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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蓝蓝:普拉斯:灵魂的表姐妹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09-16  

蓝蓝:普拉斯:灵魂的表姐妹

  日前,译林出版社和凤凰传媒出版集团重新出版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自传体长篇小说《钟形罩》,于是再次重读普拉斯的诗文,颇有感触,蒙出版社抬爱,作序如下。 

 

  
                                                                 


  在写下这个近乎肉麻、平庸和异样的题目后,我犹疑了两分钟,最终确定没有什么比这几个字更能准确地描述我对西尔维娅·普拉斯看法时,我决定不再修改。
  实话说,30岁以前,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普拉斯。我不喜欢,我带着几乎算得上是轻度厌恶的心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谈论这位享誉世界的女诗人。
  最早买到《美国自白派诗选》时,我还在大学读书,这本诗集里收入了到今天为止汉语出版物对普拉斯翻译最多的28首诗。那个时候,我的练习册上写满了阳光和田野的诗行,我的笔像最辛勤的农妇在想象力和词语的田垄上耕作,自然是一片和谐的音乐在时光的金色麦地里回响。当我翻阅普拉斯的诗,那些充斥着死亡、高烧、自杀、癔语和梦魇的字眼儿,令我心烦意乱。偶尔,赵琼和岛子翻译的几个句子会吸引住我,但很快,出于对否定生命的话语本能的抗拒,我扔下这本诗集,转而捧起西门内斯、雅姆——在他们的诗句里,有辽阔而深沉的对生命和爱的祝福和安慰,即便他们在写痛苦和孤独时也依然如此,而这正是我喜欢和需要的。
  那几年,国内相当数量的女诗人的创作被批评家们戴上了“深受美国自白派诗风和普拉斯影响”的帽子,对此,我有些将信将疑。我读她们的诗和普拉斯作比较,我弄不清楚到底是每个女诗人受自身经验的影响更大、还是受普拉斯“黑暗意识”的影响更大。那时我刚20岁出头,远远不具备阅读的判断力。对于“流行”的警惕,也使我自觉地避开普拉斯——诚实地说,在我自己长达近30年的诗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过这位惊世骇俗的女诗人的影响。
  24岁那年,我看到了国内最早出版的普拉斯的长篇小说《钟形罩》——这个版本现在市面几乎绝迹。对普拉斯身世的好奇,也因为热爱诗歌的缘故,我买下了这本装帧设计有点艳俗的书籍。光看封面,它更像是一部通俗的言情小说,而不是一本诗人的作品。由于以前阅读普拉斯诗歌留下的印象,这部近乎是她自传的小说我大约只读了三分之一就放弃了。它安静地回到我的书架上,和各类传记书籍放在一起,进入漫长的休眠期。它延续并增强了我对普拉斯的看法:不幸的命运,被噩梦牢牢控制的大脑,分裂的内心,对死亡的迷恋。这些,对于曾拥有一个幸福童年的我来说,陌生而混乱,仿佛阵阵持续的、尖利刺耳的声音让人备受折磨,不得安宁。还有一个使我放弃继续阅读这部小说的原因就是:我认为普拉斯的诗歌成就远远超出了她的小说。或许,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其他女诗人,诸如芬兰的索德格朗,美国的狄金森,智利的米斯特拉尔,俄罗斯的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以及波兰的辛波斯卡等等。至少,这些女诗人不像她那样自称把自杀当成“一门艺术”,茨维塔耶娃的自杀显然有着更明显的社会政治背景,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一个人对生活的绝望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此后的十几年里,每当别人谈论普拉斯的时候,我基本上保持沉默,一直到我看见一份1966年BBC在录制普拉斯最新作品后进行的访谈,才重新唤起我对她的注意。在那份访谈中,提问者彼特·沃尔问她早年刚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都写了些什么时,普拉斯回答说:“我想是大自然吧:鸟啦、蜜蜂啦、春去秋来等等,一个没有任何内在经历可写的人所具有的天赋主题。我想,春天的来临、头顶的星星、初雪飘落等等是儿童、年轻诗人的天赋题材吧。”
