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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傅铿:波德莱尔随想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09-04  

傅铿:波德莱尔随想

    
  最近从设在美国硅谷的一家名为“红螺中文书店”的大型网络书店上买来了郭宏安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的诗歌集《恶之花》,散文集《巴黎的忧郁》和文论集《美学珍玩》,以及法国知识超星列维写的《波德莱尔的最后日子》和萨特写的《波德莱尔》等书。其中《巴黎的忧郁》以前在国内时就买来看过,现在再买一本也就想可以不时随便翻读几篇,再说这是郭宏安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我也翻阅过波德莱尔英文版的散文集Paris Spleen。心想郭宏安的译本可能非同凡响,另有所取。拿到手一看,书名《巴黎的忧郁》用浅蓝色印在深蓝的封面上,下面即写着法文原文“Le Spleen De Paris ”。
  可惜全书没有一篇前言后记至少给书名做一个“正名”。“Spleen”在法文和英文里直译都不是忧郁的意思,而是“一种愤愤不平的怨恨”,是恨和怒,显然比忧郁要强烈得多。出版社将法文原文放在封面上,是一种很专业的做法,可以让懂原文的人体会波德莱尔的用心。波德莱尔信奉风流人(Dandy)的玩世哲学,但现实生活让他穷愁潦倒,1844年后一直在同他的继父、书报检查官作斗争,与他的各位女朋友也不如意;他肚子里有许多吐不完的怨恨的苦水。从波德莱尔的脸相上来看,他恐怕就是一个常常怒火中烧的人。波德莱尔散文诗就像一杯苦涩的咖啡。它所嘲讽的是人生中所有被常规智慧认为是最为美好的事物:如友谊,亲情,家庭,忠贞和爱情。他是一个象征着古典文学终结和现代文学曙光的人,就像尼采代表了现代非理性哲学的起点一样。用这个既表示脾脏又意指“脾气”的字来做他的书名,恐怕当时还有蒙骗书报检查官的用意在里面。无论如何,如果采用忠于原文的译法,这本散文诗的书名恐怕应翻成《巴黎的怨恨》,或者乃至是《巴黎的愤怒》。不过,仔细体味书中的各篇美文,《巴黎的忧郁》的译法虽然不忠于原文,但似乎也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我在这里姑且称之为中国式的情感表达方式)传达了波德莱尔想要表达的情感,而且恐怕也更为适合于中国读者的趣味。可以说这是一种创造性或创作性的译法。这就像巴黎的很多著名建筑上至今都可以看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字样,其中的博爱(Fraternity)一词的直译应该是“兄弟情”或“同胞情”,而且以后成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渊薮。但是因为这一译文的历史渊源,恐怕现在谁也想不出更好的译法来取代它了。需要的只是一种历史的解说。
  波德莱尔是19世纪中叶欧洲文化特有的时代交替的产儿。波德莱尔的诗歌代表了盛期浪漫主义走向象征主义现代派文学的一个转折;波德莱尔本人也是开创颓废和怪诞之文风的现代派文艺的祖师,一如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是现代派哲学的鼻祖。如果说诗人是一个失落的灵魂,因为他们离现实最远,那么像波德莱尔这样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象征主义诗人则更是一个企图到过去的传说中寻找附身的游荡灵魂了。如果说诗人本身已经是美的化身,那么波德莱尔更是一位从行为到文字都刻意追求唯美的诗人。他的诗歌之美不仅在于其丰富的意象,而且更主要是它们的字斟句酌和千锤百炼。波德莱尔《恶之花》一书中的大部分诗歌最初写成于他二十岁刚出头之时(1843-1844),那时他住在巴黎圣路易岛上的著名拉尊公寓里,过着养尊处优的贵族般生活,两年里便差不多花光了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但是他并没有急于把他的诗歌问诸于世,而是不断的精雕细琢,直到1857年才出版了《恶之花》第一版。
  但是波德莱尔只在二十岁出头时过了两年左右的风流人的生活,以后便一直过着落魄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波德莱尔的母亲和继父得知儿子将遗产几乎挥霍殆尽,通过法庭进行干预胜诉,使得波德莱尔以后每月只能取出一笔微小的生活费。这之后波德莱尔曾经尝试过自杀,被他的混血女友救了过来。但是以后即使在最穷愁潦倒的时候,波德莱尔也没有放弃崇拜完美和原创的唯美作风。比如在他没有得体的穿着时,他宁愿躲在床上呆上好几天。纵观波德莱尔的一生,唯美作风则始终是他心中的一盏明灯,照耀了他以后的所有文学创作。他的诗作可以看作是唯美风格的最好再现。
  波德莱尔尤其欣赏女人的天然之美。他说:“总言之,对艺术家来说,女人远远不止于是男人的另一半。而不如说她是一位神明,一颗星辰,照耀着男人大脑的所有思维;她是大自然所有恩典的闪烁发光的集合体,凝结成了一个单一的存在;是生活的画面可以提供给思考者的最锐利的赞美和好奇的对象。她是某种偶像,也许是呆呆的,但却是光彩夺目的,迷人的;她的目光震慑住了人类的命运和意愿。”(《现代生活的画家及其他论文》,约翰孙·梅恩(Mayne)英译本,第30页)
  波德莱尔的一首题为《美》的十四行诗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他对女人天然之美的膜拜。在法语和英语中,Beauty一词都有美和美人的双重涵义。在波德莱尔的《美》一诗中,美的理念体现为一个想象中的美人,然后又诗化为一串串象征和意象:比如把美人的眼睛诗化为一种魅力无穷的镜子,使世界万物美化。又将如梦一般的美的理念化为永恒的石雕意象。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其1930年代关于波德莱尔的专著《现代生话的作家》(该书名显然是仿造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一书中说,《给一位过路女子》是《恶之花》中最为著名的诗篇之一(第75-76页),我想说,《美》恐怕也是这样的诗篇之一。
   
