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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传》第九章:最后选择的第二故乡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3-02-14  

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传》第九章:最后选择的第二故乡

魏育青 译 



  重新振作起来的里尔克满怀信心地欢迎和密切地关注着1918年秋天发生的政治事件:欧洲各民族的自相残杀结束了,德国革命爆发了。他不仅仅开始为自己,为自己与其说是外在的毋宁说是内心的困境点起希望之火。曾使他蒙受数年之久的祸患,使他遭到在创作上停滞不前的打击的正是那普遍的危急状态,人类心灵向着非人性的灾难性转变,荒谬地愈演愈烈的大屠杀,难以测度的浩劫蹂躏。比起浅薄显露地大叫大嚷,随着时光的推移很快便消声匿迹的那些“介入”政治的牢骚满腹者和舞文弄墨者纯粹空话连篇的生涯来,里尔克这位乍看起来离群遁世的诗人的遭际和当时社会的命运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深刻得多,严峻得多吗?里尔克只要参与政治,就是在有助于人们超越自己永恒的道德平庸性的那些庄严的历史转捩点上参与政治,而不是以牺牲对事物真实进程的不带成见的认识为代价。1918年11月,革命运动也在慕尼黑兴起了,慕尼黑口音的革命怒吼引起了世人的崇敬。这时,里尔克感到终于跳出了腐败政治的泥淖,获得了解放。和1914年8月时一样,他确信一种普遍的意识改观已露端倪了:

  近日来,慕尼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它的空虚和死寂,时代的紧张在这里也已经可以感到,尽管这种紧张在巴伐利亚的气质禀性之间还未充分显出精神上的升华。几乎每天晚上,各个啤酒厂的大厅里都举行红红火火的集会,到处都是演讲者,其中雅费教授特别引人注目。大厅不够用,露天的广场上就聚集起几千人。星期一晚上我也挤在这几千人中,那是在瓦格纳旅馆的大厅里,海德尔堡来的国民经济学家、一流学者、善于辞令的演说家马克斯·韦伯先生侃侃而谈,接着是笼罩着无政府主义气氛的紧张讨论,在场的有许多大学生,许多在前线熬了四年的人,他们都这样朴实、开放和大众化。大家密密麻麻围在啤酒桌、或夹在桌子之间坐着,以致女招待们只得像木蠢一样在人群中慢慢地挤来挤去,但是大家一点儿也不觉得压抑,甚至呼吸顺畅,毫无憋闷之感。啤酒,烟草和人群的污浊气味并不使人难受,大家压根儿就没注意它。重要的是,压倒一切地摆在面前的是:终于轮到谈论这些事了。这些事中最简单、最有效的部分只要表述得尚能为人接受,就会被摩肩接踵的与会者理解,博得雷鸣般的掌声。突然,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工人走上台去,他简明扼要地说:“是您、是您、还是您、是你们大家提议停火的吗?难道不应该由我们,而不是由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提议停火?只要我们掌握一个电台,只要我们这些小人物向那边的小人物一说,和平马上就会到来。”我默默地重复着他的话,可怎么也不能说得他那样好。他说到这儿突然感到力不从心了,接着他打了一个激动的手势,指着旁边站在主席台上的韦伯·克菲德等教授继续讲道:“这儿的教授先生们能说法国话,他们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正确地说出我们想说的一切……。”这种时刻真是好极了,尤其在德国是不可或缺的——在德国以前只有反抗才能发言,要不就是屈服,屈服也是臣民们的一部分权力。(1918年11月7日致妻子克拉拉)

  然而仅仅几个星期之后,里尔克心中萌发的希望就一下子冷凝成了失望,政治事件的良材又回头变成了混浊不清、道德价值低下的劣料,他从过去的经历中对这等劣料真是太熟悉不过了:

  ……在一场大变革的幌子下,古老的不坚定和无气节继续活动着,在红色的大旗下自吹自擂。说出这一点确实可怕,然而这一切和过去鼓吹战争的嚎叫一样,都不是真实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用精神造成的。所谓精神也只是听命于这种事件,也只能和1914年时一样“任人支配”,必须承认,这种俯首贴耳对精神来说可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首先,我们全都不能再松口气了。我们忙于拾起从无数双手中掉落下来、摔得粉碎的和平。我们从未见过完整无缺的和平,也许我们正需要这样做:想象和平的伟大,和平在战争轮廓不清的畸形之后的纯粹的伟大……于是,这股诱惑力使得人们成了政治上的半瓶醋,使得人们误入歧途:尽管在知识和技能方面力不能及,还是勉为其难地去尝试干一些带普遍性的大事,越俎代疱地在本来应该由最睿智、考虑问题最周到细致的人发挥作用的领域做起实验来。(1918年12月19日致安尼·梅韦斯)