  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对诸如此类问题几乎完全一样的回答。
  这个发现令我大感迷惑和震惊。
  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对大自然和生命拥有如此敏感、抱有如此热爱的人,最后怎么会一次次自杀。我无法理解和我同样从“热爱”这个词出发的普拉斯,如何狠得下心来抛弃两个年幼的孩子,决然走上不归路。
  进入21世纪后,在某次诗会上,著名诗人多多说到普拉斯,他用一种谈论女神缪斯的口吻说道:“普拉斯,那种爆发力,那种绝对的力量——‘从灰烬里,我披着红发升起,我吞吃男人就像呼吸空气!’……我非常感谢岛子(译者),我们在一起时曾彻夜谈论普拉斯。”
  我吃惊地盯着多多,似乎被他的话吓着了。
  最近几年,我开始更多地阅读普拉斯的诗歌,慢慢体会到她的颤栗和恐惧——这些以前对我来说极其陌生的感受,如今越来越被我所熟悉。是的,我熟悉它们如同熟悉使我感到自身存在的阵阵剧痛。她爱的方式,绝望的方式,像年久的潮气慢慢渗进我的意识中,并和我内心阴郁的体验汇合——这既是女性所特有的、幽深的秘密,也是诗人之间心灵互通的秘密。但是,我明确地知道,我们依然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把她当作“亲姐妹”而只是认为“表姐妹”的原因。这种奇怪的感觉,在我看过电影《西尔维娅》后稍微有些改变。在那部记叙普拉斯生平的电影中,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一个裙子飘荡、充满青春活力的美丽女生,骑着自行车在校园的小路上快速滑翔,仿佛可以毫不费事地摆脱重力、自由地飞起来。那是一个健康灿烂、略带羞怯的女子,有着一张让人信任和迷恋的脸庞。
  前不久,在接到译林出版社快递来的2007年版的《钟形罩》后,我决意重新阅读这部自传体小说——带着作为女诗人某些方面特殊而模糊的认同感,带着对一位不可忽略的诗人精神世界探询的严肃愿望。




  我承认,这次阅读给我带来颠覆性的震撼。我为以往对普拉斯的偏见感到惭愧,对相当多先入为主、道听途说的印象和判断感到不安。书中有很多章节,我会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或者,“没错,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正是如此。”
  如果这本书真如美国批评家洛伊斯·艾姆斯所言,“是以西尔维亚·普拉斯早年生活经历为蓝本”而创作的小说,那么,我在阅读的时候几乎把女主角埃斯特等同于普拉斯应该不会是什么过分错误的事情。在对普拉斯其人和其作品价值的评判中,我更多地注意到她作品中透露出的私人生活与社会的关系、引起女权主义极大关注的原因和其精神状态的真实性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当很多人至今还认为普拉斯的作品停留在抒发个人情感、爱情的幻灭、精神分裂等私人性的经验表达时,我不得不说这是多么巨大的谬误。
  《钟形罩》开头就写道:“那是一个古怪的夏天,天气闷热不堪。那个夏天他们把卢森堡夫妇送上电椅,而我不知道自己赖在纽约干什么。”
  这段话将当时一起震惊美国乃至世界的“间谍案”与普拉斯的个人生活建立起某种意味深长的联系。普拉斯在接下来的描述中写出了对死刑和电椅的看法:“对于死刑我有些愚蠢的想法。一想到电椅我就觉得恶心。”
  普拉斯在接受BBC的访谈时,被问及她的《爸爸》一诗涉及到了达豪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采访者彼特·沃尔甚至非常惊诧地对普拉斯说:“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诗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不可能写得出来的,因为在大西洋彼岸,这种事并不意味着什么,这些名字也无多大意义,是吧?”
