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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邹汉明:一枚自行车夹子——向菲力蒲·拉金致敬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09-08  

邹汉明:一枚自行车夹子——向菲力蒲·拉金致敬

  
  1954年7月28日,时年三十二岁的菲力蒲·拉金,带着浓重的英国考文垂口音,写下了他这一生中不多的几首著名长诗中的第一首:《上教堂》。这位天生口吃,天性羞涩,从不买家具,更不愿意和女人签订婚约的目光躲闪的年轻人,带着他固有的嘲讽和犹豫走进了教堂。和往常一样,他的目光依次掠过草垫、座位、石头、袖珍本《圣经》、铜器什物、管风琴,最后落到自己裤管的自行车夹子上——

无帽可脱,我摘下
裤腿上的自行车夹子,不自然地表示尊敬
  ——《上教堂》第8—9行

  在这里,我并不想谈论拉金对待宗教的态度,也不想谈论他那有点出格、有点掉份的民族主义,我甚至不想谈及这首诗歌传递给我们的那一种“新的品质”,即译者、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先生所说的拉金作为一个诗人“心智和感情上的诚实”。半个世纪之后,我的目光无法移开的不是这座宏伟的教堂,也不是教堂里面带着巴洛克风格的器物,恰恰是及其普通、很容易被忽略的那枚自行车夹子——我们暂且不论它的颜色、形状、产地、牌子——尽管这枚自行车夹子已经提供给我们那么丰富的时代信息,以及,这个意象明确无误的当代感。
  很明显,这个意象在同样用英语写作的华兹华斯和莎士比亚的诗歌里是不可能出现的。退一步来讲,它也没有出现的机会。它只能产生在自行车被广泛用作代步工具的当代。它是一个具有某种标志性的当代的意象。尽管它细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很容易被写作上有抱负、有野心、妄自尊大之徒的蔑视——这枚自行车夹子的外形不仅小,而且总是摆在一个偏低的位置上——它仅仅有点儿难为情地躺在你的脚踝边。说实在的,这能算一个位置吗?
  当然,我完全可以给这枚细小且低姿态的自行车夹子找到一个足可安慰的背景,或者(允许我在此文绉绉一点)找到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位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不列颠帝国风光不再,无论在拉金的出生地考文垂,还是在英国味最浓的约克郡,或者是他此生最后三十年消磨的地方——赫尔大学的图书馆,每个城市里都有这样一群服饰考究、经济困窘的下层知识青年。这些人骑单车外出(多半是买不起汽车),这种情景有点像1920年代留英的中国年轻诗人徐志摩骑着自行车带着林徽音去剑桥附近的沙士顿踏青、潇洒一个样。这些每个月挣不到多少英镑的牛津高才生们总是担心折痕挺括的裤管被自行车的车轮弄脏。而一枚自行车夹子,至少让他们摆脱了有可能出现的尴尬。看来,在英国这个培养绅士的国度里,还是有很多人无法绅士起来——一枚自行车夹子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时尚和风俗,以及这个时代里一群卑微的普通人窘迫的生活,和小人物的一点点尊严——这无论如何是口吃相当严重的拉金所想象不到的。不过,现在,他的诗歌替他做到了这一切。
  诗歌作为一种及其讲究的语言艺术,对当代语言的使用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的胸襟和野心。文学史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的确存在着这么两类不同的诗人:一类诗人固守原有的诗意,所选择的语词仅仅是前辈诗人运用娴熟的那一类。比如西方诗人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玫瑰”,比如李白眼里不断上升的“月亮”——为什么会一再出现这些语词,原因很简单,这些语词的诗意是无可怀疑的。一般诗人习惯性地使用它们,却根本无视自己的独创能力能否刷新它们。运用这些语词创造的诗歌所焕发出来的诗意,很明显不是这个诗人的发明,他只是重复着在使用这些诗意。那样创作的诗歌——也许我们只能称作简单的分行——只是古老的诗歌在当代的一个虚弱的回声,甚至根本就是伟大诗歌的一个赝品。我们的身边大量充斥的也就是这些东西,貌似诗歌,实质连古人的涂鸦都算不上。在众多惊人的单一的分行里,这些大量制造的作品没有时代感,没有鲜明的语言个性,没有思想,甚至连一丁点的想法都没有,仅仅局促在个人私密的情感天地,深陷在自己的趣味里捣腾着。我有点怀疑,这样的作品落到纸上的瞬间是否立马就会被泛滥的平庸的诗意埋葬掉!
  然而还有另一类诗人,在语言中天生具备开疆拓土的勇气,他熟悉当代的语词,尤其熟悉这个时代具有标志性的语词,他不断地在分行中赋予这些语词以新的意义。比如他可以热情地欢迎“超市”这个庞大的语词,也能够接纳“玻璃”这个透明得让人落泪的语词;他可以将“太阳能”(拉金1964年写过这个作品)作为一首诗的题目,也可以将“一枚自行车夹子”的尊严郑重其事地摔在纸上——菲力蒲·拉金的这枚自行车夹子至少让我感觉到——在我们的写作中,在许多诗人那里已经用烂了的陈词滥调应该而且必须被剔除。“唯陈言之务去”(韩愈),让当代的景象(以至场景)进入我们的诗歌,让这些醒目的语词站出来证明这些诗歌是二十一世纪的诗人写的,而不是过去年代某个诗人的信笔涂鸦和回光返照。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当代诗必须具备当代的某些品质,而某些语词正是达至这一品质的有效途径。我这样说,是将这些语词限定在那些有创造力的诗人手里——而不是在任何时代都大量存在的语言消费者和垃圾制造商那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被平庸之辈充满着,诗歌这种分行的艺术,概莫例外。
