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舶良、戴章伦 译
制订各种项目（project，或称“计划”）已成为当代的当务之急。如今，无论从事经济、政治或文化领域的工作，都首先要制订一个项目，以便获得官方批准，或从一家或多家公共机构中融资。一旦项目遭拒便进行修改，以提高它被接纳的几率。倘若修订之后仍然遭拒，则只能重新制订新的方案。由此，我们的社会成员总是沉迷于构想、讨论以及抛弃各种没完没了的项目。撰写评估，详析预算，配置任务，任命成员，制定解决方案。我们的许多同代人都把自己的时间花在阅读各种项目的提案、评估以及预算上，而这些项目大都永无实现之日。最终，由一到两个评审来裁定一个项目融资困难，无甚前途，或与需求不符，投入到项目起草中的一切劳动最终都成了浪费时间。
毫无疑问，呈现一个项目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如今提交的项目都附有大量详尽细节以便让评审们、委员们以及那些公共团体获得深刻印象。由此，这种项目制订模式自身已逐步发展演变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对于我们社会的重要意义仍未被普遍认识。无论一项特别项目是否被切实实施，作为一幅未来愿景的蓝图它已然成立，它也因此显得迷人而有益。然而，我们的文明马不停蹄地生成的许多项目一旦遭拒便随即消亡或被丢弃。如此漫不经心的作法实在让人感到遗憾，它阻止我们去分析和理解这些项目所寄寓的希望及未来的愿景——这些希望及愿景或许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洞悉我们身处的社会。然而我们并不是要对当代项目做社会学分析，真正的问题是：通常这些被抛弃的项目都蕴含着哪些愿望？人们究竟为何选择去进行一个项目，而不是直接进入不受“预测”束缚的未来？
我们可以从如下角度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每个项目都谋求一种被社会认可的孤独。确实，缺乏计划会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世界上事件的大的潮流，或整体的命运，迫使我们与当下环境保持即时的交流。这一点在那些先前并无任何预兆却注定要发生的事件上尤其明显，如地震、大火、洪水。这些事件使人们更加团结，它们迫使我们增进沟通，采取一致行动。那些个人不幸也同样如此——那些摔断腿或中毒的人会立即需要依靠外来的帮助。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在漫无目的的情形下，人们也共享着同样的劳逸节奏。在日常生活的一般状况下，那些不准备随时与他人进行沟通的人就会被认为是难相处的、不合群的、不友好的，受到社会的谴责。
然而，当人们给出一个被社会认可的个人项目，使他/她的自我孤立（self-isolation）变得合理，情况就大为不同。我们都知道，当一个项目亟待实施，巨大的时间紧迫感会使人无暇他顾。通常，写一部书，准备一个展览，或进行一项科研攻坚都使得个人能避免社交却不被社会自动归入坏人之列。然而矛盾的是，一个项目预计进行的时间越长，个人的时间紧迫感就越强。如今当代艺术所认可的主题有许多都耗时较长，至多可达五年。在有限的隔绝期之后，人们会期待此人给出一个完成的产品，然后回到纠结的社交圈里，至少直至他/她又提交出一个项目的提案。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仍会继续接受（如在科学或艺术领域中）那些穷尽一生的项目。倘若某人追求知识或艺术活动中的某个特定目标，他就被允许永远无需顾及社会环境。然而，人们还是期待他至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出一个完成的产品（一件作品）来使他/她孤绝的一生合乎社会之理。
还有另一些没有时间限定的、永无穷尽的项目，比如宗教，或建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这些项目永远地把人们抽离开当下的社会环境，将他们置于“孤独的项目”的时间进程之中。实行此类项目通常需要集体努力，其中的孤独也常常成为一份共享的孤独。我们知道，许多宗教团体和教派通过脱离社会环境来进行他们自己的“项目”——精神提升。在“共产主义”时代，整个国家断绝了自身与其余人类的联系，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建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诚然，我们今天可以坦然地说这些事业都失败了，因为它们没有可以展现给世人的成品，也因为许多当初支持这些计划的人们如今都已不再自我孤立，转而赞同回归社会生活。相应地，人们普遍把现代化理解为交流的不断拓展，是一个积极世俗化的进程，驱散一切形态的孤独与自我孤立。现代化被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新社会的兴起，这种社会消除一切形式的排他性。然而，总的说来，项目本身却是一种现代的现象——正如那种要创造一个毫无交流限制的、开放的纯世俗化社会的项目终究是一个尚在进行中的项目。然而，每个项目都意味着宣告和确立一种隔离与自我孤立，这正是现代性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它形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总体交流（total communication）”和“总体同时代性（total collective contemporaneity）”；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生成各种新的项目，使极致的孤独一次又一次地占据上风。我们也必须如此看待前卫运动史上的各种项目，它们曾发展出自己的语言和审美议题。人们把前卫运动的语言构想成一种普世化的语言，许诺一个人人共享的未来。然而，在其所处的时代，运动的提倡者们却需要离群索居来作为这些运动的明显标识，呈现在世人眼前。