  对此,曾有过一个德国裔父亲的普拉斯明确地回答:“你现在这样讲是把我当作一名一般的美国人。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的背景可说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所以我对集中营等事件的强烈关注是与众不同的。再说,我还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所以我估计这也是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普拉斯不仅仅在诗歌中和把个人经验与时代的事件对生活的影响联系起来,在小说中她做得也同样诚实。《钟形罩》开篇从卢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写起,拉开了这位女诗人坦率而令人惊悚的对于生命之疼痛、肉体之折磨、死亡之恐惧、精神之撕裂的内心展示。电椅在这篇小说中出现过不多几次,伴随着对女主角实施痛苦的电击休克疗法,我在普拉斯笔下读到了人性的冷酷和残忍对广义的人类到具体的个人的残害,它从精神到肉体摧毁了人对于人的信任、爱和获救的希望。“人对人就是豺狼”,这句来自参与过二战的美国诗人贾雷尔的诗句,准确而令人心碎地道出了他对人性和人类感到绝望的心声,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普拉斯想要表达的。譬如:出于对纳粹主义的恐惧,她在小说中甚至对母亲童年的语言——德语,表现出失忆般的拒绝。
  1953年6月19日,关押在美国监狱达三年之久的卢森堡夫妇被押赴死刑室,在电椅上被处死。美国政府指控认为,卢森堡夫妇曾向苏联提供了原子弹制造机密,这对夫妇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成了“爱国主义”的敌人。很显然,普拉斯对政府的行为充满厌恶,这一点在小说中里一览无余。她将个人生活中的伤害与国家意识带给具体个人的伤害一起纳入控诉之列,对此,当时就有劳伦斯·勒纳在《听众》中写道:“精神病人也能像一般人一样批评美国,也许他们更擅此道:卢卡斯(普拉斯的笔名)小姐的批评相当漂亮。”在《钟形罩》中,卢森堡夫妇被处死的当晚,和女主人公埃斯特一同参加某时装杂志征文比赛获奖的时尚女郎希尔达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让这种人活着真是太可怕了。”埃斯特看见她像猫一样打着哈欠张开的黑洞洞的嘴继续说:“我真高兴他们要死了。”这句话在短短的一千字里重复了三遍,看得出普拉斯对人性差异的天壤之别该有多么震惊。而从小说里提到的报纸,也能洞察出当时美国社会的冷漠: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充斥着谋杀、殴打、色情、抢劫的新闻,但是,深受知识分子推崇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完全不见飞机失事、凶杀、性犯罪等内容,似乎这些事情从来不曾在世界上发生——知识界普遍的心灵麻木更加可怕。
  人是关系中的存在,这一不知道被多少人引用过的名言,依然是一句大实话。作用于人的关系的各种因素,不仅仅局限于各个对象之间的互动;扭曲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国家制度、宗教文化等等看似抽象的隐形人,都会把它们直接或者间接的爪子,伸进人与人关系的连接处,牢牢控制或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不客气地说,这或许就是毒害人类心灵的最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钟形罩》一书最让人震撼的恰恰是普拉斯笔下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具体社会背景中向读者呈现出的悲哀和绝望。在整篇小说将要结束的时候,她写道:“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那个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




  很多人倾向于诗人休斯对妻子的背叛是导致普拉斯自杀的直接原因。
  或许是。或许不完全是——它仅仅是促使普拉斯自杀的原因之一。热爱普拉斯的人们,把休斯视作刽子手,并多次把普拉斯墓碑上刻的夫姓刮掉。那么,普拉斯到底为何自杀?女权主义者的指责是否有道理?
