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 译
在这一年末，当列宁接管了政权，布尔什维克立刻将一切置于权力的维持之下。我父亲被选入过在其初始阶段曾竭力阻止苏维埃确立的立宪议会，他决定尽可能长地留在圣彼得堡，但却把他的大家庭送往克里米亚，一个仍旧自由的地区（这自由只能再延续几星期了）。我们分两批走，我弟弟和我与我母亲和三十弟妹分开旅行。苏维埃时期还只有乏味的一星期；自由派报纸仍在出版；在尼古拉耶夫斯基车站送我们离开时，与我们一起等待时，我不动声色的父亲坐到餐柜一角的桌前，用他流畅的、“天衣无缝的”（排字工人是这么说的，惊奇于没有修改）书法，在那些有格子的、与印刷的字体成比例的特殊长纸条上写下一篇纲领文章给奄奄一息的Rech（或者也许是某个临时出版物）。就我所记忆的来看，如此迅速地把我弟弟和我送走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我们留在城里就有可能被召入新的红军。使我烦恼的是在11月中旬，在采集季节过去很久之后去了一个迷人的地方，因为我从来不善于挖掘虫蛹（尽管，最终，我的确在克里米亚我们的花园里一棵大橡树下面翻出了几个）。在我们每人脸上画了一个精美的十字之后，当我父亲相当随便地补充说很可能，ves’mavozmozhno，他再也见不到我们了，这时烦恼就变成了痛苦；于是，穿戴着战壕的大衣和黄卡其布的帽子，手臂下夹着他的公事包，他步入了蒸汽的浓雾走了。
漫长的南行开始得还算不错，彼得格勒—辛菲罗波尔的头等卧车里暖气仍在嗡鸣，灯盏仍旧完好，一位算得上有名的歌手穿着戏装，一束褐色纸做的菊花贴在她的胸口，她站在走廊里，轻拍着窗玻璃，什么人正沿着它走过和招手，这时火车开始滑行，而没有一下震动表明我们正在永远离开那座灰色的城市。但过了莫斯科以后不久，一切舒适均告结束。在我们缓慢阴郁的行程中的几个地方，列车，包括我们的卧车，被从前线回家的或多或少布尔什维克化的士兵所检查。我弟弟和我认为把自己锁在车厢里，反对一切妨碍我们的企图是相当有趣的。几个士兵在车厢顶上行走，把我们房间的通风口用作厕所来增添其乐趣，而且并非毫无成效。我弟弟是位第一流的演员，设法激起了一场严重的斑疹伤寒的一切症状，这在车门终于打开时帮助了我们。在第3天清晨，在—个迷蒙的车站，我利用那些快乐行程中的—个间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沿着拥挤的走廊小心翼翼地移动，踩过打着鼾的人的身体，然后下车。一片奶色的雾悬在一个无名车站的月台上——我们在离哈尔科夫不远的什么地方。我穿着鞋罩戴一顶圆顶礼帽。我所持的手杖，一件收藏家的物件，曾属于我舅舅卢卡，由淡色的、斑点美丽的木头制成，把手是一个缠绕黄金色花环的光滑的粉色珊瑚球。倘使我是那些潜伏在那个车站月台上的雾气中的悲惨游民中的一个，看见一个瘦弱的年轻纨袴子弟来回踱步，我是不会抑制住袭击他的诱惑的。正当我要上车时，它发出一阵痉挛并开始启动了；我的脚滑了一下，我的手杖就在轮下飞滚起来。我对这东西没什么特别的感情（事实上，我在几年后大意地丢失了它），但我正在被观看着，而青春期amour propre[1]的火焰驱使我去干我无法想象我当今的自我会干的事情。我等待着1、2、3、4节车厢经过（俄国火车在积聚动力时相当慢），当最后枕木显现出来时，我从它们中间拣起我的手杖，奔跑着追赶恶梦般疾退的保险杠。一个无产者坚定的手臂帮我爬了上来，以此遵守了感伤小说的规律。倘使我被留在后面，那些规律仍旧会是好的，因为我会被带到塔玛拉的近旁，那时她也已迁往南方，居住在离那个荒唐事件的场景不到100英里的一座乌克兰小村庄里。
在我到达南克里米亚之后一个月左右，我出乎意料地得知了她的行踪。我的家庭安顿在雅尔塔附近，在加斯普拉，靠近科莱兹村。整个地方似乎完全是异国的；那气息不屑于俄国，那声音不属于俄国，那头像穆斯林寺院的报时人从尖塔（一种细高的蓝色塔楼，在一片桃色天空前映出剪影）上开口吟唱一样每夜啼鸣的驴子，肯定是巴格达式的。还有我站在一条白垩的路径上，近旁是一条白垩的河床，互不相连的，蜿蜒的水箍在那里细细流过椭圆形的石头——我就在那里，手持一封塔玛拉寄来的信。我望着陡峭的雅伊拉山脉，黑色的陶里松树的上等羔皮直铺到它们石头的悬崖，看山海之间丛林般的大片常青植被；看半透明的绯红天空，一弯羞怯的新月在那里照耀，身边仅有一颗潮湿的星星，而整个不自然的风景给我一种出自《天方夜谭》的一个插图漂亮，虽然遗憾地删节了的版本的印象。突然间我感到了流亡的所有苦痛。有过普希金的例子，当然了——曾在放逐中漫游此地，在那些移植的柏树与月桂之间的普希金——但尽管他的挽歌会产生某种推动，我并不认为我的激动是一种装腔作势。此后几年，直到一本小说的写作使我摆脱了那种丰富的情感，失去故土对于我一直是与失去我的爱相提并论的。