为何项目会导致孤独？其实，答案已不言而喻。每个项目都首先是一个不一样的、新的未来之宣言——一旦项目施行，这个未来就会到来。然而，为了创建这个新的未来，你必须先离开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项目会把你带入到一种平行的“异质时间”（heterogeneous time）状态中。这种不一样的时间框架与整个社会所经验到的时间相分离，它是“去同步化”（de-synchronized）的。社会生活仍然继续，事物的正常运转也未受影响。然而在流变的时间之外的某处，有人启动了自己的项目（写一部书，准备一个展览，或密谋一次骇人听闻的暗杀），希望项目的实现能够改变事物通常的运转方式，并带给整个人类一个全然不同的未来——即此项目所期许并孜孜以求的未来。换言之，唯当一个项目怀着与社会环境再度同步化的期待，它才会发展壮大。如果这种“再同步化”能将社会环境导向所求的方向，该项目就被认为是成功的，而如果项目的实现未能对事物的运转产生影响，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然而，一个项目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使项目终结，它们都使项目的异质平行时间与社会环境时间实现“再同步”。无论项目的最终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这种“再同步”通常都会引起一种不适感，甚至导致意志消沉。两种结果都使人们丧失了那种在平行时间之中的悬置感，一种超越事物通常运转方式的别样生活。
如果某人正在进行一个项目（或更确切地说是活在一个项目中），他便已经活在未来。他正在进行一项尚未能示人的事业，对他人而言，它仍旧是隐而未现、无可告知的。项目将一个人从当下带入虚拟的未来，在他自己与那些仍然盼望着未来到来的人们之间造成暂时的分裂。项目的发起者已然知晓未来，因为项目无非是对未来的描述。这也是为何审批流程总是会使项目的发起人感到极度不快：在项目提交的阶段，项目发起人就必须给出一份关于这一未来如何实现及它将造成的影响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如果一个项目发起人无法做到如上所述，那么项目就会遭拒，更无法获得经费。成功地递交一份精确的描述也会消除项目发起人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的隔阂——这种隔阂对整个项目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人们都从一开始就清楚项目的过程及可能的结果，未来就显得无甚惊喜，项目也因此失去了它最初的用意——因为项目的发起人把当下视作应被超越、废除，或至少是应被改变的状态。也正因此，他/她的项目无须在当下成立，反倒是当下要使自己符合那已然在项目中宣称的未来。正是这种从未来观看当下的有利条件，使项目发起者感到活在项目之中是如此诱人，最终也使项目的完成令人感到沮丧。因此，在任何创作者眼里，最称心的项目是那些从最开始就从未打算要完成的项目，因为它们保持着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裂隙。这些项目从未被实现，从未生成和完结，也从未产生任何成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未完成的、不可能实现的项目就被彻底排除在了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之外，即便它们不能通过某些特定的结果（成功或不成功地）来与事物的通常运转实现再同步。最终，这些项目还是被记录下来了。
萨特曾把这种“在项目之中”（being-in-the-project）的状态描述为人类存在的本体状态。在萨特看来，每个人都活在自己个人化的未来视角之中，拒斥旁人的看法。用萨特的话说，这一状态导致了个体的根本疏离，因为其他人都只能把这个个体视作是他/她的个人情境的产物，而绝不会视其为一种异质投射（heterogeneous projection）。由此，项目的这种“平行-异质”时间框架使现有的任何表现形式都无能为力。因此，萨特认为，项目受到避世主义（escapism）之嫌（有意逃避社会交流及个人责任）的玷污。也无怪乎他同时将主体的本体状态描述为 “自欺（mauvaise foi）”或“不真诚（insincerity）”的状态。也正因如此，萨特式的存在主义英雄总是禁不住通过一种暴力的“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来弥合自身项目与社会环境在时间框架上的裂隙，从而使二者同步化，哪怕是只持续短暂的瞬间。然而，即便项目的异质时间不能被终结，却能被记录下来（如前所述）。甚至可以说，艺术无非就是记录和呈现这种基于项目的异质时间。只不过，在历史上，对神圣的历史的记录是一个拯救世界的项目，如今则是指向多种未来的个人和集体项目。无论如何，如今艺术记录（art documentation，亦称“艺术文献”，下文同）使那些未能实现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项目在当下获得一席之地，而不强求它们非得成功或失败。萨特本人的著作也可被视为此种记录。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年中，艺术项目（取代艺术作品的地位）占据了艺术界的舞台中心。每个艺术项目都会设定一个特定的目标，并拟定一个如何达成该目标的策略，然而我们却通常拒斥那些用于衡量项目的标准——它们使我们能够判定项目是否成功，是否需要耗费额外的时间来完成它，或者这目标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我们的注意力由此从完成的作品（包括艺术作品）转向在艺术项目中的生活——这种生活首先不是一种生产过程，它不是为了开发一个产品，它不是“结果导向”的（result-oriented）。如此，艺术不再是艺术创作的产品，而是那不计成果的“项目中的生活”的记录。这种看法显然影响了如今人们对艺术的定义——艺术不再被表现为由艺术家生产出来的新的、别样的审美静观对象，而是一种被记录下来的，基于艺术项目的别样异质时间框架。
