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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波德莱尔:再论埃德加·爱伦·坡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2-09-19  

波德莱尔:再论埃德加·爱伦·坡

郭宏安 译(1)

  



  
  颓废文学!我们经常从那些整夜守着古典美学神圣大门的没有谜语的斯芬克司们口中听到这种空话,并且还伴着一种夸张的哈欠。可以断言,每当响起这种不容辩驳的预言,准是关系到一部比《伊利亚特》还有趣的作品。显然,这里说的是一首诗或一部小说,各部分配置得巧妙,足以惊人,风格也修饰得十分出色,语言和韵律的各种表达能力通过无可指摘的手笔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我听见发出这种咒骂——顺便说说,这种咒骂通常都落在某个我偏爱的诗人头上,我就真想回答说:你们把我当作像你们一样的野蛮人吗?你们以为我能像你们一样做可悲的消遣吗?于是,一些怪诞的比较在我的头脑中折腾起来,我觉得有两个女人出现在我面前:一个是村妇,身体和品德都很可厌,没有风度,眼睛也没有神采,总之,她的一切都得之于淳朴的自然;一个是那种支配着和压迫着回忆的美人,把衣着的全部表现力和她的深刻而原始的魅力结为一体,举止自若,自觉而自制,说话的声音仿佛一件调好的乐器,目光中充满了思想,流露的都是它愿意流露的东西,我的选择不容怀疑,然而,有一班教育有方的斯芬克司却指责我失敬于古典的体面。但是,抛开这些讽喻不谈,我认为我可以问问这些聪明人是否懂得他们的聪明的全部虚荣和无用。颓废文学这个词意味着有一种文学的等级,哇哇啼哭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少年的文学,等等。我想说,这一用语意味着某种必然的、天命的东西,仿佛是一道不可避免的意旨,指责我们在执行神秘的律令是完全不公正的。对于这种学究气的话,我所能理解的全部,就是愉快地服从这种律令是可耻的,我们在命运之中感到快乐是有罪的。这颗太阳,几个小时之前还以它的直射的、白色的光亮压垮了万事万物,很快就将以五彩缤纷的颜色淹没西方的地平线。在这奄奄一息的太阳的变幻中,某些富有诗意的人发现了新的快乐:他们发现了耀眼的柱廊,熔金的瀑布,火的天堂,忧伤的光辉,悔恨的快感,梦幻的一切魔力,鸦片产生的一切回忆。在他们眼中,落日的确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的灵魂的譬喻,它没入天际,却奉献出大量的思想和梦幻。
  但是,那些官方指定的教授们所不曾想到的,恰恰是在生活的运动中能够出现这样的复杂和这样的组合,这对他们的小学生的聪明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于是,他们的贫乏的语言就出了毛病,正如这种情况:一个民族开始于颓废,起步于别的民族的终止,也许不同的方式越多,这种现象就越多。
  在本世纪的大量的群体中,产生了各种新文学,其中肯定会有一些精神的意外事件,使得派别思想晕头转向。美国既年轻又衰老,饶舌哕唆,其滔滔不绝的语言能力令人吃惊。谁能够数清它的诗人?他们多得不计其数。它的蓝袜子(2)?她们挤满了杂志。它的批评家?请相信它拥有一批学究,可以跟我们的媲美,也在不断地提醒诗人注意古代的美,就目的的道德性和意图的价值诘问一位诗人或小说家。那里和这里一样,而且更甚于这里,也有一些不知道拼法的文人学士,也有一种幼稚的、无用的活动,以及多如牛毛的编纂者,爱唠叨的人,剽窃的剽窃者,批评的批评家。在这沸腾的平庸之中,在这个热衷于物质改善的世界之中——这是一种新型的丑剧,它使人们懂得懒惰的民族的伟大,在这个渴望惊奇、热爱生活、尤其是热爱充满刺激的生活的社会之中,出现了一个人,他是伟大的,不仅由于他的纯粹精神的微妙,由于他的观念的阴森或迷人的美,由于他的分析的精确,而且还由于他的漫画式的手法。我得带着几分小心说话,因为最近有一位冒失的批评家用了魔术师一词来贬低埃德加·坡和否认我的钦佩的真诚,而我是差不多把这个词当作赞扬用在高贵的诗人身上的。