与此同时，我家庭的生活完全改变了。除了精明地理进了一个滑石粉盒的正常内容中的几件珠宝之外，我们彻底破产了。但这是件十分次要的事情。当地的鞑靼政府已被一个崭新的苏维埃所扫除。我们忍受着完全不安定的荒谬而耻辱的感觉。在1917—1918年冬季，直到多风与明亮的克里米亚春季，痴呆的死亡摇摇晃晃地走在我们身边。每隔—天，在白色的雅尔塔码头（在那里，像你记得的那样，契诃夫的“带宠狗的太太”中的太太在度假的人群中丢失了她的长柄眼镜），各种各样无害的人们脚上被预先系上重物，然后被为此目的而从塞巴斯托波尔运来的水手射死。我并非无害的父亲到那时，在几次危险的冒险之后，已经与我们在一起了，并且在那个肺病专家的地区采取了摹仿一个医生的伪装，但不改变他的名字（“简单而优雅”，一位象棋讲解者会这样谈论棋盘上对应的步）。我们住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别墅里，一位好朋友，苏菲亚•帕宁伯爵夫人把它交给我们支配。在某些夜晚，在有关刺客前来的谣言特别盛行时，我们家庭的男子轮流在房宅四周巡逻。夹竹桃叶的纤影会在沿着一道苍白的墙吹来的海风中小心翼翼地移动，仿佛在指点着什么，带有极大的隐秘气氛。我们有一支猎枪和一支比利时自动手枪，并尽力去藐视那声言任何人非法拥有火器都要就地正法的法令。
机遇对我们很不错。在一月的一个午夜，当一个强盗一般的形象，严严实实地裹在毛皮里，爬进我们中间时，在我们所受的惊吓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原来是我们以前的司机契加诺夫，他想都没想就从圣彼得堡一路乘在火车缓冲器和货运车厢上驶过了俄罗斯辽阔、霜寒和野蛮的土地，仅仅为了把我们的某个好朋友出乎意料地送给我们的一笔大受欢迎的钱给我们带来。他也带来了在我们圣彼得堡的地址收到的邮件，其中便有塔玛拉寄来的那封信。逗留了一个月后，契加诺夫宣布克里米亚的风景使他厌倦，并且离开了——一路回到北方，肩扛一个大包，内有倘使我们认为他渴望的话会愉快地交给他的各种东西（诸如一个裤子夹、网球鞋、睡衣、一个十闹钟、一个熨斗，其他几件我已忘掉的可笑物品），而它们的消失只是渐渐显露出来的，如果不是被一位贫血的年轻女仆怀着复仇的热忱指出来的话，他也曾在暗中细察过她苍白的魅力。够奇怪的，他劝说我们把我母亲的宝石从滑石粉盒（他曾侦察过它）转移到花园里一株多功能的橡树下挖开的一个洞里——他走后它们就全到了那儿。
然后，在1918年的一个夏日，在开花的杏树绯红色的粉扑使幽黯的山麓生机勃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消失了，一支安静得出奇的德国军队取而代之。后者在西方正在战败，悄悄地来到雅尔塔，带着缺乏信心的微笑，一支灰色幽灵的军队，易于为爱国者所忽视，它也的确被忽视了，除了对于出现在公园草坪上的无精打采的保护草地招牌的几阵可说是忘恩负义的窃笑。几个月后，在很好地修复了政委们空出的各个别墅的水管之后，又轮到德国人消失了，白军从东方渗入，并很快开始与从北方进攻克里米亚的红军作战。我父亲成了座落于辛菲罗波尔的地方政府的司法部长，而他的家庭寄宿在雅尔塔附近，在里伐迪亚庭园，沙皇以前的领地。一片与白军占领的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卤莽、忙碌的欢乐情景，以一种通俗化的变体，带回了和平年代的宜人气象。咖啡馆生意好得惊人。各种各样的剧院都兴旺发达。一天早晨，在一条山间小路上，我突然遇见了一位陌生的保皇党人，他身着一件切尔克斯服装，有一张紧张、流汗的脸，涂着奇异的黄色。他在愤怒地拉他的马，而它对他则毫不留意，继续以—种奇怪的蓄意的步子走下陡直的小路，像一个被冒犯的人离开一个晚会一样。我见过奔离的马匹，但我此前从未见过走离的，而当我认出了那个不幸的骑手就是塔玛拉和我在银幕上如此经常地欣赏的莫祖辛时，我的震惊就有了一个更加喜人的边缘。电影《哈吉·马拉德》（根据托尔斯泰关于这位勇敢的、善于调马的山中酋长的故事改编）正在那个地区的山区牧场上排演。“叫那野兽停下‘Derzhite proklyatoe zhivotnoe’。”他看见我时咬着牙说，但在同一瞬间，随着。阵轧轧响和辗碎石头的声音，两个可靠的鞑靼人奔下来援救了他，而我攀缘而上，带着我的蝴蝶网，走向山上的巉岩，藻虾属眼蝶的黑海种族正在那里等待着我。
在1918年的那个夏天，一个海市蜃楼的青春的可怜的小绿洲，我弟弟和我时常造访那个拥有海滨领地奥莱兹的友善而怪癖的家庭。一种戏谑的友谊很快在我的同龄人丽迪亚•T和我之间发展起来。许多年轻人总在周围，四肢棕色、戴着手镯的年轻美人，一位叫做索林的著名画家，演员们，一位芭蕾男演员，快乐的白军军官，其中一些人将很快死去，以及与海滩聚会、毯子聚会、营火、月光粼粼的海和克里米亚的Mascat lunel[2]的丰富存储在一起的东西，许多爱情的娱乐在继续；整个这段时间里，衬着这轻浮、颓废和多少有点不真实的背景（我乐于相信它唤起了普希金在一个世纪前访问克里米亚的气氛），丽迪亚与我玩着我们自己发明的一个小小的绿洲游戏。这个主意包括嘲弄地摹仿一条传记性的通道，它仿佛被投入了未来，并由此把一个似是而非的现在改造为一种平行的往昔，就像一个颤抖的回忆者所感觉的那样，他透过一道无助的雾障，回想起他与一位大作家在两人都年轻时的熟识。例如，或者是丽迪亚，或者是我（那是个偶然的灵感的问题）会在晚饭后，在露台上说：“那位作家爱在晚餐后出去到露台上来”，或“我会永远记住V.V在一个温暖的夜里作出的评论：‘这是，’他评论说，‘一个温暖的夜晚。’”或者，更愚蠢的：“他有在抽烟之前点着它的习惯”——这一切都是以非常深沉、怀旧的热情讲出来的，在那时似乎热闹而又无害于我们；但现在——现在我发觉自己在疑惑，我们当真没有不智地打扰了某个邪恶而怨毒的恶鹰吗?
