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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传》第二章:伟大天才平凡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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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3-01-27  

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传》第二章:伟大天才平凡的起步

魏育青



  里尔克来到了慕尼黑,作为文学家,这时的他已经不是人们所说的一张白纸了。正相反,他很早,无疑是过早就开始出版试笔习作,主要是诗歌,也有散文小品、短篇小说和剧本。二十上下的里尔克的尚嫌稚嫩的作品几乎淹没了在文学方面闭塞落后的布拉格。每个读者只要将里尔克生活的轨迹追溯到1899年这位艺术家启碇之初,都会惊讶地发现,《杜依诺哀歌》这类杰作竟是由如此平庸的起步之作发展而来的。要从小勒内的语言和文风中找出这位未来大师令人信服的征兆,真是谈何容易。几百首无咎无誉的诗歌仅仅表明他作诗时随意道来、滔滔不绝地抒情,把芸芸众生的寻常情感注入空洞的套式之中,丝毫没有超逾当时一般诗作的水平。那种左右读者趣味数十年、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海涅腔尚未绝迹,跟在古斯塔夫·法尔克、马了·格赖夫和威廉·阿伦特的资产阶级沙龙作品后面亦步亦趋的人依然决定着主题和文体的规范,里尔克暂时还无力冲破这一规范的束缚。当霍夫曼斯塔尔已奉献出《提香之死》、《呆子与死》这类作品并准备写作《小小的世界舞台》时,比他仅仅小一岁的里尔克仍然沉湎在浪漫主义惊险叙事诗的观念中,吟唱着这种诗句:

白昼尚未给山丘披上霞光,
武尔夫斯莫尔的峡谷里已活跃起来:
今天,埃里希伯爵
要与夫人尤塔和解。


  1895年发表在《德意志文坛》上的《重归于好》一诗就是这样开头的。头盔辉映着“蔚蓝的天空”,牡马用蹄刨着大地,一顶“金色的轿子”抬了过来,“伯伯”与“爱情的洪波”押韵……最后,整个悲剧故事以强作滑稽的高潮进入灾难性的尾声:

一阵不可名状的恐惧攫住了他。
他叫着——徒劳地叫着!他的双眸
这会儿喷射着怒火。猛地他拉回牡马,
那里躺着尤塔——死去的伯爵夫人。

柔嫩的躯体上插着自己的匕首。
被血污气味惊扰的牡马跃起、奔腾。
在他撒手人寰的妻子身旁
躺着埃里希,伴着破碎的睡梦。

  和在资产阶级豪门的书香气氛中长大成人的霍夫曼斯塔尔迥然不同,年轻的里尔克全然没有受过这种趣味和文化的基本教育;和盖奥尔格迥然不同,里尔克也未有机会和艺术大师交往、受其熏陶从而及早地发挥自己最大的可能性。由于儿时受到的教育有限,他终生觉得自己是个自学者,成年之后他还一度打算进行系统的学习以弥补先前的不足。直到晚年,他在趣味方面仍感到无甚把握。另外,故乡的文学生活之贫乏,也妨碍了他的发展成长。出身布拉格的文学史专家彼得·德迈兹称这座城市九十年代的局面为“闭塞而落后”,这种氛围虽然使里尔克有机会在乳臭未干时就初露头角,但同时也阻碍了他才华的飞速发展。一种雄心勃勃的同道之谊将他与昙花一现的当地名流——这些名流如今早已被人忘却——联系起来,他希望他们承认他的艺术成就,果然如愿以偿。这几年的书信表明,他当时极其注重文学市场的现状和最新事物的刺激,竭力拉关系,以发表作品为荣,广泛接触了评论界的名利心和敏感性,特别是还经历了剧院及其成员引起的小小轰动。这一阶段的里尔克真是矻矻终日,勤奋工作,他以后这样解释道:他得让和自己不和的家人看看他的成功。然而,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研究一下那些主要是由德迈兹的著作发现的原始资料,就会得出与里尔克本人的解释不尽一致的结论。这位诗人后来一贯对文学生活中的一切浅薄现象避而远之,将自己的孤独奉若神明,通过自己艺术实践中坚定不移的直线性和严格性而赢得神话般的荣誉;可在二十岁时,他举手投足宛如一个万事通的文人。
  他马马虎虎地写诗作文,向无数的报刊杂志(主要是报纸)投稿;他向过路的作家们作自我介绍,推荐自己的作品,甚至还不止于此;他在这位权威面前抬出另一位权威;他懂得如何像一个老手一样同出版商和编选者讨价还价。这样一来,他就以令人注目的方式表明自己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长于经商者。他是“同心会”和“造型艺术家协会”这两个德国艺术家俱乐部的热心常客,同时他又计划创立一个激进的新组织“现代幻想艺术家联盟”(“内部名称”是“现代反发辫文学者”)取而代之。他在致拉斯卡·封·厄斯苔伦——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位青年女作家捧为男爵公主,喋喋不休地向她表示敬意——的信中谈到了这个计划:

我对抑郁的日常俗事甚感厌倦,
我致力于将古老的布拉格
改建成一座艺术家的城市,
……
只有同心同德的艺术家
专情当今的心灵,
自我创造的现代派,
坦荡地注目太阳,
架设向往的蓝桥
通向每颗璀灿的星星。


  这封写于1896年5月16日的信结尾的几句话颇能反映里尔克的性格特征:“随信送上我免费赠予大众的《菊苣》。如果最尊敬的男爵公主您感兴趣的话,我下一次将把我甚受读者欢迎的《祭神》一书(克拉尔博士在昨天的《艺报》上对此作了评论)奉上!” 这里既有不加批判的创始者态度,著作甚丰的起步者天真的自我意识,也有追求社会影响的狂热。《菊苣》是作者自己印行的一种类似期刊的出版物,每年定期出版一到两次,由慈善家资助,无偿地供“大众”、医院和手工业者协会等阅读。但是,《菊苣》在1896年10月19日出了第三期后就停刊了。其他的方案有《青年德意志与青年阿尔萨斯》杂志的奥地利版,里尔克向他斯特拉斯堡的出版商戈特弗里德·路德维希·卡腾梯特保证这本杂志将赢得“好大一批”奥地利订户。另外,他还计划创建一个所谓知己剧院,即“向那些由于任何原因遭到排斥的剧作畅开大门”的剧院。这一自由舞台将主要对谁有利呢?从里尔克给那位最尊敬的男爵公主的信中可略见一斑:

  我打算首先上演荷兰人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戏。维也纳的赫尔曼·巴尔到处(也在他出色的周刊《时代》上)撰文大谈特谈梅特林克,毫无疑问,您一定对他的创作特点有所了解。梅特林克写的戏中,只有心灵才能体验、经历些什么。在他的戏里,最有力的语言是沉默,悲剧性的结局是“呼喊着的宁静”。

  这两个计划一个也没有实现。
  勒内·里尔克对剧院的热情诱使他自己也到戏剧的领域中一试身手。他努力的结晶起先显示出自然主义的风格(1896年的《现在和我们归天之时》、《春霜》),以后便逐渐以象征主义为样板了(189年的《山区空气》、1898年的《没有现今》和《好妈妈》)。对这位年轻作家来说,贫困剧和灵魂剧一样有吸引力,他迷恋前者,几乎同时又陶醉于后者。那封颂扬梅特林克的信也赞美鲁道夫·克里斯托夫·耶尼,对他将于“今晚”(1896年5月6日)在布拉格首演的“优秀的三幕大众剧《铤而走险》”深表敬佩。这位长里尔克十七岁,被他尊称为“亲爱的朋友和大师”的耶尼是他的布拉格挚友之一。耶尼生于塞克什白堡,幼年迁居蒂罗尔,军官、演员、作家,走马灯似地换了几个职业后又来到布拉格攻读哲学。他的剧作与时尚的典型流派针锋相对,在奥地利一些舞台上,包括维也纳赖蒙德剧院,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成功。这出戏讲的是一家穷房客和不顾廉耻的阔房东之间的矛盾。里尔克看后深受影响,他在自己的剧本《现在和我们归天之时》里打算毫发不爽地表达同一题材。但是他未能体现出耶尼那种有力的、带方言色彩的大众剧格调,相形之下,他的对话显得苍白,“文绉绉的”。用布拉格手法再现柏林自然主义风格的努力成效甚微。1896年8月6日,这部题材狭隘低下、充满哀伤之情的独幕剧在布拉格的德意志大众剧院义演。这次首演正值溽暑,人迹稀少,“布拉格可以说空荡荡的”,他在这天即8月6日中午致耶尼的信中这样写道。虽然作者自己认为“相当成功”,但这出戏终于没有再演。差不多过了一年,1897年7月20日,里尔克第二部剧作《春霜》被搬上了德意志大众剧院的舞台。这次是由一家柏林剧团上演的,演员中有一位名叫马克斯·赖因哈德的小伙子。
  即使在这段“早期”,里尔克创作的重镇已经是诗歌了。1894年,《生活与诗歌》出版了。他的这一处女诗集是献给捷克作家尤里乌斯·蔡耶尔的侄女瓦蕾丽·封·大卫罗费尔德的,表达了诗人对这位美丽、热情、酷侈艺术的姑娘的爱慕之情。勒内是在 1893年1月认识这位长他一岁的女友的,对她的一片痴情一直延续到1895年夏天。他在1894年12月4日过十九岁生日时写信给她说:“我觉得,我迄今的全部生活是通向你的一条道路,宛如一次漫长、幽暗的旅行,抵达终点后我将得到报答:追求你并在不久的将来全部占有你。”这位“瓦蕾丽”是青年里尔克第一次真正爱恋的对象,不过,也只是他“早期”生活中的一个人物而已。相对来说,这场恋爱的心灵内蕴对他在精神和艺术上的发展并非十分重要,因为他“真正的”,在情感和创作上臻于成熟的生活史尚未揭开,他的心灵尚未成熟到能与一位划时代的女性相爱的地步。瓦蕾丽肯定比她的诗人更痛苦地感受到了“命运”,但是从她留下的一些忧郁的记载中还是找不出什么东西可证明这场恋爱确是“悲剧”。
  《生活与诗歌》靠了瓦蕾丽的资助才得以印行。这部诗集主要从各个角度表达了“我亲爱的夺走了我的心”这一主题,内容并未超出资产阶级小桥流水和中学生一时的审美活动之外。1895年底,《祭神》问世,除了新浪漫主义的感情奔泻、自然主义的哀歌悲曲和以三十年战争为题的叙事诗(《卡洛风格的炭笔速写》)外,它主要还收入了描绘古老布拉格的街道、建筑、教堂和桥梁的诗歌,抒情的市井画、印象主义的气氛图以及对波希米亚故乡和人民的敬仰:

波希米亚人民的旋律
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

  这些作品歌颂了传说和历史中的人物,比如,鲁道夫皇帝、扬·胡斯、智者拉比勒夫;赞扬了捷克的作家,如著名剧作家卡耶塔·狄尔,当代的有尤里乌斯·蔡耶尔和雅罗斯拉夫·乌赫利斯基。里尔克深情地将捷文辞句糅于德语诗歌之中,他的这些诗作不仅绝口不道那些在九十年代的布拉格已一清二楚的、可能引起政治谋杀的民族对立现象,而且还有意识地加以掩饰。捷克和德意志共栖一枝,生活在一种充满同情和好感的极乐气氛中。
  倏忽又是一年。1896年圣诞节,里尔克发表了题为《梦幻》的第三部诗集。这部作品放弃了《祭神》中状写的客观外界,彻底地返归内心。新浪漫主义的感伤之花盛开了。诗人运用了所有表现拉斐尔前时代的庄严的道具:

不管金红色的冠冕
是否勒裂了你额头神圣的寂静,
孩子们向你鞠躬行礼,
虔诚的信徒惊视着你的背影。

白昼用灿烂眩目的阳光
为你编织紫朱袍和银鼬衣;
双手捧着忧伤和欢乐的
黑夜,她在你面前长跪不起
……

  迷醉狂放、酷爱自身之高贵的心灵抒情诗,温柔、痛苦和梦幻这些缠绵情感的那喀索斯式自我崇拜,充斥着《梦幻》。诗人在谋篇布局时偶尔也像上瘾一般狂热地堆砌韵脚以追求“音乐性”,这种音乐性后来通过《时辰的书》而风行一时。
  1897年底出版的《耶稣降临节》音域相近,但在题材上更富变化。这部集子收进的诗歌大都作于慕尼黑,有一些则是在那年五月和爱好文学的美国青年内森·苏兹贝格结伴去威尼斯途中吟就的,还有几首是在伊萨尔河谷的沃尔夫拉茨豪森写下的。尽管贫困这一题材依然还在,但那种自然主义的风格完全不见了,叙事诗的声音也沉寂下来,城市和风景速写的比重锐减。在这个阶段,里尔克赞美梅特林克“关于宁静生活的学说”,赞美这一使人想起蒙克的内心万能,这些内容越来越成为他自己诗作的核心主题。少女等待时的渴望之情或孕妇沉默的惩罚力量点燃了他的想象力。未来的“内心世界”的诗人正着手将自己迄今东游西荡、飘忽不定的才华集中到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有的和权威性的音信上。
  这四部诗集拉起了诗人创作的前奏曲。里尔克不久就开始全部否定《生活与诗歌》,甚至中止发行这部处女诗集。至于其他三部,他一生都认为它们还有几分继续存在的理由。晚年的里尔克对自己起步的评价是相当苛刻的,比如他在1924年8月17日致文学史学者赫尔曼·蓬斯的信中既羞愧又感激朋友和扶掖者,带着这种微妙的复杂心情描绘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那些年里我匆匆忙忙地干了不少事,尽管有许多义务和任务,总的来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创作活跃期。我的首批作品便是在那时出版的。此后不久我就寻思,要是当时想到将这些习作和即兴之作锁入书桌抽屉那该多好!然而这些作品当时竟然出台了,是被我千方百计地推到前台的。这固然有其原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感到那些作品作为我越来越顺手的创作的起始点,真是太不适宜了。我当时之所以傻里傻气地抛出那些一文不值的东西,是因为当时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推动着我,要向格格不入的环境表明我有权利从事这种活动。我推出这些习作,别人便会承认我有这种权利。那时我最希望的是在社会中找到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人,跻身于精神运动之列。