  爱伦·坡从一个贪婪的、渴望物质的世界的内部冲杀出来,跳进了梦幻。美国的气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在《吾得之矣》的前面写道:“我将此书献给这些人,他们相信梦幻是惟一的真实!”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抗议,而且他以他自己的方式,in his own way(3),提出了这种抗议。作者在《莫诺斯和尤纳之间的讨论》中,倾泻了他对民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轻蔑和厌恶。这位作者还为了打消轻信、剥夺他的同胞想要看的热闹,最有力地提出了人的绝对权力,最巧妙地制造了那些最能满足现代人的骄傲心理的假消息。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坡像是一位想使先生脸红的希洛人。最后,我更明确地提出我的看法,坡始终是伟大的,不仅是因为他思想高尚,而且因为他惯于恶作剧。
  

  
  因为他从不上当受骗!我不相信这位弗吉尼亚人受过现代智慧的欺骗,他在民主大泛滥的时候曾经从容地写道“除了服从之外,人民与法律没什么干系”以及“群氓的鼻子是想像,人们总可以轻易地牵着这个鼻子走”,还有其他许多段落,其中嘲讽如枪林弹雨,但却是漫不经心的、高傲的。斯威登堡的信徒们仿佛那些把《恋爱的魔鬼》的作者看成是他们的奥秘的天真的有宗教幻象的启示者一样,对坡写出了《动物磁性的显示》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发现(啊,这些对不能检验的事物进行检验的人!)他所讲的都是绝对地真实,尽管他们承认一开始他们疑心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虚构。坡答道,他本人从未表示过怀疑。我第一百次随手翻阅他的有趣的《旁注》,有一段文字一下子跳人眼帘,有必要引述如下吗?“在各个知识门类中出现了巨量的图书,这是当代最大的祸患之一!因为这是获得实际的知识的最大障碍之一。”他生来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派,更是一个先天的亚里士多德派,这位弗吉尼亚人,这位南方人,这位误入荒唐世界的拜伦,他始终保持着他的哲学的冷静,不论他确定了什么是群氓的鼻子,不论他嘲弄宗教的制造者,或是讥笑学究们,他都是并将永远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即裹着一重怪衣的真实,表面上的反常,他不愿与众人摩肩接踵,当落日的地方燃起焰火时,他却奔向极东的地方。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指出,这位作者,一个自命不凡的时代的产物,一个比其他民族更自命不凡的民族的儿子,他清楚地看到并坚定地指出了人的天生的凶恶。他说,在人身上,有一种现代哲学不愿意考虑的神秘力量,然而,倘若没有这种无名的力量,没有这种原始的倾向,人类的许多行动就得不到解释,就不能解释。这些行动所以有吸引力,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丑恶的、危险的,它们拥有引向深渊的力量。这种原始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自然的邪恶,它使人经常而且同时是杀人的和自戕的,即凶手和屠夫,因为,他带着一种非常邪恶的巧妙补充说,对于某些丑恶危险的行动不可能找到充分合理的动机,这可能导致我们将其看作魔鬼的暗示的结果,如果不是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上帝也常常借此来建立秩序和惩罚恶人的话。在把这些恶人当作了帮手之后!我承认,作为一种既恶毒又必然的言外之意悄悄溜进我脑中的就是这句话。但是,眼下我只想考虑这个被遗忘的伟大真理,即人的原始罪恶,而且我怀着某种不无满意的心情看到有些零星的古代智慧从一个我们料想不到的国家中传来。某些古代真理在所有这些人道的颂扬者、这些催眠者面前炸个粉碎,这真是一件快事,这些催眠者用各种各样的腔调重复着:“我生来就是善良的,你们也是,我们都是生而善良!”这些颠倒的平均主义者,他们忘了,不,他们装作忘了我们生来就是赞成恶的侯爵(4)!
