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波兰诗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一种诗学的反叛姿态登上诗歌历史舞台的，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诗人年轻时往往是叛逆的，但扎加耶夫斯基仍然有其独特之处，其中也可说有其神秘的命运因素。1945年出世刚满四个月扎加耶夫斯基就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流亡”，当然，是从他的出生地利沃夫。由于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巨头做出的版图划定，波兰东部名城利沃夫划归乌克兰，而原被德国占领的西里西亚地区重归波兰。这样，尚在婴幼期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随全家迁移到了西里西亚省的格里威策市。成年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扎加耶夫斯基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在20世纪80年代前，波兰各反对派组织和力量还很分散，且都处于地下状态，直到团结工会争取权利的斗争浮出水面，而多数波兰人的生活还很艰难。作为异议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虽然未曾受到监禁，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离开。1979年他虽已赴德国短暂居留并从事过一个时期的写作，但真正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涯是在1982年。此后，扎加耶夫斯基往返于法国和美国之间，依靠写作和在大学担任教授生活。而此前不久，波兰国内已于1981年颁布了戒严法（直到1983年解除）。关于这次“流亡”，虽然扎加耶夫斯基一再解释是出于“个人原因”（其时，诗人的爱人梅雅作为心理医生生活在巴黎），但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流亡”的意义却是显然和确切的。事实上，此后的诗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区别于通常发生在流亡者身上的是，扎加耶夫斯基的“流亡”更是一种自我流放。
扎加耶夫斯基出生的城市利沃夫，这座东方的“神话般的城市”，在他的作品（诗歌和散文）里经常出现，比如在其全部诗作里篇幅都算比较长的诗《去利沃夫》。在这首诗里，扎加耶夫斯基不仅表达出一种思念绵绵的动人乡愁，还栩栩如生地还原了昔日利沃夫诸种美好生活的场景，当然是通过想象：
去利沃夫。从哪个车站
可到利沃夫，不是做梦，在黎明，露珠
挂在行旅箱，特快
列车和子弹头列车就要问世。匆匆
去利沃夫……
…… 说起利沃夫，总是太多，没人能够
理解太阳炙烤下
每块石子的低语，夜晚东正教堂的沉寂
与基督教教堂全然不一，修士
一叶一叶，给植物施洗，它们却
没头没脑地生长，快乐弥漫在
每一处，厅堂，自动旋转
咖啡机，蓝色
茶壶，浆衣服的
浆，连绵雨点，玫瑰
刺。窗户边挂冰的黄色连翘丛。
钟敲响了，空气震动，女尼们的小纸袋
帆船似的飘向
戏院，这个世界有那么多
要在这里一遍、一遍上演，
观众沸腾了，不愿
离开。我的姑姑们还不知道
我复活了她们……
…… 我不会再见到你了，如此多的
死亡，等待着你，为什么每个城市都要被弄成
耶路撒冷，每个人都成为犹太人，
而此刻，每一天，总是，
匆匆，打包，
屏声静气，去利沃夫，毕竟
它存在着，安静、纯洁
如一棵桃树。它在每一个地方。 这是扎加耶夫斯基著名的作品，或许还是最著名的。写作这首成熟的代表作时诗人还十分年轻。在一篇访谈文章里他曾谈及，那时诗人和一群年轻作家和诗人们来到利沃夫，奇怪的是他并不像是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看到的城市景象丑陋而破败。然而有一天，他和一个远房的表兄弟一起喝了点伏特加，仿佛打开了天眼，一个神启的时刻降临了，于是扎加耶夫斯基快速写下了它。此诗成为许多移民和流亡者心中的“圣歌”，扎加耶夫斯基曾在后来回忆父亲的诗里提到，他的父亲便手抄过这首诗，并在朋友间传阅。在译者以及不少读过这首译诗的中国读者看来，它也是扎加耶夫斯基最优秀、最动人的作品之一。