  至于里尔克的个人境况,他在这几个星期内向所有的人表明;他生活在慕尼黑就像在束手待毙,他急切地希望离开这从未特别喜爱过的城市。1917年7月他就放弃了克费尔街阿尔贝蒂别墅的漂亮住宅,但是迟至1918年5月才在施瓦本的艾因米勒街找到了一处新的栖身之地。这其间的几个月他先作为1910年就认识的女作家赫尔塔·柯尼希的客人住在威斯特法伦地区比伦附近的伯克尔庄园( 7月至10月),接着又移居柏林(1O月至12月),最后则在慕尼黑的一家旅馆里度日。还在1918年11月他就酝酿去瑞士演讲,但那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直到几个月之后,他才有机会动身,登上将使他找到自己最后的第二故乡的旅程。“霍廷根读书会”邀请他参加定于 1919年 10月27日在苏黎士举行的演讲晚会,他接受了邀请,迫不及待地在6月11日就离开了他在慕尼黑的隐庐,来到瑞士。他先去伯尔尼,接着去日内瓦湖畔的尼翁,多布尔岑斯屈伯爵夫人留他在自己的“幽静山居”作客,殷勤招待。这时谁也不曾预料到:好客的瑞士赢得他多大的好感,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大地。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常常出门。“定居五年之后,”从前的旅游癖又攫住了他,使他感到自己的身心返老回童,获得新生了:

  首先它促使我充分利用我的“自由”,看看这个我以前只是在路过时浮光掠影地见了几面的国家,带着一种对它过于出名、过于醒目,过于奢华的“美景”的怀疑看看这个国家。山对我来说从一开始起就不容易理解——我曾有缘观赏比利牛斯山脉,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属于我最崇高的回忆,我读到托尔斯泰笔下的高加索山时,心中曾为它的伟大升起过无以名状的激情——,可是这瑞士的群峦叠嶂呢?对我来说,瑞士的山至少是小小的“障碍”,这里的山真是多得可怕。远山近岫彼此溶合在一起,我也许能满意地发现,这茫茫群山的某处有一条清晰的轮廓线插入天幕,然而我却找不到,该怎么说呢,找不到比喻,找不到内心可感觉的类似物,而唯独这种类似物才能将印象变为经历。于是我先去各个城市观光一下,我去了日内瓦(从尼翁坐汽车一会儿就到了),接着去伯尔尼,这儿真是美极了、美极了。这是一座古老的、永久的、有些部分依然完好无恙的城市,拥有可靠勤勉的市民阶层的一切品质。那些志同道合的房屋甚至还流露出一种相当高度的自信来,伸向小巷的一侧有些石亭,忸忸怩怩地一副内向寡言的样子,而朝着阿勒河的一侧却在美丽的花园正面显得开放外向,爱说爱笑。(1919年8月6日致阿利纳·迪特里希施泰因)

  7月底至9月底,他在布雷加利亚山谷的索利奥,设在瑞士格劳宾登的著名家族萨利斯的一座古老宫殿里的膳宿公寓成了他的临时住处。
  10月,他开始进行酝酿已久的巡回演讲。他经苏黎士先后去了圣加仑、卢塞恩、伯尔尼,最后于11月28日抵达温特图尔,和酷爱艺术的维尔讷、奥斯卡、盖奥尔格、汉斯·赖因哈德交上了朋友。几乎同时,巴塞尔的市民贵族,特别是布尔克哈特家族开始对里尔克、对他外在的命运产生了兴趣。1919年圣诞夜,他在洛迦诺接到一封给他带来希望的信:历史学家、后来登上部长宝座的卡尔·伊·布尔克哈特的妹妹多里·封·米尔邀请他前去作客。里尔克欣然从命,发现一个创作的新机遇已在地平线上露面了:“尊敬的夫人,这新建议……这声音告诉我的内心:这就是它,就是它,如果这声音没有搞错的话——可是在这圣诞之夜它怎么会搞错呢?”
  他直言不讳地说,无时不在的隐痛在啮咬他的心灵:

  几年前,1912年冬天;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沉默、孤独、真正的孤独,长达四、五个月之久,真是前所未有。恰恰现在我只有一个热切的愿望;继续撰写当时开始的大作品(对这些大作品您还一无所知);而这样做需要持续性和内向性,脉石凝成结晶时就是带着持续性和内向性藏身于群山内部的。昨天晚上,我还在想:我怎能从上帝那里挣得这份财富呢?矿物中沉默的造物为他做了些什么,他竟然向它提供了这份财富,使它有事可干达数年之久,处于法则之中,而不将它拉出来?它打响了,它成功了!( 1919年12月24日)

  1920年2月底至6月初,里尔克先在巴塞尔的“骑士宫”,后在普拉特尔恩的合南贝格庄园里得到了布尔克哈特家族的庇护。然而即使这种庇护也还不足以使他如愿地继续从事他那一以贯之的根本大作。“无故乡,无故园”这种感觉尚未消除,这年夏天和秋天,内心的不安又驱使他在整个瑞士四处周游,有两次还越出了国界:6月11日至7月中旬他在威尼斯与忠于友情的塔克席斯侯爵夫人相会,再次住在他1912年曾度过整整一个炎夏的、心爱的瓦尔马拉纳宫的中殿;10月,他终于去和巴黎这个城市告别,在这“八个无法形容的秋日”里,他始终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我该怎样说呢,这真是妙极了、妙极了。自从那可怕的年代结束后,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又有了连续性。我曾经一度打算放弃这种连续性了,因为即使瑞士也依然维持着(如果您愿意这样说的话,那略微柔和,讨喜和收敛一点的)中断状态。然而这里不同,这里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一样强烈,一样确切,即使处于苦痛之中也是如此……完全不以政治的喧嚣和胡闹为转移,一切都保持着伟大的风范,奋进着、活动着、燃烧着、闪烁着。这就是十月的日子,您对这了如指掌。(1920年10月27日致米尔巴赫-格尔德恩伯爵夫人)