  什么样的谎言能欺骗他呢,这个有时候——这是环境的令人痛苦的需要——把环境看得这样透的人?在他顺利的日子里,在那些可以说他看到宗教幻象的日子里,他对于哲学胡说表示了怎样的轻蔑啊!关于这位诗人,似乎有好几种故事被随意杜撰出来,以证实人的所谓万能,但他却有时想自我净化。他写道:“全部的确实性存在于梦幻之中。”这一天,他把他自己的美国习气打入低级的事物中去了。还有的时候,他走上了诗人的正路,大概是听命于像魔鬼一样纠缠我们的必然的真理,他发出了思念着天堂的谪凡天使的强烈叹息,他向黄金时代和失去的乐园表示了悔恨,他蹲在炉火的热气前,为大自然的壮丽而哭泣,最后,他写出了令人赞叹的《莫诺斯和尤纳之间的讨论》,这肯定会迷住无可指摘的德·迈斯特并使之失去平静的。
  正是他,谈到社会主义时说,当时社会主义还没有名称,至少这个名称还没有完全普及:“世界目前正受到一个新的哲学派别的骚扰,他们还没有被承认为一派,因此还没有名称。这是些信奉老古董的人(可以说是,老古董的宣扬者)。他们的大祭司,东面有夏尔·傅利叶,西面有奥拉斯·格雷利(5)。作为大祭司,他们还是很有分寸的。这个派别内部的惟一的共同点是轻信,一言以蔽之,可称之为痴呆。问问他们中的某人为何相信某事,如果他是认真的(无知者通常都是认真的),他将作出和塔列兰(6)类似的回答;当有人问及后者为何相信《圣经》时,他答道:‘我相信,首先因为我是奥丹的主教,其次因为我对它一窍不通。’这些哲学家所说的理由,是一种否认存在的东西和解释不存在的东西的独特方式。”
  社会进步,这个衰败时期的大邪说,他也没有放过去。读者会在许多文章中看到他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说明它的特点。看到他投入的热情,的确可以说,他要向社会进步报仇,就如同他向一桩公共的麻烦、向一桩大家的祸害报仇一样。“科学的不断进步最近使我们能够发现寻觅已久的、早已湮没的……秘密(希腊火硝,铜淬火术,随便什么湮没无闻的东西(7)),其最成功的运用远溯至一个非常古老的、野蛮的时代!!!”我最近看见这句令人想到妓女们故意的、滑稽的、荒唐的妙方阴险地、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一份非常严肃的报纸,如果他像我一样看见这句话,他该怎样地笑啊,那是一种不会招徕闲逛者的诗人的轻蔑的笑。这句话真可称为真正的发现,即使在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里,也是一个辉煌的发现;但是我相信,木乃伊阿拉米斯塔克(8)肯定会带着一种高高在上温柔而谨慎的口吻道,这著名秘密的遗失是否也是因为不断的进步,因为进步的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规律?撇开这种开玩笑的口吻,在一个包含着同样多的眼泪和笑声的问题上,看到一个民族、几个民族、很快就是全人类对其智者和巫师说出下面的话来,岂不是一桩的确令惊愕的事吗:我会爱你们的,我会使你们伟大的,如果你们让我相信我们不用想就进步,不可避免地进步,睡着了也进步;让我们摆脱责任吧,替我们用比较把屈辱蒙上吧,窜改历史吧,这样你们就能自称智者中的智者了。下面这一如此简单的思想居然没有出现在所有人的头脑之中,真是一桩奇事:进步(假设有进步)把快乐变得多么美妙,就把痛苦变得多么完善;如果人民的皮肤变得越来越细嫩的话,他们显然就会只追寻在眼前消失的意大利,一个每一分钟都在丢失的战利品,一种总是自我否定的进步。
