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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黄海会:天马行地——胡兰成的学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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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11-28  

黄海会:天马行地——胡兰成的学与文



  最早看到的胡兰成(1906—1981)照片,模糊地印在《今生今世》的勒口上,坐姿,传统长袍,黑框眼镜,文静到慈眉善目的程度。配合着那本内容上七折八扣的《今生今世》,就像一个旧式风雅文人。
  但中年的胡兰成并不如此。那时的他,西装,面颊瘦削,嘴角有稜,眼神果决到有些阴鸷,身体紧绷着。就算是老年胡兰成,那张“书生照”也远非他的全部。与《今生今世》那张差不多摄于同一时期的不少照片里,胡兰成大多面孔黝黑,头发散乱,目光坚定,双肩前拢,大有“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之概。
  这个人,郦食其吗?

世缘深处仙缘新

  胡兰成的文章,以《山河岁月》(作始于1947年,出版于1954年)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作品结为文集的有《西江上》(1933年版),结为政论集的有《中国人的声音》(1945年版)、《文明的传统》(1945年版)数种。这时期的文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文情像三毛十七八岁时之作,说愁道恨,如今提起都要难为情”(朱天文,《黄金盟誓之书》)。后来“一变而为现实的”,就是《山河岁月》之前的论文,“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虽然格局较大,颇具慧眼,且能与五四声气相应,但在时代激荡的潮汐里,“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型的感情”,不能随物赋形,即有可观,难免平平。
  胡兰成曾说,“学问要靠仙缘。还有一个时字,纵然用功,学问却像花朵的要踏正了时辰才忽然的开放”(《革命要诗与学问》)。1944年,胡兰成结识张爱玲。“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今生今世》)自此,胡兰成“尽弃以前的文笔从新学起”,也就是他后来说的“我知文章是四十岁后”。张爱玲是胡兰成学问的第一次“仙缘”,而其时于国于身的多难,就是时辰。在这个时辰里开出的两朵花,是《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完成于1959年)。此后,胡兰成的文字由整饬拘谨一变而为摇曳多姿,却也有别与张爱玲的细密干练。胡兰成自认,从张爱玲这个“九天玄女娘娘”那里“得了无字天书,就自己会得用兵布阵,写文章好过她了”(《今生今世》)。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胡兰成用两本书完成了对张爱玲的文字回向。
  不止文章,胡兰成的思想,也是“《山河岁月》开了很好的一个头”,把他“思想的骨子来立起了”(《建国新书》)。但写完《今生今世》,前缘已尽,后缘未起,胡兰成“茫然了好些年”,但随后却来了学问上另外的机缘。“第一是在筑波山梅田开拓筵读了《古事记》(1966年前后),才豁然明白了中国的礼乐是祭政一致的理论学问化。第二是相识了世界的数学者冈洁(1968年结识)与世界的物理学者汤川秀树(1970年结识),使我对数学与物理学生出了欢喜之心”(《革命要诗与学问》)。用胡兰成自己的说法,“知大自然与易经礼乐的理论学问,以之再建文明之世的新案,则是六十岁后”(《今日何日兮》)。至此,胡兰成思想格局成型,时在1970年代早期。
  思想成型后的一段时间,胡兰成虽然颇有著述,如日文的《心经随喜》(作于1967),中文的《建国新书》(作于1967、1969)、《革命要诗与学问》(1973、1974)和《闲愁万种》(1964—1969部分)。但他真正非常集中地写作,却在1974年赴台,尤其是与朱西宁一家交往之后。其中最重要的,是胡兰成结识了以朱天文、朱天心为首的一群年轻人,并在嗣后协助他们成立了“三三”文学社团。年轻人的朝气让胡兰成临风兴起,佳作频出。这一时期,除大量书信外,中文作品有《禅是一枝花》(1976)、《中国文学史话》(1977)、《中国的礼乐风景》(1977、1978)、《今日何日兮》(1980)、《闲愁万种》(1979—1981部分),日文有《天煅际》(1980)等。大概是觉得时机成熟了,胡兰成要把自己所知所思倾囊相授,于是“坚起心志著书”,有时竟到了“畏人默坐成痴钝”的程度(《黄金盟誓之书》),可见其用志不分。
  苦心戮力写这么多,教导人“到了口干舌燥的田地”(《黄金盟誓之书》),他要传达什么?

