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与钱锺书的交往始末，首见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章写于1998年钱先生去世后，为多处所转载，我读了也不止一遍。在许多悼念钱先生的文字里，我认为这篇是最佳作之一。余先生说话绝不浮泛，文字自然生动，不见丝毫做作、吹捧，语间又颇杂“微讽”，“弦外之音”，有如“风吹水上”，令读者“会心微笑”。余先生第二次谈钱先生，是在2007年，见于傅杰的访谈。我最近读到的《余英时访谈录》，是他第三次的“谈钱”了（《访谈录》中收的《直入塔中，上寻相轮》，亦为2007年所谈，但涉及甚少，不过千字），本以为不会再有新鲜东西，不料却见到了如下一节，记他的老师与钱家父子的“龃龉”：
大概80年代初，我在台北拜候钱宾四师，他刚收到钱锺书一封两页的亲笔信，交给我看，那是真迹，毫无问题。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宾四师说，信不知是谁从大陆带来，放在他信箱中的，因为信封上无邮票，且是敞开的。宾四师并没有回信。后来杨绛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此事，对于宾四师置之不理，似有微词。其实宾四师此时对钱基博、锺书父子好像也有些心里不平衡。起因是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其中引了一个例子。1931年宾四师的名著《国学概论》（商务）上原有钱基博先生的序，而且“有所针砭”。宾四师在《自序》中还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但杨文第一次揭露：这篇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而且“一字未易”。那时钱锺书刚入清华不久，最多大学一二年级，年纪也才二十岁，能代父写这样讨论学术史（主要是清代）问题的序文，的确是天才。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他的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对他的著作很郑重严肃，不料竟不肯亲自下笔，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所以后来台北联经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便不再收钱基博的序了，连带着《自序》中谢“子泉宗老”的话当然也删掉了。这件事我不便和宾四师谈及，但我一查《全集》本《自序》，便恍然大悟。但此事至今尚未受人注意，我觉得应该把事实说出来。（152-53页） 这不能不算是一件“秘闻”。老实说，记载这件事，也要有些“真理之勇”，因为这件事情，若真如余先生所说，那么钱穆作为大师的形象，就不免有损害。余先生作为钱穆的学术传人，不“为尊者讳”，“爱真理”过于“爱吾师”，勇于“直笔公心”，是值得称道的。
不过，有些“煞风景”的是，这一件事情的“解说”，却不大经得住“推敲”。余先生一向长于揣量“黄祖之腹中”，解析学人的心理，“如斧破竹，如锯攻木”，这次“以学生之心，度老师之腹”，却全然是度错了。就是说，钱穆不复钱锺书的信，以及后来删除钱基博的序，其原因，并非如余先生所言，是怪“子泉宗老”不亲自把笔，而该是别有缘故。
《国学概论》是一本讲义，编写于1925-1928年间，其时钱穆执教于无锡三师、苏州中学，《概论》一书，正是为两校学生而编，即《围城》中戏语所说的“讲义当著作”，并非什么“宾四师的名著”。钱穆《新版附识》也有自述：“此稿成于三十年前，迄今回视，殆所谓粗识大体，未为精微者也。其时中学校率有‘国学概论’一课，此稿特为讲堂授课之用。听者尚能接受，并多兴发。此三十年来，中学程度，普遍低落。即上庠讲学，亦少总揽通观之功。则此书过而存之，亦未尝不可使治国学者知古今学术流变之大趋。”（《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一册，联经版）所以，这本小书，比起《先秦诸子系年》那样的大著作，是不能同年而语的。其书出版之后，也没有大影响，因为这类“概论”，在民国年间，也不知出了多少，其中作者，故不乏名流老宿。钱穆起笔撰写《国学概论》时，刚过而立（钱穆生于1895年），还未正式进入学界。1931年，此书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经了吕思勉的介绍。这一年，钱穆才三十七岁，用今天的眼光，还只是个“青年学人”。钱穆真正进入主流学界，为“预流”之人，是在1930年6月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后；真正跻身第一流学者，则还要在四年之后，他出版《先秦诸子系年》。以余先生的学术资历，不会不知道，“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对一位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钱穆于比他大八岁、时年四十五的钱基博（《