扎加耶夫斯基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在格里威策，在他后来的笔下，其真实的状况仍然是令人感到压抑和难以忍受的，“一个丑陋的工业城市”，到处充满了“仇恨和绝望的苏式统治”。而他的上一辈人不得不对他们在战后的生活尽可能“做出一些让步”。年轻的扎加耶夫斯基理解，其实，他们更多地是将对往昔美好生活的幻想藏进了梦里。有一次他与祖父一起散步，他感到自己走在满眼普鲁士标记和装饰的格里威策街道，祖父却是漫步在昔日利沃夫的记忆里。那时，他还注意到身边一些动人的细节，曲折反映出人们半是抵制、半是无奈的苦涩心境。比如，老一辈的人延用着从前的称呼：“议员先生”、“女士”、“医生太太”。（扎加耶夫斯基在50岁后所写的长篇散文《另一种美》里，作者追忆并生动刻画了这一时期的生活、周遭环境和人物，这本书对理解诗人的成长、早年思想轨迹和后来许多带有回忆性的诗歌大有助益。）少年时期的扎加耶夫斯基十一、二岁便有志成为一名作家和诗人。那时他广泛阅读，常常一、二个月就读完一个大作家的全集，但他仍然苦于自己在文学专业性上的贫乏。十七岁那年，兹别格涅夫•赫伯特来到了他的学校，还在给他的书签上“同行A.Z.”，这不仅使扎加耶夫斯基感到十分荣幸，似乎还使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效法的对象。
1963年扎加耶夫斯基中学毕业，他没有遵从父母的意愿读工科大学，而是顺利考入了克拉科夫著名的雅盖沃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他取得了哲学硕士学位。由于师从的教授们受制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得不照本宣科，但在公开或私下里，导师们有时也故意含糊或抽象地讲解一些西方哲学的新颖观点。这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可以瞥见一眼西方哲学那丰富知识的宝库。也是在这个时期，如享受优待，他得以在大学图书馆里悄悄借阅（不能带出）米沃什的著作（诗歌、《被禁锢的头脑》）以及其他禁书。大学毕业后，扎加耶夫斯基先是到一个冶金学院任教，后到一家文学刊物做编辑，直到因参与政治抗议活动被除名。
扎加耶夫斯基早年投身的诗歌运动，后来被文学史整体命名为“新浪潮”。其时，他在克拉科夫组织和参与的诗歌派别有其更为具体的名称：“现在”。（北岛和他的朋友后来发起的“今天”与此何其相似！）自然，“现在派”的影响逐渐显著，而其他写作群体也逐渐进入运动中来。事实上，在所谓“新浪潮”时期，扎加耶夫斯基不仅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理论阐述者，也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当然，代表性的诗人还包括后来也蜚声国际诗坛的斯坦尼斯拉夫·巴朗扎卡、朱利安·科恩豪塞尔等。这三个人也是“新浪潮”诗歌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先是斯·巴朗扎卡在《不轻信和张狂的人们》一文中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6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派诗人，提出了“辨证的浪漫主义”概念，把矛盾修饰视为最理想的修辞手段，以矛盾的诗揭示世界的矛盾。在扎加耶夫斯基和科恩豪塞尔合写的论文《未被呈现的世界》里，他们把批判的范围扩大，指摘当代诗歌和小说逃避现实、缺乏探索当代问题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总之，他们共同的主张就是希望恢复诗歌讲真话、诗人独立思想的天职和权利。（这一切与70年代末在汉语诗歌界发生的故事多么相似，不过是时间提前了。）
二
扎加耶夫斯基的写作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概而言之，三十岁是一道分水岭。当然，严格说来，1975年后有过一个短暂的过度期，这也使这个分期的说法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不可忽略的是，诗人自己对早期作品比较不满，而对后期作品相对更为看重，这也是肯定的。因此，在作者的诗歌选集里，早一些的作品往往不选或只做少量选取。这当然不是“悔其少作”的原因，毋宁说是诗人一种自我要求的严格。
扎加耶夫斯基的早期诗歌尖锐、充满愤怒的情绪，与同一城市里另一位大诗人塔·鲁热维奇的“裸诗”风格接近，都是“直接说”，少修饰。不同的是：扎加耶夫斯基故意大量采取色彩灰暗的物象，使用近似公报的腔调与报告式的语言，意图获得一种暗讽的效果。这种风格延续了七、八年，在经过一段深刻的反思之后，特别是在他到了德国柏林，得以远距离反观波兰的社会现实和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时，巨大的变化便发生了。