  美
   
  凡人啊,我的美尤如石头的梦,
  我的乳房撞击着一个个诗人,
  启迪了诗人胸中的那番爱情,
  就像物质一般默默无言,永恒。
   
  我高踞蓝天,难解如狮身女妖;
  心比莹雪,纯洁似天鹅的羽绒;
  我不喜欢打乱了线条的运动,
  我从来也不哭,我也从来不笑。
   
  我仿佛从最高傲的雕像那里
  借来了庄严的姿态,而诗人们
  将在刻苦的钻研中耗尽时日。
   
  因为,要迷住这些温顺的情人,
  我有明镜使万物把美色增添:
  我的眼,闪着永恒之光的大眼。
  (译诗除第一节为笔者根据三种英译本改译之外,余诗取自郭宏安的《恶之花》译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页)
   
  郭宏安译的《恶之花》共收有九十七首诗,其中四十二首为十四行诗;几乎占了一半。十四行诗就像中国的七律,是西方韵律最严的诗体。可最严的韵律反而产生了最美的诗。除了《给一位过路女子》和这首《美》之外,其它的十四行诗佳作还有《女巨人》、《稻粱诗神》、《病缪斯》、《理想》、《秋之十四行诗》、《月之愁》、《醉酒的孤独者》和《浪漫派的夕阳》等。然而波德莱尔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以韵律优美的绝美之诗来吟咏普通智慧认为是“丑恶”,乃至令人恶心的事物,所以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恶之花》。除了他的理想中的美人是不哭也不笑的石雕之外,波德莱尔的诗歌还以“伤风败俗”的色情描写着重歌咏和刻画了“红发女乞丐”,女吸血鬼,女巨人,猫女,女同性恋者,乃至是腐烂的女尸。因而佩格丽亚在《性的面具》一书中称波德莱尔是现代颓废派的始祖。与波德莱尔同时代的画家戈蒂耶(Gautier)说,“波德莱尔把慈善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大同主义者都吓死了”。(参阅:Camilie Paglia: Sexual Personae,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1-430页)
  波德莱尔的唯美风格还体现在他所描叙的“风流人”(Dandy)形象之上。风流人的主要风格便是在闲散的生活中显示出其优雅和原创性。波德莱尔说“这些人被称作雅士,不信教者,帅哥,花花公子或风流人,但他们都出自于同一母胎,都具有同一种对抗和反叛的特点,都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见的那种反抗和清除平庸的需要。风流人身上的那种挑衅的、高傲的宗派态度即由此而来,这种态度即便冷淡也是咄咄逼人的。风流作风特别出现在过渡性时代,其时民主制尚未成为所向披靡,贵族制只是刚刚开始走向没落和衰亡”。风流人就是代表了那些在时代大转型的社会中感到失落、厌倦和无所事事的人,这些旧时月色的传人妄想建立一种新的贵族制,其凭据是财富和劳动所不能给与的人类最珍贵的天赋。随后波德莱尔带着无限的感慨说:“风流作风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道闪光……风流作风是一轮落日,犹如沉落的星辰,壮丽辉煌,然而没有热力,充满了忧郁。民主的汹涌浪潮漫卷一切,荡平一切,日渐淹没了这些人类骄傲的最后代表者,让遗忘的浪涛打在这些神奇的侏儒的足迹上。”(上述译文部分取自郭宏安的《美学珍玩》第386-387页,但根据梅恩的英译本作了润色。郭宏安将“Dandy”译作“浪荡子”,笔者以为“Dandy”的主旨既然是优雅和原创的风格,同时这些没落贵族的传人追求的是唯美和完美的形象,尤其注重衣着和自身的修饰,固译为“风流人”应更为妥帖。“风流人”一词最初是用来称呼英国的贵族诗人拜伦和引领时装潮流的英国名流布鲁梅尔(Brumell 1778-1840)这样的时尚人的。)
  佩格丽亚说:“波德莱尔称风流作风为一种浪漫主义的‘自我崇拜’,起自于发挥‘个人原创性’的‘燃烧的渴望’。盛期浪漫主义政治崇尚平民主义和民主,而后期浪漫主义则倾向于反动了……后期浪漫主义是一种高傲的精英主义作风,令人想起奥斯卡·王尔德。波德莱尔厌恶新兴的大众文化,他认为后者与平庸是一回事。他也同样拒绝改良派和行善派。 ” “换言之,波德莱尔以各种形式谴责了卢梭主义。今天,卢梭主义已经全面胜利,以致艺术和先锋派与自由主义已成为同义语,表明了一个为人文主义的教师所强化的错误。” (《性的面具》,第428-429页)此外,波德莱尔的“风流人”还是一个阿波罗式的女性化美男子。风流人祈求的是“贵族式的心灵高贵”,以“出众”为(Distinction)最高目标,成了柏拉图的“美的理念”之化身。萨特说,波德莱尔把英国风流人阳刚的运动员气质转变成了“女性化的卖弄风骚”。(萨特:《波德莱尔》,第147页,转引自《性的面具》,第429页)