  但是,这些幻想,利害攸关的幻想,仿佛是落入池塘的流星,扎根在邪恶和谎言的深处,使像埃德加·坡这样的热爱永恒之火的灵魂产生了轻蔑的感情,使像让-雅克(9)那样头脑不清的人感到恼怒,他们把受到伤害、敏于反抗的敏感当作了哲学。无可争议,后者反对“堕落的野兽”(10)是有道理的;但是,堕落的野兽也有权利指责他乞灵于简单的自然。自然只造就怪物,全部问题在于对“野蛮”一词是否有一致的理解。没有一位哲学家敢于把这些不幸的、腐化的乌合之众提出来作为典范,他们是自然力的受害者,野兽的美餐,既不能制造武器,也不能设想有一种精神的至高无上的力量。但是,如果要将现代人,即文明人,与野蛮人,更确切地说,将所谓文明民族与所谓野蛮民族,那种不具备使个人免除英雄气概的巧妙发明的民族,作一比较的话,谁会看不到全部荣誉归于野蛮人呢?由于他的本性,由于迫不得已,野蛮人是全能的,而文明人则被局限在专门化的无限小的范围内。为不再因舍弃和衰落而感到痛苦,文明人杜撰了有关进步的哲学,但是,野蛮人是令人敬畏的丈夫,是必须表现出个人勇敢的战士,是日落引人歌唱往昔和祖先这种忧郁时刻的诗人,因而更贴近理想的边缘。我们敢指责他有什么空白吗?他有教士、巫师和医生。我还说什么呢?他有浪荡子,这是美的理想在物质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体现,由他来决定形式和支配举止。他的服装、饰物、武器和长烟斗(11)证明他具有一种我们久违了的创造才能。我们的懒惰的眼睛和发聋的耳朵能跟那些穿透浓雾的眼睛和听见草长的耳朵相比吗?而那种蛮女,头脑简单而幼稚,是一头温顺而喜欢得到爱抚的野兽,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并且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命运的一半而已,我们能够说她低于贝尔加里格先生(他居然是《食品杂货通报》的编辑!)所说的那种美国女人吗?这位先生以为说她是理想的姘妇就是赞扬了她。这种女人的作风过于实用,引得埃德加·坡——他是那样风流,那样尊重美人——写出以下可悲的话来:“这种像大黄瓜一样的大皮包,在我们的美人中很流行,它们并非如人们所想来自巴黎,而纯粹是土产。为什么这女人只往里装钱的东西在巴黎就成为时髦?可是看看美国女人的钱包吧!它得大到能装下她所有的钱,再加上她的灵魂才行!”至于宗教,我不会像阿尔弗雷·德·缪塞那样轻率地谈论维齐里普茨利(12);我并不羞于承认,我喜欢崇拜特塔泰斯远胜于喜欢崇拜玛蒙(13);与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全体居民作为牺牲的金融家相比,我觉得那个把死得体面的牺牲品献给强索人祭的恶神的教士还是温和而人道的。这种事情还不时可以见到,我有一次在巴尔贝·多尔维利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他发出了带有哲理性悲哀的惊呼,概括了我对这个问题想要说的一切:“文明的人民,你们不断地朝野蛮人扔石头,可是你们很快连崇拜偶像也不配了!”
  我已经说过了,但我禁不住还要重复一下,这样的环境对诗人来说是不大合适的。一个法国人,就算他是最民主的吧,他所理解的国家在一个美国人那里是没有位置的。根据旧世界的理解,一个政治国家有一个运动的中心,这是它的大脑和太阳,有古老而光荣的回忆,有悠久的诗史和军事史,有一个贵族,贫困这位革命的女儿只能给它增添一盏不寻常的明灯;可现在这个国家是什么!这是乱糟糟的一群卖者和买者,是个无以名之的东西,是个没有脑袋的怪物,是个被放逐到大洋那边的流放犯,这个国家!一个大酒馆,顾客川流不息,在油腻的桌子上,伴着粗俗言谈的嘈杂声谈生意,如果这样的酒馆也可以被看作是沙龙的话,被看作是我们过去称之为沙龙的那种以美为主导的精神共和国的话,我倒是很愿意有这样一个国家!