在那些十月份里，每次一只邮包从乌克兰运到雅尔塔，都会有我的塔玛拉给我的一封信。没有什么比信件——托那位想象不到的传递者的福——通过内战的奇异混乱的力式更加玄奥了。但无论什么时候，由于那混乱，我们的通信出现了某次中断，塔玛拉都会那样行事，好像她把递送归为普通的自然现象，诸如天气或潮汐，人事无法影响它们。她还会责备我不给她回信，而我事实上在那些月份里除了给她写信和想她之外什么也没干——尽管我有过外多次背叛。
在一篇虚构作品中保存年轻时收到的一封真实的情书的小说家是快乐的，他把它镶嵌于其中，像一颗子弹在无力的内体中，非常稳固地嵌在伪造的生命之间。我希望我已用那种方式保留了我们的全部通信。塔玛拉的信是我们如此熟知的乡村风景的一个被确认的追忆。它们在一种意义上，是一种遥远但清晰得不可思议的唱和，回应着我曾献给她的，远不如其富有表达性的抒情诗。以我无法解开其秘密的毫不矫纵的词语，她高中女孩型的散文能以震荡的力量召唤圣彼得堡乡野的潮湿树叶的每一阵簌簌之声，每一片被秋天打上锈迹的羊齿草叶。“下雨时我们为何感到如此快乐?”她在她的最后一封信中问道，仿佛把它归还给修辞的纯粹资源。“Bozhe moy”（mon Dieu[3]——而不是“我的上帝”），它到哪里去了，那遥远、光明，持久的一切（Vsyo etodalyokoe，svetloe miloe——在俄语中这里不需要土语，因为这些是担任抽象名词角色的中性形容词，在一个赤裸的阶段，在一片柔和的光下）。
塔玛拉，俄罗斯，归入田园的野小林地，我北方的桦树与枞树，每次我们从城里回到乡村消夏，我母亲都跪伏着亲吻土地的景象，et la montagne et le grand chene[4]——这些是命运有一天胡乱捆扎起来投入大海的东西，将我与我的童年彻底分离。然而，我不知道，对于更加麻木不仁的宿命，对于，让我们说，时间的一种原本就缺少前途的、光滑、安全、小城市的连续，是否真有许多要说的。当—个人50岁时仍旧居住在他童年的鱼鳞板房屋里，于是每次他打扫顶楼都会碰见同一堆陈旧的褐色课本，仍旧混杂在后来的死去的物品之中，在那里，在夏季的星期日早晨，她的妻子伫足于边道上，有一两分钟忍受那可怕的、絮絮叨叨的、染了色的、左教堂的麦吉女人，回到1915年，那个女人曾是漂亮、顽皮的玛格莉特·安，有薄荷气味的嘴和纤细的手指。
我自己命运中的断裂在回忆中给了我一种晕眩的快感，我无论如何不会错过。自从与塔玛拉的那场书信往来起，乡愁就成了我的一件敏感而特别的事物。如今，雅伊拉山上乱蓬蓬的青草、乌拉尔山中的一座峡谷，或咸海地区的盐碱洼地，它们在头脑中的形象在思乡与爱国方面对我的影响就像，比如说，犹他州那么少，或那么多；但给我在任何大陆上任何相似于圣彼得堡乡野的东西，我的心就融化了。重睹我往日的环境，实际上会是怎样，我几乎无法想象。有时我幻想自己重访它们，带着一份假护照，在一个假设的名字下。这是能够做到的。
但我从不认为我应该这么做。我已太无所事事，太长久地梦想过它。相似地，我在克里米亚的6个月停留的后半段里，我曾用那么长的时间计划加入邓尼金的部队——与其说想骑在一匹嘶鸣的戴着头盔的战马上冲进圣彼得堡遍地鹅卵石的郊野（我可怜的尤里的梦想），不如说是想要到塔玛拉身边，到她的乌克兰小村庄里——以致到我作出了决定时，这军队已经不存在了。在1919年3月，红军突入克里米亚北部，从各个港口，一场反布尔什维克车队的纷乱疏散开始了。在塞巴斯托波尔湾一片玻璃般的海上，在岸上射击的狂野的机关枪下（布尔什维克军队刚刚占领港口），我的家庭与我乘着一艘载着干果货物的小而质劣的希腊船Nadezhda（希望号）启航前往君士坦丁堡和比雷埃夫斯。我记得当我们婉蜒着驶出海湾时，我试图专注于同我父亲下的一盘棋——一匹马已经丢了脑袋，一张扑克牌的碎片代替了一个找不着的车——而离开俄国的感觉被那烦恼的思绪完全掩蔽了，就是无论有红军还是没有红军，塔玛拉寄来的信仍然会奇迹般地和毫无必要地到克里米亚南方来，会在那里寻找一个逃亡的收信者，会无力地来回扑动，像在一个异国地带、在错误的纬度、在陌生的植物中间被释放的发狂的蝴蝶一样。
螺旋是个特殊化的圆环。以螺旋的形式，圆环被松开，旋散，不再凶险，它被解放了。我对此进行思考时还是个小学生，我也发现了黑格尔的三级序列（在旧时的俄国是如此流行）仅仅表现了一切事物在它们与时间的关系上本质的螺旋性。旋转接着旋转，每一个合题都是下一序列的正题。倘若我们思考最简单的螺旋，有3个阶段要区别开来，与三级论的相对应：我们可以称“正拱”为从中心开始那缠结的小弯曲或拱形；“反拱”在继续它的过程中面对第一个拱形的更大的拱形；还有更为巨大的拱“合拱”，继续第二个拱，同时在外侧循第一个拱而走。依此类推。
在一个玻璃小球里的一个彩色螺旋，我就是这样看我自己的一生。我在我的祖国俄罗斯度过的20年（1899—1919）代表正面拱形。在英格兰、德国和法国的21年自愿流亡（1919—1940）提供了明显的反拱。在我所选中的国家度过的时期（1940—1960）则形成了一个合拱一也是一个新的正拱。此刻我关心的是我的反拱阶段，尤其是我1922年从剑桥毕业后在欧洲大陆的生活。