  冬神来敲门了。诗人本来下定决心要过一个“工作的冬天”,但住所却没有着落。他正打算离开这个国家,“瑞士人好客的奇迹”又显灵了:维尔讷·赖因哈德的表妹、里尔克1919年秋天认识的那位来自温特图尔区的南妮·冯德尔莉—福卡特夫人为他安排了一个理想的落脚点:伊谢尔的贝格宫。这是齐格勒上校的产业,位于苏黎士和莱茵河之间:

  要有和杜依诺一样的条件,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独自住在一幢结结实实、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石屋里,只有一位女管家作伴,她一言不发地照料我,我则一言不发地让她照料。这是一座荒凉的公园,朝着冷寂的大地景色过分地敞开着,附近没有火车站,再加上抬首只见为了防止口蹄疫传染而封锁起来的街道——真是绝对僻静的所在。( 1920年11月19日致玛丽·塔克席斯)

  确实,里尔克在贝格宫这整整六个月的孤独生活(其中只中断过一次)没有白过:不计其数的草稿、未完成作品和为友人写下的那些既思想深邃又情意绵绵的“献词”表明他的创作力正在渐渐复苏。这个冬天最重要的成就是一首伟大的童年诗(即本书第一章曾引用来说明什么是“紧密”的那首),这首诗又达到了《哀歌》的水准,本来应该收入杜依诺组诗的。在贝格宫的头几个星期里,里尔克写下了一系列诗歌——此事非同寻常,极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里尔克三番五次地强调,这一系列诗歌与其说是他的创作,倒不如说其实是一个幽灵般的陌生人奉送给他或者口授给他的。他后来告诉他的出版商说,9月底的一个晚上,“他在宽衣上床时自言自语地念出一串诗句来,其中有一段是:

群山安息着,星光使群山壮丽无比,
然而群山中也闪烁着时光。
呵,无家可归的永恒性
夜宿在我野性的心房。


  他惊异地自问:这些感人的诗句不是你作的吧!他稍稍定了定神,重新穿上衣服,坐到壁炉旁。蓦地,他发现对面椅子上端坐着一位旧时装束的先生,正手持旧得泛黄的手稿给他念诗呢,其中就有他刚才吟出的那一串诗句。于是他把这些诗句记录在纸上了。”
  组诗《C.W伯爵遗作》也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这部作品包括十首诗,几个月后又增补了另外十一首。在贝格宫诗人除了歌德作品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任何东西能够满足他对祖先崇拜、古代藏书和旧时遗作的魔力的需求,于是他——正像他在致侯爵夫人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开始在半亢奋的、临时性的创作状态中写一本诗集,假称这本诗集是在这儿的一口橱里发现的。”里尔克就这样“虚构”了这位C.W伯爵,赋予他自己的回忆、伤感和幻想,传染给他自己的家庭怪癖,赠送给他自己的旅行经历,使他写下了以下这类几分矜持、几分洒脱的诗歌开头:

这还是在凯尔奈克。埃莱娜和我
匆匆用罢晚餐,纵马前往。
远东的导游停住了:狮身人面像林荫大道——,
啊!皮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

置身在这银月世界的中央!
(也许你,伟大,在我心中繁殖增长
当时就过多了!)是旅行——寻找?
唔,这是目的地了。看到入口处的哨岗

我们先是感到惊讶,惊讶这比例失当。
站在这高耸入云的巍巍大门旁
他显得那么渺小。现在,对我们整个生活来说,
柱子,这些柱子,还不够长?