  既高尚又有利地干文人这一行而又不受到诽谤,不受到无能之辈的污蔑,不受到富人的嫉妒(这种嫉妒就是对他们的惩罚!),不受到资产阶级的平庸的报复,这将永远是困难的。而在一个温和君主国或合法共和国是困难的事,在一个杂物堆放处一样的地方就成了不可行的事,在这里,人人都是舆论的警察,为了自己的恶习而维持治安,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美德,反正是一回事;在这里,一个奴隶国家的诗人,一个小说家在主张废奴的批评家眼里就是一个可恶的作家;在这里,人们不知道究竟犬儒主义的放肆还是《圣经》的伪善所表现的坚定是最大的丑事。烧死用锁链锁在一起的黑人,因为他们感到了他们的黑脸因荣誉而发红,在剧场的池座里打枪,在野蛮人(这种说法有种不公正的气息)尚未用这些乌托邦玷污过的西部天堂建立多妻制,为了确立无限自由的原则而在墙上公布“治疗九月病”(14),这是富兰克林的高贵国家的几个突出的特点,几点道德的表现。富兰克林是银行道德的发明者,物质世纪的英雄。崇拜美国已成为一种时髦的激情,甚至一位大主教许诺说,上帝很快就将召唤我们享受这大西洋彼岸的理想了,在这种时候,应该不断地让目光注视着那些野蛮的奇迹。
  

  
  一种类似的社会环境必然产生相应的文学错误。坡所尽可能地不遗余力反对的,正是这些文学错误。美国作家在承认他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非凡力量的同时,总是想贬低他作为批评家的价值,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在美的观念的最大敌人实用观念先于和支配一切的国家里,完美的批评家将是最可尊敬的批评家,即其倾向和愿望最接近公众的倾向和愿望的批评家,即混淆功能和种类而给所有的人指定一个惟一的目的的批评家,也即在一本诗集中寻求完善道德心的途径的批评家。自然,他将因此而不那么关心诗的实在的、毋庸置疑的美,对表达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也不那么感到吃惊。相反,埃德加·坡把精神世界分为纯智力、趣味和道德感三个部分,根据分析对象所属的分类进行批评。他最为敏感的是结构的完美和表达的正确;然后,他拆开作品,就像卸开有缺陷的机器零件一样(对作品要达到的目的来说),细心地记下制作上的毛病;当他考察作品的细节,造型表现,一句话,考察风格的时候,他毫无遗漏地剥示出韵律的错误,语法的错误,以及一切废物,这些东西在没有艺术性的作家那里,玷污了最良好的意图,歪曲了最高尚的观念。
  在他看来,想像力是各种才能的王后;但是,他在这个词中看到了某种比一般读者所看到的更为高深的东西。想像不是幻想,想像力也不是感受力,尽管难以设想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不是一个富有感受力的人。想像力是一种近乎神的能力,它不用思辨的方法而首先觉察出事物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系,应和的关系,相似的关系。他赋予这种才能的荣誉和功能使其具有这样一种价值(至少在人们正确地理解作者的思想时是如此),乃至于一位学者如若没有想像力就显得像是一位假学者,或至少像是一位不完全的学者。
  在想像力可以获得最奇怪的结果,可以采集到并非最贵重、最珍奇(这是属于诗的)而是最大量、最多彩的珍宝的文学领域中,坡特别喜欢的一个领域是中短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中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具有一大优越性,即篇幅的短小增加了效果的强度。能够一口气完成的阅读在精神上留下的回忆远比一种破碎的、常常为事务的烦恼和名利的关心所打断的阅读留下的回忆强烈得多。印象的统一、效果的完整,这是一种巨大的优越性,可以赋予这种类型的作品一种特殊的优势,乃至于一篇过短的短篇(这也许是个缺点)仍然胜过一篇过长的短篇。一位巧妙的艺术家是不会用他的思想来适应意外事故的,但是,他在自由地、随意地设想要产生的效果之后,就会创造出意外事故、组合最适宜的事件来达到预想的效果。如果第一句话不是为了准备最后的印象而写的,那么作品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在整部作品中,不应该有一个不带有意图的、不直接或间接地准备完成预期目的的词。
