑开一种必要的语言张力的话,那么这里则是空间由“小”到“大”的展开,或者说把“祖国”之“小”摆在世界之“大”中,充分揭示了前者的渺小和飘零的无助感。既强化了“祖国”——“孤儿”的被流放命运(“流浪”)的悲剧性,也是对前面所说的对“祖国”一词进行剥离的进一步深化。接下来,“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说明它的视觉位置很低,它被匆匆的周遭世界遗弃,更凸现了这种身份的渺小。最后一句“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表明:“流浪”虽使身体在外,但命运的沉重却无法轻松地逃逸,那种受损的痛楚像记号一样被牢牢刻在痴呆的神情中。诗行的力度一步步抬升,在结句达到极致,这里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宿命的味道,透露出多多诗歌的极端的、残忍的那一面特征。在那首著名的《手艺》中,多多说“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写在窄长的房间中/被诗人奸污/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这里有感叹,有背离,当然也包含了一种对诗歌精神取向的自觉定位,“沦落”、“不贞”这些概括都准确地道出他的诗歌中蕴藏着的那种道德上的邪恶、狰狞的摧毁性的力量。
  在多多的写作中,《祝福》大概具有某种“原型”意义,从意象、语汇和叙事等形式层面,到对历史与个人之间多重价值冲突的持久思考等等,都在这里有初步的展示。
  对一个诗人来说,如何处理词语,是其诗歌风格中最隐秘、最关键的部分。在这方面,多多比同龄人更早地显示出了对汉语的敏感。上面分析的那首诗,诗题“祝福”带出的是一种宁静而感动的情绪,与后面的怪诞的形象和痛切的情感对照,其中的反讽意图非常明显;在第一和第二节里,诗人为“月亮”和“祖国”分别重新编织了一种语境,使之暴露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形象和意义内涵,这也是多多早年常用的一种“解构”词意的方法。在《致太阳》、《青春》、《年代》、《解放》、《战争》、《海》等诗歌中,多多通过把诗题或诗行中某些主题性词语组接在一些悖谬式的情景和结构中,既消解了它们特定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内涵,也“发明”出新的意蕴,使其产生某种“陌生化”的效果。这也是多多早年诗歌的一种特殊的“对抗”方式,即不是面对面直呈式的、口号式的,而是借助词语的歧义丛生的潜质,在一种诗歌语言或思维方式的限度内达成的对抗。此外,作为一种基本的“解词”思路,它也经常通过一种并置一对或一组悖反性词汇的句式来达到同样的效果,如《被俘的野蛮的心永远向着太阳》有这样的诗行:“但是间隔啊间隔,完全来自陪伴和抚摸/被熟知的知识间隔/……/放走,放走能被记住的痛苦/看守,看守并放走这个诺言/……”,词语朝相反的方向牵扯意义,它们在相互否定对方的同时,也将人的多种经验带入了冲突性的结构中。多多诗歌的道德感依然浓重,但避免了随具体历史情境的结束而可能出现的意义解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对词语的敏锐感受和其诗歌语言的混杂特征,既能持久地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又能将自身经验的特殊性和审美经验的普遍性有效地结合起来,带出一种纷杂的历史和命运感悟,因而经得起不同时代对它的阐释要求。
