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章伦 译
一、艺术是次要的事儿 1920年，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写到：“如今，艺术绝对是次要的事儿。任何将视野扩展到自己工作室之外的人都会承认这点”。当我们的视野穿过工作室、美术馆以及画廊的藩篱，我们也会倾向于认同他的说法。相较于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儿，艺术确实是次要的。我们今日所目睹的不仅是威权及独裁政体之间的冲突，而更是这些冲突所导致的成千上万人死亡、受伤、无家可归，人类的基本需要和尊严被剥夺。这些冲突也表明了一种更基本、更普遍的权益过度及权益被剥夺（over-and underprivileged）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们为全球财富的再分配而进行的斗争。同时，我们也目睹了所谓民主世界令人担忧的发展历程。事实是，那些政治领袖们是如此轻易而具有讽刺意味地忽略他们的公民们（有时甚至是大多数）以明确而粗暴的方式所呈现出的那些曾经，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抑制的需求。公民们也即民众（demos）想要对那些至关重要、意义重大的决策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被大大地削弱了。民主似乎正在向另一种系统转变，在这种系统中，军事及经济精英们能够自由、自治地管理社会。相较于这些事件及进程，艺术的角色究竟为何，艺术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二、政治介入自治的艺术
如果艺术家意识到了当今的境况，就再也无法单纯若无其事地继续生产、呈现或者表述艺术了。因此当他想要继续自己的工作时也许会赞同格罗兹的说法：“同样的，艺术只是想要从艺术家那里获得一个清楚的决意”（a clearcut decision）。对格罗兹而言，艺术无非是在剥削者及普通大众的政治冲突中艺术家选择站在哪一边。然而今天，一个“清楚的决意”的必要性意味着艺术是否仍然可能，艺术是否仍然有意义的问题。在一篇名为《介入》（Commitment）的文章中，阿多诺对于这个两难的问题给出了令人出乎意料的回答：不是一种高度介入（committed）的艺术，而恰恰相反是一种新的自治的（autonomous）艺术。阿多诺说：“对艺术品自治性的强调，本质上即是对其社会政治性的强调……今天，每一种文化现象，即使是正直的典范，都深受俗文化培植之害。然而矛盾的是，在相同的世代里，艺术作品却卸下了为政治中所禁言的东西默默坚持的负担……这不是一个从事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的时代，然而政治却介入了自治的艺术，并充斥在这原本似乎毫无政治性的地方”。（我不认为阿多诺这么说是想要暗示那种介入的、具有批判性的政治艺术应该被自治的艺术或一般性的自治艺术所取代，并在所有情况下都要在艺术领域中提供一种政治斗争的可能性。而是，我相信对阿多诺而言，自治的艺术的政治运用乃是基于一种介入艺术与自治艺术之间相互否定的持久张力）。然而，阿多诺并不是第一个强调自治的艺术的政治性角色或运用的人。例如，1939年，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其著作《前卫与庸俗》（Avant-garde and Kitsch）中力图表明，在效仿艺术的过程中（imitating the processes of art）（而不是像俗文化那样影响艺术），自治的前卫艺术是如何促使它的观众进入到一种反思之中的。格林伯格说，对极权主义的政体而言，这种艺术的主要问题不是它太具有批判性，而是它太“天真”。
三、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被再次引入系统中 问题不仅仅是自治的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为何，也涉及艺术本身与社会的联系为何。艺术如何仍然可能，也即，一个孤立的、自治的系统如何保持与其周遭世界之间的反思性，甚至是批判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急切，乃是由于艺术自身已陷入了一种基本矛盾之中。通过试图接近真实的生活世界，艺术（反而）被迫经历了其与真实的生活世界间无法超越的距离；通过试图给出一种批判的、反抗的态度，艺术（反而）被迫体会了它与统治制度及漫无边际的系统间的糅合。由此，作为一种自足的、自治的系统，艺术与其周遭环境间便能够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联系。《艺术与语言》（Art & Language）一书讨论了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著作《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艺术》（德文：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英文：Art as a Social System）：“卢曼说‘当黑格尔谈及艺术的终结时……他只能是指：艺术已然失去了其与社会及世俗事务间的直接联系，从此，它必须承认自身的这种分离’。他继续说‘艺术系统的这种分离允许了系统自身与其周围环境间的联系以一种自指（self-reference）及他指（hetero-reference）间的关联形式被重新引入到系统中’。他对这其中的含义做了如下概括‘如何在不排他的情况下表明自我？’这正是我们不断进行表述实践，试图发展出一种他指（hetero-reference），或在另一种语境中进行表述及对话时的重点所在。这也是艺术与周围世界进行联系的新的方式，是艺术被整合进每日生活的新方式：接受并不断表述这种形式上的分离。”
艺术与文化的自治本质上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事实上，在艺术中，现代性常常被理解为是对艺术自治的一种确认。我们似乎有必要追问自治的艺术以及艺术作为一种自治的系统如何可能；我们似乎还有必要回到现代性的概念本身以及由它所衍生出的各种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体系”项目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难题：艺术如何可能，如何做出一个“清楚的决意”，以及现代性及艺术性自治的概念如何成为这一切的基础。
四、系统的矛盾已无法相安