  有一点,中短篇小说甚至对于诗歌来说也具有一种优势。节奏对于美的观念的发展是必要的,而后者是诗的最伟大、最高贵的目的。而产生节奏的各种手法对于思想和表现的细腻展开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后者的目标是真实。因为真实可以经常成为中短篇小说的目的,还有推理,这构成一部完美的中短篇小说的最好工具。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地位不如纯诗高尚的体裁能够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更容易为普通读者所欣赏的作品。此外,一部中短篇小说的作者可以利用多种不同的笔调和语言的层次,例如为诗所排斥的、与纯美观念不协调和相冲突的推论的笔调,讽刺和幽默的笔调。也正是这一点使一位在中短篇小说中只追求美的作者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因为他没有节奏这一最有用的工具。我知道文学史上曾有人为创造纯粹诗意的短篇小说进行过努力,也常常有好的结果,埃德加·坡本人就做出过巨大的努力。但是,这些斗争和努力仅仅有助于证明与一定目的相适应的真正方法所具有的力量,而我倾向于认为,对某些作者来说,例如几位最伟大的作家,这种勇敢的尝试来自一种绝望。
  

  
  Genus irritabile vatum(15)!诗人(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包括各类艺术家)是些容易激动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觉得其原因并未得到广泛的理解。艺术家之为艺术家,全在于他对美的精微感觉,这种感觉给他带来醉人的快乐,但同时也意味着、包含着对一切畸形和不相称的同样精微的感觉。因此,在一般人看来,加诸一位真正的诗人身上的误解和不公正使他恼怒的程度,与他身受的不公正是完全不相称的。诗人从来也不在没有不公正的地方看到不公正,但他经常在非诗的眼睛根本看不到不公正的地方看到不公正,因此,诗的这种有名的易激动性与庸俗意义上的气质无关,而与一种对于虚假和不公正的超出寻常的洞察力有关。这种洞察力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一种对于真实、公正、比例,一句话,对于美的强烈感觉的必然结果。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一般人看来)irritabilis(16),就根本不是一位诗人。”17
  诗人本人就是这样说的,从而为他的所有同类准备了一份绝妙的、驳不倒的辩词。坡把这种感受力带进了文学,而他赋予和诗有关的事情的极端重要性使他常常具有一种口吻,在感受力弱的人看来,这种口吻中的优越感是过于强烈了。我认为我已经注意到了,他必须与之斗争的许多偏见、某些错误观念、围绕着他的某些庸俗评断,长久以来就已经污染了法国新闻界。因此,简要地评述一下他关于诗创作的几点最重要的意见将不是没有用处的。错误的相似将使评述极易进行。
  但是,我首先要说,坡把属于本色诗人、属于天赋的那一部分分给了科学、锤炼和分析,那一班骄傲的没有学识的人认为这太过分了。他不仅花费大量的气力使欢乐时刻的转瞬即逝的精灵屈服于他的意志,随意重温那些美妙的感觉、精神的饥渴和诗意的状态,这些东西是如此罕见如此珍贵,的确可以被视为外来的恩惠和神的拜访。他也让灵感服从方法,服从最严格的分析。选择手段!他不断地这样说,他以一种博学的雄辩强调手段要适应效果,强调使用韵脚和完善副歌,强调节奏要适应感情。他说抓不住不可触摸之物者不是诗人,只有那些人才是诗人,他们是自己记忆的主人、词语的君主和自己的随时都准备表现出来的情感的记录簿。一切都为了结局!他常常这样说。一首十四行诗就需要一个布局,结构,也可以说是框架,是精神作品所具有的神秘生命的最重要的保障。
  我自然要谈谈《诗歌原理》一文,我在此文的开头就发现了针对所谓长诗狂——赋予长诗的荒唐价值——的有力批驳,“长诗是不存在的,长诗的含义在用词上完全是矛盾的”。的确,诗越是激励,越是征服灵魂,才越是名副其实,而一首诗的实在的价值来自这种对灵魂的激励和征服。然而,鉴于心理的必然性,任何激励都是短暂的、过渡的。读者的灵魂可以说被强制着进入一种特殊状态,而一首长诗却超越了人的本性所能具有的热情的坚持性,这种特殊状态所能持续的时间肯定不及对这样一首诗的阅读。
  显然,史诗已被判决。因为,一部这种规模的作品只有在牺牲统一性这一切艺术品生死攸关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被看作是一部诗作;我说的不是观念上的统一性,而是印象上的统一性。效果的完整性,正如我在比较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时已经说过的那样。从美学上说,我们觉得史诗是一种反常。很可能在古代产生过一系列抒情诗,后来由编纂者连缀成史诗。但是,一切史诗的意图显然出自于一种对艺术的不完善的感觉。艺术的不正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最强烈的意义上说,一首长诗是否真的流行过,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应该补充一点,一首过短的诗,一首不能向已产生的激励提供足够的精神食粮的诗,一首与读者的自然的渴望不相称的诗,也是很不完善的。效果无论多么显著和多么强烈,也不能持久,记不住,就像印章按得太轻太急,来不及把形象印在蜡上。