当我回顾那些流亡的岁月，我看见自己以及成千上万的别的俄国人，过着一种奇特但无沦如何说不上不愉快的生活，在物质的贫穷与知识的奢华之中，在完全无关紧要的陌生者、幽灵般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之中，我们，流亡者，碰巧居住在他们或多或少是幻想的城市里。这些土著对于心灵之眼就像玻璃上刻画的形象一样扁平和透明，尽管我们使用他们的小器械，对他们的小丑鼓掌，摘下他们路边的李子和苹果，在我们与他们之间从不存在那种在我们自己中间如此广泛的丰富的人际交流。这有时显得是我们忽视了他们，就像一个妄自尊大或愚蠢透顶的入侵者忽视一大批无形无名的本地人一样。但偶尔，事实上是十分经常地、我们在其中真诚地夸耀我们的痛苦与艺术的那个幽灵世界，会造成一种可怕的惊厥，向我们展示谁是无形的俘虏，谁又是真正的主人。我们在肉体上对这个或那个冷冷地给予我们政治收容所的国家完全的顺从，在必须取得或延长某份毫无价值的“签证”、某张令人气愤的“身份证”的时候，就变得令人痛苦地明显了，因为那时一个官僚的地狱会试图阻止这位请愿者，他会消瘦下去，而他的卷宗则会在老鼠胡须的领事和警察的办公桌里越来越胖。Dokumentl，有人说，是一个俄国人的胎盘。国际联盟给失去了俄国公民资格的流亡者配备了一份所谓的“南森”护照，一份十分次要的证件，有一种憔悴的绿色调。它的持有者比一个出狱的罪犯稍好一些，并且每次他希望从一国旅行到另一国都必须经过最严酷的考验，国家越小，它们造成的忙乱就越是恼人。在他们的腺体背面某处，当局分泌出了那样一种观念，就是无论一个国家，会是多么坏，任何逃离它的人本质上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之外，因此就以某些宗教团体看待私生子的那种荒唐的谴责来看待他。我们并非全都同意成为杂种和鬼魂。一些俄国流亡者珍视的、有关他们怎样在各个部门，Prefectures和Polizeiprasidiums[5]里怎样侮辱或愚弄了高级官员的回忆是甜蜜的。
在柏林和巴黎，两个流亡者的大都会，俄国人形成了殖民营地，它们的文化系数，大大超过了它们坐落于其中的必然更加稀释的外国人社区的文化平均值。他们在那些殖民地里只与自己人往来。当然，我所结交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多属于民主团体，而不是美国的俱乐部妇女一提到“白俄”就会想到的“你知道，是沙皇的建议者之流”那种更加华而不实的人物。在那些居留地里生活是如此充实和热烈，那些俄国“intelligentl”（这个词比在美国使用的“知识分子”更具有社会的理想主义和更多高级趣味的意义）既无时间也无理由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寻找纽带。今天，在一个新的、备受热爱的世界里，我已学会感到如在故乡，像我停止把我的接七牌戏关在门外一样容易，我曾偶然向他们提到这些往事的外向性人和世界主义者认为我在开玩笑，或责备我是反面的势利眼，当时我坚持说在西欧度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期间，在我认识的少数德国人与法国人中（大多数是女房东和文人），总共只有两个好朋友。
不知怎么回事，我在德国的幽闭岁月里，我从未碰见那里的那些彬彬有礼的音乐家，他们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演奏他们的狂想曲直到深夜；或那些把猎物钉在他们帽子顶上的快乐的老猎手，理智时代曾这样以他们取乐：拉布鲁耶尔的为寄生的蠕虫流泪的绅士•盖伊的“庄重甚于聪明的哲学家”，他，要是你乐意的话，“在蝴蝶中穷追科学”，以及不那么无礼的、蒲泊的“好奇的德国人”，他们“抓住如此罕见的”那些“漂亮的昆虫”；或纯粹是那些所谓完全与友好的人，在上次战争中来自中西部的思乡的士兵似乎偏爱他们远甚于谨慎的法国农夫和敏捷的Madelon I。相反，在记忆中挑选两次大战间我的一小批非俄罗斯与非犹太的熟人时，我发现最为生动的形象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大学生的身影，他有很好的教养，安静，戴眼镜，他的嗜好是死刑。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他让我看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个购买列的系列（“Ein bischen retouchiert”，他皱了一下雀斑点点的鼻子说），它描绘了在中国一次常规死刑的各个连续阶段，他十分内行地评论那杀人的刀的壮丽，评论刽子手与牺牲者之间完美的合作精神，其高潮是这被砍头的结合体中拍摄得十分清晰的脖颈里喷薄而出的雾一般灰的鲜血那名副其实的泉流。相当地富有，这位年轻收集家有钱旅行，他在为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而研究的人文学科之间进行旅行。然而，他抱怨持续的坏运气，并补充说如果他在短期内见不到什么真正好的东西，他会忍受不住这辛劳。他曾出席了巴尔干的几次不坏的绞刑，和巴黎阿拉戈大道上一次大肆宣扬的，尽管可说是凄凉和机械的guillotinade（他爱使用他认为是适当的法语），但不知怎地他从未足够接近以细致地观察一切，而他雨衣袖口里那架极为昂贵的微型相机工作得并不像他希望的那么好。尽管身患重伤风，他还是旅行到雷根斯堡，那里砍头是用一把斧头来狂暴地进行的；他曾期望那场景中出现伟大的东西，但是，令他失望的是，犯人显然已被麻醉，简直根本就没有反应，除了在戴面具的刽子手和他笨重的同伴一齐落到他身上时，软弱地滚落于地。迪特里希（我熟人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到美国去目睹几次电刑；从这个词语，凭着他的天真，他引出了形容词“装腔作势的”，这是他从他的一个到过美国的表兄弟那里学来的，而带着一道热望的担忧的额纹。迪特里希怀疑在施刑期间，是否真有烟雾的精彩喷发出自人体的自然洞孔。在我们第三次也是最后—次相遇时（他还剩有一点东西，我要为了可能的用途而把它们归档）他向我讲述，悲哀更甚于愤怒。他有一次整整一夜耐心地观看他的一个好朋友，那个人决定射死自己，并同意射进自己的嘴的天花板来做到这一点。在一道美好的灯光下面对这位具有癖好的人，但因缺少野心和荣誉感[6]，他最终反倒无望地僵硬起来。尽管我很久以前就失掉了迪特里希的行踪，我很可以想象他如今（也许就在我写下这行字的瞬间）角蓝色的眼里平静的满足，当他给他拍着大腿的、捧腹大笑的老战友看一大批从未期望过的珍宝——他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拍摄的完全wunderbar[7]的照片。