  里尔克告诉基彭贝格这首组诗是如何诞生的,不管人们认为他是在故弄玄虚,是在“杜撰”,还是如实地描述了自己经历的一场幻觉,从他的这些话里还是可以发现;他毫无忸怩之态地要求神人中介的体验。里尔克天赋的强大感受力,里尔克否定生死的空间观念必然认为承认所谓“先验的”现象和事件是理所当然的。他的确对玄妙的问题和实验,对召遣鬼神之类有浓厚的兴趣。图尔恩·封·塔克席斯侯爵夫人是一个名叫“心灵研究协会”的国际组织的成员,根据她的回忆,里尔克多次参加了在劳钦宫和社依诺宫举行的有关唯灵论的讨论会,他和一种用以“巫器”唤来的“陌生女声”交流思想,从这“陌生女人”那里得到了不少极为神奇和深刻的回答,比如他就是受了她的鼓动去托莱多漫游的。有好几年,这位“陌生女人”是大家缅怀畴昔时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是大家极其严肃认真看待的对象。
  1921年春,诗人重新并且特别深入地研究了法国文学,这给他带来了累累硕果。保尔·瓦雷里(1871-1945)范围狭窄,但在艺术上却无可比拟地完美的作品吸引了他的注意,很快就使他五体投地、赞赏不已了。他毫不迟疑地决定着手翻译瓦雷里1920年发表的杰出诗歌《海滨墓园》。很难设想还有比里尔克和瓦雷里更迥然异趣的一对了:前者是“心灵”的诗人、内心世界的诗人,而后者却是“思想”的诗人,伟大的笛卡尔主义者,吟咏反差强烈、明朗透亮的地中海之光的歌手。然而他们两人建立起了友谊关系,成为二十年代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要不是里尔克此时已成了他自己艺术的巨匠,一位几乎已臻完美的大师,那么就完全有理由将瓦雷里称为他生活中最后一位“年度君主”。瓦雷里高雅的艺术使里尔克心潮澎湃,灵感泉涌,以致他认为这位法兰西人对他处境的作用简直称得上是拯救:“当时我孑然一身,我在等待,我全部的事业在等待。一天我读了瓦雷里的书,我明白了:自己终于等到头了。”(摘自莫尼克·圣埃利尔《圣诞节致里尔克》)
  除了《海滨墓园》外,里尔克在这几年中还将另外十六首瓦雷里的诗歌译成了德语:“壮丽的顶峰,我从来没有,即使在我最成功的翻译作品中我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这顶峰。”(1923年2月7日致多里·封·米尔)。最后,他还翻译了对话《奥伊帕利翁斯或谈建筑》,并在1927年交英泽尔出版社出版。以这一方式问世的文本实际上是旗鼓相当的知音作出的最高成就,属于德意志文坛上最令人惊叹的佳译。不谙德语的瓦雷里遗憾地向里尔克表示:除了对这些优秀译文“抽象地”感到高兴外,可惜他不能再做些什么了。然而,瓦雷里还是以同样的情感报答了里尔克对他的钦佩和爱慕。在里尔克的穆措特居所的来宾留言簿上那许多响亮的名字中也留下了他的笔迹:1924年4月,他在那里拜访了这位德国诗人,里尔克则在这座城堡的花园里栽了一棵椰树纪念这一值得永志不忘的事件。1926年9月13日,即在里尔克逝世前几个月,他俩在日内瓦湖畔的安蒂最后一次相会,在瓦雷里的一位友人的花园里并肩散了几个小时的步。
  1921年5月中旬,贝格宫要转入一位长年房客的名下,里尔克又得搬迁了。以后的几个星期,直到6月末他是在日内瓦畔的埃托伊度过的,他在那里一套从前奥古斯丁教团修道院长的邸宅里找到了一个流光溢彩、四周玫瑰花盛开的栖身之处。在附近的罗尔,里尔克和他的忘年交、上了岁数的杜依诺宫女主人——她使他被种种矛盾压抑着的情感重新复苏,竭力劝告他放弃发表这时还未成完壁的哀歌作品的计划——握手道别了。此后,一种新的性爱关系进入它狂热的阶段:女画家巴拉迪娜·克洛索芙斯卡在四海飘泊多年后带着两个儿子皮埃尔和巴尔蒂斯兹来日内瓦安家落户,还在1月间,她就常带着几分引诱请诗人帮忙干这干那,把他从书斋中吓跑了,这使得他重新彻底思考并且认真体验了从前的那种在“艺术”和“生活”之间左右为难的痛苦处境。而在冷静的侯爵夫人眼里,这一切都是多余的自寻烦恼,她写道:“在这个他亟需的冬季,他被人十万火急地叫去日内瓦——他又得去‘拯救’了。他不得不为形形色色的纠葛和难题绞尽脑汁,差不多要绝望了。”
  6月底,在一次去瓦莱漫游时,里尔克就是和这位巴拉迪挪或“梅莉娜”一起发现了慕佐,这座坚固的小城堡塔楼座落在离通往蒙大拿的大道不远的地方,沿着锡尔向北只有半小时路程。一种本能的信任感告诉他,在这里他为自己、为自己的工作找到了一弯新的,也许是长久的避风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他走了运:温特图尔的东道主维尔讷·赖因哈德终于决定租下他垂涎已久的这座掩映在如画景色中的小楼,暂时供诗人居住。7月底,克洛索芙斯卡夫人将这小楼布置一新后,诗人搬了进去。里尔克在1921年7月25日写给侯爵夫人的一封长信中出色地描绘了新居和四周的风光:

  我真是太轻率了,来到这下面的锡尔和锡永。我曾告诉过您,我去年葡萄收获季第一次看到这些地方,它们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这儿的风光景致中,西班牙和普罗旺斯如此罕见地相映成趣,这情形当时就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在战争前夕的那几年里西班牙和普罗旺斯比世上任何地方更响亮、更有决定性意义地向我呼喊,现在我又在瑞士境内一条宽阔的山谷里听到了它俩的合唱!这相似,这像人一般的酷肖并非虚无缥缈的幻觉。不久前我还在一本瓦莱植物界简介中读到:这里还盛开着除此之外只在普罗旺斯和西班牙怒放的鲜花,那些蝴蝶也是如此:一条大河(这条罗纳河在我眼里始终是最神奇的河流之一)托载着天赋和相似流经这几个国度。这条大河在这里穿过的山谷是如此宽阔、如此雄伟,山区边缘的巍峨峰峦之间密布着小丘,我们经过这谷地时只见山势起伏,云谲波诡,煞是迷人,有几分像在观赏一局棋,座座小丘就是这纹枰上的黑白棋子。这点点青螺似乎还会移位和重新分布——到此只觉一步一景,眼前的山水风光变幻无定,体现出一种创造性的抑扬顿挫来——,古老的房屋和城堡在这光学的游戏中引人入胜地移动着,因为它们大都凸现在缀满葡萄枝蔓的斜坡、森林、林间草地或灰蒙蒙的岩石构成的背景上,宛如方格织毯上的一块块图案。非语言所能写其万一的(几乎纹丝不动的)天幕从上面垂下,溶进了眼前的宜人景色中,用空气使这景色显得格外精神,空气弥沦着智慧,以致万物像在西班牙一样非凡地组合着,在某些时辰表现出一种张力,一种我们觉得唯独在星图上的群星之间才能感受到的张力。

