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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传》第八章:战火纷飞的年代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3-02-08  

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传》第八章:战火纷飞的年代

魏育青



  里尔克伸出触角,广泛联系欧洲各国的文坛翘楚,他心中充满了更宏伟的计划和希望,准备作出更高层次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全被突然燃起的战火无情地焚毁了。战争的灾难降临时,里尔克纯属偶然地正在德国。他在莱比锡基彭贝格家作了八天客人,8月1日去慕尼黑找精神科大夫男爵封·施陶芬贝格博士作医学咨询。当时德国正在战争动员,爱国主义狂热思潮与其说使他神魂颠倒,毋宁说使他胆颤心惊。然而奇怪的是,他不知怎么地突然觉得自己有能力作出一种文学的回答了。他写于8月初的《歌五首》是我们手里掌握的唯一的一份诗歌形式的“时代文献”。如果把这《歌五首》称为战争这不幸厄运催生的德语力作,当然并非溢美之词:



我第一次目睹你站立起来,
你这以前只是道听途说的、无比遥远、难以置信的战神。
蜜橘在和平果实之间的暴行种籽,
现在突然枝叶茂盛。
昨日还是那么幼小,需要营养,
今天已有人一般大,到明朝
会长得将人盖没。
因为灼热的战神使它在扎根的民众中一下子窜高,收获开始了。
田野像人一样站起,直插入的雷雨风暴。
在大地的变幻中,夏季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留下了,玩耍着的儿童,沉思着的老人,
还有一腔信赖的妇女。葱茏的菩提树
花香袭人,浸润着众生的告别声声。
呼吸这花香,浓烈的花香,
几度春秋后,依然意味深沉。
新娘们更属一时之选的精粹,
似乎并非一个人决定娶她为妻,
而是全部民众要去感受她们的温馨。
男孩们以细细掂量的目光,
拥抱那些已步入勇气倍增的未来的青年。
青年曾听到过千百个声音,却辨不清哪个言之有理,
然而现在,这唯一的招唤使他如释重负;
因为除了这快乐、必然的危机,
难道还有什么不是随意杜撰的?
终于有一位神了。因为我们过去经常放过和平之神,
现在烽烟之神一下子抓住了我们,
他扔来了火把,满怀故乡之爱地怒吼,
这火是咆哮着的他的居所,是他映着红光的天穹。

  当时甚至连霍夫曼斯塔尔和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1878—1962)这样的人物都发出了效忠祖国的誓言,写下了传统的御敌诗篇。然而,里尔克却有勇气、力量和明察秋毫的预见,他没有去赞美战斗,而是讴歌了痛苦:



起来,去吓唬这吓唬人的神!让他惊慌失措。
战斗的激情从前娇惯了他。而现在痛苦,
一种新的、令人吃惊的战斗的痛苦
抢在他发怒之前向你们紧逼。
既使血,崇高地从父辈们那里继承的血
征服了你们,情感仍然属于你们自己。
不要去仿效旧情故物。考察一下吧,
你们是否痛苦。行动着的痛苦。痛苦也有
它自己的欢呼。啊,从敌营吹来了狂风,
一面旗帜在你们头上迎风猎猎!
什么旗帜?痛苦的。痛苦的旗帜。沉重的,
哗哗作响的痛苦大纛。你们每个人都用它
擦干了自己苦难得滚烫的脸上的淋漓汗滴。
你们大家的脸都依偎在这大旗上,汇合成表情,
也许是未来的表情,那上面再也没有仇恨,
永驻其间的是一种惊讶,坚定的痛苦
极度的愤怒:四周的这些盲目的民族
突然妨碍了你洞明世事……