  借词语本身的冲突内涵来揭发人在历史中隐蔽的生存困境,这也是现代诗的一个基本主题。许多人都在语言层面指出了多多早年写作的现代特征,此外,对叙事因素的引入,也是其诗歌现代性的重要标志。进入90年代,“叙事”已经成为诗歌写作和批评领域最重要的词语之一,一般认为,对“叙事性”的追求反映了诗人对写作的某种“综合气质”的向往。其实,对“叙事”的调动现代人综合经验的能力的探求,这是一个从艾略特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写作试验。40年代的中国,以穆旦为代表的一群青年诗人即有意识地实践过这一诗学主张。70年代,当现代主义有限度地影响多多这一代诗人时,同样的诗歌敏感也许不经意地渗透到他们的写作中。在多多这里,“叙事”有时候以相当整齐的形式出现,在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组诗《蜜周》中,通过对一个少年人情感和性的成长历程,折射出历史的强大压力。其中有句子:“面对着没有太阳升起的东方/我们做起了早操——”(《蜜周•第七天》),“早操”作为一种“成长”仪式,是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完成的,这同样是一种词语与其惯用语镜的错位,在错位中显现了个人与时代之间情感和价值上的离心状态。“叙事因素”只是多维度观看生活的方式之一,是捕捉驳杂的日常经验的一种琐细而繁复的手段,它只呈现事件的多个侧面,提醒诗歌中潜藏的不同的理解可能,毋宁说,它尽可能地向生活敞开怀抱但又回避对世界做出总体判断。因此,在多多早期诗作中,叙事因素更多地存在于片段或场景中。前面的《祝福》中对“寡妇”的描述,以及把“祖国”——“孤儿”戏剧性地推到世界街衢的那一幕即是一例。其他如组诗《回忆与思考》和《万象》中容纳的短诗,几乎都有这种叙事因素的参与。这也使多多早年诗歌常常具有某种“剧场”效果,这在同为“白洋淀诗群”重要诗人的根子那里,有更清晰更自觉的呈示。
  对于语言和叙事问题,在《祝福》这里仅仅是初步“定调”,在多多后来的写作中都有更进一步的强化或变异。除此,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象需要提示——“父亲”。多多诗歌早年即已形成鲜明的风格特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比较早地创造了个人化的“意象谱系”,比如“牛”、“马”、“大海”、“北方”、“母亲”、“秋天”、“麦田”、“犁”、“果核”、“河流”等等,“父亲”是其中之一。“父亲”的丰富的隐喻内涵,使其经常扩展为一个主题学概念,某种程度上讲,多多后来的写作都或隐或显地回应着这个主题,或者说,他是在对“父亲”不断误解和理解过程中调整着位置,完成对自我生命的追寻的。关于这一点,下文会详细分析。