我对我的俄语小说，特别是其中最好的一部，Dar（最近以英语出版，即《天赋》）中的流亡的阴暗与光荣，说得已经够多了；但这里迅速地重述一遍将是方便的。的确，在流亡者中有足够数量的好读者，保证了在柏林、巴黎和其他城市以相对巨大的规模出版俄语书刊；但因为那些写作无一能在苏联流传，整个事情就获得了某种微弱的不真实的气氛。题目的数量比任何一本特定著作出售的册数更引人注目，而出版社的名字——奥里翁、宇宙、逻各斯，等等——有一种出版星象学或房事文学的公司所有的狂热、不稳定、轻微违法的外表。然而。在宁静的回忆中，单从艺术与学术的标准来判断，由流亡作家invzcuo[8]创作的书籍，无论它们有什么个人的错误，今天看来对于人的消费来说，其持久与适合胜过了在同样的那些年里出现的风格僵硬得出奇而恪守传统的政治意识流，它们来自有一个父亲般的政府供以墨水、烟斗和羊毛衫的苏维埃年轻作家的笔下。
Rul’日报的编辑（也是我第一本书的出版者），伊奥西夫·弗拉季米洛维奇·海森，以极大的宽容允许我用我不成熟的诗篇去填满他的诗歌栏目。柏林的蓝色傍晚，街角上开花的栗子树，晕眩，贫穷，爱情，店铺里过早点亮的灯光的橘黄色调，和一种肉体的痛苦渴望!渴望仍旧清新的俄国气息——这一切就被配上格律，以普通的字体誊写下来送到编辑办公室望，近视的LV会在那里把新诗捧近他的脸，在这短暂的，或多或少是触觉的认知行为之后把它放进书桌。到1928年，我的小说的德语译本开始带来了一小笔钱，而在1929年春天，你与我在比利牛斯网猎蝴蝶。但是在1930年末期我们才永远离开了柏林，尽管那以前我时常旅行到巴黎给公众朗读我的作品。
与流亡生活的迁徙与戏剧性的特点一起，很可说是它的一个特点的，是在私人住宅与租赁的大厅里的那些文学朗读反常的频繁。各种类型的表演者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头脑中上演的木偶戏里。有那位苍老的女演员，她有宝石似的双眼，曾紧握住一块手绢压住发热的嘴一小会儿，继而以某段有名的诗篇屈从于她缓慢明澈的噪音，一半溶化、一半抚爱的动作，来激起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思乡的共鸣。有那位毫无希望的二流作家，他的嗓音跋涉过一片有声奏的散文之雾，每当他把他已读完的那一页藏到即将出现的下面，使他的手稿在朗诵时始终保持着它可怕而可怜的厚度，人们看得见他可怜的、笨拙的，但小心翼翼的手指神经质的颤抖。还有那位年轻诗人，他嫉妒的兄弟们在他身上没法看不到一道令人不安的天才的纹理，像一只臭鼬的条纹一样动人；站在台亡，面色苍白，眼里闪烁着星光，两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在这世上停泊，他会向后甩一下头，用—种极为恼人的、滚滚而来的吟诵献上他的诗，在结尾嘎然而止，砰地关上最后一个诗句，等待鼓掌声填满静寂。还有那位老cher maitre[9]，一粒粒滚落他读了无数遍的一个可敬故事的珍珠，而总是以同样的样子，挂着他著作奥的卷头画页上他高贵的、皱纹探探的脸上所有的那种吹毛求疵的厌恶表情。
我猜想一个超脱的观察者很容易嘲弄所有那些简直摸不准的人们，他们在一座外国城市里摹仿一个死亡的文明，1900—1916年（甚至在那时，在20和30年代，它们听来就像是公元前1916—1900年了）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遥远的、几乎是传说的，几乎是苏美尔的海市蜃楼。
由于他们在国外的作品的流传受到限制，甚至老一辈的、声名在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得到确立的流亡作家也不能期望他们的书籍为他们谋生。为—份流亡者报纸写一个每周专栏从来不足以使身体与笔两全。不时地，翻成别国文字的迻译带来出乎意料的一勺；但是，另一方面面，老作家们延长其生命靠的却是各种流亡者组织的资助，公开朗读的收入和慷慨的私人捐赠。较年轻的、不那么知名但更善于适应的作家靠从事各种职业获取偶然的补助。我记得曾教过英语和网球。我耐心地反对柏林商人坚韧不拔的癖好，就是为了与“昏迷”合辙押韵而说“生意”[10]；像一个制做精巧的机器人，在一个长长的夏日慢慢浮动的云层下面，在尘土飞扬的网球场上，我把球—个接一个喂给他们在球网那边晒得黑黑的、短发的女儿们。我从我的俄语《爱丽斯漫游奇境记》得到了5美元（在德国通货膨胀期间很可算是一大笔钱）。我帮助编纂了一本给外国人看的俄国语法书，其中第一个练习是以Madam, yadoktor, votbanan（太太，我是医生，这是一支香蕉）这些词语开始的。最好的是，我时常为一份流亡者日报，柏林的Rul’制作最早的俄语纵横字谜，我给它起名为Kretoslovitsl。我发现回想那段畸形的生活是奇特的。撰写内容提要的入所深爱的是一个青年作家（写生活与思想——它们当然比仅仅写的“艺术”重要得多了）干过的或多或少是世俗的工作的名单：报童，冷饮店职员，教士，摔跤手，钢铁厂领班，公共汽车司机，等等。啊，这些职业一个也不曾是我的。