  但是,还有另一种奇谈怪论,由于思想的虚伪、粗俗和低级,这种奇谈怪论更可怕,更有机会持续得久远,这是一种生命力更为顽强的错误,我说的是有关教诲的邪说,它的必不可少的后果就是一系列关于激情、关于真实和关于道德的奇谈怪论。许多人认为诗的目的是某种教诲,它或是应该增强道德心,或是应该改良风俗,或是应该证明某种有用的东西。埃德加·坡说美国人特别支持这种异端的思想。唉!为了碰上这样的奇谈怪论,是不必跑到波士顿的,在此地,它就包围着我们,每天都在摧毁着真正的诗。只要人们愿意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中去,询问自己的灵魂,再现那些激起热情的回忆,就会知道,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除了纯粹为写诗的快乐而写的诗之外,没有任何诗是伟大、高贵、真正无愧于诗这个名称的。
  请听明白,我不是说诗不淳化风俗,其最终的结果不是将人提高到庸俗的利害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显然是荒谬的。我是说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了诗的力量;说他的作品拙劣,亦不冒昧。诗不能等同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它不以真实为对象,它只以自身为目的。表现真实的方式是另外的方式,在别的地方。真实与诗了无干系。造成一首诗的魅力、优雅和不可抗拒性的一切东西将会剥夺真实的权威和力量。显示的情绪是冷静的、平和的、无动于衷的,会弄掉诗人的宝石和花朵,因此它是与诗的情绪对立的。
  纯粹的智力对准的是真实,趣味向我们指出美,道德教育我们明确责任。的确,中庸之道与两个极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趣味的中间感与道德感之间的差异小到亚里士多德毫不犹豫地把它的某些微妙的活动列入德行的范畴。所以,在恶习的种种表现中,首先使一个趣味高尚的人感到愤怒的,是它的畸形和不成比例。恶习有损于正义和真实,激起智力和道德心的愤慨;但是作为对和谐的凌辱,作为一种不协调,它更伤害了某些诗的精神。把一切道德和道德美的违反看作是针对普遍的节奏和韵律的一种错误,我认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正是这种对于美的令人赞叹的、永生不死的本能使我们把人间及人间诸事看作是上天的一览,看作是上天的应和。人生所揭示出来的对于彼岸的一切永不满足的渴望最生动地证明了我们的不朽。正是由于诗,同时也通过诗,由于音乐,同时也通过音乐,灵魂窥见了坟墓后面的光辉;一首美妙的诗使人热泪盈眶,这眼泪并非极度快乐的证据,而是表明了一种发怒的忧郁,一种精神的请求,一种在不完美之中流徙的天性,它想立即在地上获得被揭示出来的天堂。
  因此,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占据之中,这种热情是完全独立于激情的,是一种心灵的迷醉,也是完全独立于真实的,是理性的材料。因为激情是一种自然之物,甚至过于自然,不能不给纯粹美的领域带来一种刺人的、不和谐的色调;它也太亲切,太猛烈,不能不败坏居住在诗的超自然领域中的纯粹的愿望、动人的忧郁和高贵的绝望。
  埃德加·坡要求于诗神的这种不寻常的高雅、美妙的细腻和不朽的音调远远没有使他忽视写作上的实践,而是使他不断地磨砺他的实践家的天才。如果我分析一篇文章的话,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读过《乌鸦》这首奇特的诗的人将会感到愤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的诗人表面上巧妙地,而实际上细致地,带着一种我不能指责的轻微的放肆,解释了他运用的结构方式,节奏的适应,副歌的选择(尽可能短的、最有可能加以变化的,同时也最能代表忧郁和绝望的,并饰以一种最响亮的韵脚的副歌:nevermore(18)),一只能够模仿人声的鸟的选择,但还是一只鸟,一只在大众的想像中具有阴郁和不祥性质的乌鸦;他还解释了他如何选择最有诗意的口吻,忧郁的口吻,以及最有诗意的感情,对一个死去的女人的爱,等等。他说:“我不会把我的诗的主人公放在一个穷困的环境中,因为穷困平淡无奇,与美的观念相悖。他的忧郁将栖息在一个布置得华丽而富有诗意的房间中。”读者将会在坡的好几个短篇小说中发现他过于喜爱美的形式,特别是奇特的美的形式,以及装饰华美的场所和东方式的豪华的有趣的征象。