  以上诗句首次见于海林格拉特编的荷尔德林诗集,它们在这本书中正是适得其所!在这些日子里,里尔克比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位他奉为楷模的伟人。他的战争诗在题材上师法荷尔德林的《为祖国而死》(“呵,你来了,战争!青年们已经沸腾”)和《德国人的歌》(“呵,各民族神圣的心脏,呵,祖国”),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甚至里尔克诗歌里隐隐流露出的那种超越政治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应该从荷尔德林的意义上去理解。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初荷尔德林的“遗产”使得德意志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为之倾倒,多少人尝试以这位诗人纯粹、炽热的思想诠释战争这种非凡经历。1914年左右,里尔克的朋友和熟人圈中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年轻英才,其中不少成了“率先离世者”命运的祭品:画家格兹·封·泽肯多夫1914年就马革裹尸,诗人贝恩哈德·封·德·马维兹则在1918年葬身沙场,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又夺去了海林格拉特和天才的弗朗兹·马克(对里尔克来说,马克的画是“非凡事件”)的生命。
  战争年代里尔克大多住在慕尼黑。总的说来,这是阴晦的岁月,里尔克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和所有卷入战争漩涡的民族一样,里尔克很快就冷静下来了,《歌五首》中的兴高采烈,这种加入激昂大合唱的赞美曲很快就沉寂下来,一去不复返了。1915年夏天,他在给巴黎时期的被保护人、法国年轻的马尔泰·埃纳贝尔夫人的信中写道:

  您会相信我这段话的:一年来,我一步一步歪歪斜斜地横穿“不能理解”和“痛苦”这片沙漠;我只是在受罪,除此无它,我丝毫没感到工作带来的轻松感,因为我,我只能为爱护所有人,而不能为反对一个人而战斗。全欧洲已经成了一处可怕的伤口,上帝会不会弄到足够的解痛药来治疗这个伤口呢?

  在这几年里,生活,即使是带有它全部自然意义的生活看来也失去了原有的效力。一次,侯爵夫人在一张匆匆写就的明信片里兴致勃勃地告诉里尔克:杜依诺宫谢天谢地总算完整无损。而他的回信却充满着钻心的忧伤:

  您的书信对我来说属于那种相当、相当稀罕的东西,那种标志着从已往到将来的延续性的东西。我扶着这些东西翻越过去——但愿我知道该向何处去。我辍笔不写,正是我天性中的这种闭锁、忧悒状态所致。从这种天性手中,除了焦虑和悲切之外我什么也夺不下来。我怎么能把这种郁结心境展览在您面前呢!即使告诉您我听到杜依诺宫至今完好无损后的喜悦,又有什么意义?因为……意义只有在我们重新见到比较能使人理解,比较具有人性的世界时,才会重新在我们的欢乐、希望和苦难本质中出现……(1915年9月6日)

  况且,杜依诺后来还是未能幸免,被炮火几乎夷为平地。
  在慕尼黑不平静的定居生活只被相对来说不那么频繁的旅行打断了几次:1914年8月至9月和1915年2月他两度去伊萨尔山谷的伊尔申豪森疗养。后来又在维也纳住了半年。诗人几乎每年都要去柏林一游,尽管那里充满活力、磨拳擦掌的气氛比起巴伐利亚首府较为平民化、较为冷静的情调来对他的健康要不利得多。1915年12月,他去维也纳服兵役。同年五月,体格检查的结果说明他不宜当兵,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官僚机构又来找他的麻烦,这次他们不再客气了。1916年1月4日,他无奈只好“开进营房”,在那里接受了三星期的步兵训练。1月底,他被派往战争档案室工作:

  从表面看,我在那里的处境(每天九点到三点办公)比起其他地方来还算舒服,还算不错。但是,我也许站不住脚,因为我无力胜任这呆板机械不过的抄抄写写。那些干了一年半的先生们堪当此职,而我则完全不能荷此重任。我简直不愿描写这差事。这差事既可怜又下流,比起这种左道旁门,这种不负责任的庸庸碌碌的胡闹来,兵营中的其他智力工作要令人羡慕得多呢。那些先生们自己也把这种差事称为“给英雄美发”,他们害怕了好一阵子,现在总算能够轻而易举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了。一定还会有不少困难的,——他们暂时还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于是就使我陷入了遥遥无期的无所事事之中了。这种闲散成了我戎马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1916年2月15日致基彭贝格)

  里尔克用一句话绝妙地描绘了自己的心境:

  我咀嚼一下自己的滋味,尝到的只是忍耐、纯净的、平淡的、没有一点拌料的忍耐。

  6月9日,由于朋友善意的干预,他终于摆脱了这一窘境。拿到了退役许可证书。他在维也纳附近的罗道恩逗留了几周,请在巴黎、伊尔申豪森和慕尼黑交往的女画家鲁·阿尔贝特—拉萨尔德给自己画像。当时霍夫曼斯塔尔夫妇住在罗道恩的一座巴罗克式的小宫殿里,里尔克为有这样的人为邻感到欣慰:

  您一定得知道,侯爵夫人,多么令人心情舒畅啊,善良的霍夫曼斯塔尔一家成了我们邻居:我们先住在老式的斯特尔策客栈,和霍氏一家离得不远,后来我们又搬到霍夫曼斯塔尔夫妇对面的小亭里去工作了,这回真是邻居了。我们同时使用和这小亭连成一气的花园,现在那里的芍药和玫瑰竞相开放。(1916年7月2日)

  7月20日,他回到慕尼黑,又在他克费尔街紧接着英吉利花园的一间宾至如归、绿荫环绕的蜗居中住了下来。
  不计战争刚爆发时的那几个星期的话,里尔克在这几年中仅仅经历了一次创作旺盛期:1915年夏末,他内心的坚冰融化解冻,文学的清泉又开始流淌了。在这一时期诞生的除了全部的第四首哀歌外,还有一系列不同凡响的未完成作品和草稿,《摩西之死》这样的杰作以及《死神》这样大胆突破到了语言可能性的极限边缘的天才诗篇:

这几位立着死神,无托盘的瓷杯中
一味淡青色的煎剂。
瓷杯站在手背上,这
奇特的位置。从施釉的弧形摆动中,
杯柄的裂缝清晰可辨。
积满灰尘。还有:“希——望”
这瓷柄的上缘磨损的字迹。
这是饮用这饮料的人,
过去进早餐时读一下的。

这最终要以毒药吓跑的
究竟是些怎么样的人?
倘若不去吓他们,他们是否还留在此地?
他们是否在这里迷恋这包孕重重障碍的食品?
必须取出他们坚硬的现存性,
就像拿掉他们嘴里的假牙齿。
于是他们说话口齿不清。口齿不清、口齿不清……
…………
呵,一次从桥上看清了
星辰坠落——,
不忘记你。站立着吧!

  自从《马尔特》中那些直言不讳的段落以后,好久没有听到过如此尖锐、辛辣的语言了。从以上的诗句中,我们发现了“特有之死”这一“紧密”观念怪诞的对立面。当时,即在1915年11月22日至23日问世的那首哀歌也是按照一种阴沉的,十一月的声音定调的。这首哀歌在格律上就和大多数杜依诺哀歌不同,后者是以激烈、狂热的扬抑格写成,而前者运用的是五步抑扬格。在所有的哀歌中,这首最为苦涩,表现了里尔克后期的生命学说中忧郁感伤的一面。它的主题是与所有自然界存在、动植物存在截然相反的那种人的悲剧性不自信:

呵,生命之树,呵,何时是严冬?
我们不团结,不像候鸟那样
一致。姗姗来迟,已经落伍的我们
突然硬要和风作伴,
飘落在冷漠的池塘里。
我们意识到茂盛,同时也意识到凋残。
不知何处雄狮还在徜徉,只要它们还是
那么庄严,它们就不知什么叫昏厥。

  这开头极其凝练的几行诗使读者的脑海中浮现出严冬将临时光秃秃的树木,好像在慕尼黑的某座公园散步。树木知道它们的冬天,而人的生命却对自己的冬天不甚了了。理想主义者,还有基督徒、教义学者所说的“自由”,在里尔克看来是纯粹的违背自然,是不可救药的模棱两可:

我不要这填得半满的面具,
宁可要木偶。木偶是鼓鼓囊囊的。
我要忍受住它的皮囊,它的拉线和它
由外观而生的面容。这儿,我在它前面。


  里尔克在此以一种幻影般的、将生平的追忆和勇敢的思辨神秘莫测地熔为一炉的形象化语言,以一种令人折服的,几乎是坚定不移的思想一贯性,再次达到克莱斯特“木偶剧”的上乘格调的一贯性,描绘了人类意识的一出戏:

……当我有兴趣
在木偶舞台前等待,不,观望,
如此聚精会神地观望,以致为了最后表明
我在观望,必须有一位天使上去作演员,
去扯起木偶的皮囊。
天使和木偶:于是终于产生了一幕剧。
于是,因为我们在场而不断使之分裂不和的东西会合在一起了。