在布拉格,即使在比我所经历的更理想的情况下,我都感到自己被排挤在这类精神运动之外。我一生唯有这段时间不是在工作的范围中奋斗,而是以可怜的初期作品追求世人的承认。不久,大约在首次俄国之行前一年,我破天荒第一次发觉自己处于我本来天性的临时中心,我带着几分愧作否定了前期的所作所为,尽管我的作品还蒙着那个时期的尘垢。当然,我矛头所指是自己当时的态度,我并没把别人给予我的帮助甩到脑后。布拉格人中有阿尔弗雷德·克拉尔、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年轻点的有胡戈·萨路斯、画家奥尔利克觉察到了我的追求,奥古斯特·绍尔甚至注意到了我最初的习作,这些习作本不值得他去注意。

  
当时的日耳曼学元老之一、杰出的绍尔(1855—1926)也对在高级文科中学和大学就读的吟风弄月的里尔克备加关注。这一事实向那些由于时尚移易而对里尔克的全部早期创作感到陌生的人们表明,这些起步之作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毫无价值。不过,诗人在以自我批判的态度为自己的青年时代辩解时,还提到另一个更为伟大的名字:

  那时从北方向我伸来一只强大无比的手,我抓住了它再不松开,为此我觉得无上荣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德特勒夫·封·李利恩克龙和其他的人一起最早激励我订下难以测度的计划。当他有时在感情真挚的信中以恢宏气度写上响亮的称呼“了不起的勒内·玛丽亚”时,我感到(我竭力使我的家人相信这一点)我似乎在这行字中找到了对我大胆进取的未来的最可信赖的指示!

  确实,在当时首屈一指的艺术大师中,只有李利恩克龙成为布拉格时代的青年诗人崇拜的典范,正是他慷慨相助,极大地促进了里尔克的成长。他的影响在《祭神》中最为明显,在收入《梦幻》的几首印象主义风格的诗歌中也留下了印痕:

光像一只黄毛松鼠
在反射中一掠而过,
紫色的阴影
给白衣染上污浊。


  在1866年战役中认识了布拉格城,在波希米亚接受了战火洗礼的李利恩克尤以宽宏大度的书信宠爱这位对他五体投地的布拉格青年,里尔克则从多方面表达了感激之情。1896年秋里尔克在慕尼黑闻知这位荷尔斯泰园诗人手头极为拮据,他不仅马上撰文盛赞李氏1897年1月发表在《德意志晚报》上的《波格弗来德》,而且还雄心勃勃地从慕尼黑出发组织了一次李利恩克龙作品欣赏晚会以帮助这位前辈摆脱困境。里尔克亲自担任了朗诵者。事后新闻界对此的反应并不十分热烈,但他还是向慕尼黑发了一封不无溢美之词的电报:“李利恩克龙晚会巨大成功!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成功!今已向我们尊贵的德特勒夫寄去300马克和许多心情激动的新朋友的效忠。李利恩克尤万岁!”几个月后,《波格弗来德》和《副官驰马行及其他》的作者本人也被里尔克发起的读书会请到布拉格,于1897年5月11日作了首场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时里尔克已开始舍弃李利恩克龙转而崇拜其它“更现代的”偶像了。但是,他对这位大师的感激之情一直延续到巴黎时期。正像德迈兹证实的那样,里尔克长篇小说中的那些渲染气氛的人名大都源自李利恩克龙的世界和作品:如马里特、克里斯托夫·德特勒夫以及贵族族称布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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