  她有一句著名的诗:“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在这首题为《扎拉勒斯女士》的诗中,她告诉读者:每十年她就会尝试一次自杀。第一次是在她十岁的时候,那是一次意外的事故。但第二次她便“存心干到底”。在现实生活中,普拉斯第一次自杀发生在20岁的时候,而从大量研究她的文献中可以得出结论:在她九岁时,父亲的离世给她带来沉重的打击,可视作她第一次接触到死亡的经历。在《钟形罩》小说里,埃斯特遭受初恋情人的欺骗——她深爱了五年的巴迪·威拉德,这个健康英俊、对老人和父母温厚和善的耶鲁医科生、被所有人认为是“优秀正派的模范青年”,瞒着埃斯特在整个暑假期间与酒店女招待睡觉鬼混,同时还和另一个名叫琼的女生约会,这一切带给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少女埃斯特毁灭性的打击。没有什么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曾喜欢过的人是一个龌龊不堪的伪君子更叫人崩溃的事情了。巴迪玷污了她的初恋,也令她开始对所有的男人产生深深的幻灭感。埃斯特住进精神病院后,琼也紧跟着进了精神病院。巴迪居然厚颜无耻地问埃斯特:“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叫女人发疯(亦有神魂颠倒的意思)?”埃斯特纵声大笑,轻蔑地回答:绝对和你没有关系。不幸的是,在埃斯特出院的前夕,琼上吊自杀。普拉斯像个女先知,在小说中预演了她死后发生的事情——休斯背叛她并和她的女友阿西亚有染,在普拉斯自杀六年之后,阿西亚在先杀死和休斯共同的四岁女儿舒拉后,和普拉斯一样采取煤气自杀的方式身亡。这种明显的模仿行为,是不是隐含着对休斯决不饶恕的诅咒呢?另一个对于普拉斯来说至关重要的男性——普拉斯的父亲,曾是家庭的暴君,普拉斯对他既仇恨又依恋。这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也一直影响着她成年后和男人的相处方式,而休斯的移情别恋则更加剧了她对爱情和男人的绝望。
  在《钟形罩》里,埃斯特在纽约一个月的经历,遇到的男人不是浪荡公子就是仇恨女人的渣滓,一个叫马科的家伙为一句话就野蛮地把埃斯特痛殴一顿,打得她满脸淌血。“母狗”,这是他对女人的称呼。埃斯特毫不怀疑自己的文学天分,她直言:我要成为一个诗人。但是,在经历噩梦般的纽约实习生活和男友的背叛后,她暗中期盼的写作培训班并未录取她,这无疑截断了她渴望通过创作施行自我拯救的道路。这也是普拉斯的真实经历——20岁那年,她陷入几乎要崩溃的精神危机,而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并未带给她真正的安慰,在她吞下药丸自杀未遂后,立即把她带到了精神病院的休克电疗床前。小说中的戈登医生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对待埃斯特犹如对待没有情感灵魂的动物。埃斯特处处遇到男人世界加诸于她的伤害,和普拉斯的经历如出一辙——对于她来说,男人之残忍远远超过他们对女人短命的激情。
  一些女权主义者经常会以普拉斯的例子声讨男权意识,并不是没有道理。无论从小说还是普拉斯的亲身经历看,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显然受整个社会的默认和鼓励。而对于普拉斯和有平等意识的女性来说,生养孩子、繁重的家务事,得不到尊重的劳动都对她们构成了赤裸裸的剥削和侮辱。“一想到要以任何一种方式为男人服务,我就愤愤不已。”小说提到了一份剪报,上面有一篇题为《捍卫贞操》的文章,是一位做了母亲的女律师所写。普拉斯表示:“照我看,这篇文章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有谈到过女孩子的感受。”其厌恶反感溢于言表。在小说中她借埃斯特之口控诉道:“女人只能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而男人却可以过双重生活,……这种想法我没法接受。”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普拉斯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工作,包括照料孩子、洗衣做饭、收拾花园,还要工作和写作——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幕仍然是当下众多职业女性的现状。美国女诗人埃里卡·琼(Erica Jong)写道:“为什么死亡往往是女诗人的命运?我们是不是为了译笔的优越而处罚自己?我们是否以结束生命来结束这优越?我们难道在心中早已拟定了这项游戏的刑罚规则?我不相信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杀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仍然记得,女性诗人在一个由男性制定规则的文学世界中存活,有多么艰难。”