  本雅明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波德莱尔“热爱风流作风是不成功的。他并不拥有讨人喜欢的天赋,这种天赋是风流人驾驭表情之艺术的关键要素。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天生的特质注定会使人感到他的奇怪;他将这些特质转变成怪癖行为之后,便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之中,尤其是他本人也愈益与世隔绝”。(《现代生活的作家》,第125页)。由于波德莱尔没有特别的信仰,他便融各种人的形象于一身:既想做风流人,又热爱做一个漫无目标周游于人群之中的“漫游人”(Flaneur),同时却又沦落为黑社会的流氓(Apache),波希米亚人,乃至拾破烂者(Ragpicker)。同时代的科幻作家凡尔纳在波德莱尔死后的一则恶意讣告中称其为“笨拙的演员”(Cabotin)。1858年,波德莱尔最为崇尚的美国作家爱伦坡死于贫困潦倒之中,评论家,波德莱尔的朋友巴贝·德雷维利(Barbey d’Aurevilly)写了“波希米亚人之王爱伦坡”一文,文章同时也称波德莱尔为波希米亚人;这样的评语却深深刺伤了波德莱尔,因为处于社会底层而放浪形骸的波希米亚人正好是显示优雅高贵的风流人的反面。(参见赛格尔(J. Seigel)《波希米亚人的巴黎》,第113页)。所以如果波德莱尔地下有知,凡尔纳犀利的尖刻用语恐怕会使他无地自容。波德莱尔身上风流人和波希米亚人的两种人格张力恰好说明了他的唯美风格和放浪形骸的颓废派风格的奇怪纽合,同时也表明了他的诗歌既热衷古典艺术,又充满色情描写的矛盾冲动;既追求贵族的高雅,又钟爱人群的魅力;仿佛天使和魔鬼同时住入了他的心灵。
  本雅明说:“在各种五花八门的面具背后,作为诗人的波德莱尔保存了他的假面。他在其作品中既表现得小心谨慎,又在人格的联想上似乎与世宣战。这种假面即是他的诗歌的定律。他的韵律学像是一座大城市的地图,在这座城市中人们可以凭借房屋,大道和天井的蔽障而不显眼地走动。在这张地图上,词语清楚地表明了位置,就像阴谋反叛者在暴动前都给定了位置一样。波德莱尔用以阴谋反叛的是语言本身;他算计了语言的一步步效果。”(同上书,第126页)所以波德莱尔的诗歌已被世人公认为是一座“象征的森林”。
  可以说,19世纪的巴黎是一个世界上最懂得打扮自己的时髦女郎。美国作家爱德蒙·怀特说,巴黎人把大街都当作是舞台的前台,走在陌生人的大街上都始终注意自己的形象,必定是化妆入时,穿着摩登,而不像美国人把陌生人的大街当作舞台的后台,只有走进公司里见顾客时才注意自己的形象。难怪巴黎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时装之都。当年的拿破仑三世最喜欢出头露面,是一位公共关系的大师。同时,巴黎人作为一个集体的大写之人也最懂得生活的品味:巴黎人最懂得饮食男女和社交娱乐,他们人人都是美食家,品酒师,咖啡客。巴黎城里的咖啡馆星罗棋布。但是,第二帝国后期统治阶层的物欲横流和自高自大,同第三共和国末期的民族骄傲感一样,恐怕都触犯了希腊人所说的人神之间的界限,构成了希腊悲剧家所称的傲慢(Hubris)。首先,放纵情欲的牺牲者包括莫泊桑,波德莱尔,马奈,小仲马和郁勒·龚古尔,他们都在壮年死于梅毒。其次,法国启蒙哲学家所称的“博爱”,事实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感;越过界限之后,就成了无边无际的自高自大。不要忘了,普法战争开战时是法国人先头脑发热冲入德国,俾斯麦只不过是利用了法国人民族主义的狂热罢了。
  波德莱尔所处的革命时代难免令我联想到了托克维尔的《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一书。1844年后即陷入落魄状态的青年波德莱尔也曾闹着玩似的跻身于轰轰烈烈的法国1848年革命,但因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初尝了革命闹剧的滋味后,以后再无精力问津政治。然而时代的政治还是没有放过波德莱尔。托克维尔的《回忆录》一书大都是史实和对当时同代人的评点,偶尔也有托克维尔对法国政治制度和革命的看法和分析。比如描述路易·拿破仑时,托克维尔说:“他的眼神呆滞,目光幽暗无神,仿佛是一层深厚的玻璃洞孔,可以让光线穿过,但却不是透明的。他英勇无畏,迎难而上,但却不能坚持既定的计划。他是一个天生的美丽梦想家和冒险家,既同情社会主义的理论,又羡慕英国的制度。”又比如他说当时的巴黎人走上街头发动革命,仿佛是在演出一幕幕的历史戏剧,模仿1789年的第一次革命:“我们法兰西人,尤其是巴黎人,总是乐于将文学和戏剧表演同最严肃的示威混在一快。这种情况常常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我们的情感是虚假的,而事实上,这些情感不过是笨拙地表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模仿的性质十分明显,而事实的本源性反而隐藏了来……革命时期的人物依然在人们的心灵中栩栩如生,他们的言行依然呈现在他们的记忆之中。那天(1848年2月24日)我所见到的一切清楚地带有这类记忆的印记;从头到尾我都感觉到,我们仿佛是在演出一场法国大革命的戏剧,而不是在延续那场革命。”(《回忆录》,第53页)
   