大而婉

  胡兰成好言志,也常劝人立志,“若作者不是个为天下生民立志的人,他志短则议亦低……虽有怎样才能的文笔,亦是低格”(致朱西宁)。而他尤其冀望于人有“没名目的大志”,在《山河岁月》里,胡兰成说及阿瑙及苏撒时的人,“因为有了新的物与可喜乐的阳光世界,便生出一种没有名目的大志”,并说,“没有名目的大志才真是人志,没有定规的大事才真是大事”。谈达磨,他也独赏其志,“若是只为有意开悟东土众生而来,那他就是小了。他的应当是更有无名的大志”(《禅是一枝花》)。说他自己,是“二十一岁那年,抛了邮局的职业去到北京,并不知自己可做何事,甚至一个相当的计划亦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没有名目的大志”(致黎华标)。且不说胡兰成这没名目的大志颇有揽辔澄清之意,即落实于学问层面,他关心的学问之广就令人惊诧,而更可贵的,是他上出的努力。
  胡兰成求学,“不过是去望了一望大学的门墙,没有资格沾得一点学问的流派”,只在二十几岁时“曾以敬意,相当读了西洋的文学,与革命理论”(《今日何日兮》),但他却要“以中国的经书为本”,知当时天文、数学、音乐、物理学、文章美术、军事知识及经济现状,并了解民间之现实和天下的形势与兵机。确立三三读书研究会的研究纲领时,他鼓励年轻人学习读礼乐之书,研究历史上关键人物的人格造型和中国岁时季节的风俗与传说,建立中国文明的文学史观。而研究的程度并不格于学术分工,略明大概,不知整体。唐君毅曾对胡兰成说,“研究过去是一种学问,研究将来的又是一种学问,但是现在只能分工”,胡兰成回答,“此是学者与革命者的不同,分工是学者的话”(致黎华标)。以“革命者”自许的胡兰成要明白各种学问“所到达的程度与其终极处的问题,会通之,而予以解答”(《今日何日兮),并且要找到一门学问的根本问题,还高过本行业的学者所能解答的。即使对开启了自己一段智慧的冈洁和汤川秀树,胡兰成也要超迈其上,“我一路听话,跟从冈洁与汤川秀树一直到得那数学与物理学两门学问的源头,于是我舍了他们,独自一人更通过上头而走了出来”。在这样广阔的思想境地里一路往前,胡兰成的志向是,“学若只知其然,那还不足为奇,学而更知其所以然之故,则是你与发明者俱站在文明的源头了,此学问便亦成了神物”(《今日何日兮》)。如此,学问才能是活的,也才有胸怀欣赏异代人物的“大”。
  读《史记》,胡兰成说,“项羽容易懂得,可是要懂得刘邦,除非你的人跟他一样大”。读完时人写的《苏东坡传》,他说:“人还是不能写比他高的人物,看不到,也写不到。”(《黄金盟誓之书》)他推荐给三三诸人研究的人物,是黄帝、尧舜、商汤、周公、孔子、庄子、秦始皇、项羽、刘邦、张良、韩信、张角、曹操、诸葛亮、周瑜、羊祜、卫瓘、刘渊、石勒、王勐、崔浩、李世民、黄巢、苏轼、王安石、岳飞、文天祥、耶律楚材、刘基、曾国藩、孙中山、西施、卓文君、王昭君、北魏文明皇后、杨贵妃等,乃至小说中的朝云、樊梨花、白蛇娘娘、林黛玉等(致朱西宁、刘慕沙)。这些人物大都有一时的风云际会,不少还有惨淡的失败,但这并不碍于胡兰成欣赏他们,因为一个人必与时代生活在一起,即使圣贤之学,也如女子的修身,“历史上的美人都是时世妆,没有所谓古妆美人的”(致黎华标)。有人问:“如果一生得以书斋做学问,有一种格调,窗明几净的,一种境界,好不好呢?”胡兰成回答:“书斋的氛围,小而完美,倒是打破得好。”(《黄金盟誓之书》)正因为不囿于书斋,牵连到广阔的时代,胡兰成才认为:“承认战国,承认秦汉,承认五四等时代的价值,最为大事。”(致黎华标)并且说,“学问亦是世间自有做学术研究的人,但是现在更要有志士的学问是打得响这时代的”(《今日何日兮》)。