  事实上,在我多次阅读《上教堂》这首长诗的过程中,我还对伴随着菲力蒲·拉金走进教堂的这枚自行车夹子所处的位置感兴趣。当教堂的大门重重关上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这枚小小的夹子并不厕身在教堂的内部。只不过,它躺在诗人的某一只幽暗的口袋里,所有的气氛它都感觉得到。这就是菲力蒲·拉金的诗歌姿态——总是躲在门角落里打量世界。作为诗人的拉金从不现身,但是,始终在场。他通过门缝所看到的现场因为聚焦的作用而更加清晰。也许,正是因为有了适当的距离,他对现场的判断更加客观。拉金有情感,但是不会泛滥在字面上,而是浓缩和结晶在字里行间。他的那双后撤的眼睛通过谨慎的观察提供给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广度而是深度,不是明亮的部分而是幽暗的所在。因为宁静,因为凝神,以及和事物保持适当距离的姿态,世界通过他的视网膜再反馈给我们——这是诗人有能力抓住并深刻理解的那部分东西,是一个小世界。这个以诗歌的形式所创造的小世界,在我们眼里的可信度大大增强了。我在这里赞美并鼓吹菲力蒲·拉金和他的那个打量世界的独特视角,并不是提倡大家漠视一个沸腾的世界及其沸腾的事物,而是为了更加精确地测量这些事物。诗歌是情感的产物,但是,我实在不愿意看到由于情感的作用而迷糊了自己的双眼。
  诗歌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有时候是由我们自己的年龄来决定的。十年前,我有足够的激情调配一种高语速的、满含青春的语言。那个时候我的姿态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飞翔。好像离地面越远我们的吟唱就越是纯粹似的。这也差不多是整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诗歌的姿态。而歌唱麦子和村庄的海子——在此我不得不提到这位诗歌的烈士——的出现,是这个诗歌姿态(集体意义上的)最绝望的一次飞跃。海子代替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提早结束了自己(或许从更远一点的意义上来说乃是中国诗歌)的青春期。海子的写作是以结束他本人的生命作为惨重代价的。因为像他这样的写作一旦加速,就根本没有办法慢下来,更别说是停下来。海子用他断为两截的躯体部分地发明了一个时代的诗歌语言。他和一大帮迷恋技术的诗人的区别在于生命体验的浓度,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向和理想主义的破产,继续使用迅疾、高调、过分抒情的诗歌语言,这样的语言策略,这样的诗歌姿态是很值得怀疑的。
  可以很明确地说,最近几年,我对中国所谓的先锋诗歌制造出来的那个向前俯冲的姿态产生了怀疑,阅读拉金只不过更加加深了这一种怀疑。对一生喜欢躲进图书馆的菲力蒲·拉金而言,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他可以毫不含糊地告诉你——“现在,我一点也不去想诗歌中任何新东西”。但是有一点,拉金的内心永远是明确的,即“好作品通常都是用当今的语言处理当今的情况”。
  幸运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菲力蒲·拉金,在他自己的母语中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学英雄——托马斯·哈代,哈代教会了拉金如何去发展自己的感受力,如何给自己的诗歌定调,以便“努力趋于精确的奇趣”。当菲力蒲·拉金这样想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与众不同;同样,他的作品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珍贵了。很可惜,我在离我最近的诗歌传统里,却无法幸运地找到这样一个文学的榜样,来给我自己的诗歌定调,或者坦然地给我提供一个坚实的肩膀,让我能够眺望远处的风景,以及“风景中的灵魂”(海子)。
  反观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或许我可以模仿一下拉金的语气:“符合我的想法的诗并不多”,甚至我也可以像拉金那样强调:“如果太多的话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想写了”。新诗的历史不过一百年,很难说我们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因为新诗没有一个强大的本土的参照系。而百年不过一个瞬间,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的平面上从事着汉语诗歌写作,都是在某一个“圆点”上进行着开掘泉眼的工作。我想我们诗歌中不会缺少“教堂”这样一个巨大的语词,我们也不缺“灵魂”这个今天我已经害怕使用的语词。但是我们缺少对自己裤腿边的那一枚“自行车夹子”的发现,缺少自己独特的发明。作为诗人,我们还缺少像菲力蒲·拉金那样很精密地与自己的时代发生关系的那一种人性背面的力量,或许,我们的人格中还没有培养这种力量,但总有一天,这种力量会养成。
  一个诗人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愿意专注在诗歌之中,阅读尤其如此。多年前我读到过一部印度的小说——《卑微的神灵》(The  God  of  small  things),我不认为这部获得布克奖的书有多大的了不起,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个书名,其英文直译成中文应该是“小事情的上帝”——是的,在一枚像“自行车的夹子”那样小的事情中,我相信会有一个上帝存在。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是另一个话题。有意思的是,这个时代你可以说是一个小说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散文的时代,但是你惟独很难说它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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