他是因获得一项诗歌奖出国的。本来，在国内的社会抗议运动中他是积极的参与者（比如，他曾与亚当·米奇尼克一道作为“59人公开信”的发起和召集人），并且因此丢了工作，只得靠兼职一分天主教刊物的编辑及其他方式谋生。作为诗人、批评家和小说家，他当时已具有相当的名气。走出国门后他开始感到所有那些作为，似乎具有某种精英分子的“空谈”性质。作为官方出版机构黑名单上的人，他知道进一步事情虽然不会恶化到如流放西伯利亚那样的境地，但他也的确开始怀疑，这种怀疑纯粹是个人化的、内心发生的反思事件。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丧失勇气吗？抑或立场上的撤退？抑或是他感觉到某种现实的残酷，如他所疑惑的，现行体制也许还能再维持上个一、两百年？而事实上，不论他如何深地介入到当时的反对和抗议者活动之中，人们要求他的总是更多。他突然意识到，如此深陷一种“反对者的热情”，他在诗歌写作上的创造力会不会开始枯竭？而这个期间，扎加耶夫斯基的确有一、两年的时间诗歌写作非常少。这是他的一段心声：“作为一个人，那时我是快乐的，但作为一个作家，我完全不快乐。”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对于早已立志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的扎加耶夫斯基而言，当然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他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写作目标。正如后来大家熟知的那样，扎加耶夫斯基既是一个热情、忠实于亲人和朋友、也善于敞开自我的人，同时更是一个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地阅读书籍和倾听音乐的人（参见其诗《自画像》）。如果说作为反对者的过分狂热本身，与他所反对的对象同样“侵犯”了个人存在的领域，这应该不难理解吧。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扎加耶夫斯基会说，“我想成为一个有别于异议者的异议者”。这里有着扎加耶夫斯基特有的幽默：“拥有一份写着‘去过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个人简历当然很好，不过我没有。”
1982年到了巴黎之后，扎加耶夫斯基一方面感到了法国知识分子某种程度的自大、自恋和漠然态度（二十年中他自言“我没有触及法国的根”），一方面他确实感受到了一种轻松和自由。在穿过巴黎的漫步过程中，诗歌的灵感一次次降临。次年，他就接受美国休斯敦大学的邀请，每年春季去那里讲授“创作性写作”课程。频繁往来于巴黎和美国之间，实地接触诗歌大师米沃什本人，以及与美国诗人和知识分子深入交往，使得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风格迅速成熟起来，也获得了苏珊·桑塔格如此盛赞：“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忧伤，但也有别人的才华所带来的让作家感到坚强的快乐；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
这是一首题为《残酷》的诗：
在圣克洛德公园，鸟儿歌唱。
独自在这正对巴黎
自我陶醉的、巨大的森林里
我沉思你的话：
世界是残酷的；贪婪，
肉食，残酷。
我绕圣克洛德公园转圈，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
我漫步穿越这了无生气的
栗树林，躬身向黛青、弯曲的雪松致意，
听到松果被麻雀和鹪鹩
啄开的声音。
在这座公园里没有食肉兽，
除了时间，此刻正从
冬天转入春天，脱尽了衣服，
一个演员卸去化装，
在冷寂的后台。
残酷？我想。这里就是杀人者，
被警察和教士唆使——
甚至你也沉迷于它，
你绘画作品的
主角。但是存在选择吗？
一个更原始、更柔软的世界？
树林更优美，雪松
有着颜色更深的针叶，更为奢华的
晚宴，更多的直插认知核心的
沉思的时刻？
是否存在更为仁慈的时刻，更温和，更急切
交还我们所失去的一切，恢复
我们自身，更单纯、更年轻？
玫瑰色的天空；紧绷的、窄的云的丝带。
监狱、医院、法院的褐色的墙，
风声呜咽没有尽头的走廊，
被恐怖、焦虑、谎言
撕裂和危害的凝神的时刻。
我绕圣克洛德公园转圈，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冬天过去了，春天还未到来。
在这荒芜、失去了它的国王的公园里，
我不停地说，“残酷”，我唯一的见证者
蜥蜴和鸟。
其时，透过沉沉的雾霭，一轮白色的太阳沸腾了：
我为一阵狂喜的锋芒刺穿。
应该说，在这首诗里，扎加耶夫斯基已比以前走得更远，诗里的世界更为深沉，对它的感受和认识更接近其本质，诗人的心胸也更为宽阔。这样的诗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像《飞越美国上空》、《休斯敦，下午6点》、《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等等，都是其风格的典型。在另一首为米沃什称道的诗作《另一种美》里，扎加耶夫斯基则更为直接、但也十分准确地表明了自己对于他者的态度：