  因为不囿于书斋,艺术才不是如现时代的只供观赏,而是牵连着广阔的生活。比如中国音乐,凡作必伴以行事,“奏郊祀之乐,是伴以祭天地的仪式;奏大雅,是伴以朝廷朝觐会同的仪式;奏小雅,是伴以诸侯大夫宾主应酬的仪式;左传诸侯交聘,宾有所求,士有所答,皆多是以赋诗示意;乃至民间歌国风,是伴以男女相悦;作谣,是伴以民间对天道废兴消息的预感。皆没有以音乐为观赏之用的”(《中国的礼乐风景》)。比如制陶,胡兰成引陶工冈野法世的话,“只做观赏用的陶器,会渐渐的窄小,贫薄,至于怪癖,我自己感觉到要多做日常使用的陶器”(《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反复劝说习文学的年轻人要努力于一种大的美,说“文章要大,不可走窄路”(致朱天文、朱天心),让他们“学学班昭”,因为“她一个女子却能与其仲兄班固一般写得大文章,体兼国风与大雅”,“否则单是少女时的天趣与怀春年龄的情思,后来要难以为继的”(《黄金盟誓之书》)。国风与大雅有着个人和国家的情怀在里面,所以成其大,就像他提示读《诗经》要注意的几段话,“书经里有‘诗言志’一句,论语里又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三句,及“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二句,及‘不学诗无以言’一句,及‘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一句。凡此才见诗之大”(致黎华标)。
  胡兰成有诗曰:“夜起观星月,银河尽西仄。孔邱生周季,刘邦值秦末。”能表欣赏于周季秦末,真有乱世里的大信。因了这样的大信,胡兰成才说得出“英雄与一代凡人皆为知己”,愿与人世相委婉。而委婉,是因于谦逊。“读书人第一对古人之书要谦虚,我不喜今人的动不动写学术批判,亦不喜宋儒的目无汉唐。孟子荀子乃至扬子墨翟,他们虽纷纷相驳斥责难,皆是平辈的论难,可比是同学的相争,而宋儒则如先生斥责学生,此态度很不好……做学问上头切不可学来宋儒的傲慢”(致黎华标)。也因为谦逊,他也才会在《今生今世》里说,“你虽有正义,但以正义来傲慢无礼,先已不好了”。他劝说后辈,“你教学生,解释仁字,大约又是解释得困难吃力而不讨好,落于藏仁以要人,此仁字成了积在心里的痞块,反为是病了”(致黎华标)。
  或者可以说,正因为有了大格局背景上的婉,才有胡兰成文字的容与回环,才有他对侪辈的恋恋多有顾惜,也才有他人生的意兴扬扬,随遇而安。不管大还是婉,如果没有看到真东西,只建立一个大大的框架,扭捏出委婉的姿态,不过是假山假水,经不起风雨,最终也唬不得人。那么了,胡兰成看到真东西了吗?

一花亦真

  《今生今世》开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一个静字,用心之眼描出了灼灼梅花背后的真姿。这就是胡兰成,会在俗套的缝隙里忽然跃动,直抵核心,从而让事物发出光来。这个让万物发光的东西,就是“真”,“是真的东西,才有意致”。胡兰成说自己“凡事必求其真”(致朱西宁、刘慕沙)。看到了一事物的真,就禅宗语“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你不禁想叫它一声,而这一叫名里,那花也一惊而嘻笑;这一叫名里即你也在了,那花也在了,天地万物都在了”。见得了真,就见到了绝对的东西,而对之没有意见,“它只是这样的”(《建国新书》),就像贾宝玉见了林黛玉,“只觉人世什么都好,没有悭吝,什么都可以不担心了。这是见着她的真人了,没有再比这个是大信的”(《中国的礼乐风景》)。这个,《诗经》里的“既见君子”吗?
