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 译
一个奥运短跑选手，为满体育馆狂热的爱好者所鼓舞，冲过百米远。在起跑线上时，他倾身向前，几乎触及赛道，注视远处的地平线；比赛中途他挺直身体，挺如勃朗峰，然后，当他接近终点线时，弯曲脊背，不只由于力竭，也是为了向宇宙隐秘的均衡致敬。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诗歌的步伐也是如此。在早年，他深情的低语述说着世界的秘密和大火；在成熟期，他观察、赞美、批评现实的世界，历史和自然的世界；进入生命的晚期，他越来越多地忠实于记忆的要求，无论个人还是超个人的记忆。
不，他当然不是一个短跑选手；他是一个年逾九十的诗人，一名卓越的马拉松选手，而且毫无疲惫之态——他的新作《此》，应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体育馆常常痛苦地空无一人，或者充满心怀敌意与嘲讽的观众；运动员只有独享其孤独。在这个关于运动的隐喻中，那三种姿势的比喻可以保留，三个使我们接近大地的必要角度，会为我们真实地描绘出诗人的演变。
据说，司汤达认为文学是选择的艺术，因为它筛选掉多余的部分。魏德凯（
Wedekind 1864-1918，德国戏剧家——译注）说过类似的话 ——毫无疑问许多其他作家也说过，特别是现代主义者。而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工作似乎建立在与此对立的原则上：什么也不剔除！但不是在技术的意义上这样说（显然，诗歌无法不进行选择、省略），也不是就其广泛的“诗学政治”而言。你只需读读他的自传性作品《本乡本土》（1958）、《被禁锢的头脑》（1953），或一定数量的诗作。在《本乡本土》中，我们发现历史，甚至自然经济的部分，切斯瓦夫·米沃什似乎在说，我会向你表明，诗也可以由非诗构成，诗的心灵力量可以通过从世界上摄入尽可能多的事物来推动，而不是退入内心让我们感觉亲密的危险区域。不是从这世界上飞离，不是陷于可耻的“逃避主义”（这也是党的评论家所以热衷的一个指摘），而是进行巨大的净化：这就是米沃什的方案，当然它不是一个临床的无菌净化，也不是纯客观或模拟性的净化。它是个人化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伦理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是治疗性的净化，因为诗的目标就是为了最终理解难以理解的事物，我想称之为“人道主义的行动”——如果这个词没有在大学的演讲堂，因轻浮的过度使用而败坏。
更具体地说，米沃什的目标不是要忽略对立。才能较小的人，蜗牛般倾向于在一间棚屋或空壳中寻求避难所，以此逃避逆面而来的风，逃避相反的观点，创造小小的缩影。然而，作为诗人和思想家，米沃什选择勇敢地投入战场，测试自己应对敌人的能力，似乎他要告诉自己，我要吸收这个年代的一切以图活下去。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他的那些敌人都会不请自来地对付他。假如那个在维尔诺大学学习过的学生能够想象，他将被迫面临多少需要理解、判断和克服的障碍，会有多少次发现自己离死亡、沉默、绝望只是一步之遥，他会怎样……
他是一个具有非凡智慧和狂喜的诗人；没有这两样，他的诗不会存下来。不具智慧，它会消亡于与一个又一个对手的对决中（因为二十世纪的怪物，从来不缺乏辩证的能力，他们甚至以此为傲）。没有狂喜，它也不能达到其独特的高度，只会止于出色的新闻报道。他自称是一个狂喜的悲观主义者，而我们也会在他那里，无意中发现无数至福的小岛，一如柏格森所说，它们暗示出一种内在真理的迹象。
与贝克特这样一位卓越、机智，同时也十分悲哀的作家生于同一时代，米沃什捍卫了我们的经验之中宗教的维度，捍卫了我们通向无限的权利。尼采发出的电报告知了欧洲人上帝死亡的消息，当然也抵达了米沃什，但他拒绝签下收据，并让信使打包走人。
我不能确信米沃什真的是——正如他自己经常声称——一个摩尼教徒。不过，在他的诗中，我的确看到了思想与形象、争辩与狂喜、加州的自然与二十世纪的思想、观察与信念的表白之间存在的异常而令人鼓舞的密切联系。
米沃什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诗人：他所写的关于犹太人灭绝的诗将会存在下去，不只是出现在供学生学习的选集之中。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最糟糕的年月，学生们像经院哲学学者一样阅读他的《道德论》（1948年）。在1968年的反犹运动（这是波兰新闻界和波兰知识分子的耻辱）中，他没有沉默。米沃什纯粹的文字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波兰读者的福惠，其时他们已被斯大林主义的粗鲁耗尽元气，被共产主义的煎熬和人民民主的粗鄙掏空。但米沃什的政治影响的深远的意义，可能无处不在，西蒙娜·薇依伟大的脚步则紧随其后；他树立起一个思想的楷模，这思想在形而上学的热情，与作为一个简单之人面对困境的反应之间建立起联系。在一个宗教思想家和作家总是被贫乏地视为右翼（例如艾略特），而社会活动家一定被视为无神论者的世纪里，米沃什的楷模具有巨大的意义，并在未来将继续作用于我们。
在六十年代后期，当我还是一名在克拉科夫读书的学生时，米沃什的著作——一个在百科全书里被简略地界定为“人民波兰之敌”的流亡诗人的作品——是被禁止的。然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还是能接近某些书架，上面贴有特殊标记（“保留” 字样的委婉缩写）。当我阅读时，击中我的是其中存在的某种拒绝标签的东西（即使是结构主义者，那时还是那样具有影响力，也无法与之相比）：其智力的广阔，气势的恢弘。米沃什，一如卡瓦菲斯或奥登，属于那样一种血统的诗人，其作品散发的气味，不是出于玫瑰，而是出于理性。米沃什在中世纪的方式上，甚至“托马斯主义”的意义上（当然，从隐喻的意义上说）理解“理性”（reason）、“理智”（intellect）。也就是说，他理解“理性”，其方式先于分裂之前，这种分裂以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为一方，另一方则占据了属于艺术家的想象和智慧，常常避难于非理性（irrationality）之中——这是可能的吗？——这不一直就是米沃什，作为一名与其他乌托邦主义者不懈战斗的作家抱负，其伟大的乌托邦目标之一吗？虽然他很少被视为一个古典的保守派，悲叹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衰落，哀悼两种智力形式的分离。总的来说，他一直很忙，忙于致力它们二者的复合。在他题为“我从让娜·赫什学到了什么”（收入《此》）的小型论文中，我们读到如下的诫律：“理性乃上帝所赐，我们应该相信它理解世界的能力。”显然，这里所说的理性，和今天的哲学家们使用的小心的观念，少有共同之处。
在同一首诗里，米沃什还说：“对于存在，适当的态度是尊重，因此我们必须远离那些惯以嘲讽贬低存在而赞美虚无的人。”任何人都不应错过切斯瓦夫·米沃什书籍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