  借助一张摄有1900年改建之前的这幢房子的旧明信片,里尔克这样描写了慕佐:

  我自己称它为“小城堡”,因为它是中世纪小城堡完整的典型。这类小城堡经历了风风雨雨还顽强地存在着,在这里到处可见。它们都是仅由这样一个坚固的、包括一切的堡身组成的。大门在背后,在您看见斜屋面向前突出的地方。这幢(带有一个扩建在前面的长阳台的)小楼包括餐室、一间小小的闺房,客人卧室,还有厨房(一间时新的凸窗间)……我在楼上住了下来,在我不大的卧室里,光线是从右侧的窗隙里钻进来的,不过在左边有一个阳台,那小阳台都伸进树冠里去了。旁边楼角上有双层窗,沐浴着阳光的西墙上还开着一扇窗子,这两扇窗是属于我们昨天因地制宜地匆匆整理好的我的工作室的。几只旧箱子,一张1600年的橡木桌,陈旧发黑,刻着1617年字样的搁栅平顶——这间工作室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允诺和魅力。不过,我用的“魅力”这一措词并不怎么贴切,因为慕佐这整幢房子通过以某种方式留住我,其实是使一种忧愁和压抑侵入了我的心田。我使尽浑身解数,考察了它无比久远的历史:它大概是德·布洛内建造的,15世纪时属于夏斯蒂利翁城堡的产业,16世纪初即在马里尼昂战役前一年,伊莎贝尔·德·谢芙龙和让·德·蒙泰斯在这里举行了婚礼(我还知道参加这持续了三天之久的庆典的所有宾客们以及新人的傧相)。让·德·蒙泰斯不久后在马里尼昂阵亡,遗体被送回慕佐他年轻的遗孀身边。死者尸骨未寒,就有两个男子狂热地追求起伊莎贝尔来,直闹到不共戴天,最后在一次决斗中双双毙命。不幸的伊莎贝尔,这位看来默默忍受着亡夫之痛的伊莎贝尔还没来得及在这两个追求者中作一番比较选择,就又看着他们一命呜呼了。她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第二次打击的痛苦,丧失了理智,常常躲过对她关怀备至的老保姆乌苏勒的目光,在夜幕掩护下离开慕佐外出,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见到她“衣衫相当单薄地”到米埃热去,到那两位爱火中烧的追求者长眠的地方去。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她终于在一个冬夜冻僵在米埃热墓地里,等到人们发现,她已经香消玉殒了。对这位伊莎贝尔,还有那个像钟摆一样不断地从马里尼昂摆动回来的亡灵蒙泰斯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不应大惊小怪。经过我们一番打扫、布置,慕佐城堡现在到处既豁亮又舒适,每个房间都像所有这类中世纪建筑一样显得老实巴脚,土气粗鲁,没有一点儿隐藏的恶念……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忘记,在我的卧室旁边,在楼上后部,有一间古老的所谓“小教堂”,这是一间刷得雪白的小房间,从前厅穿过一个低矮得出奇、依然保持着哥特式风格的中世纪门洞就到了,门洞上方的墙上有一块显著地向外突出的浮雕,上面刻着的不是十字架,而是一个巨大的祖阿斯蒂卡!侯爵夫人,您现在看到我暂时被这座慕佐小楼迷住了吧:我得住在这儿试试。但愿您真能看到!每当人们从山谷向这儿走来时,这城堡总是到处透出一股魔力来:去城堡小园中(现在早已毁于回禄之灾的)玫瑰过道上,在不知哪年哪月的墙砖的斑驳色彩中——这砖石是灰紫色,在阳光照耀下则显得黄灿灿红通通的,跟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墙差不多。

