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上有几个重要的小问题，我想在这里来谈一谈。我说重要，因为这在翻译工作者差不多是些先决问题，如不把这解决了，工作便不好开始，可是同时又是难以完全解决，得出一个完全的答案来的问题，只好各人先自决定应用，不能推到别人身上去的，所以这也就是小问题了。话虽如此，个人的意见和经验，有时也有可以供别人做参考的地方，所以仍旧简单地写了出来。
一、直接译与间接译
直接根据原作者的本文翻译出来，这是最理想的办法，在原则上是绝无疑问的，但是在事实上不免有些困难。原文的著作是原作者精心结构的出品（自然特别是文艺作品），文字上更有原来的丰富的词汇与成语，在了解上相当地吃力，除了专门绩学很难胜任愉快，这时候参看别国译本，间接地加上一点助力，是非常有益的。别国译本的好处，成语没有同样的文句，只能用别的文字说出意义，这里减少了原文的味道和力量，但帮助读者懂得这句意思了。其次是原文某字假如有甲乙两个含义，再看译文中的字含有乙丙两义，对照一下，也就明白原字这里是指乙义，更不会得误解。间接译的毛病是第一怕所依据的译本原来不正确，第二是译文某字用的是乙义，却误取了它的丙义，差了一点，变成大错。这里的办法便是倒转过来，把原文来做参考，也就可以免去那些毛病。我有一个朋友，从前直接从俄文译十九世纪的小说，不免要有错误，后来他用第二外国语的法文做参考，错误便没有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我的意见是除了专门绩学之士以外，直接间接混合翻译比较是好办法。至于这两种单独地是那一种好，那就难有一定的断语，直接译固然是理想，弄得不好也会不及间接译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悬案。
二、直译与意译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已是相当地久了，却是至今还是没有解决。假如我们说，翻译是把原文的意思不多不少的移译出来，那么直译也本来就是意译。若是以直译解作如字的抄译，不但“跳了起来”译成“跳到我的脚上”，“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还可以写作“大比丘众共半十三比丘百”。以意译解作随意的改译，福尔摩斯可以拂袖而起，《唐吉诃德》（Don Quixote）中一句愿上帝降罚于你们这班侠客，可以译为“似此等侠客在法宜骈首而诛，不留一人以害社会”，底下还加双行小注云：“吾于党人亦然”（林译《魔侠传》三之四），那么这两者都是同样地不行了。本来翻译的事情千言万语地讨论，归根结蒂只是将外国文里的意思说成中国话，所要的条件即是三字诀中的信与达，其所以有毛病者，便因为二者发生偏差，走了极端的缘故。单顾外国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则信而不达，单顾说好中国话，更要说的漂亮，则达而不信，虽然或者更可以当得一个雅字的恭维。其实这信与达是不可分的，有如俗语所谓盾的两面，至于雅则本是达的一种成分，不能成为译文的一种独立的要素，当时之所以加入，乃由于珍重古文的缘故，关于这一点且等后面再说。译文信而不达，有如念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或是说般若波罗密多，也不能令人了解智慧度的意思，结果等于白说，若是达而不信，任意加减，则是使用低银假票子，不但没有价值，而且也是不法了。其实这达本是跟信来的，有那原本的意思在那里，要设法把它传达出来，那才是达，若离开原意来乱道，达的是什么呢，那只是想雅而大做其文章罢了。自从不用古文译书之后，这种毛病我想大概已是不大有了吧，现在译文中的不信多是对于原文的不了解，不达则由于文句生硬，或句法之过度欧化，假如是这样情形，那么这可以说是别一问题，并不是直译与意译主张不同的缘故了，不晓得到底我看的对不对。欧化句法也是多年不决的重要问题，中国话里须得加入欧化法，以便应用，事实上在讲话里也已经有了，问题是在程度上面，应了中国语言的性质与力量，加到若干限度，可以使得有利而无弊，这是国语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题目，不是这里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了。
三、古文与白话
现在翻译书还在用古文的大概是没有了吧，所以这一节的话似乎已没有必要，但是上文说过，译书三字诀信、达、雅在严幾道那时候提出来，至今有效，这里的雅乃是以古文为本的，现今如不经说明囫囵吞下去也有点不合适。在严译《天演论》上有一篇吴挚甫的序，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说赫胥黎原来的意思未必及得周秦诸子，今得严幾道一译，文章就可与诸子相比了。鲁迅在《朝华夕拾》第八篇中引有《天演论》的起头几句云：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念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这是很好的例，信如不谈，雅总是够格的了。实在这种雅并不难，只要使用古文，而且还雅的可以不至于怎么太不信。前几时我曾在《谈翻译》*一文中说得这一节话：