  和其他九首哀歌一样,这第四首抒发了里尔克“形而上学”诗艺反柏拉图、反基督教的基本情感。在这几年里,诗人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必须扬弃自然和自由之间的区别。人应该向自然过渡,消融在自然里,化为实体中的实体。他在《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中唱道:

富足的自然库房中已耗用的存货,还有发霉,沉默
的存货,难以形容的总和。
欢呼着将你自己算入这两种存货吧,去消灭数目。


  从这慷慨激昂的诗句中,难道不能感觉出一种对西方思想的核心概念“逻各斯”的敌意和抨击吗?1912年1月12日,里尔克在一封寄自杜依诺的信中写道:

  我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这种体会;苹果比世上其他东西更持久,几乎不会消失,即使吃掉了它,它也常常化成了精神。原罪大概也是如此(如果曾有原罪的话)。

  鲁道夫·卡斯油在里尔克和玛丽·封·图尔恩·德·塔克席斯通信集的导言中特别提到了他的这段话,并对此作了令人终生难忘的评注:

  一切都应是精神,一切都应是苹果。……理解和品尝之间应该毫无区别。正如艺术中图像和本质毫无区别一样。归根结蒂,不应有什么逻各斯,居于理解和品尝之间的,不溶化在舌尖上的,正是为了不溶化在舌尖上而存在的逻各斯。里尔克生逻各斯的气,生这不像水果的滋味那样溶化在舌尖上的逻各斯的气,生耶稣基督的气。尼采断言:怨恨是随着基督教一起来到世上的。这是历史至上主义,充其量是心理学。耶稣基督并非如此,没这么坏,他谈到了恼怒,他的话要永恒得多……

  里尔克以后的几年的境况如何呢?诗人后来在1920年写的一封回首往事的信中总括了战争年代的遭遇,对此作了几乎用不着再加修改的回答:

  战争期间,我几乎,确切地说偶然地,每年都在慕尼黑,等待着,一直在想:这日子一定会到头的。我不能理解,不能理解,还是不能理解!不能理解:是的,这就是我在那些年里所做的一切,我向您保证,那不能理解的日子可真难捱啊!(1920年1月21日致莱奥波德·封·施勒策尔)

  里尔克创作的天性罩上了最浓重的阴霾,遇上了极大的阻力。他从未像在这一时期那样易于接受他人的影响。他不得不终日伏案,博览群书。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荷尔德林,还阅读了托尔斯泰、汉姆生的作品,贡多尔夫的《莎士比亚和德意志精神》。同以往一样,每逢创作不顺手,他就感到亟须真正坐下来“学习”。在他为之打开心灵窗扉的新的外来影响中,考古学家兼神话研究者阿尔弗雷德·舒勒的作用尤其值得书上一笔。舒勒(1865—1923)和克拉格斯、沃尔夫斯克尔一样,是由斯特凡·盖奥尔格小组发展而来的慕尼黑“宇宙神秘论学会”的成员。他是巴塞尔法学家和神话学家约翰内斯·雅各布·巴赫奥芬(1815—1887)的信徒和弟子,终身以阐扬老师的母权说为己任。战争期间,他在慕尼黑作了一系列关于古代罗马,特别是后期的王政时代的生活意识和崇拜习俗的报告,轰动一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争论。宇宙神秘论者为之激动不已的“异教”见解在舒勒雄辩的口才中得到了最动人心弦的体现。克拉格斯称他为“遥远的过去尚未熄灭的火花的新化身”,而舒勒自己也嘱咐后人,他要一身罗马穿戴入葬。里尔克1915年就听了他的演讲并认识了他:

  ……您想想看,这个人对王政时代的古罗马具有一种本能的认识,因此他试图这样解释世界:死者是真正的存在者,死者的王国是唯一的空前的存在,而我们短暂的一生只不过是这存在的某种例外罢了。他的这一切解释的基石是他的博大精深的学问,是他内心信念和内心体验的落差,这落差是如此之大,以致太古神话的意义自然地奔腾直下,流进这滔滔不绝的语言河床中,这股洪流托着这罕见奇人的意义和执着……(1915年3月18日致玛丽·塔克席斯)