技术、知识、社会及文化中有序系统（ordered systems）的观念是现代性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然而，系统的观念也揭示了现代性本身矛盾、混杂的本质。现代性首先当然与理性、差异以及有序知识的观念，与详细计划及有效生产的观念，与对空间和资源的有效管理的观念，与理性组织与平衡的社会结构的观念等等相关。在这样的语境中，组织系统呈现出达到上述目标的各种方式，由此，一个平衡的世界将最终给每个人提供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组织系统使社会的所有方面都有效运转，如政治、经济、知识等等，并保证了社会财富（或多或少）的公平分配。在这个层面上，系统的概念反映了现代世界积极的一面。然而，在现代性积极的乌托邦愿景中却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现代性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一项计划、一个理性的组织，它同时也充满了张力、斗争和冲突。它消极的一面在许多相互对立的因素中越发明显，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基本条件：个体与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地域性与全球性、自由与体制化。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都反映出现代社会中的深层对立，这种深层对立又是基于阶级分化、（后）殖民力量间的关系、性别差异等。这种深层对抗最终存在于那些财富及权力的拥有者与那些被剥夺了财富与权力者之间。由此，现代计划中的虚无维度就变得可见了，现代性也就因此让人觉得不安。以乌托邦愿景的名义去重建一个新的整体性系统的想法正在摧毁那些既存现实，并渴望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如共产主义的计划）。一个系统会呈现出其对个体及个体向往自由的压抑及威胁（如在一种极权主义或独裁主义系统中）。它可以成为一种有效而残忍的剥削工具（如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等等。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系统的观念仅仅只是与构建一种和谐、理性、秩序的社会的观念相联系。它同时也反映了矛盾及张力——这些现代性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也是任何系统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然而）对现代性矛盾本质的认识不应该使人们忘记和放弃成功构建一个公平美好的世界的梦想——一个现代主义者的构想。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说[在其散文《一种21世纪的左派政治？》（A Left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中及其他地方]：“现代世界系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系统”，它已经面临一种系统的危机，也就是说“系统的矛盾已无法相安了”。这种系统的危机及其随之而来的系统的变革将为更加平等及民主的世界开放出一种可能性。然而，这种结果也并非理所当然。
五、分析，追忆，反思 无疑，艺术自身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机制，是相互联系的各种社会系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它却同时以一种特殊的、自治的系统起作用。然而，通过在他/她的作品中运用系统的范式或发展出一套特殊的系统，艺术家却可以在不直接对社会、政治或人类学进行分析，或不摒弃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语言及方法的情况下，对现代性的矛盾及其重要维度进行反思。这种展览的艺术家们可以发展出他们自己的，通常非常明确的，同时也是非常个人化的系统，构建出新的框架和范式。艺术家们同时也可以以一种非常规的个人化方式去运用那些既存系统。（但无论如何）艺术性的自治是他们作品中极其重要的限定。即便当艺术家们似乎在直接处理社会及其他“外在”的现实问题时，他们仍然与其保持一种必要的距离。这些进入艺术家系统中的外在因素被转化进而采纳进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语境中。这也使得艺术家们能够对现代性、现代化、系统化、异见、反抗等诸问题进行反思，探寻自由并辩证地看待强制及自由、一般化及个人化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种对于现代性及其矛盾的反思决定了他们的作品本质上是后现代的。后现代的概念又是从现代性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利奥塔在其著作《向儿童解释后现代》（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中把“post”这个前缀的意思解释成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修通”*（working through）而非（单纯的）回溯（go back），也即它是一个“分析”、“追忆”及反思的过程。因此，后现代可以被理解为是现代性内部的一个反思的时刻。似乎有一种对前卫的普遍嘲讽，认为它是一种陈旧的现代性表达……然而，我却认为绘画中的前卫进程事实上是一个持久、顽强而高度负责的，对于现代性的隐含前提的调查研究 。
*修通（working through）是一种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方法，通常分为两个步骤：先是引导患者认识自身内部的阻力，然后再引导患者克服它。该术语出自弗洛伊德1914年的一篇文章Weitere Ratsch1age zur Technik der Psychoanalyse (II): Erinnern, Wiederholen und Durcharbeiten.英文翻译过来是Further Recommendations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Recollection, Repetition, and Working-Through.——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