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5年11月15日在波尔多科学院发表的演讲 蔡乐钊 译
伟大的民族和野蛮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致力于艺术和科学，而后者则完全忽视了它们。也许大多数民族的存在都应归功于艺术和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如果我们具有美洲野蛮人的那种习俗，两三个欧洲民族不久就会吞灭其余所有的民族；于是兴许某个征服我们的世界的民族将像易洛魁人那样，夸耀自己吞灭了七十个民族。
可是且不说野蛮人，如果某个笛卡尔之流的人物在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之前一百年来到墨西哥或秘鲁，如果他教导这些人说，人依其构造出来的这个样子，是不可能不死的；他们的机器的发条，和一切机器的发条一样，是会磨损的；自然的效应不过是运动的法则和互相作用引起的后果，那么科尔特斯和那一小撮人就绝不可能毁灭墨西哥帝国，皮萨罗也绝不可能毁灭秘鲁帝国。
可不可以说，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仅仅由于是对哲学的一个原理的无知直接造成的呢？可以这么说，我这就给出证明。墨西哥人没有火器，但是他们有弓箭，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武器。他们没有铁，但是他们有燧石，可以像铁一样切削，他们把它安在武器的尖端。他们甚至拥有极为出色的军事策略：他们的阵型排列得非常紧凑，一旦一个士兵死掉了，另一个士兵就马上取代他的位置。他们拥有一个大度和无畏的贵族阶层，这些人比欧洲的贵族更加嫉妒那些为荣誉而牺牲的人的命运。此外，帝国幅员之广袤为墨西哥人提供了上千种挫败外敌的方法，假如他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击垮他们的话。秘鲁人也有相同的优势；确实，无论他们在哪里保卫自己，无论他们在哪里战斗，他们总能获胜。人们甚至以为西班牙人会被那些下定决心保卫自己的小部落给消灭掉。那么，他们怎么这么轻易就被摧毁了呢？一切在他们看来闻所未闻的东西——一个蓄胡子的人，一匹马，一件火器——对他们的作用就相当于一种不可见的力量的作用，他们相信自己是没有能力可以抵挡它的。美洲人缺少的不是勇气，而仅仅是成功的希望。因此，一个坏的哲学原理——对物理原因的无知——瞬间就使两个伟大帝国的一切力量陷于瘫痪。
在我们当中，加农炮的发明赋予我们对那个首先采用它的民族一种微弱的优势，而谁先谁后迄今尚无定论。小望远镜的发明只帮了荷兰人一次忙。我们懂得这一切作用仅仅是纯粹的机械原理；所以没有什么技术进步是我们不能通过其他进步来加以抗衡的。
因此科学是大有用处的，它们可以治愈人们有害的成见。既然我们可以寄望，一个民族一旦培植了科学就会继续这样做下去，关于不要堕落到那种程度的粗陋和无知以致带来毁灭，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要谈谈那些应当会鼓励我们自己从事科学的其他动机。
首先是看到增进了自己的存在的优越性，使一个智能存在物更具智能而带来的内心的满足。其次是满足所有人都具有的某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从未像在这个世纪一样显得那么合理。我们每天都听到有人说，人类知识的界限被无限地扩展了，博学之士诧异地发现自己竟如此博学，巨大的成功令他们有时怀疑这种成功的真实性。我们可以对这个好消息无动于衷吗？我们知道人类的精神已经进展到极远的地方：我们不愿看到它已经去过的地方，它已经开辟而仍保留给它的道路，它为之欢呼的那些成就，那些它渴望的成就，还有那些它以为无望获得的成就吗？
当能吸引我们从事科学的第三个动机是我们满有理由希望获得成功。使这个世纪的发现如此令人赞叹的不是人们发现的简单的真理，而是发现这些真理的方法。方法不是造房的石头，却是建造整座大厦的工具和器械。
有人以拥有黄金为傲；有人以知道如何制造黄金为傲；显然，知道如何制造黄金的那个人才是真正富有之人。