  里尔克对舒勒的思路表示赞同和认可。谁也不会见他心中油然而生这种情感而惊讶不已:这位执拗的神秘论宣传家的演说也许最有力地支持了里尔克的空间世界观念,支持了他对“敞开”这一伟大的生死统一体的偏爱。《杜依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问世一年多以后,诗人在一封纪念此时已作古的舒勒的信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为了纪念他,我弄来几支蓓蕾初开的水仙花,放在我照料的那座孤零零的乡村小教堂(靠近穆措特)的祭坛上。这座小教堂已经破旧不堪,人们早就不在里面读弥撒了:它已经归还了所有的神祗,永远体现着敞开、朴实的尊崇。
  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中有不少本来该是舒勒的作品。是啊,谁知道,我既敞开又秘密地说出其中一部分的能力不是从和他的接触中而来……(1923年4月23日致克拉拉·里尔克)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再度强调,里尔克是以极大的本能自信从周围的精神世界中仅仅汲取和吸收那些对他来说是同质的、有益的、能够支持他对世界的理解的因素的。从他的书简和诗作中不难看到:几乎在受舒勒影响的同时,他对西格蒙德·弗洛依德的学说发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在里尔克眼里,在舒勒的丘冢世界和弗洛依德的性一元论中起作用的是同一思想原则:摈斥基督教的彼岸说、基督教的唯灵论和基督教道德的“反自然”,承认一个独在的、以死者王国为轴心向外扩展的此岸。还在战争爆发之前,里尔克就在致力于揭示性的奥秘了:

  ……性是完全秘密的,在任何一处都是秘密的,所以人们没有必要再去藏藏掖掖,讳莫如深了。也许所有的阳器崇拜(我在凯尔奈克的神庙中感觉到了这一点,但还不能真正地思考这一点)只是在自然既敞开又秘密这一意义上对人的既隐瞒又秘密的情状作出的一种解释。只要回忆埃及那神的微笑,我便必然会想起“花粉”这个词来。(1914年2月20日致萨洛美)

  作于1915年夏末的那批草稿中也有七首赞美男人生殖器的诗歌,诗中形象化的语言无视欧洲社会最使人尴尬的禁忌,毫无顾忌地跨越了鉴赏趣味的所有界河,以致整整四十多年没有一个人能鼓起勇气将其公诸与世。(直到1956年,这七首诗才首次在《里尔克全集》第二卷中露面。)这七首诗堪称亵渎神明,它们以宗教色彩的暗喻,有几处甚至以基督教神圣历史的概念礼赞肉体之爱,这充分表明卡斯讷的判断不谬:在卡氏看来,里尔克对理解和品尝态度冷漠,对逻各斯持否定看法。在这七首诗里,人们体验的“紧密”、“内心世界情感”就是男女交媾的陶醉,情人的怀腹就是空间、宇宙、“天穹”。
  在1922年2月写的一篇叙事体短文中,里尔克详尽地阐发了自己的思想,重新估价了人类的性爱,从以前由弗洛依德和舒勒的学说引起的思索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封《青年工人的信》溶进了四十年前尼采第一个奏起的那支赞美“此岸”的庄严和全权、抨击基督教的颂歌中:

  我们在这里被种种使命、期待和未来包围着。此时要把我们的目光诱往彼岸,这有多么荒唐。偷窃此岸欢乐的图象,为了将这美景背着我们卖给天堂,这是何等卑鄙的欺骗!人们在尘世的极乐中发出了贷款,为了去装潢超未来的天堂,哦,贫穷的尘世早该收回这些贷款了!
  然而尘世极乐的化身却是性,是我们“美好的性”,即是两千年来基督教怀疑、隐瞒和——这里用了一个精神分析法的重要术语——“抑制”的那种力量。
  在那种爱中,在他们带着蔑视、贪婪和好奇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大杂烩称之为“肉欲”的爱中,也许可以找到基督教认为必须加于尘世的轻视所造成的最坏影响。在那种爱中,可以发现一切全是歪曲和抑制,尽管我们是由这无比深刻的事创造的,尽管我们欢乐的中心就在这件事里。

  这封信援引了弗洛依德关于儿童性爱的学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文化的精神分析法批判。里尔克在其思辨的狂热中走得很远,甚至认为:即使不能要求将人类精神早已无羁绊约束的造神力量移交给我们感受力和想象力的中心,那么至少使性神化还是可能的:

  为什么使我们的性无家可归,而不是将我们主管的庆典移向那里?
  好吧,我可以同意,这不属于我们主管,我们无力负责统辖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欢乐。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这处出发属于神呢?