我对我的写作的热情使我与国外各种各样的俄国作家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那些日子里我还年轻，对文学的兴趣比我如今强烈得多。当今的散文与诗，耀眼的行星与苍日的星系，一夜夜从我阁楼的窗前流过。那里有不同年龄与天分的独立作家，有集团与派系，其中许多年轻的或尚且稚嫩的作家，他们有的很有天才，聚集在一位哲学化的批评家周围。这些秘教传播者中最重要的结合了知识的才赋与道德的平庸，对现代俄国诗歌的鉴赏力的一种神秘的确信与对俄国经典作品的一点零碎知识。他的团体相信无论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简单否定还是西方民主的惯常理想都不足以建立起一种流亡文学能够倚靠的哲学。他们渴望一个信条就像一个被关押的吸毒者渴望他的宠物天堂。可说是病态地，他们羡慕巴黎天主教团体那种温和的微妙，这是俄国神秘主义如此明显地缺乏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毛毛雨雾无法与新托马斯主义思想相抗衡；但别无它途了吗?人们发现，对一个信仰系统的向往，在某个被接受的宗教边缘上不断地摇摆，带来了它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满足。只是在很久以后，在40年代，那些作家中的一些人才终于发现了一个直接的斜坡，来以一种或多或少是跪着的姿态滑下来。这个斜坡就是那种热情的国家主义，它可以把一个国家（在这里是斯大林的俄国）说成是好的和值得热爱的，仅仅因为它的军队赢得了一场战争。然而，在30年代早期，国家主义的悬崖几乎没打被觉察到，而秘教传播者们仍在热衷于不可靠的延宕的震颤。在他们对文学的态度上，他们是奇怪地保守的：对于他们拯救灵魂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互相标榜，最后才是艺术。如今回首一瞥记下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国外的这些纯文学作家在摹仿家乡的被束缚的思想，断定作一个团体或一个时代的代表要比当一个独特的作家更加重要。
伏拉迪斯拉夫·霍达塞维奇在20和30年代时常抱怨年轻的流亡诗人们借用了他的艺术形式，同时却追随流行的 angoisse[11]。和重塑灵魂的领导派别。我对这个尖刻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喜爱，他由反讽与金属般的天才造成，他的诗歌是一个奇迹，像丘特切夫或勃洛克的诗一样复杂。在肉体上，他有一种病态的特征，有蔑视的鼻孔和突出的眉毛，而当我在头脑中追忆他时，他从来不从他坐的坚硬椅上站起，他瘦瘦的双腿交叠，他的两眼闪烁着敌意与机智，他细长的手指把一支Caporal Vert[12]香烟的半段旋进一个烟嘴。现代世界诗歌中很少有足以与他的《沉重的诗琴》里的诗相比的，但不幸的是对于他的声名，当他道出他的憎厌时他耽溺于完全的率直，给他在最强有力的批评集团中造就了一些可怕的敌手。并非所有的秘教传播者都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阿廖沙；在团体中也有一些斯梅尔贾科夫，而霍达塞维奇的诗就以一种复仇的喧闹的彻底被贬低下去了。
另一个独立作家是伊凡·布宁。我总是偏爱他鲜为人知的诗歌，胜于他著名的散文（在他作品的框架里，它们的相互关系令人想起哈代的情形）。那时候我发现他极受个人的衰老问题的烦扰。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满意地讲述他的状态比我更好，尽管他比我年长大约30岁。他身受刚刚获得的诺贝尔奖的恩泽并邀请我到巴黎某个昂贵而时髦的餐馆去谈心。不幸的是我对饭店或咖啡馆有一种病态的厌恶，尤其对巴黎的——我憎恶人群、匆忙的侍者、波希亚米人、苦艾酒的调制、咖啡、Zakuski，歌舞表演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喜欢以一种躺卧的姿势（在一张长沙发上最为合意），在宁静中吃喝。谈心，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忏悔，也不合我的轨道。布宁，一个活泼的老先生，拥有一套丰富而不纯的词汇，迷惑于我对红褐色的松鸡毫无反应，我童年时已经有过够多的了，并对我拒绝讨论末世学问题感到愤怒。将近一餐之末时我们互相已完全厌倦了。“你将在可怕的痛苦与完全的孤独中死去。”我们走向衣帽间时布宁尖刻地说道。一位吸引人的、相貌瘦弱的姑娘取过我们大衣的牌子并立刻抱着它们倒在低低的柜台上。我想帮布宁穿上他的无肩缝大衣，但他用他张开的手作出一个骄傲的手势阻止了我。仍在马马虎虎地挣动——他这时在试图帮助我了——我们出现在一个巴黎冬日苍白的荒凉之中。我的同伴正要扣上他的领子，忽然一种惊奇与痛苦的表情扭曲了他英俊的脸。小心翼翼地解开他的大衣，他开始拖曳他手肘下的什么东西。我上前帮助他，最后我们一
同从他的袖子里拨出了我的羊毛长围巾，那姑娘把它塞在了错误的大衣里。这东西寸寸出来，就像解开一个木乃伊，我们在这过程里慢慢地互相绕着转身，受到3个路边娼妓粗野的取笑。然后，这操作结束后，我们不发一言走到街角，我们在那里握手和分手。后来我们时常碰面，但总是在别的人们中间，基本上是在LL冯达明斯基（一个圣徒与英雄一般的魂灵，他为俄国腹亡文学所做的比别的任何人都多，他死于一所德国监狱）的宅邸。不知如何布宁和我采用了一种戏谑和相当压抑的交淡方式，美国“哄骗”的一个俄国类型，而这在我们之间排除了任何真正的交流。