  这以后的几个月,诗人里尔克几乎没离开慕佐一步,他一心一意地等待自己最伟大的时刻再度到来,他被内心的挫折困扰着,时而充满自信,时而又极度地忐忑不安,他作好了“住在这儿试试”结果一无所获,不得不舍此它就的充分准备。能不能找到一位合适的女管家呢?他着实为此奔波了一阵子。心中的这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雇到了一位从索洛图恩州来的姑娘,二十六岁的弗丽达·鲍姆加特尔。起先她显得不那么灵巧,但不久就成了一个能干,体贴人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女伴了。忠诚的朋友南妮·冯德尔莉从远方伸出有力的援助之手,使他不致陷入囊无孔方的困境。他在这年深秋的一封信中写道:“啊,尊敬的朋友,我这一辈子享受了朋友如此大量、大量的帮助!难道我不是受之有愧吗?”(1921年11月26日致格特鲁德·奥乌卡玛·克诺普)他写了一些巧不可阶的书信,解释道:他不能再多写了,他必须像戒斋一样“戒信”,以节省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里尔克的心坎深处独存一念:“我要捂住我1914年突然裂开的可怕伤口,紧紧地捂住不放,真到我的这一伤口愈合为止。”(1920年1月21日致莱奥波德·封·施勒策尔)1922年1月底,他不得不承认:“我至今还在悄悄地‘拆除’战争年代的枷锁,一块砖一块砖地拆掉这圈将我和以往、和一切可能到来的东西隔绝开来的围墙,我不知道我还要这样干多久。”(1922年1月28日致洛蒂·封·韦德尔)
  不到五天功夫,心头的阴云消散了。伟大的时刻到来了。里尔克不再写信,慕佐笼罩在这神秘莫测的沉默之中。然后这寂静的背后是紧张的工作。过去,1912年1月在杜依诺,他曾必须先创作《玛丽亚的一生》,才能使继之而来的更伟大的作品得以呼吸和呐喊;和那年的情形一样,如今的慕佐也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他完全不知不觉,始料未及地产生了一种独特水准的全新作品观念,并且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这一观念。2月2日至5日这四天中,二十五首十四行诗接踵而至,只差后来增补的一首就是《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第一部分的全部了。紧接着:7日,第七首哀歌诞生;7日和8日,献给好友鲁道夫·卡斯讷的第八首问世;9日,第六首哀歌终于成了完壁,沉睡多年的第九首哀歌的开头几行又苏醒了,在一个灿烂的整体中熠熠闪光;11日,第十首哀歌也续成了全篇。到了14日,迄今为止权宜充作第五首哀歌的诗《各异的诗节》被一部不可同日而语的精品取而代之了:这首咏唱漫游者的迷人哀歌在题材上深受毕加索的名画《杂耍艺人》(1905)的影响。(里尔克1915年夏在他的女东道主威斯特法伦人赫尔塔·柯尼希的慕尼黑寓所里见过这幅名画,称自己在那段客居的日子里是“毕加索身边的卫兵。”)“主要工作”刚刚结束,长达十年之久的等待和匮乏带来的痛苦刚刚被一种对斐然成就的满足感代替,奥尔甫斯主题又跃跃欲试了。这表明,里尔克的创造能量尚未耗尽。在2月15日至23日这几天中,又有二十九首作品瓜熟蒂落了。这些意味着白玉无瑕的成功,较之前作毫不逊色的诗篇构成了《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的第二部分。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收获:除了上述两部组诗外,里尔克还在一时兴起时吟就了一系列各自独立的诗歌,其中不乏一流佳作:如《只要你接住的是自己抛过来的东西……》、《花瓶图》、《对某些人来说它像酒……》,单单这些诗歌就足以使这丰收的二月显得与众不同、异彩夺目了。
  2月11日晚上,还在第五首哀歌最后定稿之前,里尔克就写信告诉杜依诺的女主人,他最伟大的作品已呱呱坠地了:

  终于,侯爵夫人,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这幸福、无比幸福的一天呵。我可以告诉您:哀歌终于大功告成了,一共十首!最后一首,伟大的哀歌(就是那年在杜依诺开头的哀歌:“我有朝一日将在愤怒之见的尽头/仰面向点头赞同的天使唱出赞誉和庆贺……”),最后一首哀歌,当初我就想好,这将是最后一首,——我的手还在为它颤抖!就是刚才,星期六,11日晚六点,我写完了这最后一首!所有这些哀歌是在几天之内一气呵成的。这是一股无以名状的狂飙,是精神中的一阵飓风(和当年在杜依诺的情形相仿佛),我身上所有的纤维,所有的组织都咔咔地断裂了——根本看不到吃饭,天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不过,现在成了。成了。成了。阿门。

  他分别于2月9日和11日致函基彭贝格和鲁·安德烈亚斯·萨洛美,信中内容与此大同小异。2月15日,他在给南尼·冯德尔莉夫人的信里写道:

  在慕佐飘浮在高涨的精神之湖上的这些天里,弗丽达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她真称得上是个……“小精灵”,不知不觉地就把家务照料得井井有条,当我在这儿的楼上大声发号施令,并连连鸣放礼炮,以震耳欲聋的隆隆声迎接来自茫茫太空的信号时,她毫无惧色!