  当然,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普拉斯对于男权意识的反抗,也包含着对强权政治、无视给他人痛苦的陈规陋习和人性麻木的反抗,这一切在小说中以某种可怕的幽默风格给予了展现。而要追寻“吞吃男人”的刀子般的犀利,则在她的诗句里俯拾即是。至于有人说普拉斯喜欢死亡,更是对生命的羞辱。她渴望可以完全信赖的爱情,渴望骨肉亲情,她不想死——否则便无法解释即便周围没有任何人能够认真对待她的绝望和颤栗的情感,她也愿意接受残酷的休克电击疗法以求康复;也无法解释她为何在自杀前不久租下了心仪的诗人叶芝的旧居,并签下五年的合同这一事实。在小说里,能够早一天走出精神病院是她最大的梦想。美国汉学家、诗人徐贞敏对我说:“找死?——不对!普拉斯爱生命,爱自己的孩子,自杀的时候她细心用湿毛巾塞住了厨房的门窗,怕煤气泄漏进孩子们的卧室。她把饼干和牛奶放在女儿的身边……。”令人痛惜的是,比活下去的念头更强大的绝望的轮子,碾碎了女诗人的脑袋。
  有一个现象或许不能忽视:来自女性的伤害同样触目惊心。小说曾写到埃斯特极其信任的一名叫诺兰的女大夫,也曾给她带来的沉重打击——女大夫曾许诺,或许不会再给埃斯特施行休克电疗。但是,一天早上埃斯特醒来,发现这又是一个谎言时,她崩溃了。她痛苦地蜷缩在角落,用毯子蒙上了头——“叫我震惊的倒不是休克疗法,而是诺兰大夫,她竟无耻地背叛了我。我喜欢诺兰大夫,我爱诺兰大夫,我把我的信任拱手交给了她……”。某天深夜,读到这里时,我感背脊发冷,泪水从眼睛辛酸地里涌出。普拉斯对她接受休克治疗作过如下记录:“这是一段黑暗、绝望、幻灭的时日——其黑暗只有人类思想的炼狱可比——象征性的死亡,令人麻木的休克治疗——然后是缓慢而痛苦的身体和心理的重生。”同为女性,埃斯特的母亲言行中无法掩饰对女儿的失望和厌弃,普拉斯的母亲在她死后依然认为《钟形罩》这本书“代表的是最令人不齿的忘恩负义”,虽然“这并不是普拉斯的基本为人”,可以想见普拉斯周遭人际之间的无情和冷漠。所以我认为,是生活中多次遭受的欺骗和伤害,最终导致了普拉斯对人彻底的绝望,或许,才是她自杀的真正原因。 




  死亡和女性立场,虽然这是很多研究者都密切关注的普拉斯作品的两大主题,但在谈论普拉斯自杀的时候,人们多用“精神分裂”来描述导致这一悲惨后果的原因。普拉斯何等聪慧,生前就干脆自嘲地称包括自己在内的、住进精神病院里的人是“疯子”。抑郁症,这个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生活周围的词,意味着一种可怕的隔绝。精神病或者抑郁症这种命名,本身就包含着对那些饱受精神痛苦折磨的人的潜在歧视。每一个被这些命名替代了的活生生的个人,都意味着他不再是正常人。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像扫垃圾一样,希望尽快地把他们扫出正常的人类社会。
  回到作为诗人的普拉斯的身份,一般的读者如果没有充分的阅读准备,很难读得懂她的诗歌。但是,如果在读过《钟形罩》后还有人把普拉斯称作疯子的话,我会把他视作蔑视人类情感和践踏人类智慧的敌人——普拉斯绝对不是一个疯子。
  她身高大约177公分,穿38码的鞋,腿长貌美如玉树临风,有着一双迷人的眼睛。按照小说里的说法,她最不擅长的是烹调,还有速记——这是多数女孩子体面的谋生技能。但是,她却比男生更擅长赢得奖学金和奖品。她8岁开始写诗,画一手漂亮的钢笔画,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并在大名鼎鼎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诗歌。赢得奖学金对于她来说犹如囊中取物;大二的时候作品就开始在报刊获奖,在校园里她是优秀的学生,成功入选班委会、校学生会,并且是《史密斯评论》的编委会成员。“十五年来门门功课拿优。”“在一整年里我一道考试题都没有答错过。”小说中的埃斯特最不喜欢的物理课居然也拿了个优,是全年级唯一一个得优的女生,连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生活中的优等生普拉斯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了业,并获得一份资助赴剑桥进修。在她和休斯一同返回美国后,她被同事誉为“史密斯学院英语系建系以来最出色的两三位指导教师之一。”她的聪慧和能力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的同辈人。