唯有在他人创造的美中
存在安慰，在他人的
音乐，他人的诗里。
唯有他人能拯救我们，
尽管孤独品尝起来像
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一早看见他们，
额头光洁，为梦洗净。
我因之犹豫该用哪个词，
“他”还是“你”。每一个“他”
都暴露出某个“你”，但
作为回报，某个他人的诗
提供冷静对话的忠实性。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对于流行语“他人就是地狱”的反驳——当然，萨特也不曾那么肤浅，但这首诗却不能不说是对一种庸俗生活信念和偏执体验的矫正。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里，我感到一条主线的存在，那就是，以对不合理社会制度与秩序的抵制始，到与世界和上帝的和解终。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肯定也是艰难的，也许并不能彻底完成，但他的确做到了。这当然不是依靠逃避来实现的。综观扎加耶夫斯基长达四十余年的写作，他都是一个极具现实感的诗人，也是一个富于历史感的诗人，在与先辈对话和进行历史探索的过程中，走向真理。而在他身上发生的对真理的寻求，也得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三
扎加耶夫斯基最近的师承则明显得益于波兰现代诗歌历史上的两位大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兹别格涅夫·赫伯特。当然这也是一个简化、便于叙述的说法。正如诗人本人所说，他的来源事实上应该包括更远、更宽广的波兰诗歌文化传统。如果说从赫伯特那里他主要学到的是“反讽”，一种对于世界审慎质疑而富于幽默的态度，自米沃什身上他继承的就是“肯定”，一种对于历史和存在的信心，这种确信来源于直面、担当的勇气，来源于对真实真理的探索热情。扎加耶夫斯基深刻体会到“诗与怀疑”的复杂、隐秘关系：
·诗与怀疑彼此需要，如橡树与常春藤、狗与猫。但它们的关系既非和谐也非对称。诗对怀疑的需要远大于怀疑对诗的需要。通过怀疑，诗才能消除修辞的不诚、无谓的废话、谎言、饶舌、情感（不实的）空洞的宣泄。
·离开怀疑严厉的审视，特别是在黑暗的日子，诗歌极易流于低吟浅唱，或是失去思想内涵，成为故意升华的颂歌以及各式各样毫无意义的对世界的赞美。
·怀疑令诗歌丰富、戏剧化，但诗歌能够清除怀疑——至少冲淡怀疑，让怀疑论者失去其思想，陷入静默，或成为（热情的）艺术家。 显然，最后扎加耶夫斯基选择成为诗人。但他既拥抱了米沃什，拥抱了他的诗歌之火，那“能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性评价”的热情，同时也绝不放弃赫伯特身上充满活力的、独特的“反讽”气质。
扎加耶夫斯基谦逊地说，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在诗歌里还是充分利用、发展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优势”。他的诗歌富于思想性，智性或思辩的色彩，这是任何读过其作品的人都能充分体会到的。不过，这种“思”本身是有别于哲学之思的，扎加耶夫斯基当然清楚这一点，用他的话说，“我所知道的只是诗人和哲学家一样，同样必须说出他对生活的看法——不一样的是，哲学家是以抽象的方式。……我认为诗人必须显示他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是一位使者——他必须超越纯粹思辩。”所以关键是说出这种看法和感受的方式，哲学家抽象而诗人具体，但二者又不是绝对地对立的。以赫伯特为例，在赫伯特看似进行纯粹思辩的诗中，他其实只是为某个或某些“问题”感到吃惊。更进一步说，作为知识分子诗人的赫伯特从对问题的研究入手，却感受到了现实与历史本身惊人的悖谬之处。因此，“诗是不能密封在思维之中的。而思维总是要进入矛盾的领域。……必须努力调和诗与思的对立。”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扎加耶夫斯基不满于很多美国诗人，因为他们将诗当成了“一种对于思之残酷性的逃避”。
从思想气质上，扎加耶夫斯基对于自己有着这样的整体认识：
我想我属于那样一个思想者家族，总是无望地纠缠于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冲突之中。我不是说这就是最好的思想者家族；我更将此看作某种灾难——不能作出明确的选择。从很早开始，我内心就有一种需要，想使不能清晰之物清晰化，或者使那些缠绕的观念得以显露，因为这将使人的思想澄明。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本反诗化的。而同时，我也有那种灵感附身的时刻，它们使我朝着不同的方向运思。