  里尔克丝毫没有去做弗洛依德的“弟子”或“信徒”的意思。不仅可以从这封信的最末一句话,而且从信的全文也能看出这一点。里尔克从来不照单全收别的作家的观念,他总是不知不觉地将其他人的思想加以变化,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然后据为己有。比如在此他将一种医学知识改造成了一种文学神话:牧羊神普里阿波斯取代了被抑制、被唯灵论误解了的耶稣基督。不管怎样,里尔克和精神分析学说还是订下了和约,尽管他以后还是继续反对将精神分析法应用于临床治疗。1921年12月29日,他在致萨洛美的信中写道;

  你在维也纳吗,亲爱的鲁?代我向弗洛依德问好。我高兴地看到,他现在开始在多年来装聋作哑的法国产生重要影响了。

  
战争结束时,里尔克在创作方面只向前迈出了有限的几步。他的作品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这种状况使他心情沉重,比四年前尤甚。然而,他的作品是他的命运,不是人,不是赢得他的青睐,他以书信方式宠爱的那些人。卡斯油这样描写他的书信:“在这里,作品和书信就像衣衫和衬里。但是,这衬里用的料子是如此贵重,以致人们也许会浮起这么一个念头:把衣衫的衬里朝外穿。”至于说到人,特别是卷入他天才感受力的旋涡的那些女性,他曾毫无含糊地描述他和她们的关系道:“她们不可能知道,其实我同她们打交道并不费劲,我是能做到无所顾忌的。”不过,这句话只道出了一半真相,因为里尔克和那些被卡斯讷称为“半外行”和“离心器”的人截然相反,并没有因此去赞赏,甚至寻找、追求女性,即使是“所谓美女”,而是“从女人去感觉女人”。他不断地在对女人的热情关注中体验人类感受力的最大成就和使自己本身增强才干的影响,从而不断地被迫去品尝向虚空、向人际关系中彻底的一筹莫展状况复归的滋味。比如,他在1913至1914年期间和以“受欢迎者”这一名字进入文学的女钢琴家玛格达·封·哈廷贝格之间的关系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这最终完全沦为我的不幸的关系是从许多、许多的信开始的。那些轻松、美好的信涌出我的内心,奔泻出来,我现在几乎想不起来自己曾写过那些信……
  ……当时好像我那非我莫属的本质开始遇上了一股汹涌不息的新源泉。那源泉汇入滔滔不绝的倾诉中,浇灌着无比欢愉的爱慕之花,与此同时,日夜不止写作的我既感受到了这源泉幸福的急流又体验到了它迷一般的休息,这源泉看来以最自然的方式在一个感受它的人身上得到的休息。
  然而结果如何呢?
  三个(并不令人满意的)月的真实状况在这源泉上罩了一层冷冰冰的厚玻璃,再也得不到这像放在博物馆陈列柜里似的源泉了。(1914年6月8日和9日致萨洛美)

  仅仅几个月后,里尔克在总结自己与鲁·阿尔贝特一拉萨尔德即“我的女友露露”的关系时表达了同样的见解:

  她是否极其像或者是否会有点儿像你的女儿,这还看不出来。不过,假如你可能慢慢地喜欢上她的话,那么,她的生活也许会再有一个美好的季节。总的来说,我没给她什么好处,开头的几个快乐的、意味着赋予和希望(我就是这样)的星期过后,给她的好处我又取回了十之八九。我在人性方面这么快就陷入停顿的心灵撤销了原先的一切善行。现在我们之间已经很清楚:我不能帮助她,也不能让她帮助我了。(1915年3月9日致鲁·萨洛美)

  《马尔特》结尾处离家出走的儿子的下跪,爱着又不能爱的人做出的这一动作是所有这类人际关系的模式,悲剧性的、荒诞的模式:

  我在你胸中煽起了如此兴奋的情绪吗?煽起了你心里的烈焰吗?小乖乖,还是将你的感情驾驭回我的身边吧,不要再向前去,不要进入那吸引你的敞开境界中去……(1918年12月29日致克莱尔·斯图德尔,她后来成了伊凡·戈尔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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