  求其真,要“不杂批评意见”,能“不执自己,至于无我”(致黎华标),消除一切成见。胡兰成说,“我的读书与看事情,至今只是和小时候读三国演义一样,不用方法,也无人教,然而不知何时,书中的难句生字,次第地自然都晓得了”(《建国新书》)。五十岁之后读《易》,胡兰成说自己能“不加分别地读,于篇篇句句,有平等的欢喜,且连各家的注释,我都安详地把来读了”(致黎华标)。不存成见,才能“无隔”,就像他初到东京,“见了现代都市里的交通,有点紧张害怕,不知怎样才好”,而后来在感情上对东京都的生活无隔了,“就一下子到处能走了”(致黎华标)。不存成见,不生阻隔,在读书上就是能“素读”。“读书,素读法是感,理论的思考的读法是见识,见识的根底是感。我小时读尧典虞书等,得的是对礼乐文章的一个溷茫之感”(《中国文学史话》)。物物一太极,能与物无隔,能素读,观物才能“各复归其根”,如知“《五经》用语各不同,盖一事一物各有一事一物之文字,以声还鸟,以色还花,如此方为直道,是法说更高于说法也”(致唐君毅)。
  “于物不得其真,则对之不亲”(《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自小即有对人世的亲近之感:“我出身乡村贫寒,所以对戏里的与小说里的瓦岗寨与秦琼卖马很觉情亲。乡村的简而旷的、悠悠岁月又使我于三国志演义里的汉朝的天下云云,心里有一种思想与喜爱。我是生在日月山川里,以对草木泥土的亲情与远意去喜爱世上的富贵荣华,远比有钱人更知道珍贵的东西。又,我是以对于村邻与陌上人的亲情去缅怀与向往天下有英雄美人,所以能是不带夸张。”(《今日何日兮》)于生活,他也能在困苦里看出亲切,如云“桑树叫人想起衣食艰难,因见父亲那么殷勤地在培壅,才知世上的珍重事还有比小小的爱憎更大的,倒是哀怨苦乐要从这里出来,人生才有分量”(《今生今世》),而人生的衣食艰难,“实在有益,至少读书可以切实”(致黎华标)。于学问,胡兰成也要做到与身亲了才算,“学问、逻辑是一障,文字是一障,名词是一障,要能于此斩关而过,始得学问于身亲耳”,说禅宗也强调其“最戒人于知识不亲不真”,并问青年人,“你学圣贤之学,能言语于身亲乎?”(致黎华标)。于时代,胡兰成喜欢时代潮汐里的人,比如他推重康有为的书法:“康有为戊戌政变后流荡在海外,不及吴昌硕马一浮的长年安居临写碑帖与创作不辍,但我是更喜爱他的字。康有为的字是清末民初书家中第一。”(《今日何日兮》)并且举《圣经》说,“有人向盲者说我是基督,盲者摸着他的手无钉痕,答道你不是基督。因此儒者们虽也讲中国的圣贤之道,但是他们的手上没有钉痕。康有为的字是有钉痕的”(《黄金盟誓之书》)。胡兰成就是要在时代的风云里认识人物,与一个时代声气相通。但与时代相通,并不就是做牺牲,却要安静婉顺,“好像是不占面积的存在”,如此,“即在刀枪丛中亦可行于无碍”(《今生今世》)。
  朱天文记载了一段胡兰成的故事,颇能见其情怀:“胡老师听了我说要休学,便是那样,敛容危坐起来。那神情,像镜子让我忽然看见自己的可笑,休不休学我哪有那么认真,太夸张了。胡老师认为我还是读下去得好,他说:‘英雄美人并不想着自己要做英雄美人的,他甚至是要去迎合世俗──只是迎合不上。’”“人生本来可选择的不多,不由你嫌寒憎暑,怎样浪费和折磨的处境,但凡明白了就为有益。他提出明知故犯,不做选择,是谦逊,也是豁达。他说你不要此身要何身?不生今世生何世?你倒是要跟大家一样,一起的。”(《黄金盟誓之书》)胡兰成说自己即使与一般的学者或政治家们不合,也不能是因为固执、狷介自好,而是因为他比他们开豁,无可无不可。他要“从事于这时代的反省,使我与世人能彼此相知,使历史的三世十方皆能生于一个现前”,并给人写信说,“离一代人的朝气而言志,非我所望于你也”,而是“学问道德文章要与天下人成为知己”(致黎华标)。
  见物之真,能与之亲,胡兰成后来特别提出“格物”,认为人的发展,是从获物、制物而达至格物。格物是最高的阶段,是“用尽了一切徒劳的研究方法之后,到底什么都没有得可想了,连到我的存在亦恍恍惚惚了,亦即是人了无差别智与无我之境了。研究的主体(我)乃成了个法姿,与研究的客体(未知的研究对象)的法姿相交感,融合为一个法姿而显现出来,当下一切都明白无疑了。这就是格了物了。此时才真是人天的光明欢喜之不尽”(《革命要诗与学问》)能格物,人才与物相亲相忘而没有阻隔,比如看见了山路边上人家篱内的笋,能觉得“当下与天地间真的东西对了面了”,比如禅宗行者“有扫地时小石打着竹子,当下大悟,天地万物皆在,人我历然”。在时代里,格物是与一个大的人世风景“没有阻隔,叫喊得应”,所谓“圣人出而万物睹”(致唐君毅)。
  格物要有所感,“大自然的息有如微风吹动,即于事物而感得之”(《革命要诗与学问》),凭着感,“人直看到了大自然心里,与之成了知己”,“感到了形先之象,像先之气。感到了大自然之意志与息之动而为阴阳二气,气将成象之际,像将成形之际”(《中国的礼乐风景》,于是才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物才能有自己的跌宕自喜,所谓“万物皆相见”。使物自喜,便能“一花亦真”,如此,才每样事物“亦是好的”。这,不会堕入乡愿吗?