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
我读着他的头发
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
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
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
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
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  

…… 
我读到一个男孩子的疑问 
从一片金色的玉米地里升起 
我读到在我懂事的年龄  
晾晒谷粒的红房屋顶开始下雨 
种麦季节的犁下拖着四条死马的腿 
马皮像撑开的伞,还有散于四处的马牙 
我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 
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 
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 

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 
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 
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
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
  ——《我读着》(1991)(节选)

  反省“父亲”一生奇异的命运更迭以及对“我”构成的影响,是《我读着》这首诗最显眼的主题。“我读着”这个简单、平缓的陈述句表明,“我”是从一个冷静的后设视角将“父亲”作为客体来观察的。首先进入“我”视界的是“父亲”的一些具体而微的身体细节:“领带”、“裤线”,随后是一个怪诞的意象:“蹄子”,这为后面将“父亲”与“马”合二为一埋下伏笔。“父亲”“溜着冰”,“拉着小提琴”,两个动作反映了“父亲”的某种精神面貌,一个充满活力、优雅的形象;但另一面,“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他的神经质的、委琐的一面奇妙地扭结在优雅中。最后一句指出,“父亲”其实就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
  这是发生在“父亲”生命中的(也是“我”的理解中的)一次“变形记”。自80年代以来,“马”就是多多诗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试举长诗《五亩地》为例:“船是海上的马,遗忘向着海上的村庄”,“那匹脑门镶有宝石的马,还在,/还在林中驰进驰出,还在/向大地深处放射马背上掠过的痉挛”,“马匹,静静卸下田野的负担”,“用圣经中漏出的谷粒喂马”,“信马匹坚强的轮廓,忍受着同一个天空”……“马”作为隐喻既暧昧又含混,但大体可辨认出这样一些指向:它首先与“大地”、“田野”关联,有一种规训、负重、隐忍的性格;“大地”和“天空”的空荡荡的背景也为它染上一层庄重、博大、寂静的光辉;同时,这两方面的特征又为它的生命赋予了一种宗教气息,一种悲剧性的“献祭”的寓意。由“马”派生出的两个重要意象是“马眼”和“马头”(“马脑”)。关于“马眼”,多多的诗句有:“……星星们全都起身/在马眼中溅起了波涛”(《冬夜的天空》),“从马眼中我望到整个大海”(《火光深处》),“雪,在这时降下/你,正被马注视着”(《静默》),“疯人正用马长在两侧的眼睛观察夜空”(《早年的情人》)……;关于“马头”(“马脑”)有:“马儿粉红色的脑子里:大海涌进窗户”(《寿》),“马头内,一只大理石浴盆破裂:/绿色的时间就要降临”(《锁住的方向》),“马头内的思想,像电灯丝一样清晰”(《锁不住的方向》)……。“马匹”深邃的眼光是上帝式的、审视的、包容一切的,它与人世的对视中隐隐含着某种冷漠但紧张的情绪;“马头”内蕴藏的思想同样具有预言性,凝聚着一种异己的、暴烈的、神秘的力量。
  就像《祝福》中“祖国”——“孤儿”经受过的历史创伤无法随身体逃逸一样,“我”的命运走向也根本无法自外于“父亲”的轨迹。80年代末以来多多流散海外,大概对这种境况有更深切的体认,所以在许多诗歌中都延续了这个离去——回来的主题。当然,更宽泛一点看,这也是一个有关现代性的“身份焦虑”的寓言。多多出国后的写作,许多都从各种角度逼近着这个主题:人的分裂、迷失与失而复得的可能(《地图》、《冬日》等);命运的漂泊与时间的动荡不安,或巨大的虚无感(《过海》、《归来》、《小麦的光芒》、《静默》、《它们》、《记游》等);生命与死亡(《他们》、《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节日》等);词语与经验的错位(《依旧是》、《忍受着》等);个人在世界的广博中的限度问题(《只允许》等)……不同的声音、独白慢慢汇聚到同一主题的合唱中,在其中始终贯穿着对个人——世界——历史——时间的反思,多侧面地传达了现代人的生存经验和历史感受,也为当代社会留下一幅相当丰富的有关人的心灵的全景图。



在作梦就是读报的年龄
秋梨按旧谱相撞时,曾
有人截住它,串为词

石棺木车古道城基

越过一片平房屋脊,四合院的
逻辑,纵横的街巷,是
从谁的掌纹上预言了一个广场

一阵扣错衣襟的冷

掌心的零钱,散于桌上
按旧城塌垮的石阶码齐
便一边拾捡着,一边

又漏掉更多的欣喜
 
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
朝向先人朝晨洗面的方向
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传来

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四合院》(1999)(节选)