  这些天的信函无一不是有意识地以一种“预言”的口吻写成的。诗人别无它途,他只能以带有美化性质的文学语言宣告这一无与伦比的诗兴勃发,心潮翻腾的过程,这一伟大灵感的现代典范,并把这一典范描写成超自然的神迹,从而为将来编纂神话,为堪称茫无涯际的里尔克文学中的许多圣徒传记和伪宗教的狂热梦幻准备好了一切素材。源于基督教思想的概念如“奇迹”,“恩典”带着内在的必然性在他笔尖下流出,他这样表达道:在艺术中奋斗“离开奇迹是前景黯淡的,唯有通过奇迹,而不是通过我们,艺术才成其为艺术。”( 1922年2月19日致马尔戈·瑟佐—诺丽—克鲁丽伯爵夫人)在这里,里尔克不是描绘了一个与基督教对存在的理解配对的美学观念,不是在十分严肃地要求作一个宗教创始者的权利吗?不过,只有把文学创作看作文学创作,而不是视为一部超越了人类能力的新福音书的人,才能正确地评价诗人,才能避免不得体地将里尔克奉为神明(许多研究里尔克的专著就犯了这个错误)或不适当地将他贬入地狱(近几年来对里尔克的批评常常出现这种偏差)的危险。这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批评问题,但是本书不拟在此深入探讨。
  从此以后,座落在瓦莱的这幢朴实无华的塔楼“慕佐”誉满全球。今天,它成了在里尔克的英名下四处传播的生活神话的核心,成了深奥莫测的幽居的象征——这种幽居是一座为了反对大众社会空转的交际机器而修筑的、沉默、忍耐、真正不受外因影响而寻找语言和真理的堡垒。全世界的知识阶层都认为,里尔克的哀歌和十四行诗与瓦雷里的《幻美集》、托·斯·艾略特的《荒原》和詹姆士·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并列毫不逊色,它们都是在1922年这现代派文学的“神奇之年”粲然问世的杰作,真正权威性的、开辟了全新天地的杰作。里尔克的这两部诗集同条共贯,“哀歌和十四行诗始终互为支点,”他在1925年致函将他作品译成波兰语的维托尔德·胡莱维奇时写道,“我觉得这确实是天恩浩荡:我一口气鼓起了两张风帆,一张是小巧的玫瑰色帆——十四行诗,另一张是巨大的白帆——哀歌。”这两部作品展示了诗人用最后的、终结性的方式表达的丰富题材,以文学美的形象将一种音讯诏示给读者。哀歌在广阔的、普遍的意义联系的开放境界中荡漾,而在十四行诗中,一个古希腊的传奇人物独往独来,诗人的想象力控制了他,将这源自神话的关键角色置于自己主题世界的中央。色雷斯的歌手和竖琴家奥尔甫斯——我们知道,里尔克读过奥维德的《变形记》;这个神话人物早在1904年就在里尔克的一首题为《奥尔甫斯、欧律狄刻和赫尔墨斯》的诗中出现过;他在慕佐的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奇马·达科内利亚诺(1459-1518)的钢笔画复制品;这位青年歌手在弹唱,飞禽走兽听得如痴如醉——,这位奥尔甫斯在十四行诗中成了“主人”,成了一个将阳间和冥界,生者王国和死者王国糅为一体的宇宙的放声歌唱的救世主:

他是此岸的吗?不,从两个
王国中生长出他宽广的本质。
谁熟知杨柳根,便能
更内行地折断杨柳枝。

你们要是上床安寝,别在桌上
留下面包和牛奶,这对死者有吸引力。
而他,这巫师,却在眼睑的宽宥下
将亡灵的现象溶进一切被注视的东西。

蓝堇和芸香的魔法
对他来说这么真实,
和清楚无比的现实一样真实。

什么都不能败坏他这幅有效的图像,
他赞美戒指、别针和罐子,
无论这些来自死的荒冢,还是来自生的居室。

  
歌手成了“上帝”,里尔克将这个人物经历的两次决定性的事件即下到阴间和被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们撕碎处理成像教规一样有约束力的回忆录,以礼拜、注经的方式对此凝思冥想,无异于笃信基督教的文学家和传教士笔下的耶稣受难图。是何种力量附在奥尔甫斯身上扶摇直上,跻身于神的行列呢?这种力量是“赞美”,也可能作为“讴歌”或“转换”出现,尽管定义各各不一,指的却是同一种力量:人类的感受力,通过诗人之口说话的人类感受力。第九首哀歌为全人类力争的权利即全人类在天使面前存在的基本权利——“这里是并非不可名状的时光,这里是他的故乡。/说吧,承认吧”——,在十四行诗中经历了一个出奇愉悦和自信的转折,被赋予了诗人一个人。赞美着,改变着的诗人俨然是人类的代表。无数的欧洲歌剧,从蒙特威尔地,格鲁克到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奥尔甫斯场景中,这位古希腊歌手的形象成了自我礼赞的音乐的象征;而在里尔克那里,奥尔南斯则是诗人神化诗人这庄严终场的主角。十四行诗的作者颂扬自己、颂扬自己的创造性以及这一创造性中体现出来的全部大地的“赠予”力量。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所有的十四行诗是为了感谢使《杜依诺哀歌》得以完成的恩典而敬献的祭品。
  这两部诗集都附有文体讲究、意味深长的献辞。哀歌集的献辞是“作于玛丽·封·图尔恩·翁·塔克席斯—霍恩洛厄侯爵夫人的庇荫下”,十四行诗集的卷首则写着:“谨以此作为韦拉·奥乌卡玛·克努普的墓碑。”这位韦拉是里尔克流寓慕尼黑时的朋友格哈德和格特鲁德·克努普夫妇的女儿,仅仅活了十九个寒暑就于1919年夭折了。里尔克只见过她为数不多的几次,“当然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注意力和激动感,”以致她死后他经常充满幻想、构思神话般地回忆这位少女:

  这个俊俏的女孩刚开始跳舞,她身心中与生俱来的那种活动和变化的艺术引起了当初所有得睹其芳采的人的注目。她母亲却出人意料地解释道:韦拉不能或不愿再跳舞了……;(韦拉那时才刚刚告别童年呵),她的身体就起了罕见的变化,虽然不失东方型的美丽,但却罕见地变得笨重和臃肿起来……(这就是那令人费解、后来很快便夺去了她的生命的腺病的先兆)……在最后的岁月里,韦拉弹琴奏乐,接着只能画画了,她不能跳舞了,可她的舞姿在那些画里始终依稀可辨……(1923年4月12日致马尔戈·瑟诺)