  朱天文回忆,胡兰成“每以人才期待对方,既热情,又严格,不松口的地方到底不松口”,并说他难以取悦,“剑气难近”。看完《东周列国志》,朱天文写信去谈读管仲的感受,胡兰成来信提醒了一段话后说,“你读史要注意此等处”(《黄金盟誓之书》)。他写信给朱西宁,说“我是凡事必求其真,为此说话每致被本来很好的朋友所憎”。在给后辈的信里,他也直言快语,有时几近于责备别人的师承、所学。而自身感知这种“剑气”,胡兰成毋宁是感恩的,“我每见冈洁先生,如见黄檗禅师,几次被喝,在我真说是受恩深重了。我现在才知老子对孔子说话那样不客气,竟是真的。孔子说宰予,与孟子的对万章说话,都丝毫不假借,还有对惠子是朋友说话,也那样不留情面,如今思之,真要感动”(致唐君毅)。之所以感动,是因为这峻烈的剑气,与爱护相反相成,能让一个人成就自己。
  胡兰成跟后辈说,侍师能“养成自身对世人及天地万物的亲与敬”,是《易经》所谓的“利见大人”。但“得值名师是一大幸,而亦是一关,会使你终身跳不出这一关”,所以他才要从对方自身来启发,教人对自己成为知己(致黎华标)。这就是他称道的中国古人的教育法,使人“以自己的努力来悟得”,就像“法则与易经如同亲人,你不能藉以荣达,你要自己荣达了才有体面与之相见。神便是喜欢这有体面的人”(《中国的礼乐风景》)。胡兰成致唐君毅信讲日本有山本玄锋禅师,尝于龙泽寺盛会讲经,开头曰:“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要成就自己,就要能承受得了这个剑气,此是杀人刀,也是活人剑,正包蒙之外有击蒙之意。而这个凛冽的杀气,不止于人身,也包括人世,尤其在将起未起之际。

欲花未花时

  胡兰成自小即好天下形势之学,愿意谈政治与国际形势,以致被唐君毅讽为“纵横家臭味不脱”。而从二十几岁开始,胡兰成“走走路心有所思,常会自言自语,说出一个‘杀’字”,“在日本坐电车,我每每把车票在手里捏皱了,因为心热、不安静之故”(《今生今世》)。与此相应,胡兰成谈学喜言“机”,论文多谈“兴”。
  因为“天道不连续而飞跃”(《中国的礼乐风景》),所以有“机”。“物不可极,却要何时都是半生的,临于天人之际才好”(《建国新书》),“因为生是机,在生与死的边际上”(《中国的礼乐风景》)。而“世界的命运,万物的生机,就是像这样的在于生与死、成与毁的边际上”(《中国的礼乐风景》)。胡兰成强调,“中国自隋唐至明,千余年间,思想的活泼在禅”,而禅的思想,是一个“机”字,“肯定天地万物的成毁之机,像老子说的‘天地不仁’”(《禅是一枝花》)。“如来捻花,诸众不语,独迦叶微笑,此微笑是静中生动,无中生有,将起未起,世界的历史开创之初”(致唐君毅信)。而这个将起未起的机,在文学上,即是“兴”。
  “诗最要紧的是一个兴字”(《中国的礼乐风景》),“兴即物之始”(《中国文学史话》),能“不规定下文的内容,像风吹花开”,不是比喻,亦非暗示,只是个与本文不相干的开始。胡兰成强调,好文章要有兴,“不但起句,便是写到中间亦随处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文章就别有摇曳风姿”(《禅是一枝花》)。之所以有兴,是因为“大自然的意志是未有名目的,物最早从究极的自然的无出生是没有原因的,是向着未知的”(《中国的礼乐风景》)。在这欲花未花的时机,“虽仁义亦要稍稍有惊险违反,仁该可以如‘桃花红到人心里’,似静似动;义该可以如‘柳影池波岂安份’,似反似正”(致黎华标),所以文章学问“总要在边际,出边出沿的,才好”(《黄金盟誓之书》)。