  如果从小说中寻找线索,我们知道,普拉斯在《钟形罩》这部小说问世后三个星期就自杀身亡,但是哪怕最挑剔的读者也能看出,整部小说缜密的结构、叙述细节精心的处理,包括人物言行无懈可击的逻辑发展,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智慧超众、观察力敏锐、感受极其细腻、具有非凡语言控制力的作家。普拉斯出人意料地用一种幽默荒诞、充满讥讽喜剧色彩的手法来表现悲惨的主题,仅凭这一点她就比很多作家胜出一筹。小说里女主角埃斯特处心积虑地寻求割腕、溺水、服药、跳桥等自杀的方式,她巧妙地藏起医生遗落的火柴、趁进城偷偷去医院“戴子宫帽”、打电话让即猥琐又伪善的白痴教授欧文付账单等等过人的机敏,都使读者无法将主人公或者作者认同为丧失理智的“疯子”。“疯子”——人们用来称呼那些遭受不幸而无法继续忍受痛苦的人们。自杀的梵高、伍尔夫都曾被人称作是疯子,但梵高曾经真的开枪想打死自己的好友画家高更,而诸如吴尔夫、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这样的女性则只能毁灭自己。将“疯狂”和“天才”划上等号,几乎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因为它完全无视创作者们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辛勤的劳动和赤子般的情感——为了准时完成萨克斯顿基金会资助项目《钟形罩》的创作,普拉斯顶着巨大的压力、忍受着心中的创伤,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这部小说,其间“她经历了一次流产和一次阑尾炎手术,还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尼古拉(奥瑞利亚·普拉斯)。”这样一个守信、对自己有要求、创造力旺盛的女性,能是个“疯子”?——我期待着,如果能够在某一天看到普拉斯的诗集以中文出版,相信读者对这位个性鲜明、命运悲惨、诗风独特的诗人会有更为准确的判断。
  整个阅读的过程中,似乎始终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我私下在和普拉斯说话。每当小说中埃斯特面临死亡时,书中就会出现“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这样类似“救救我”的呼喊。这个时候,我就会痛苦酸楚地劝她道:“低头吧,为了活下去。”反之,当埃斯特以她锐利的眼神洞悉尘世男女各种卑劣虚伪的念头和麻木昏庸的生活时,我亦会赞同说:“是的是的,你是对的,不要屈服。”小说描写埃斯特在电影院看到“四周那一排排的小脑袋,脑袋前部清一色泛着银光,后部则一律笼罩在黑魆魆的阴影里,他们看起来像一群不折不扣的白痴”时,埃斯特突然感到强烈的反胃,以致冲出电影院在租车上狂吐不止——这便是那些愚昧麻木的人们在普拉斯的内心最真实的反映。
  在某些读者眼里,埃斯特或者普拉斯是典型的对接受“社会化过程”持反抗和怀疑态度的人。她们一般被视作不成熟、任性、乖戾、甚至情智昏乱的人,而那些“识时务”、“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人们,则意味着成功和受人欢迎的道德榜样。但这些世俗的标准怎能让普拉斯这样一个内心骄傲、“专注于宗教信仰般的文学批评和对伦理的虔诚”、期待自己“有朝一日写出伟大作品”的诗人弯腰屈膝呢?她绝对不会为此降低自己的尊贵。一点也不。
  对于《钟形罩》这部小说,普拉斯自己说:“我想它会展示一个面临精神危机的人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试着透过一只钟形罩子歪曲视像的凸形玻璃来描述我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们。”而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她的小说还是诗歌,都在为我内心的某种信念增添力量,当出现诸如人们对你要求表演“来,给我们笑一个”的时候,它便会使我平静地微笑回答:“不。”
  不。不。不。——即便面对死亡。
  亲爱的西尔维娅·普拉斯,这是我和你的不同之处。

201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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