  在多多近年的诗歌中,原先的怪诞、狂躁多少得到一些缓解,一种悠长的、接纳的、慢板的调子正渐渐升起。在《四合院》中,“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以一种完全和解、包容的姿态接替了“先人”的位置,正像他在另一首诗《早晨》里写的:“曾经是某种自行车的把手/保持着被手攥过的形状/现在,就耷拉在你父亲的小肚子上/曾经是一个拒绝出生的儿子/现在就是你,正爬回那把手”。“晚年”不仅是对时间流逝的感怀,更本质地,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晚年”式的心态和“调性”进入诗歌内部的。《四合院》是站在岁月这头的一次回溯,是对旧事物的迷恋和感念,于是从诗的形式到语调,都展现出某种“中国性”。“……,四合院的/逻辑,纵横的街巷,是/从谁的掌纹……”,两个短语在转行处被隔断,中间又夹着一个完整的短语,这正好从视觉上对应了“四合院”的遮挡、转折、再延伸的布局特点,正如陈东东对该诗的评价:“多多发明了一种组接词语的‘四合院’方法,一种木匠的方法,——选出的每一个词,都被他开好了榫卯,相互间可以正好咬紧。”1而从诗歌“发声学”的角度去感受,除了整体上回荡的那种沉潜、回忆的调子外,节与节之间镶嵌的单句,不仅逻辑地承担着接续场景的功能,而且大都(特别是在诗的前半部分)有着一种谣曲风格,这种时候,它们基本上作为无实指意义的韵律的美,营造出某种邈远、神奇的诗歌氛围。
  声音,特别是谣曲可以唤起某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有关诗歌的“发声”问题,也确实是检视多多诗歌的一个重要维度。“发声”和“叙事”在写作中都与对“时间”的处理有关。叙事的推进遵从一种因果律,在结构上充分体现了时间的组织能力,哪怕这种叙事仅作为一种修辞因素在片段或场景的细节中闪现,它的时间递进关系依然可以细心地识别出来。多多早期的某些诗歌,凭借整首诗或诗中某几节中的叙事因素的推动,都或多或少具备了一种秩序感,而秩序的建立也是写作和阅读之间展开交流的必要前提。但很快地,诗歌中的时间踪迹隐没了,意象执拗地并列在一起,一种空间化的诗歌建制模式凸现出来。多多的写作一直非常倚重意象——他所谓的“形象”——的作用,借助意象抒情,这是“朦胧诗”共通的一个写作特征,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悠久传统。但任何一种写作方法都有它的局限,具体到“意象”,它们在诗中即便缺乏因果关联,但至少通过心理转换可以隐秘地搭建起一种可通约的经验或感知,也即它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能够满足心理逻辑的转译;或者,它们处于——哪怕是悖反性地处于——同一属性的文化、形象、情感和色彩的词语序列中,能够从不同方面配合对一个特定情景(语境)的完整呈现和把握。在这方面,多多某些诗歌也许需要进一步反思。他的意象不可谓不精妙,它们有着视觉上的巨大冲击力,正像有的论者形容的那样:他的意象“犹如彤云深处链形雷霆”2——一种超现实的蛮力。而在通过意象切换所达成的词语的比喻关系上,也确实体现出一种对汉语的现代敏感。但如果这种敏感是以在局部放大“语言中宇宙性或普遍性的部分”3而削弱了对汉语的完整的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的探索,那它带给我们的只能是一种“以行为单位”的小小的语言趣味。
  空间视野当然也能为诗歌建立起一种秩序,就像建筑学中显现的那样,但过于频繁和无规则的转折对诗歌空间的完整性绝对是一种破坏。这里的“完整性”不是指那个所谓的“中心”或“真理”,而仅仅强调写作与阅读经验之间的一种认同感;指出这种“完整性”的分裂,也不是说多多的空间构设太随意,恰恰相反,也许他太专注于对细部的研磨了,以至词语和词语经常处于一种相互“较劲”的论辩的焦灼状态,正如他说的:“原来我追求的是写出更好的诗,叫语不惊人死不休,苦吟”;诗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词语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词语之间的战争,搏斗,厮杀”。4关于语言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它可以支持想象力不断掘进,以探求某种表达的极限,而另一方面,当它被作为本体不断放在感觉的显微镜下无限放大,实际上又是对语言的所指范畴和经验领域的一种无限减缩。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锁住的方向》和《锁不住的方向》。作者试图通过细微的用词差别,将语义领向相反的理解思路,但意象(形象)的重重阻隔,使这些暗示全然迷失在中途,并最终把对诗歌意图的判断推入不置可否的尴尬境地。