  立身边沿,难免惊险,会让人不安。胡兰成说朱西宁《铁浆》“那气魄与现实的感觉,通于史上大英雄与绝世美人的强处,亦通于仙佛的决彻的悟处,我不觉有点胆怯”(致朱西宁)。因此,在边沿的学问,要有纵浪大化的信心和筚路蓝缕的勇气,“人不赤身裸体在造化的大浪中,没有一次绝望与大疑,不知天道惊险与天幸,所以他们像那种强毅的人多是能成事业而没有创造性”(《中国的礼乐风景》)。胡兰成说自己,“体露金风,以此感知万民的休戚,亦以此感知学问”(《今日何日兮》),而人的“志气与修业,都是单衣薄裳被寒风所吹而得成材的”(致朱天文)。应机而生的思想,也是在时代的机里艰难而成的,比如他说禅宗的三个强大时期,一是黄巢之乱当时,一是南宋遭金兵之乱,一是宋元之际遭蒙古人杀戮之时(致唐君毅),皆成就在艰难里。圣贤如孔子,其思想也是“经过秦汉的刀兵才被承认的”(致黎华标)。这样的人物,是“大人”吧,或许就是《论语》所谓的“先进”?
  欲在艰难里成立,人要学会“勉强”。胡兰成说,年轻人“兴”的成分特别多,往往像晋王子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所以不得不“勉强学问,这和乘兴是同一德行的两面。“有意不如无心,但自觉又是另一事”,并举小仓游龟的老师教她作画,“每五年要如投胎再转生,重新做人起,不可守定原来的好处”(《黄金盟誓之书》)。而这个不断的学习,就是修行。胡兰成说,“文学只是像修行”(《中国文学史话》),“文章与琴与书法皆不是一遍知了即可,却是要继续修习的,一路上悟了又迷,迷了又悟,每在危险的边缘,不时又要问什么是文章,什么是琴,什么是书法”(《今日何日兮》)。如此修行,人才能“比他的文章更好,而若他的人不及他的文章,那文章虽看似很好,其实并不曾直见性命,何尝是真的格物致知”(《今生今世》)。而致知,就是修行落实于人世。
  “修行是觉识照明了潜在识与显在识,使之皆成为美好的,光明的,此所以有文明的造形”(《中国的礼乐风景》)。而致知,是格物之后有一跳跃,“忽然面前放出光明,恍然如一面大圆镜中显现了研究的对象的法姿,清楚到不带一点阴影疑问,此即致知,是问题的答案发见了”,这是主体的法与客体的法冥合生出来的新姿(《中国的礼乐风景》)。而人世“最大的修行是礼乐”,“中国文明是修行得了礼乐的人世”。胡兰成特别致意于礼乐,并强调统一的生活样式,认为这样才有深稳可靠的人世。但统一的礼乐造型并不就是抹煞创造,“文明的造形多是结论在行为中出来,如禅僧说的手段即是目的,问题即是解答。行为无所秉承依傍,完全是向着未知。这就要是修行”,写文章也不是“写已知的东西,而是写直到此刻尚未知的东西”(《中国的礼乐风景》)。如此,不断感知,不断创造,这就是“日月常新花长生”吧?
  1964年,胡兰成说自己“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留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闲愁万种》)。1965年,胡兰成有诗,“百尺埋深地下心,此吟使我泪盈襟。英雄自古非膂力,天数与人是知音”。但1980年,他终于说,“文章长生则是我之事,天亦把我无可如何”(《今日何日兮》)。自许天马之姿,而要行地无疆,终以文章名世,如此,不知胡兰成手书“天地未济”,是无奈的感喟,还是看到了天人之际的处处生机。如果是后者,那么,天下事犹未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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