这就仿佛告诉我们，他本质上更是一个诗人。不过，扎加耶夫斯基也承认，除了明显的对于细节的严格和注重，思考作为一种习惯，在他的诗中也体现了出来。读者自然也不难从他诗歌里广泛的引语、被大量提及甚至在内心之中默默与之“对话”的哲学人物（如克尔凯郭尔、黑格尔、胡塞尔、叔本华、尼采和西蒙娜·薇依）看出这点。
不能说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不是抒情的，事实上抒情性是其主要特色，但扎加耶夫斯基更是沉思、哲理性的。所以，一体二面，完整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抒情的沉思，沉思的抒情。
四
时间是无情的，但时间毕竟也是最公正的。
从利沃夫到克拉科夫，这中间的道路并不等于它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扎加耶夫斯基经过了青年时期的慷慨激烈，愤怒与挣扎，也经历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自我流放，现在，扎加耶夫斯基回到了克拉科夫，他视此为自己的故乡。扎加耶夫斯基似乎总是“矛盾”的，他也从来不讳言“矛盾”。无论是回视过去的经历，还是坦言当下的感受，他似乎都“纠结”在各种矛盾性的体验与认识中，这也许正是他所说的“多重性”——
回到波兰社会中，的确很使我震动。多年在巴黎生活的经历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有趣而积极的，也对我的写作有好处。但我也失去了一个作家生活的维度，这种维度只属于那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很长一个时期我都在想，离开波兰是非常美妙的——因为，在我的国家，社会里人际关系是极具扩张性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国家。人很难得到独处机会和空间；比起承受孤独，人更容易被社会淹没。所以很多年在巴黎我都有一种良好的感觉，觉得自己躲开了来自社会的压力，但同时我似乎开始怀念它。现在我又回到了平民百姓之中。我爱上了它。到目前为止，我是喜欢我回到的这个环境的。我还不清楚这对我的写作和我的生活到底将意味着什么，但我喜欢回到真实生活中，和朋友和敌人们在一起的感觉——而一些真正的问题，政治问题使我重新思考一些东西，这些是我生活在巴黎或者在巴黎和休斯顿之间往返时不会想到的。
扎加耶夫斯基今年已经67岁。在他出版于2009年和2011年的诗集中，出现了不少记述个人游历和怀旧的作品。应该说，诗人终于得享平静和正常的生活。在新近的作品里，扎加耶夫斯基独特的沉静、优雅、伴随苦涩幽默感的声音依然在继续，也许不似以前那么有力，但思想的境界依然深邃和开阔，情感的力量依然动人。
有意思的是，虽然扎加耶夫斯基在国际诗歌界享有广泛尊崇，诗歌被翻译为多种语言，获得各种权威奖项，但在波兰国内，自负的诗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的诗人）似乎也不买账。对此，年轻的批评家迈克尔·鲁辛涅克（Michal Rusinek，曾任希姆博尔斯卡的秘书）这样解释：“年轻诗人总是要找老诗人行衅的，扎加耶夫斯基不幸充当了这个痛苦的对象。”也另有人更进一步地批评波兰今天的年轻诗人们，他们大多放弃了密支凯维茨的诗歌标准，诗人们不再关心历史，不愿向那些诗歌大师致敬，也不认真学习经典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们有了新的“偶像”，美国纽约派的口语诗人奥哈拉或阿什伯利。
扎加耶夫斯基坦言这感觉并“不好受”，但也“接受它”。同时他指出：“这些年轻诗人也许并未意识到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是在一群光彩夺目的诗人之后写作——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这些诗歌巨人重新定义了波兰诗歌，已经将它从一种地方主义带出。我们年轻的诗人们只知拒绝一切。他们似乎要拒绝一切有意义的诗歌。我相信，如果懂得采取一些更为有意思的方式开始他们的反叛，应该聪明得多，就是说改变某些东西，同时也接受我们遗产的一部分。”美国诗人爱德华·赫什完全站在扎加耶夫斯基这一边，他说：“扎加耶夫斯基差不多就是他这一路诗歌的终结者了。波兰诗歌最初吸引我的东西已经不吸引波兰年轻诗人们了。他们不欣赏它的严肃性，它的使命，它对于世界的介入。他们更喜欢无意义的诗，玩些语言游戏，拒绝意义。波兰诗歌现在跟其他语言的诗歌没有什么不同了。”这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出于关爱的失望之情却并非不可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