师友杂忆》：“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便尊之为“子泉宗老”；而余先生初次见到比他大十四岁、他的老师杨联陞也尊为专家而自谦是“小巫见大巫”的严耕望先生，就直呼为“你是严耕望”了。钱穆请钱基博作序之意，不用说，是为了“衬拳边鼓”，但这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从人情世故上说，钱基博让儿子来代笔，说不上什么“轻视”。钱锺书先生1929年考清华，是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的。《国学概论序》末署1930年7月，则此时钱锺书二十一岁，“弱冠过一”，固然还只是大学生，但他的“才子”之名，早已播于远近。钱的清华同学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说他：“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则赞他：“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年方弱冠”的钱锺书，作诗已为同光体大家所赏（
钱锺书《陈石遗先生挽诗》自注：“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其才气为如何，可以想见。即以钱穆本人，不是也在《师友杂忆》中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极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以钱穆的修养，以及其通达人情，当他得知此序不是“子泉宗老”所作，而是“宗老”引为自豪的天才儿子代笔，自必能够理解。《师友杂忆》中又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以钱穆之善知人、敦性情，于子泉此举，何至斤斤计较？试想，从古以来，欣赏儿子、有“誉儿癖”的人，难道还少？而代笔作序，在前人原属寻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钱穆的一生学术，又是“发思古之幽情”，于老辈此等“潜规则”，哪得不知？既然没有“轻视”，又怎会生“闲气”？《庄子·山木篇》说得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钱穆撰写过《庄子纂笺》、《庄老通辩》，这几句话他虽未加详说，但“虚船之触不怒”的道理，自能“默识心通”。
从时间上看，余先生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余先生是历史学家，时间的敏感，该早已进入他的“潜意识”。可是这一节，却犯了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所谓“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那篇文章，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文献《记钱锺书与〈围城〉》。杨先生的那几句话，实在也很平淡，不妨引在这里：“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锺书父亲的序文。据锺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问题是，余先生说“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到底“最快”是在什么时候？考《杨绛文集》第二册《收藏了五十年的附识》，知《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写讫于1982年7月，又据底下的脚注：“此文一九八六年五月才出版，原因是锺书开始不愿发表，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详见《我答乔木同志信》（信存档）。”则钱穆得闻此事，最快也不能早于1986年5月，除非他有前知的本领。《杨绛文集》第八册《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1986年下亦载：“《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出版。”查单行本《记钱锺书与〈围城〉》，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为《骆驼丛书》之一，出版的时间，正是1986年5月。并可为证。钱锺书为苏州建城纪念而致函钱穆，据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就是余先生所指杨绛于钱穆“似有微词”的那篇文章，见《杨绛文集》第二册），时间是1985年2月。所以，钱穆1985年春接信不复，不必等1986年夏的事来解释。
那么，钱穆收到了钱锺书的信，为什么又不作复呢？我认为其事并不复杂，用不着“深挖”：钱锺书此信不是私函，而是为官方而作，钱穆置之不理，其所针对的，也就不是钱锺书了。换言之，假如钱锺书是私人致书，“欢然道故”，不涉及其他，则以钱穆的为人，必不如此。据《师友杂忆》，钱穆对钱锺书的态度，固然不及对钱基博，但他说：“锺书去北京初闻其任毛泽东英文秘书。最近见报载，始知系传闻之误。”最后一句，其释然之意，溢于言表。他于故人之子之情，也由此可见。以钱穆这样的性情、年岁（时九十二岁），以及其与钱家父子的交谊，又怎会为一细故失欢？
有人要问，既然钱穆于钱基博并无不快，那又何以要删去《国学概论序》？我认为解释同样简单：当初钱穆请为作序的，是“子泉宗老”，后来得知出诸锺书（