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须得用白话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地传达本来的意味，只是似乎总缺少点雅，虽然据我说来白话文也自有其雅， 不过与世俗一般所说的雅不一样，所以平常不把它当作雅看，而反以为是俗。若是要想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不，极容易地可以达到目的。上边的话并非信口开河，乃是我自己从经验上得来的结果。简单的办法是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只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那就行了。这种译文不能纯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不至于为格调所拘牵，而且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这类译法似乎颇难而实在并不难，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要比用白话文还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过去，不十分费力而文章可以写得像样，原意也并不失掉，自己觉得满足，读者见了也不会得不加以赏识的。这可以说是翻译的成功捷径，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与事倍功半的白话文翻译不可同年而语。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译者因为喜爱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于译者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亦是不得已也。 我把这一段文章引在这里，一面也是说自己的经验，更重要的一面是说明雅与文言的关系，在用白话文译书的时候，三字诀中的雅可以不必要，至多归并在达字里边也就可以了。
四、韵文与散文 末了这一节话恐怕缺点顶多，因为是外行人所说的。我不会得做诗，这里说起韵文，乃是上文讲到文言译书，所以连带引起来，想对于用古文译诗的问题说一句话。看来很像是矛盾，我对于有能力的人把外国诗歌译成中国旧诗并不反对，但是自己如遇见书中有诗歌出现，却主张用散文译，无论是连写或是分行，总之都是散文，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有韵的白话这一体，所以没法子用韵文译。韵文总有它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则是如字的有脚韵，自《国风》《楚辞》、诗词以至小调弹词，都是如此。把外国的诗歌要翻成中国的韵文，便必须用上边所说的某种形式表现它出来，这才在中文的译本上有韵文的感觉，大抵愈用古旧的体裁也愈容易译得好，其理由与用古文译书是一样的。不过这也仍旧是为译者自己的利益而说的话，对于读者是否便利，对于原文是否体裁相合，也还是很有问题，即使是同样的问，用《小放牛》调改写《天问》，我想总不能算是合适吧。翻译外国的韵文，在我个人看来总觉得是一件大难事。六朝以来，佛经里有好些韵文作品都译成了中文，如《佛所行赞经》，还有某一种的本行经，全部是韵文，译成了“偈”的形式，这里显示出译师们苦心与独创的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不愿意改译成散文，要用韵文呢，那时所有的各种形式总有可以采用的，可是用了便要受约束，不变成大雅也是长篇述祖德诗了，所以他们造出了一种无韵的非散文，沿用“偈他”（gatha或译伽陀）的名称，是专为译述印度原诗用的新文体，至今读了还觉得很有意思。正如《四十二章经》用《论语》《老子》体的文章写了之后，感觉得虽雅而不适合于发挥新事理，乃揉合骈散，成立了晋唐的佛经文体，这里不用骚赋，别造偈颂，意义相同。这给予我们一个教训，便是旧文体纵或可以应用，新时代应当自己去找出途径来。现今想用古诗文各体裁译著的人大概是没有了，但是新的途径也还没有找好，散文方面总算走了几十里路，韵文却没有什么头绪，这是值得去试探寻找的，虽然在我外行人这里毫无意见可以贡献。
*《谈翻译》中周作人还讨论了翻译的三种性质，即“职务的”、“事业的”、“趣味的”。他说：“职务的翻译完全是被动的，因职务的关系受命令而翻译，……事业的翻译是以译书为其毕生的事业，大概定有一种范围，或是所信仰的宗教，或是所研究的学术，或是某一国某一时代的文艺，……这是翻译事业的正宗，其事业之发达与否与一国文化之盛衰大有关系。……至于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完全不从事功上着想，……此是一种爱情的工作，与被动的出于职务关系者正是相反也。……译者不以译书为事业，但只偶尔执笔，事实是翻译而当作自己的创作做去，创作的条件也是诚与达，结果仍是合格的译书，此盖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辙，正是妙事，但亦不易得，殆是可遇而不可求者也。上边所说三种或者都有必要，事业的翻译前已说过是为正宗，但是这须政治与文化悉上轨道，有国家的力量为其后盾，才能发展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