我遇见过别的许多俄国流亡作家。我没有遇见早逝的玻普拉夫斯基，在拉旁的巴拉拉卡琴中间的一把遥远的小提琴。
睡吧，哦，莫莱拉，鹰的生活多么可怕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震响的调性，我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那篇脾气暴躁的评论，我在其中因他尚未成熟的诗作中琐细的瑕疵而对他进行了攻击。我遇见了聪明、严谨、富有魅力的阿尔达诺夫；苍老的库普林小心翼翼地拿着一瓶Yin ordinair[13]穿过下雨的街道；艾亨伐尔德——华尔特·彼得的一个俄国翻版——后来被一辆电车撞死；马里娜•茨维塔耶夫，一个双重经纪人的妻子和天才的诗人，在30年代后期她回到俄国并在那里去世。但我最感兴趣的作家自然是西林[14]。他属于我这一代人。在流亡中产生的年轻作家中他是最孤独也最傲慢自大的一位。从1925年他第一本小说的发表开始，在随后的整整15年里，直到他像出现一样奇特地消失之时，他的作品一直在批评家中间激起一种强烈的和可说是病态的兴趣。就像在80年代旧俄的马克思主义时评家会指责他不关心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样，流亡文学的秘教传播者则责备他缺少宗教的洞见和道德的专注。有关他的一切都注定要侵犯俄国的习俗，尤其是俄国的礼仪感。在如今，比方说，当一个美国人在一个显赫的苏联军人面前碰巧两手都插在裤兜里懒洋洋地站着时，他就是在如此危险地冒犯着它。反过来，西林的崇拜者则了解他的许多，也许太多了，不寻常的风格、光彩照人的精确、有效的想象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俄国读者已被提高到俄国现实主义坚实的坦诚，并挑唆颓废的骗子实施其威胁，他们感动于他清晰但古怪地引人入歧途的语句那镜子般的角度，以及那个事实，就是他书籍的真正生命流人了他言辞的形象，一位批评家曾将它比为“面对一个连续世界的窗子……一个旋转的推论，一列思想火车的影子”。西林横穿过流亡的黑暗天空，用一句更具保守性质的直喻来说，像一颗流星，他消失了，身后留下的不外乎一种模糊的焦虑之感。
在我20年的流亡期间，我花费了惊人的大量时间来制作象棋难题。某种形势被精心制造在棋盘上，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给定的步数内将死黑方，一般是两至三步，这是一门美丽、繁复，不结果实的艺术，它与这一游戏的普通形式的联系只在于，比如说，一个领域的特性既被一位变戏法者在编织一个新节目时也被一位网球选手在赢得一次比赛时所利用这一限度之内。事实上，大多数棋子、爱好者和大师都一样，对这些高度特殊化的、想象的、漂亮的谜仅仅抱有温和的兴趣，而且尽管赞赏一个引人上钩的难题，要他们制做一个，却会被彻底难倒。
一种准音乐的、准诗歌的，或十分确切地说，诗歌数学类型的灵感，伴随着沉思那种象棋布局的过程。时常在一天中友好的正午，在某项琐碎工作的空余时间，闲散地尾随着—段偶然的思索，没有警告，我会体验到一种精神快乐的刺痛，此刻一个象棋难题的花蕾在我头脑中怒放，允诺了我一夜的劳动和满足。它可能是将一种不寻常的战略技巧与一条不寻常的防线结合起来的新方法；它可能是人的真实配置的闪现，最终它会以幽默与优雅，呈现出我以前无望表达的一个艰难的主题；或者它可能仅仅是在我思想的迷雾中由棋子代表的各种势力单位做出的一个姿态——一种迅速的哑剧，暗示出新的和谐和新的冲突；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属于一种特别令人激动的感觉秩序，如今我与它唯一的不和是，在我最充实和多产的岁月里，雕像或它们的精神对应物的疯狂操作，吞没了那么多时间，我本可将它们献给词语的冒险。
行家们划分了象棋难题艺术的几个学派：英美派，把精确的结构与迷惑人的主题形式结合起来，拒绝局限于任何传统的规则；条顿派粗野的光辉；捷克风格的高度完善但圆滑而麻木得令人不快的产物，与它对某些不自然条件的严格奉行；陈旧的俄国终局研究，它们达到了这一艺术的光辉顶点和所谓“艰巨任务”型的机械的苏联难题，用深思熟虑地将主题运用到它们的最大程度来代替艺术的策略。可以这样解释，象棋中的主题，是伏击、后撤、牵制、解围等等这类技巧；但只是在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时，这个难题才是令人满意的。达到魔道程度的欺骗和达到古怪边缘的创新，是我对策略的概念；而尽管在结构问题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可能，我都尝试着服从经典的规则，诸如节省力量、联合、刈除松散的枝叶，我还是一直准备着为奇异内容的急需而牺牲形式的纯净，导致形式像一个装着一个骚动的小妖魔的海绵包一样膨胀和爆发。