  在多多近年的诗歌中,一种“纠正”的力量出现了,那就是通过对诗歌“发声”的关注,引入另一种时间要素。声音具有时间的一过性,即使其中有分延、回旋,但线形的发展依然是它的基本要求,这是诗歌连续性的另一种实现途径,具体到多多诗歌,这一连续性是通过发掘连接副词的音乐功能完成的。如《依旧是》:“走在额头飘雪的夜里而依旧是/从一张白纸上走过而依旧是/走进那看不见的田野而依旧是//走在词间,麦田间,走在/减价的皮鞋间,走到词/望到家乡的时刻,而依旧是/……”,“依旧是”不仅仅起连接作用,还是意义衍生的节点。它的不确定的语气在不断地对前一个陈述或情景表达疑问的同时,也拓宽了诗歌的意义空间——这一点和早期词语的悖反式组接效果一致,但连接副词在一首诗中的贯穿使用,还显示了多多在对待诗歌统一性问题上的某种态度调整,即,声音连贯性在诗歌中可能形成的组织作用。“而依旧是……”在音韵上所产生的停顿、跳跃和转承,正好与“我”在现实与词语、记忆与想象之间来回往返的脚步移动的频率相应合。这样一种有规律的节奏不断推进、繁衍,最终作为一条声音的线索将全诗各个部分温和地调适在统一的情感场域中。所谓诗歌的音乐性,归根结底就是某种风格化的“发声”方式赋予诗歌的一种和谐的情感气氛。正如当年瑞恰兹在回应人们对艾略特诗歌因缺乏“任何连贯的理智思路”而受到的指责时说的那样:“因为各个环节都是凭借其感情效果的和谐、对照、相互作用融为一体,而不是通过分析必须推论出来的理智布局。价值就在于这种相互作用的感情效果在合适的读者心灵中产生的统一的反应”。他称艾略特的诗歌是“思想的音乐”:“各式各样的思想,抽象的和具体的,普遍的和特殊的,如同音乐家的乐句,编排这些思想不是为了它们可能向我们有所昭示。而是为了它们对我们产生的效果可能结合起来化为一种连贯成整体的感情和态度,并且促成意志的一种独特解放。”5
  在多多发挥最好的时候,确实在诗歌的“思想”和“整体的情感和态度”之间达成一种充满张力的平衡,而“情感效果”也正是那个在写作和阅读之间建立起认同感的中介。这一切都与诗歌的“发声”方式有关。在这里,“发声”或音乐不单纯是一个技艺问题,它在根本上源自对世界在其不断变化中潜伏的那种秘密的节奏的耐心聆听和捕捉,所以,它是作为一种描摹世界的艺术和审美的范式介入诗歌的。一个诗人不同时期的写作都会流淌出不同的声音,它们或轻或重或延宕或峻急,都与那一时期诗人倾听、体察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对多多诗歌来说,早年有一种青春的急促喘息的声音,而在《四合院》中,童年的欣喜的谣曲回响在晚年忧郁的张望中,一种凝重、唏嘘的呼吸一般的气息在那里萦回,也或者说是一种“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一般的节奏在诗中慢慢传延。这种诗歌“调性”正是面对世界时的一种“晚年”的声音,是一种回忆的语调。而“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这是对记忆不可复原性的感叹,张望激起了进一步张望的欲望,以同样的姿态回看,《祝福》中那个流落在异国街头、紧张地注视着世界的“孤儿”,《我读着》中那个目光越过人群像“石凳”一样的“我”,那在《四合院》中伸长目光不断返身探看的眼神……这一切,最终似乎都更远地把我们挡在了多多之外。

2006年元旦


注释:

1、陈东东:《多多的〈四合院〉》,(“诗生活”网站“诗观点”文库)。
2、燎原:《当代诗人点评(四)·多多》,载《星星》诗刊2005年第10期。
3、黄灿然:《最初的契约》,见《多多诗选》(“附录”),花城出版社2005年。
4、凌越:《我的大学就是田野——多多访谈录》,见《多多诗选》(“附录”)。
5、艾·阿·瑞恰兹:《托·斯·艾略特的诗歌》,见《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描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