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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传》第三章:萨洛美和俄国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3-01-29  

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传》第三章:萨洛美和俄国

魏育青 译
 

  里尔克第一次在慕尼黑的逗留时断时续直止1897年10月初。他同大学的关系并不紧密,虽说在那里读了一点艺术史,尤其是意大利艺术史,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干自己的事,结识新朋友,从事仍然还带有暂时性的文学创作。在巴伐利亚首府的同龄作家中,他主要赢得了威廉·封·朔尔兹和雅各布·瓦塞尔曼的友谊。一种向艺术表达的全新时代、开放时代进军的激情将他和这两位作家联系在一起。他当时在一篇评论朔尔兹的诗集《高音》(1897)的文章中写道:“这里既具古老哥白林织花挂毯的富丽堂皇,又有容光焕发的丽日的脉脉柔情……一种崭新、成熟艺术的开端和晨曦。”他交替使用各种灼热的献词,他是少数几个出席朔尔兹婚礼的客人之一,他去朔尔兹的父亲、普鲁士前财长博登湖畔的漂亮庄园访友。但是不久,就舍他而去。在上文提到的中篇小说《埃瓦尔德·特拉基》中,他几乎像写自传一样详细地描绘了如何告别布拉格,如何从加布莉勒·库切拉·封·沃博尔斯基和玛尔维纳·封·里尔克婶婶(叔父雅罗斯拉的遗孀)处的夏日家人午餐的沉闷气氛中道逃出来,第一次定居慕尼黑时又如何忍受同样沉闷压抑的自由或者准确地说遗弃感。这部中篇的手法虽非炉火纯青,但它将家人交往时令人窒息的怪诞(这预示了后来《马尔特》一书中的某些家庭场景)摹绘得维妙维肖。名不见经传的缨斯幼徒暂时还过着艰难的三房客生活,他维护自己的孤独感,同时又在文学家茶座里将它公之于众——这一情形也描写得非常逼真。作者以威廉·封·克朗兹和塔尔曼这两个人物来表现他的两位朋友,其中对舒尔兹还运用了讽刺手法——这预示着后来里尔克和舒尔兹的友情急速降温。
  在这个时期,里尔克一直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他痛感自己发展迟缓,于是试图通过广采博收、通过勤奋和克己弥补不足。在这几个月里,他读了他青年时代继李利恩克龙之后最有意义的作品,发现了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都对他影响最深、在他内心起了划时代作用的作家延斯·彼得·雅科布森。他在上文述及的那封1924年致蓬斯的信中再次斩钉截铁地断定,这位丹麦作家使他心潮久久不得平静:

  至于说到J.P.雅科布森,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在他身上经历了不可名状的东西,以致不杜撰,不悬拟我就无法说明他在最初那几年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直到巴黎时期,他都是我精神上的旅伴和情感上的现实。他离开”了人世,我有时觉得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空白。然而正是这种罕见的、希望结识他的迫切愿望,早早地在我胸中孕育出对这位死者开诚相见的态度。以后正是在雅各布森的故乡,还有在瑞典,我的这种态度极其奇怪地有增无减。

  那么,这位作家对青年里尔克的影响究竟有哪些“不可名状的东西”呢?是像某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雅各布森的那种迷住了里尔克的“独特之死的伦理”,抑或像另一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处理童年和少女时光这类题材的特殊方式?是“倒下”这一主题,还是一般而言的那种奇异的北国情调,“宁静生活”的文化——这在梅特林克那里就有,在此不过是被上了一领丹麦语和细腻叙事文体的外袍罢了——,要不只是可以向他学习的某些艺术手法?我们只能这样回答:这一切都是,而且比这一切的总和要多。任何一位曾经成为里尔克的注目对象和学习榜样的艺术家,都不是仅仅以若干长处或题材吸引他的。赢得他青睐的艺术大师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与他的第二故乡不相上下的意义:他们在一种特别强烈的可感性中体现着人类事物的,甚至全部存在的总体。正加他自己的创作对现实的关系始终只是经由感觉“完成”整体、“生死统一体”(这是最终公式)一样,他对一位艺术大师的赞赏始终意味着与他的全部“天性”严相吻合。因此,在暴风骤雨般的雅科布森热过去了几十年之后,他还在1924年2月16日致苏黎士文学史学者阿尔弗雷德·舍尔的信中直认不讳:

  仅仅雅科布森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我生活的整整一个阶段:他确实是“年度君主”。我天地之年的君主。

  里尔克在那封致蓬斯的信里最后谈到那些创造了奇迹的作品是如何到他手中的:

  再说,是雅各布·瓦塞尔曼第一个,几乎是严厉地嘱咐我去读这些书(以及屠格涅夫的作品)。他那时已经懂得如何评价和从事艺术劳动和艺术收获,见。到我在诗歌创作方面还是那种样子,便不耐烦起来。一天在慕尼黑。他把这些作品塞到我手里,好像下达一项任务。在此前不久他就将这些作品奉为圭臬了。我竟然不能找到这些如此易得的书籍,这使我想起我在阅读方面真是笨拙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倘若离开了塞纳河沿岸那些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无数古今图书的图书馆,我也许什么也不曾找到过!

  接着他匆匆地回忆了那时自己和德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我早年住在慕尼黑时,除此之外未接触过任何特别的读物。比如,我当时弄不到,或者不知道有《艺术之页》,因此我对霍夫曼斯塔尔所知甚少。我能够读到的少数几本东西的魅力当然无法与其相提并论。斯特凡·盖奥尔格的《心灵之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颇为重要,然而只是在累普济乌斯的小组中听诗人朗诵了他高屋建瓴的诗句后,我才觉得这部作品征服了我。

  他还列举了一串知名度不太高的作家,提到“威廉·封·朔尔兹一度同时作了努力”,又说起当时大有希望的青年人埃马努埃尔·封·博德曼……最后他不得不强制自己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谈起了他的一段重要经历——在他看来,这段经历比除了雅科布森之外的任何“影响”,任何接触到的文学都显著地促进了他自身的发展成长:

  然而这时,通过一个与我过从甚密、将俄国和自己的天性融为一炉的人,俄国在我踏上它的躯体前两年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诚如怎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向着根本特性的转折准备就绪了。

  这位“与我过从甚密”、生于圣·彼得堡、似乎超前带来了俄罗斯生活情调、以后与诗人结伴两度踏上俄罗斯大地的人是一位妇女:鲁·安德烈亚斯·萨洛美。她的名字代表了里尔克命运之链上的关键环节,是里尔克人生旅途中决定性的转捩点。她的名宇不仅标志着当时二十一岁的里尔克第一次真正充实的恋爱经历,而且标志着里尔克的幸福——这位女性和他心有灵犀一点通,非常理解他,同时又胜他一筹,处处引导他;他也在这位恋人的身上窥见了一个多年苦寻不得的母亲形象——,更主要的是,她的名字标志了如双星交辉的两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友谊这一伟大主题,标志着堪称无穷无尽的源泉的相互信赖关系,直到诗人辞别尘世,这种关系方才告终。
  鲁·萨洛美出生于1861年2月12日,父亲是俄国将军,法国胡格诺教徒之后,母亲是德国人。萨洛美和里尔克相遇时三十六岁。1887年她和一位先在柏林,1903年移居哥廷根的西亚语言教授弗里德里希·卡尔·安德烈亚斯(1846—1930)结成伉俪。1937年2月5日,她与世长辞。在认识青年里尔克之前,她与另一位天才人物弗里德里希·尼采相交甚厚,但当尼采向她求爱时,她拒绝了。这使尼采陷入了痛苦之中。后来,她对精神病学、尤其是精神分析法问题的狂热又使她和西格蒙德·弗洛依德交上了朋友,弗氏的学说越来越成为她兴趣的焦点。萨洛美与里尔克的友谊始于1897年5月中旬。4月底她从柏林附近的施马尔根多夫寓所来到慕尼黑,打算在此盘桓一段时间。里尔克恭恭敬敬地请求这位“著名女作家”、尼采评传和当时脍炙人口的小说《露特》的作者与他会面。他这几个星期里写给萨洛美的头几封信中就充满了介于尊敬和狂热追求之间的语气。6月6日至8日的信中,他对萨洛美的称呼由亲切的“您”变成了炽热的“你”:

  我要通过你看世界,因为这样我看到的就不是世界,而永远只是你,你,你!……
  只要见到你的身影,我就愿向你祈祷。只要听到你说话,我就对你深信不疑。只要盼望你,我就愿为你受苦。只要追求你,我就想跪在你面前。

  里尔克在这里以不加掩饰的宗教方式对这位慈母般的妇女“顶礼膜拜”。爱恋崇拜的欲火越烧越旺,燃成了神秘主义的烈焰;语言则取法神秘主义修辞学的古老模式。以下这首摘自《时辰的书》的名诗就是适例。据萨洛美后来回忆说,这首表面上是献于“上帝”的诗是里尔克1897年夏天写给她的:

遮起我的双眸,我也能看到你,
捂住我的两耳,我也能听见你,
没腿我也能到你那里,
没有嘴我也能呼唤你。
折断我的臂我也能用我的心,
代替双手拥抱你的身子。
按住我的心脏,我的头脑也会扑腾,
要是你使烈焰蔓延我的头脑,
我就会用自己的鲜血托起你奔流翻滚。

  6月14日,里尔克、萨洛美及其女友弗丽达·封·比洛一起动身去伊萨尔河谷里一派田园风光的沃尔夫拉茨豪森度夏,时而还和建筑师恩德尔及其友人聚会。九月初里尔克返回慕尼黑,萨洛美则去哈莱恩访友。10月1日萨洛美回到柏林,里尔克也从巴伐利亚首府移居普鲁士首府,在威尔默斯多夫区找了一间寓所,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七月。在柏林,他去大学听哲学家格奥尔格·西默尔、历史学家库尔特·布赖西希讲课,攻读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但他大部分时光并非在大学课堂里,而是在博物馆、展览会和剧院度过的。1897年11月14日,他在赖因霍尔德和扎比内·累普济乌斯家中遇见了盖奥尔格,尽管他写信给这位前辈作家“恳求获得优先权加人《艺术之页》从其成员中遴选出来的核心读者圈”,尽管不久后在1898年4月他与盖奥尔格在佛罗伦萨再度相会,两人的关系始终未能再进一步。
  有一段时间,和萨洛美的交往是压倒一切的人际关系;整整三度春秋,和萨洛美的友谊这个天体左右着他生活的轨道。1898年4月,里尔克在加尔达湖畔的阿尔科城探望母亲后,动身去佛罗伦萨实地深入考察意大利艺术,他在那里以游记的形式为这位意气相投的妇女撰写日记。据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她观赏风光景致和艺术作品,就自己所作的一切沉思冥想,酝酿格言的。人们发现,他的语言渐臻精确有序,他的想象力开始集中在以下这些重要题材上:艺术家气质、母性、死亡、历史,他称之为“上帝”的东西,以及生与死的平衡,生与死“和谐的整体”。但是,他深感要在内心方面赶上遥遥领先的女友,要稍稍缩小和女友之间的差距,这一切进步、这一切努力只是杯水车薪。1898年5月,里尔克在利古里亚海滨的维亚雷焦继续撰写《佛罗伦萨日记》,只到七月初他告别意大利,取道布拉格和柏林来到索波特“这较为清凉的海边”后才杀青。将近搁笔时作者又像开篇时一样直接与萨洛美对话,将他认为是“成功”的这部新著像供品一样奉献给她:

  你的心弦数不胜数;无论我走得多远,你总是在我前面。我所奋斗的对你来说早已成功,因此,我在你面前有时是那么的渺小;不过,我新的成功也属于你,我可以将它赠送给你。我漫游意大利,长途跋涉,终于攀登上了以这本书为标志的巅峰。你在寥寥几小时内就飞上了山顶,在我上来之前就站在明亮无比的峰尖边了。我爬上了山顶,但还被云雾匝绕着,你却君临其上,在永恒的光辉中等待着……。

  1898年7月31日里尔克离开威尔默斯多夫区的住所,移居施马尔根多夫的幽林别墅,与安德烈亚斯夫妇是近邻。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00年10月初。从萨洛美的回忆中她与里尔克为邻生活的情形和方式可略见一斑:

  勒内在柏林一片森林边上的施马尔根多失和我们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从那片森林几分钟就可到达保尔斯博尔恩,一路上驯服的狍子嗅着我们的大衣口袋,我们就这样光着脚板溜达——是我丈夫教我们的。

  这年里尔克为女友吟成整整一集情诗,但却始终没有发表这部本来应该题为《祝贺你》的诗集。此外,他还完成了《祝贺我》这部集子的十之八九,里尔克几度认为这是他第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品。1899年他请沃尔普斯韦德的画家海因里希·福格勒装帧,首次用德语化了的名字“赖讷”发表了这部诗集。《洁白的女伯爵》也是这个时期所作,这一在维亚雷焦就已构思的悲剧场面催人泪下,它热情如沸,同时又细腻入微,不无夸张地表现了爱与死的主题:豪华的别墅,临海的阳台。16世纪,一位女子十一年婚姻不成,为了等待情人,她俭省度日,但在关键时刻,黑色死神喷出的致命毒雾使一切化为泡影。这部新诗集分为若干部分,分别画龙点睛地冠以下列标题:“天使之歌”、“少女倩姿”、“少女之歌”、“少女向玛丽亚祈祷”,或者以这类题头诗开篇:“身居波澜起伏之中,这就是向往,”“我们的梦是大理石神首柱。”永不知足地渴念和追求阴柔的、经常是天真之极的情感,永不知足地磨砺现在已是炉火纯青的押韵能力,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在一系列诗歌中接二连三地表现出来。这些诗歌有不少已经尽人皆知,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它们不是在描绘狭隘感情的败花残汁,而常常是多情伤感地为某一重大题材打下初稿。比如,其中有一首六行诗预示了里尔克后期的主题:“关联”,一种富有情感的内心世界神奇的孤独:

谁能告诉我,
我的生活去往何处?
我是在风暴中邀游。
是池塘里的水波,
还是那苍白、如灰
在春寒中战栗的桦树?

  十六年后,1914年6月里尔克作的《林中池塘更柔和、更内向》一诗依然是这个主题,当然表达方式更加严谨、更加郑重、更加客观了:

哦,难道我胸中片片小林?
没有风拂,没有宁静,那
屏气息声、春天般的宁静?

图像、符号,被忽忽地拾起,
你们在我心里是否感到后悔?

哦,我对世界来说无本质可言,
倘若外面没有远道而来的现象,
死如在未定之见之中,
在我体内欣喜若狂。

  酝酿已久的、在1898年夏的信中就已提起的首次俄国之行终于在1899年春成为现实。4月15日,里尔克和萨洛美夫妇三人结伴从柏林出发,4月27日即东正教历的濯足节抵达莫斯科,第二天晚上就受到七十一岁高龄的伟人列夫·托尔斯泰的接见。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复活节之夜,这件事以其强大的魅力给诗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五年后他从罗马写信给萨洛美道:

  我有生以来只经历过一次复活节,那是一个漫长、别有风味、不同寻常和令人振奋的夜晚,许多人济济一堂,伊凡·维里奇在黑暗之中敲打我,一下又一下。这就是我的复活节,我想人生有此一次亦就够了。在那个莫斯科之夜,我惊异地感受到了那种音讯,它进入了我的血液,我的心灵……。