  我说我觉得这篇文章具有一种轻微的放肆。灵感的拥护者们还是不会不从中发现一种谴责和亵渎,然而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专为他们写的。某些作家越是装作如醉如痴的模样,闭上眼睛想着杰作,对混乱状态怀着充分信心,等待着抛到天花板上的字落在地上成为诗,埃德加·坡——我所知道的最富于灵感的人之一——越是要装作掩盖自发性,装作冷静和深思。他带着一种逗人的骄傲说,而我并不认为其口味不高(19):“我认为我可以自夸的是,我的作品中没有一点是被偶然地抛出来的,整个作品都带着数学问题的精确性和严密逻辑一步步走向它的目的。”我说,只有喜欢偶然的人、相信灵感的宿命论者和无韵诗的狂热派才会觉得这些细枝末节奇怪。在艺术上是没有细枝末节的。
  关于无韵诗,我要补充说,坡赋予韵律一种极端的重要性,他是带着同样的细心和精妙分析精神从韵律中所获得的数学、音乐的愉快和一切有关诗艺的问题的。他既证明了迭句可以有无穷的变化,也试图通过增加意料之外的成分,即奇特性,来恢复和增强韵律给人带来的愉快,而奇特性是美的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他常常恰当地重复一句诗或好几句诗,这种句子的不断往复模拟着忧郁或固定观念的纠缠不休,以不同的方式运用纯粹的迭句,运用表现懒散和消遣的变化了的迭句,运用重韵和三重韵以及一种被引人现代诗中的给人以惊奇之感的腰韵,但是他更精确,意图更丰富。
  显然,所有这些方法只能通过运用来检验其价值,翻译如此自觉、如此凝练的诗可能是个温柔的梦,也只能是个梦。坡写的诗很少,他有时表示遗憾,不能更经常地、专门地从事这种他认为最高贵的工作;但是他的诗的效果总是强有力的。这不是拜伦的热烈的感情抒发,也不是丁尼生的软绵绵的、和谐的、落落寡合的忧郁,顺便说一句,他对后者怀有一种几乎是兄弟般的钦佩之情。这是某种梦一般深沉和闪烁的东西,水晶一般神秘和完美的东西。我想我没有必要再说美国的批评家常常诋毁这种诗,就在最近,我在一本美国的人物百科全书上看到一个条目,宣称这种诗是奇特的,承认害怕这位装扮巧妙的诗神在这个奉功利为道德的光荣国家里流行开来,最后为下面这—点表示遗憾:坡没有把他的才能用于表现道德的真理,而是用于追求一种怪异的理想,在诗中挥霍一种神秘的(的确)然而是官能的快感。
  我们见识过这种合法的伎俩。坏批评家对好诗人进行的指责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是一样的。巴黎的批评家也写过无数文章指控我们的一些最热爱完美的诗人。我读这篇文章,就像是读那样的一篇文章的翻泽。我们偏爱的诗人是哪些,这很容易猜到;而所有热爱纯诗的灵魂都会理解我,如果我说,假使维克多·雨果是完美的,他将在那些反诗的人们中最不受欣赏,而他要能使人原谅他的抒情天才,只好强迫地、粗暴地在他的诗中引入埃德加·坡视作主要的现代奇谈怪论的那种东西:教诲。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857年。
(2)贬称女才子、女学者。
(3)英文:“以他自己的方式”。
(4)指萨德侯爵。
(5)奥拉斯·格雷利(Horace Greely,1811-1872),傅利叶主义者,曾任《纽约论坛报》主编。
(6)塔列兰(Charles-Maurice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7)括号内系波德莱尔的话。
(8)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与一个木乃伊的讨论》中的主人公。
(9)指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10)卢梭的著名提法,他把生活在集体中的人称为“堕落的野兽”。
(11)指北美印第安人用的一种长烟斗。
(12)墨西哥神话中的战神。此事实与缪塞无关,恐系误记。
(13)叙利亚人的财神。
(14)大概是指性病之类。
(15)拉丁文:“诗人是些容易激动的人”。此系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
(16)拉丁文:“容易激动的”。
(17)引自埃德加·爱伦·坡的《旁注》。
(18)英文:“决不再,永不再”。
(19)出自埃德加·爱伦·坡的《创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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