构想一个布局的主要情节是一回事，建成它又是一回事。头脑的紧张是可怕的；时间的元素一齐从人的意识中滴落；筑造的手在盒中摸索一个卒子，抓住它，而头脑仍在沉思一个陪衬物或一个临时替代物的需要，而当拳头张开时，也许整整一个小时已经过去，在策划者白热的冥想中燃成灰烬了。他面前的棋盘是一个磁场，一个压力与深渊的罗网，一片星光灿烂的苍穹。像在棋盘上移动，如同探照灯一样。这个或那个马是一个杠杆，被调整，被尝试，被重新调整和尝试，直到这道难题达到了美与惊奇的必要高度为止。多少次，我曾努力束缚住白后的可怕力量，以便避免一个双重的结果！要知道象棋难题中的竞赛并不真正在白方与黑方之间，而是在制作者与假想的解题者之间（就像在一篇第一流的小说作品里真正的冲突不是在人物之间而是在作者与世界之间一样），那么一道难题的大部分价值就要归于“尝试”的次数——欺骗的明摆着的步着，虚假的气氛，弈棋的宽阔路线，布置得狡猾而可爱，把可能的解题者引入歧途。这无论我能对制作难题这件事说什么，看来我还是没有充分地传达出这一过程迷醉的核心以及它与创造性头脑的各种其他的，更加公开和卓有成效的运作之间的联系，这些运作从对危险海域的探测到写作那些不可思议的小说，在其中，作者处于明彻的疯狂的发作中，自己建立了某些独特的规则让他遵守，某些恶梦般的障碍让他攀过，怀着一个神从最不可能的成分——石头、炭、盲目的悸动——建造—个活的世界的那种狂热。至于构思难题，这件事还伴随着一种甘醇的内体满足，尤其是在最后第二次排演中，棋子们开始恰切地体现出制作者的梦想之时。有一种安适之感（它回到一个人的童年，回到床上的游戏计划，部分玩具嵌入了脑海中的角落）；有—个棋子在另一个棋子背后，从—个遥远的格子的安宁与温暖中偷袭的良好途径；也有一架上足了油、擦得锃亮的机器的平滑移动，它在两根轻提又轻搁一枚棋子的交叉的手指接触下漂亮地运转着。
我记得一个特别的难题，我曾努力构想了几个月。一个夜晚到来了，我终于设法表现了那特别的主题。它是为了十分内行的解题者的娱乐而制作的。头脑简单的人会完全弄错这个难题的要点，不经过为思想深奥的人准备的愉快苦恼而发现它相当简单的“正题”答案。后者会在一开始就被一个幻想的行棋模式所欺骗，其基础是一个时髦的前卫主题（把白方的王暴露给对方将军），制作者是经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把它“培植”起来的（一个不显眼的卒子只要隐晦地走一小步就能推翻它）。经过了这座“反题”地狱，那位到这时头脑已经极度复杂的解题者会想到那简单的关键一步（像走到C2），就像某人捕猎野鹅会从奥尔巴尼取道温哥华、欧亚大陆和亚速尔群岛到达纽约一样。这条冤枉路的愉快经验（陌生的风景、铜锣、老虎、异国风俗、一对新婚男女绕着地上一个火盆的圣火连转三次的巡行）足可补偿这欺骗给他造成的痛苦了，而那以后，他到达那简单的关键一着将会给他一种深刻的艺术愉悦的合题。
我记得曾经慢慢地从对象棋的专注思考中摆脱出来，而在那里，在一张巨大的奶色与暗红色的英国式皮制棋盘上，无瑕的局势最终平衡了，像一片星群。它运转了。它活了。我的斯淘顿棋子（我父亲的一个英国化的兄弟康斯坦丁给我的一套，有20年了），茶色或黑色木头的、大得光彩夺目的棋子，直立起来高达四又四分之一英寸，展现着它们闪亮的轮廓，仿佛它们意识到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啊，要是凑近细看，就看得见有的棋子已经磨损了（在它们的盒子里旅行经过了我在那些年里更换的五六十个寄宿舍之后）；但国王的车的顶端和国土的马的眉头仍旧呈现出画在它们上面的一个小小的红冠，令人想起一位快乐的印度人额上的圆形标记。
与时间在棋盘上结冰的湖泊相比，只是它的一条小溪，我的手表呈现出3点半。季节是5月——1940年5月中旬。前一天，在几个月的追求与诅咒之后，一份贿赂的催吐剂被交给了正确的办公室里的正确的老鼠，并最终导致了一份visa de sortle[15]，轮到它决定了横渡大西洋的许可。突然间，我感到随着我象棋难题的完成，我一生中整整一个时期到了一个满意的结尾。周围的—切十分宁静，好像被我轻松的性质搅起了微微的涟漪。睡在隔壁的是你和我们的孩子。我桌上的灯罩着蓝色的方糖纸（一种军事上的有趣的预防措施），结果是灯光在烟雾重重的涡形空气中打上了一种月光的色调。严严实实的窗帘把我与灯火熄灭的巴黎隔开。从座位上垂下的一份报纸头条讲述希特勒进攻低地国家。
在我面前有一张纸，在那个巴黎之夜，我在它上面描画了这遭难题的形势和图解。白方：王在a7（意思是第一直列，第七横列），后在b6，车在f4和h5，象在c4和h8，马在d8和e6，卒在b7和g3。黑方：王在e5，车在g7，象在h6，马在e2和g5，卒在c3，c6和d7。白方先，两着之内将死。虚假的气氛，难以抗拒的“尝试”是：卒到b8，成为一个马，紧跟着有3个美丽的杀着，回答黑方所展开的牵制；但黑方可以击败这整个辉煌的事态，只要不牵制白方而代之以谦恭地在棋盘上别处走一个缓着就行了。在画着图解的纸张一角，我注意到某个印戳，它也装饰着我在1940年5月从法国带到美国的其他纸张与书籍。它是个圆形印章，是光谱中的最后一种颜色——办公室紫色在它的中心有两个12点活字大小的大写字母RF，意思当然是RepubliqueFrancaise。[16]其他字母是更小的型号，环绕着拼出Coatroledes lnformations。[17]然而，只是在多少年之后的今天，那个戳记允许通过的，藏在我的象棋符号中的信息才可以，而事实上也的确泄漏了出来。
注释：
[1]法语：自爱。
[2]一种麋香葡萄。
[3]法语：我的上帝。
[4]法语：还有山岳和巨大的橡树。
[5]法语和德语的“警察局”。
[6]法语：斩首。
[7]德语：奇妙的，精彩的。
[8]拉丁语：在虚空中。
[9]法语：亲爱的先生。
[10]“生意”business与“昏迷”dizziness词尾相同，但“生意”的i不发音。
[11]法语：焦虑，恐慌。
[12]法语：未加工的香烟。
[13]法语：普通的酒。
[14]纳博科夫的笔名。
[15]法语：离境签证。
[16]法语：信息检查、新闻检查。
[17]法语：法兰西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