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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云也退:最后一个快乐读书人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1-08-28  

云也退:最后一个快乐读书人


  活到21世纪,对于哈罗德·布鲁姆来说大概是一件不怎么愉快的事。他已经80岁了,仍然在一本接一本地写书,推广他那套“正典主义”文学观,不惜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他很容易被指责为白人中心、西方中心、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以及男权中心,就连最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从他对文学史上某几个名字的反复提及里辨别出大可诟病的英雄史观——这些东西,在他2000年出版的《如何读,为什么读》中被归为意识形态的“虚伪套话”,是那些新时代的浅薄投机之徒、娱乐八卦分子为阻挠人们去严肃地阅读使出的伎俩。对布鲁姆来说,莎士比亚的伟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弥尔顿的撒旦、柯勒律治的古舟子以及济慈、雪莱、布莱克是一个人一生应当无数次重读的文本,这种极不与时俱进的态度,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让他免于各种形式的讥评。
  文学之于布鲁姆的意义,通过他独特的文学批评为人们所知。身为耶鲁大学文学教授,“镜与灯”理论的缔造者艾布拉姆斯的高足,布鲁姆把文学批评列入文学史的一部分,但他本人的批评却十分另类,例如,作为一个对诗无比热爱的人,他从不纠结在诗人对字词的运用、对格律的掌控上,也就是说,他与标准的“细读”之间隔着一段安全距离。他所在意的永远是人物。他的成名作《影响的焦虑》名义上是谈后代诗人如何有意无意地在前人的影响下写作,似乎是文本细读乃至掌故钩索的用武之地,但一进入正文,他便撒开四蹄,抛出这样的论断:

  撒旦是现代诗人;而上帝则是他那虽已死去但仍然(令人尴尬地)时刻在场的有威势的祖先,更确切一点说,是他的先辈诗人。亚当是具有强大潜质的现代诗人,但目前正处于最虚弱阶段,还需要找到他自己的声音。……