第四个动机是我们自身的幸福。对研习的热爱几乎是我们内心唯一永恒的激情；随着把这些激情赋予我们的这架可怜的机器临近毁灭，其他所有的激情都离我们而去。热情而冲动的青春从这种快乐飞到另一种快乐，它有时能够体验到纯粹的快乐，因为在我们有时间感觉到这种快乐中的棘刺之前，我们已经在享受另一种快乐了。随着我们年龄渐增，感官为我们提供纵欲之乐，但几乎从未有过纯粹的快乐。那时我们才感到我们的灵魂是我们自身的主要部分。仿佛那条把灵魂和感官联结起来的链条断开了，因此快乐如今独自驻留在灵魂当中，完全地独立。
如果在生命中的这个时段我们不给灵魂适当工作，那么灵魂——它被造出来是为了从事工作但却没有这么做——就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无精打采的状态，把我们引向毁灭；或者，如果我们违抗自然，执意要寻求不为我们而设的快乐，那么我们一靠近，这些快乐似乎就往后闪躲。愉快的青春为它的幸福而自豪，无休止地嘲弄我们。青春感受到它的全部优势，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些优势；在最活泼的一群人当中，一切欢乐都是他们的，而悔恨则是我们的。研习根治了我们这些弊病，它产生的快乐不会令我们记起我们正在变老。
我们需要一种可以伴随我们经历整个生命各个阶段的幸福：生命太短促，我们当拒绝任何一种持续时间不如我们长的福乐。闲散无事的老年是唯一的负担；老年本身并不是负担，如果说老年在一个世界中贬黜了我们，那么它也另一个世界施惠于我们。令人无法忍受的并不是老人，而是人——那个选择在无聊中朽烂或者从一个社交群体转到另一个社交群体追逐着每种快乐的人。
另一个当能鼓励我们从事研习的动机是我们的社会能够从中得到的功用。我们能够在我们已经拥有的许多便利之外增加更多的便利。前人的工作已经使商业、航海术、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物理学得到上千处改进。为了使后人比我们更加幸运而工作难道不是一个光辉的目标吗？
我们不会像尼禄的廷臣一样，在那些科学与艺术繁荣昌盛的世纪面前抨击那些不义的世纪。Miron, qui fere hominum animas ferarumque oere deprehenderat, non invenit hoeredem.（米隆，那个几乎在青铜上捕捉到人和野兽的灵魂的雕塑家，后继无人。）我们的世纪也许正如另一个世纪一样忘恩负义；但是后人会还我们一个公道，并偿还亏欠这个时代的债务。
我们可以原谅一个富裕的商人，他在船队归来后，对那个曾用手指引他越过浩渺汪洋的人付诸一笑，以为那是无用的。我们可以理解一个骄傲的武夫，集荣誉和头衔于一身，会鄙视质疑他的勇气的当世阿基米德。那些意图明确，对社会有用的人——那些热爱社会的人——极想被视为掌控进程的人。
科学已经说过了，让我们就文学说两句。具有纯粹精神的书籍，譬如诗歌和雄辩术之类的书，至少具有普遍的功用；这类好处经常比那些特殊的好处更大。
我们从中学会写作的艺术，形塑我们的观念的艺术，学会用生动的方式，辅以力量、优雅、秩序和令精神振奋的丰富多变，高贵地表达这些东西。
我们大家不是都见过有些人通过运用其艺术，本来是能够大大推进它，却因为他们缺乏教育，既不能形塑也不能发展出一个观念？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劳作和才赋带来的一切好处。
各门科学是彼此相关的；最抽象的科学启发那些不那么抽象的科学，而各门科学的主干整体上与文学是有关联的。以巧妙而雅致的方式处理科学对科学大有裨益；这会使科学不那么枯燥和乏味，使一切人都能够理解它们。如果马勒伯朗士神父不是一个那么富有魅力的作家，他的哲学就会局限于一所学院之内，就像局限于某个地下世界。有些笛卡尔主义者只读过丰特奈尔的《诸世界》；这部作品比一部更有力的作品更有用，因为它是大多数人能够阅读的最严肃的作品。
我们不能依据作者选择的风格来评判一部作品的功用：稚气的东西经常以一本正经的口吻说出，而非常严肃的真理却以机智逗趣的口吻说出。
不过，除了这些考虑，那些使正直的人精神振奋的书籍并非就没有功用。这类阅读是凡夫俗子最无害的消遣，因为它几乎总是取代那些声色娱乐、放浪之举、流言蜚语和野心的擘画与伎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