  法国在1848年革命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男性公民普选权的国家,比英国和美国都至少早了几十年,可是1848年12月10日普选后以百分之七十五选票当选的第二共和国总统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拿破仑。为了限制总统权力,1848年二月革命后选出的国民大会制定了严格的民主宪法,规定总统一届四年不得连任,终于逼得路易·拿破仑以公民投票的名义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在以后的全民投票中又得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赞同票来修改宪法。结果法国重新又回到了专制统治。
  虽然《恶之花》中的许多诗篇在1843-1844年时期就写成了,但是波德莱尔(1821 -1867)的大部分创作年华都是在路易·拿破仑的统治时期度过的。路易·拿破仑1851年政变后确实执行了一系列严酷的控制言论集会的专制政策,而且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经审判就被流放或送进监狱。自视甚高而思想偏激的维克多·雨果就受到了流放的待遇。整个1850年代,败坏道德的言论受到严密的控制。福楼拜就因为1856年出版了《包法利夫人》的小说,而被控以败坏风尚,受到法庭审判;虽然最后胜诉而无罪释放。鉴于此,雨果在1860年拿破仑三世颁布大赦令后,宁远自我放逐而不愿回国。同样,左拉写了一系列小说嘲讽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拿破仑三世本人崇尚粗俗的物质享受,几乎每星期都在杜乐丽宫举行大型舞会,有过多个情人和私生子。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在穷困潦倒之中去世时,大多数的巴黎人还在城外度假,只有马奈等三十几位友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巴黎的忧郁》是在波德莱尔去世后两年(1869年)由其姐姐出版的,不管从当时的个人境遇和整个社会环境来看,波德莱尔的愤世疾俗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从下面这首题为“异乡人”的小品中我们可以体味到波德莱尔苦涩的嘲弄情调:
   
  你最爱谁,谜一样的人,你说?父亲,母亲,姐妹还是兄弟?
  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姐妹,没有兄弟。
  朋友呢?
  您用了一个词,我至今还不知道它的含义。
  祖国呢?
  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美呢?
  我倒是真心地爱它,它是女神,是不凋之花。
  金子呢?
  我恨它,一如您恨上帝。
  唉!那你爱谁,不寻常的异乡人?
  我爱云,过往的云,那边……那边……奇妙的云!
   
   
   2010年1月初稿
   8月改定于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寓所

原载:《文景》杂志2010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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