  还在1922年1月,里尔克就开始研究韦拉母亲送给他的几份韦拉的病史记录。现在他觉得,奥尔甫斯的主题和这位早夭少女的形象之间产生了一种必然的联系:

  ……墓穴的入口向她未完成的人生、向她的无辜敞开着,以致她在逝去之后成为下面这类力量的一员:这类力量新鲜地保持着生活的一半;又开放地转向那无比开放的另一半。(1925年11月13日致维托尔德·胡莱维奇)

  对那些致力于理解里尔克后期的存在学说和生命学说的人来说,这封已经引用过多次的致胡莱维奇的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这封著名书简试图概括地、但是极其透彻地解释1922年2月的孪生作品,是数十年来所作的大量评论中的第一篇,也是最有份量的一篇。不言而喻,这封信并没有科学论文意义上的“客观性”和“批判性”,它本身就是文学想象力的结晶,是用叙事体改写诠释一部诗歌文本的文学作品。从信的一开头就可以看出:注释者力图使哀歌集在他的一生业绩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我认为它是一些根本前提的发展和提高。这些根本前提在《时辰的书》中就已存在,在《新诗集》和《新诗续集》中玩耍、试验般地应用了世界图像,接着又在《马尔特》中互相矛盾地聚合在一起,打回了生活,并在生活中差不多成功地证明了:这种被置于无限之中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在《哀歌》中,从同样的这些现实出发,生活又是可能的了,生命在这里得到了最终的肯定;而那位年轻的马尔特尽管走上了“长期研习”这条正确而艰难的道路,却未能得到这种肯定。在《哀歌》中,肯定生命和肯定死亡乃是同一的。

  里尔克宣告了他的空间观念,他的认为时间向度已然失效的空间世界观念:

  我们这些生活在此岸此时的人,一分一秒没有在时间世界里获得满足,也不受时间世界的约束。我们不断地走去,走去,走向畴昔,走向我们的渊源,走向表面看来还会在我们身后出现的未来。一切都存在于那种绝顶伟大的,“敞开”的世界中,不能说“同时”存在,因为正是由于取消了时间,一切才存在。无论何处,倏忽流变性都跌进了一种深刻的存在。

  他对人在与“此岸”世界的诸多现象接触时的任务下了一个定义:

  ……我们的任务是把这暂时的、颓败的大地改铸得深刻、充满痛苦和热情,从而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无形地”复活。我们是这无形之物的蜜蜂……。《哀歌》表明我们正在努力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断地将世人心爱的有形之物、具体之物转化成我们本性的无形振荡和无形激动,将全新的振荡频率引入宇宙的振荡区域。(既然宇宙中的不同材料仅仅是不同的振荡指数,那么我们以此方式就不仅仅是在准备精神性质的强度,而且是在准备,天知道,或许是新的物质、金属、星云、天体。)

  最后,里尔克回答了关于天使,关于它的对我们来说“可怕”的优势的问题:

  在哀歌里出现的天使这种造物身上,我们从事的从有形之物向无形之物的转变已经完成了。对哀歌里的天使来说,一切以往的塔楼和宫殿都存在着,因为它们早就是无形的了,而我们生活中现有的塔楼和桥梁已经是无形之物了,尽管它们(对我们来说)还实体性地持续着。哀歌里的天使是以在无形之物中认识更高层次上的现实为己任的本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因为我们,爱慕它、改变它的我们还被有形之物羁绊着。

  这里只是大致勾勒了一下晚期里尔克传递给世人的音讯,这一音讯通过许多相应、形似和神肖的观念和晚近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发展、还有灾难联系在一起。里尔克的音讯中有些部分可以回溯到尼采:狂热地反对基督教,摈斥“彼岸说”,在第七首哀歌中欢呼“在这里是美好的”——人们必须把这行诗和第九首哀歌中那句“大地,亲爱的大地,我要”放在一起倾听,才能正确地判断出他那独特的音域,他那与其说是“狄俄尼索斯的”毋宁说是“方济各会弗朗西斯的”声调。有些部分则超前道出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后者也在其1950年问世的《林中路》中根据里尔克的一首诗对里尔克作出了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精采、最深刻的一种阐释。里尔克的音讯从整体上来看乃是体现出伟大的独立性的精神事件和艺术事件,在当时堪称天下独步地想象世界,支配情势,创造风格。这位没有故乡的诗人通过以感觉的烈焰点燃自己,通过他称之为“紧密”的东西从虚无之中创造出一个故乡。从此以后,他的诗意世界成了不计其数的读者精神上的故乡。三十多年来,醉心的狂热,批判的反感,永不知足的诠释瘾在里尔克的业绩四周厮杀得不亦乐乎。许多人试图在哀歌和十四行诗的学说中发现一种新的生活宗教,另一些人则从各种宗教、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否定里尔克的学说。然而,艺术品作为一种完形具备一种独特的真实性,通过思想批判的论据也许可以对它提出疑问,但永远不可能致它于死地。里尔克以他语言的革命性暴力,以他思想势不可挡的独特性设计了一个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全新天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在历史的激情中面对这敞开的天地躬身自问,探索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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