  里尔克结识了俄国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和画坛巨挚埃里亚·列宾。5月4日至6月17日他住在彼得堡萨洛美的亲戚家里,在“赏画观人”中度过不平静和难忘的几星期。接着,他又回莫斯科盘桓了三天,然后取道但泽和索波特回国,7月1日回到柏林。
  初次俄国之行虽然热烈紧凑,但只是走马观花,需要从理论上努力深化和拓展。里尔克和萨洛美决定进行系统的研究,为再游俄国作充分准备。他们在共同的女友弗丽达·封·比洛的避暑地迈宁根的“海狸山”住了六个星期。在这期间,他俩以极大的热情埋首科学研究,以致女主人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她在9月20日的信中抱怨说:“在朝夕相处的六周内我从萨洛美和赖讷那里几乎一无所得。他俩(还有萨洛美的丈夫)在今年春天到俄国旅行多日后,一心一意地研究俄国的东西,整天价孜孜不倦地学习俄国的语言、文学、艺术史、世界史、文化史,好像在准备应付一场可怕的考试。等到吃饭时我们坐在一起,他俩已经筋疲力尽,再也无力兴致勃勃地交谈了。”
  1900年5月7日,第二次俄国之行开始了。这次只有里尔克和萨洛美两个人,但内容比上次丰富,他们还计划漫游俄国南方。他们依然从柏林出发,5月9日到31日住在莫斯科,接着去图拉,准备到托尔斯泰伯爵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重访这位伟人。里尔克在致一位住在莫斯科的女作家索菲亚·尼古拉耶芙娜·席尔的信中生动地描绘了他俩那几天里探险般兴高采烈的心情和对这位俄国文豪的本质力量的敬畏:

  我们返回杨斯基,在那儿租了辆车,马不停蹄地赶到一座小山脚下。山上,亚斯纳亚的破茅屋挤成了一个小村庄,但相互之间毫无联系,就像一群牲畜可怜巴巴地各自闲站在荒芜的牧场上。一大片灰色宛如茂密的千年苔衣覆盖着大地、屋顶和墙垣,三五成群的女人和孩子又给这层灰纱染上了太阳般鲜红的斑点。接着,一条几乎难以辨认的街道沿着冷落的空场蜿蜒而下,犹如一条灰带缓缓地飘向绿树成荫的山谷。山谷左首两座蓊然树冠掩映下的小圆塔标志着一个古老废园的入口。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陋屋就医藏其中。我们在这座大门前下了车,像朝圣者一样轻轻地沿着幽静的林间小径而上。那陋屋越来越白,越来越大。一个个人接过我们的名片入内通报。过了一会儿,我们隔着门看见昏暗的前厅里伯爵的身影。大儿子打开玻璃门,我们跨进走廊,站在伯爵面前。在这位耄耋老人面前,你即使不愿受制于他父亲般的威势,也总感到自己像儿子一样。他比上次显得瘦小、伛偻、苍白,但是他的双眸却不受衰老躯体的影响,炯炯有神地端详着来客,在不知不觉中赐予来客不可言传的福祉……

  接着,三人一起在园中散步:“我们顺着杂草丛生的长长小径慢悠悠地走着,谈笑风生,像从前一样,伯爵使谈话充满暖意和动势。他说俄语,只要风声没有盖住他的话语,我听得懂每个音节。他左手按在羊毛衫下的皮带上,右手拿着拐杖,却不是很吃力地拄着它。他不时地弯下腰去,好像要将花连同周围的芬芳一起抓住,就以这姿势拔去地上的野草。他握起空拳,从中吮吸花的馨香,然后一边说着话、一边漫不经心地将虚空的花放回浩浩荡荡的春潮中去,少了这点馨香,无损春之勃勃生气。我们无所不谈。然而每句话都不是经过所谈的事物,经过它们的表相远去,而是透过内幕抵达它们的背后。每句话的深刻价值并非它在光亮中的色彩,而是这种感觉:每句话都来自我们大家寝馈其中的内幕与隐密。一旦交谈中出现了不和谐和音调,大家就注目于深刻的一致性这个光明的背景……有时,伯爵的形象在吹拂的和风中高大起来,长髯抖动着,然而他严肃的、镌刻着孤独感的脸庞还是那么平静,在风暴中依然故我……。”
  里尔克和萨洛美从图拉来到神圣的基辅,逗留了整整十四天,这里的艺术和历史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人民的虔诚深深地打动了他,以致他自己也手举蜡烛加入了宗教游行的队伍。随后,他们坐船滑第聂伯河去克烈缅楚格,折向东北,经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到沃罗涅什,又往东去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6月25日到7月2日早晨,他俩从水路溯流而上经辛比尔斯克、喀山、下诺夫戈罗德,抵达雅罗斯拉夫,在附近一个村庄的农夫家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天。7月6日他俩又回到莫斯科,在那里住到18日。这次俄国之行的最后一个高潮是在伏尔加河上游的尼索伏卡拜访了农民诗人施皮里顿·捷罗兴(1848—1930)——里尔克曾翻译出版过他的诗歌——和他的地主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里尔克在给索菲亚·席尔的信中说:“在这几天里我们大踏步地接近了俄国的心脏,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侧耳谛听它的跳动,感到这对我们的生活来说也是正确的节奏。”七月底他俩又来到彼得堡,随后分手了三个星期:萨洛美去芬兰探亲,里尔克则留在该城,在图书馆工作,和艺术家、知识分子交往接触。尽管如此,和女友的短暂离别使他坐卧不宁,于是他写信请她尽早回来。8月22日,两人一起登上了回柏林的列车。
  这些年里,里尔克如饥似渴地汲取所有俄罗斯的营养,非凡的文学和平平的绘画,翻译了不少作家的作品,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后还有莱蒙托夫。他自己还用俄语写了一系列诗歌,1902年又试着将《伊戈尔远征记》这首古老的英雄史诗译成德语。他在1903年8月15日致萨洛美的信中称:“我赖以生活的那些伟大和神秘的保证之一就是:俄国是我的故乡。”被里尔克视为故乡的不仅仅是俄国,在1926年5月17日写给“一位年轻女友”的信中他列举了:

  ……若干国家。由于我自己的命运一再表示宽容和忍耐,我不仅可作为旅游者在这些国家逗留,而且还能真正地居住在那里,与那里的现状和过去溶为一体。

  然而就是在这封写于逝世前几个月的信中他又承认。“俄国(您在我的书,比如说《时辰的书》中可以看到俄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体验和接受的基础,就像1902年后的巴黎——巴黎还是不能和俄国比肩——成了我创作愿望的基础一样。”
  里尔克视为故乡的既非布拉格,也不是慕尼黑或柏林。在他看来,故乡意味着一种特别“亲近”或“紧密”的开放性中的人道现状总和。故乡是一种以启示的形象出现的,始终处于被感情奉为神圣的状态之中的存在整体。存在的环境气氛可以变换,可以是巴黎、托莱多、瑞典或意大利。但是俄国却不同,它是无定形的基元,是“上帝”、“人民”和“自然”之间兄弟般的强大组合,是存在的“创造”性质——1900年7月31日青年诗人在彼得堡记事中这样描写了这种性质:

  在伏尔加河上,在这平静地翻滚着的大海上,有白昼,有黑夜,许多白昼,许多黑夜。这浩荡宽阔的大川,一边岸上耸立着高入云霄的森林,另一边岸上平躺着荒原,在这片深凹的荒原中连通都大邑也不过像茅屋和帐篷一样。原有的一切度量单位都必须重新制定。我现在知道了:土地广大,水域宽阔,尤其是苍穹更大。我迄今所见只不过是土地、河流和世界的图像罢了。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则是这一切本身。我觉得我好像目击了创造;寥寥数语表达了一切存在,圣父尺度的万物……

  里尔克在此获得的这一坚定信念终生不渝,即使在他的另一个、好像和俄国截然相反的第二故乡巴黎,他依然恪守这一信念。后来,罗丹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在他的意识中占据了显著地位,他认为存在的化身,世界最终的本质精髓不再是“上帝”,而是“物”;即使在这一时期,他也不曾放弃作为他人之根本的俄国神话,而是努力将它和巴黎神话统一起来。比如,他在上文已提及的那封1903年8月15日致萨洛美的信中写道:

  哥特体的物,虽然从时间上看离我们近得多,和自然中的物一样恢宏,一样偏远,一样不可名状,一样孤独而自立,一样无根无源。这些物以及出于罗丹之手的东西将我们引向最为遥远的艺术物,引向古希腊之前。罗丹雕刻的毫无顾忌正是以后者的本质为基点的,一种物性,像铅一般沉重,山一般坚硬。各种亲缘相互叠合——这谁也不曾感觉到过——,各种关系彼此衔连,组成一股贯穿各个时代的洪流。可以从人类历史中预感无穷无尽,代代更替的物的历史,预感这种较为缓慢,较为平静,较为深刻,较为紧密,较为坚定不移的发展的结构。萨洛美,俄罗斯人也许有朝一日会适应这种物的历史。俄罗斯人像创作家罗丹一样,是成长者和忍受者,是物的后裔,和物有亲缘关系,有血缘关系。这样,俄罗斯人性格中的等待观望(那些自以为了不起、为琐碎小事而忙忙碌碌的德国人称此为惰性)就得到了一种全新和可靠的解释:也许俄国人生来就听任人类历史向前流逝,目的是以后以自己心灵的歌唱加入物的和声。俄国人要做的就是等候、坚持,宛如一位尚未得到允许入座乐队席信号的小提琴手,就这么小心翼翼地捧着乐器,以防不测……

  1922年2月,《杜伊诺哀歌》大功告成,全部《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也粲然问世。直到这一辉煌的收获季节,俄国神话仍然陪伴着诗人。这种形影相随的现象并不局限于诗人一生中的某一阶段。在创作《时辰的书》的初始阶段就给里尔克带来累累文学硕果的东西,现在又再度出现在清新、大胆的大师语言中,出现在“歌唱”和“聆听”的神秘联系中:

你说,我主,我向你、教会
世人聆听的你,奉献什么?
我的回忆,我想起在俄罗斯的
一个春日,一个春夜——,一匹马……

一匹白马独自跑出村来,
要在草原上独自过夜,
它前腿上拖着一根木桩,
想要扬蹄飞奔,却受到粗暴的阻碍。

于是白马以傲慢任性的节拍
甩动着脖子上的长鬣。
骏马的热血在汹涌澎湃!

它感觉到了无边的辽阔,毫无疑问!
它歌唱,它聆听——,你同一主题传说的圆环
在它体内合拢。
它的图像,这就是我的奉献。

  这是俄尔甫斯组诗第一部分中的第二十首十四行诗。1922年2月11日,里尔克兴高采烈地写信给萨洛美,告诉她哀歌已经杀青,也提到了以上这首诗的诞生:

  你想想,又一首,在另一层关系上,在这前不久(在共有二十五首的《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中,是心潮翻腾时突然写成的,作为韦拉·克诺普的墓碑)我写了,不,作了这马,你知道,那匹自由、幸福的白马,我们一天晚上曾在伏尔加河畔的草原上见到这匹白马腿上拖着一根木桩向我们飞奔而来。我是怎样作了这马,“超前证实”了俄尔甫斯哦!——时间是什么?——何时是现在?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向我飞奔,带着无上的快乐,奔向辽阔坦荡的情感。

  俄罗斯经历的价值陪伴了诗人一生,与此相应,他与当年同游俄国的女友的情谊几乎从未停顿过。只有一次例外:1901年初,里尔克准备完全加入沃尔普斯韦德的新朋友圈子,这时他和萨洛美的友谊产生了某种危机,两人的通信史也裂开了几乎两年半之久的缺口。这位女友不再是以前的情人了,她向他发出了“最后的呼喊”,滔滔不绝地对他过度敏感的本性的危险性作了如果不是令人难堪的,那也至少是杂乱无章的思辨,认为他的本性正受到心灵疾患的威胁,最后她祝他向未来进发时一路顺风:

  我现在心明如镜并向你呼喊:沿着这条路走向你那冥冥之中的上帝吧!他能做到我再也不能为你做到的一切……(19O1年2月21日)

  他俩分道扬镳了,临别时“发誓”不再通信,“除非确有必要”。然而在里尔克到巴黎后不久,两人又和好如初了。以后有些时候,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人像萨洛美一样和诗人亲密无间,唯独她才有权向诗人的孤独感发出人性的呼喊。

  我时常对自己说,只有通过你我才能接触人性,在你身上,人性向我转过脸来,感觉到我的存在,朝着我呼吸;一旦离开你,我就背朝人性远去,再也无力使人性认识我了。
  这段话引自里尔克1913年三王来朝节寄自龙达的信。而萨洛美在这段时期的许多来信中有一次落落大方地以下列措辞回报他的情谊:“我亲爱、亲爱的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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