传统上，人们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完全是艺术的实体化，是艺术的直接、可感和可见的形式。当我们去看一个艺术展览，常常会想当然地认为那里展出的一定是艺术，无论是绘画、雕塑、素描、摄影、录像、现成品还是装置。诚然，这些作品都可以指涉它们自身之外的东西，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物体，还是特定政治议题，然而，它们却无法指涉艺术本身，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艺术。然而，这种对于参观展览和美术馆的传统预设被渐渐证明是一种误导。如今，除去艺术作品，我们在艺术空间里越来越多地遇到掩藏在各种伪装之下的艺术记录。在其中，我们同样会看到图画、素描、摄影、录像、文本以及装置——换言之，无非是艺术惯用的呈现形式和媒介。然而，艺术无法被这些媒介呈现，而只能被它们记录。因为从定义来看，艺术记录不是艺术。仅就艺术本身来说，艺术记录清楚地表明：没有真正可呈现和可见的艺术，反之，艺术都是缺席或隐藏的。
因此，艺术记录表明，在艺术空间中，艺术媒介被用于直接指涉生活本身，指涉一种纯粹行动或纯粹实践——即艺术项目中的生活，而不愿直接表现这种生活。在这里，艺术被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艺术作品也因此变为“非艺术”，变成仅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记录。换句话说，艺术如今成为生命政治性的（biopolitical），因为它开始以艺术化的方式来生产和记录作为纯粹行动的生活/生命本身。不仅如此，这样的艺术记录只能在我们这个生命政治的时代的各种条件下发展演变。在这个时代，生活/生命本身变成了科技及艺术创造的对象。在此，我们再次面对艺术与生活/生命的关系问题。只不过这次是在一个完全异样的图景之中，在这里，假托“艺术项目”之名的艺术充满着悖谬，它想要成为生活/生命本身，而并不仅限于只是用艺术品来复制或装饰生活/生命。然而问题是：记录（包括艺术记录）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生活/生命本身？
所有记录都常常被怀疑是在无情地篡改生活/生命。因为每一种记录行为或档案都为其内容和情境，为那些常常值得怀疑却需要保持不变的价值预设了一套既定标准。并且，记录的过程总是会导致记录本身与被记录之事件的不一致，这种偏差既不能被弥合，又无法被抹除。然而，即便我们真能开发出一种程序，能够全然信实地复制生活/生命，我们最终得到的也非生活/生命本身，而只是生活/生命的遗容面模（dead mask），因为正是生活/生命的独特性构成了它的活力。正因如此，我们如今的文化对记录与档案都深感不适，甚至以生活/生命之名抗议档案。档案保管员和负责记录的官僚大都被视为真实生活/生命之敌，他们热衷于编集和管理僵死的记录，胜过直接体验生活/生命。那些官僚尤其被视作死亡的使者，以冷酷的“记录”之权将生活/生命表现得灰暗、单调、平淡无奇、毫无生气——总之，是死一般的。同样，当艺术家也参与“记录”，他/她便承担了与官僚苟合之嫌，并因而被怀疑做了死亡的新使者。
然而，我们知道，被官僚式档案记录在案的，不仅有被记录下来的记忆，还包括一些并非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的项目与计划。这些项目档案中包含那些尚未实现，却或许打算要在将来实现的生活/生命蓝图。在我们这个生命政治的时代，不仅只是去改变生活/生命的基本条件，而是要积极地参与到生活/生命本身的生产之中。然而“生命政治”一词常被理解为用于基因操控的科学与技术手段，（至少在理论上）试图重塑生物个体。然而生命政治技术的真正成就更多关乎塑造“寿命”本身，关乎将生活/生命作为一个事件，作为一个在时间中发生的纯粹行动来进行组织。从生育和终身医疗服务，到对劳逸节奏的管理控制，再到医疗督导下的死亡（如果不是医疗促死），如今，每个个体的生活/生命都永久地受制于人为的控制和促进。原因就在于生活/生命已不再被视作一种原始而基本的存在事件（event of being），不再被视作命运或运气，不再被视作时间自行展开的结果，而是被视作可以被人为地生产和塑造的时间，这种生活/生命甚至在发生之前便已经可以被记录和存档。
的确，官僚式和技术化的记录是现代生命政治的首要媒介。构成此类记录的日程、规章、调查报告、统计、项目大纲不断地生成新的生命。甚至每个生命体内部的基因档案最终都可被理解成这类记录的一部分——它不仅记录过去的、纯正的生物体的基因结构，还能将这些基因结构作为蓝图，用以创造未来的生物体。在生命政治的现状下，这意味着档案不再允许我们区分记忆与项目，不再允许我们区分过去与未来。这又恰好为基督教传统中“复活”（resurrection）[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则称“复兴（revival）”]的概念提供了理性基础。那些记载已逝去的生命的档案随时可以成为未来的蓝图。生命以文献的形式被储存于档案之中，于是能在历史中不断地被复制和再生（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复制）。档案是过去与未来能够在其中互换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