  上帝—撒旦—亚当这锵锵三人,在布鲁姆眼里是关于诗人之间影响、也是关于“人怎样成为诗人”的绝妙隐喻:撒旦是被我们(亚当)压抑在心里的创造性潜质,无法释放它,去勇敢地经历地狱之苦,我们就只剩下在逝去的大师们构成的文学史(上帝)面前永久地忏悔下去这一种命运。
  通过解读他钟爱的那些大师诗作,布鲁姆重历弥尔顿、华兹华斯、史蒂文斯、惠特曼、勃朗宁们的创作过程,但不是琢磨其创作动机、技艺、遣词造句,而是把后者拉进地狱,与他一道分享那种想象中的撒旦体验。《影响的焦虑》确立了布鲁姆式文学批评的基调:“我注六经”完全让位于“六经注我”。为了写成这本不过十万字出头的小册子,布鲁姆经历了炼狱一般的六年,从1967年到1973年,他发疯一样地给自己认识的人打电话,东拉西扯,只为诉说写作中的痛苦煎熬;书出版后不久,他坦承自己已经看不懂自己写下的许多东西了,它们好像是灵异状态下的产品,是一支由噩梦催生的狂想曲的一部分。
  布鲁姆最鄙视那些宣称“作者已死”、读者可以乱来的后现代派。他认为有一批作者是“永生”的:莎士比亚不仅从来没有死过,而且随着时日迁延,越发频繁地介入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听莎士比亚的声音。这种干预不是被动的。《影响的焦虑》是关于“写”的:一位深刻的诗人在写出杰出的诗作时,他会自问:“这是哪位(我顶礼膜拜、无法逾越的)前辈大师写出的?”而《如何读,为什么读》是关于“读”的:布鲁姆认为,一位深刻的读者在读莎士比亚时会有类似的感受:“莎士比亚读你,要远远比你读他更充分。”
  阅读中的“上帝”引起的不是焦虑,而是喜悦;阅读是与历代大师切磋人生心得的机会,是等待被前人的洞见击中的过程。这也是布鲁姆式“六经注我”的底线,即你必须信任人与观点、作者与文本的一体化,必须把诗、小说、戏剧里的人物看作大师们剖解人心后产出的珍珠,而不被各种拆解性的“细读”、颠覆性的“主义”先期攫住头脑。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学里,布鲁姆接受的是风靡一时的“新批评派”的训练,但是,他的批评却一直抱着被“新批评派”所否弃的传统的人物分析法,言必称哈姆雷特、福斯塔夫、麦克白、李尔王和奥赛罗,浑然置这些人的生活背景、创作背景于不顾。他喜欢想象罗萨兰德和福斯塔夫跳出文本,随意交谈;柏拉图把诗人排斥在理想国之外,亚里士多德说情节产生人物——这两位哲学及政治学界位及天尊的西方白人“大师”一向被布鲁姆嗤之以鼻。
  《如何读,为什么读》只有一节专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布鲁姆永远有无限的热情去评析这部戏剧。但此外,在提到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时,他说海明威在给主人公哈里布置结局时“可能想起了李尔王临死时的幻觉”;在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时,他则说莎翁那四部“绝世的血腥悲剧……中的虚无主义”,是陀翁笔下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种虚无主义者无可回避的源头;在写到狄更斯的《远大前程》时,他又说,这部小说与莎翁的戏剧“肯定将在我们这个发展中的资讯时代之后继续存在下去的作品,而不只是作为改编的电影或电视长存下去”,它是对《哈姆雷特》的戏仿。布鲁姆从来不觉得这是老调重弹,因为他从不在乎哺育莎士比亚的那个16世纪英国(这是历史主义文论家们做的事),他只重视莎翁用盘曲费解、暧昧不明的语言刻画的那一众人物所代表的生动人性,并以此信手拿来类比其他文本——那些同样值得“带着我们自己的恐惧、希望和感情中最深刻的元素来读,以仿佛我们还可以是一个孩子那样的心态来读”的文本。
  那些揶揄布鲁姆的“唯天才论”的人们,却无法否认这一点:他并不想回到——譬如说——莎士比亚的时代去做一个出入厅堂的绅士,他相信所有天才都是超越时空的存在,阅读他们就是一切。所以怀旧式的感伤离他十分遥远。毋宁说,布鲁姆更像一个预言衰败的耶利米:人的手头从来不缺少伟大的心灵,但人接触伟大心灵的诚意却日薄西山。
  《如何读,为什么读》正是为唤起人们的诚意而写,但是在布鲁姆“文学致敬”类的作品中,它引起的反响大不如《西方正典》和《天才》。用句俗话说,这本书并没有在“专业性”和“普及性”之间找到平衡;布鲁姆试图通过展示“我读出了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读”来启发读者,但是,读者们可能会感到,这位好心的向导出于某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处处越俎代庖。而他的死敌们则继续在其中找到可资嘲笑的地方:布鲁姆仍然那么天真地相信文本里有唯一的崇高,仍然像个道学家那样,执著不贰地赋予阅读以道德正当性。
  实际上,几乎与《如何读,为什么读》出版同期,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家立场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他似乎不想再卷入与所谓“憎恨学派”的圣战了;而他流传最广的诗学术语“影响的焦虑”也不再意味着踩着一个心爱的大师—敌人上位,成为文学史上的强者。过去他把批评视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批评意味着带着自己的论断左冲右突,竟日厮杀,而现在他认为批评家的职责更多地在于鉴赏,一如他拳拳服膺的爱默生所说:“Serve the great”——“为伟大效力”。
  美国人的自我进步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还是绝路?):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美国引进的国外文学作品才只有区区317本,忧虑人士们纷纷抨击其闭目塞听、趣味低级。一百年前可不是这样,那时,文化界大批人士投身于引介“西方正典”的事业。无论是哈佛校长、“五寸书架”的创始人查尔斯·艾略特,还是《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作者、《大英百科全书》的主编者阿德勒,都在戮力为同胞们编选、介绍最伟大的书籍,这些事业背后有着马修·阿诺德式的信念,即美学上的自我陶冶,可以促动道德的进步。布鲁姆是他们孤独的继承者,终生与历史相对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形形色色在他眼里舍本逐末、褊狭不堪的思潮相较量——它们剥夺了阅读的乐趣(“如果你要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出现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谁会稀罕去驳斥你呢?”)。布鲁姆经营了一套“切尔西屋书系”作为对抗,这个文库至今已出到了600多卷,每一卷都收集了关于一名作家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当然,还雷打不动地附有布鲁姆亲手撰写的一篇导言,尽管他并不一定真的读过那位作家的书。
  阿德勒毫不含糊地笃信自己所为的正确性,认为推广“西方正典”是责无旁贷的高义;然而,比他晚生三代的哈罗德·布鲁姆即便依然守护“正典”的殿堂,却也不得不忍受相对主义时代的折磨,以至于说出“倘若我们阅读西方经典是为了构建社会、政治和个人道德价值,我坚信,我们将变成自私自利和盘剥成性的魔鬼”这样的话。在《如何读》里,他以“最后一个为快乐而读书的人”自居,乐于陈说自己在芸芸众生之中找来的庇护所——阅读。那只是用来自保的活动,再了不起的读者,也不要想着去感染酒吧、夜店、迪斯科舞厅、网吧、洗浴中心里的常客们,让他们手不释卷,谈笑鸿儒;甚至都不需从阅读中寻求交友:我们的友人已够多了,而阅读,布鲁姆说,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友谊太不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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