联经版《全集》的出版，在1986年后），则其《自序》中的“又承子泉宗老作序，加以针砭”一句，也就落空了。改之殊难措语，不改自又不妥，则删之最为省事。钱穆所心敬的，原是“子泉宗老”，不是他看着长大的锺书（《
师友杂忆》：“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又按，钱穆于子泉始终称字，称锺书则名之，足见视为宗人），则其序删去，不算可惜。即使“子泉宗老”地下有知，必当付之一笑。钱穆于钱基博、锺书父子，又何尝有什么“心里不平衡”（
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七册《师友杂忆》，于追忆钱氏父子处，无一字之改；若真为此芥蒂，则并《杂忆》亦追改矣）？杜甫有句诗说：“记忆细故非高贤。”钱穆如此的做法，与“记忆细故”，绝不同科；余先生似乎“误解”了。
钱锺书先生批评陈寅恪，这件事也让余先生惊讶，同时又让不少“拜陈”的人不平，这里也趁机一说。钱先生批评的话，见于《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做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其实，余先生真的要起而为陈寅恪辩，以钱先生的口才和机智，绝不会如胡绳那样一笑了之（《访谈录》74页），当然也绝不致让场面尴尬，主人“下不来台”。余先生的担心实在多余了。和余先生同样认真的人，是牟润孙先生，他的《陈寅恪与钱锺书——从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说起》，也是专门为陈寅恪辩护的。文章原刊于1979年9月23日《新晚报》，没有署真名，署的是“舒充”；那时钱锺书还在世，牟先生大概出于尊敬，所以用了化名。后此文收入《海遗丛稿》（二编）。该文同样也是引《朱子语类》“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句话，来为陈先生辩护，因为朱子的这句话，正是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所引的。牟先生的这篇文章，与余先生的议论，也有不同之处：
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的确不值得讨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之不被研究古代文学者重视，是可以理解的。钱锺书先生在意大利的讲话，主题既是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谁都无从反对他那样扬弃杨太真入宫前是否处女的研究，何况他并未提陈先生。 牟先生说是“在意大利的讲话”，而余先生则说是“在美国”。钱先生1978年9月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其中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牟文所针对的便是这几句。1979年4月，钱先生到美国访问，再见余英时先生时，可能把去年的话再说了一遍。
余先生与牟先生的辩护词，不约而同，也许不过是个巧合。
一般说来，陈寅恪先生的博学与贡献，稍具学术史常识的人，都能了解，何况是钱锺书？只是每个人的谈话、讲演，必然要针对对象、有些背景，对象、背景不同，词锋、意义就有别。钱先生不是刻板的教师、学究，每句话都不偏不倚，不要忘了他的《一个偏见》说过：“随时随地必须客观公正、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所以看钱先生的文字，就不能“死在句下”。况且一时的臧否，也并不意味着“史臣论定”。
平心论之，陈先生的这一考证，也确乎是“碎义难逃”，用不着夸大它的意义。陈先生自己就坦白说：“关于太真入宫始末为唐史中一重公案，自来考证之作亦多矣。……今止就朱氏所论辩证其误，虽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然可藉此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也。”尽管如此，这也不值得认真批评，更不值得认真辩护。陈先生所欣赏的黄秋岳，在其《花随人圣盦摭忆》中说：“治学之中，以考据为最乐，愈琐屑，愈有趣味，此学者所共喻也。”陈先生为一代通人，岂能不解此义？
假如一定要辩护，钱锺书的《论交友》里，有几句现成的话，似乎可以借用：“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余先生的“经验谈”：“研究历史虽必须从具体问题着手，但又不能陷于一个个的细节考证之中，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和发展一种超于问题之上的整体把握。”（《访谈录》41页）只能为中人“说法”，不足关大学者之口。
杨绛写过一篇《听话的艺术》，题目五字，殊耐讽玩，我觉得记话的人，都该一读。扬之水《读书十年（一）》记访金克木，谈起钱锺书，金夫人在旁说，这是她最佩服的人。金先生却说：“他太做作，是个俗人。”（95页）假如换个场合，话出诸别人之口，金先生听了，也许又要不以为然，“痛与之争”。金先生心底真轻视的人，难道会为金夫人“最佩服”吗？钱先生之批评陈寅恪，可以隅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