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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波德莱尔: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2-09-19  

波德莱尔: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

郭宏安 译

 



……某位不幸的先生,曾被无情的厄运
紧紧地、越来越紧地追赶着,
直到他的歌只剩下惟一的副歌,
直到他的希望之挽歌接受这忧郁的副歌:
不再!永远不再!
  ——爱伦·坡《乌鸦》

高踞青铜的宝座,命运在嘲笑,
用苦涩胆汁浸透他们的海绵,
而必然用它的钳把他们扭绞。
  ——泰奥菲尔·戈蒂耶《黑夜》 

 




  最近[1],一个不幸的人被带到我们的法庭面前,他的额头上罕见地、奇怪地刺着:倒霉!就这样他的眼睛的上方带着他一生的标记,正如一本书带着它的标题,而审判的结果证明了这招贴是严酷的事实。文学史上有类似的命运,真正的巨痛——这些人的额头上弯曲的皱纹里用神秘的字样写着“厄运”这个词。盲目的赎罪天使抓住了他们,用力地鞭打他们以教育其他人。他们的一生表现出才能、美德和优雅,但是没有用,社会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诅咒,指责他们的缺点,而这些缺点恰恰是它的迫害给他们造成的。霍夫曼为了制伏命运什么没有干过?巴尔扎克为了避免厄运什么没有干过?难道存在着一个魔鬼的上帝吗?他从摇篮中就准备着不幸,预谋把一些有才智的天使般的人投进敌对的环境中,如同把殉道者投进竞技场。难道有一些神圣的灵魂吗?他们注定要被献上祭坛,他们被判定要通过自己的毁灭来走向死亡和光荣吗?《黑夜》的噩梦将永远地包围着这些精选的灵魂吗?他们徒然地挣扎,徒然地形成在人世,一切都在它的预见和诡计之中;他们将慎之又慎,堵住所有的人口,加厚窗户抵御偶然的抛射物,但是,魔鬼会从锁眼里进去。完善将是他们的盔甲的弱点,极度的优点将是他们的巨痛的萌芽。

为了摔碎它,鹰从天空的高处,
把乌龟丢在他们裸露的额上,
因为他们须不可避免地死去。[2]


  他们的命运写在他们的各种构成成分中,在他们的目光和姿态中闪着阴森的光,跟他们的血细胞一起流在血管中。
  当代一位著名作家[3]写过一本书,论证诗人在民主社会、贵族社会、共和国、绝对或温和君主国中都不得其所。谁能够断然回答他?今天,我带来了一个新的传说支持他的论点,在殉教圣人名册上增添一个新圣人。我要写下一个人的历史,他属于那些著名的不幸者之列,他的历史富有诗意和激情,他在那许多人之后来到世间,在低等的灵魂中进行天才的艰苦学习。
  凄惨的悲剧啊,埃德加·坡的一生!他的死,这可怕的结局因其平凡而更加可怕。我从读过的一切材料中得出一个信念,即美国对于坡来说不过是一座巨大的监狱,他怀着狂热的骚动在其中奔波,他生来就适于在一个(比煤气灯笼罩下的巨大野蛮)更不道德的世界中呼吸,他的内心生活,精神生活,作为诗人或作为酒徒,只不过是为摆脱这种敌对气氛的影响而进行的不间断的努力罢了。在民主社会中舆论的专制是无情的专制,不要向它乞求仁慈,不要向它乞求宽容,也不要乞求它对道德生活的复杂多样执行它的法律时有什么弹性。可以说,从对自由的亵渎的爱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暴政,笨蛋的暴政,或动物权力至上,这种新的暴政因其极度的冷漠而与偶像贾杰诺[4]相似。一位传记作家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他是善意的,这正直的人——坡倘若愿意使他的天才正规化,以一种更适应美国土地的方式运用他的创造才能,他本可成为一个赚钱的作者的,a money making author[5];另一位说——此君是个天真的无耻之徒——不管坡的天才多么美妙,他不如只有才能,因为才能总是比天才更容易兑现;还有一位是报纸和期刊的老板,诗人的一位朋友,说很难雇用他,不得不付给他比别人少的报酬,因为他写东西的风格过于脱俗了。正如约瑟夫·德·迈斯特所说,好一副商人嘴脸!
  更有甚者,有几个人一方面对他的天才极不理解,无知再加上资产阶级伪君子的冷酷无情,竟争先恐后地侮辱他;在他突然去世之后,他们还要粗暴地鞭笞这具死尸,特别是鲁弗斯·格尔斯伍尔德先生,用乔治·格拉汉姆先生的话说,他当时进行了永存于世的诽谤。坡可能感觉到一种暴卒的不祥预兆,指定了格尔斯伍尔德先生和威里斯先生整理他的作品、为他作传和编辑他的回忆录。这位学究——吸血鬼在一篇置于坡死后出版的著作前头的平淡而充满仇恨的长文中大肆诋毁他的朋友。难道在美国不存在一道禁止狗进入公墓的法令吗?至于威里斯先生,相反,他证明了善心和情理总是和诚实的人并驾齐驱的;施于我们的同行的仁慈,作为一种道德责任,也是趣味的命令之一。
  和一位美国人谈坡,他也许会承认他的天才,也许还会引为骄傲,但是他那高高在上的嘲弄口吻使人感到这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会对您谈起诗人的落拓不羁的生活,他的碰着烛火就会燃烧起来的酒气熏天的呼吸,他的流浪的习惯;他会对您说这是个不固定的怪诞的人,是颗脱离轨道的行星,不停地从巴尔的摩到纽约,从纽约到费城,从费城到波士顿,从波士顿到巴尔的摩,从巴尔的摩到里士满。如果您的心受到了一个这样伤心故事的前奏的感动,如果您想说,也许罪过不会在个人,在一个拥有几百万君主,没有贵族,严格地说也没有资本的国家里,思想和写作该是很难的,您会看到他双目圆睁,金光四射,受苦的爱国主义的唾沫涌上嘴边,于是,美国就通过他的嘴巴把辱骂抛向欧洲,她的老母亲,抛向旧时代的哲学。
  我再说一遍,我确信爱伦·坡和他的祖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是个巨大而幼稚的国家,天生地嫉妒旧大陆。这个历史的后来人对自己物质的、反常的、几乎是畸形的发展感到自豪,对于工业的万能怀着一种天真的信仰。它确信,像我们这里的一些不幸的家伙一样,工业的万能最终将吃掉魔鬼。在那里,时间和金钱的价值是如此之大!物质的活动被夸大到举国为之疯魔的程度,在思想中为非人间的东西只留下很小的地盘。爱伦·坡出身良好,他公开表示他的国家的大不幸是没有血统贵族,因为在一个没有贵族的民族中,对美的崇拜只能蜕化、减弱直至消失。他谴责他的同胞身上的只有暴发户独具的恶劣趣味的种种征象,直至谴责他们的铺张昂贵的奢侈。他把社会进步这一当代的伟大思想视作轻信的糊涂虫的迷狂,称人类住所的改善为长方形的伤疤和可憎之物。爱伦·坡在那里是个孤独得出奇的人。他只相信不变、永恒、selfsame[6],他享有——在这自爱的社会里,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特权——这种马基雅维利[7]式的伟大理智,这理智像一根光柱走在智者的前头,穿越历史的荒野。如果他听见感情的女神学家出于对人类的友谊而取消了地狱,数字的哲学家建议建立一种保险制度,为取消战争每人认捐一个苏,还有废除死刑和拼法,这两件相关联的荒唐事,还有那么多的病人,耳朵对着风,写下转圈的幻想,这些幻想跟授意他们写的因素一样使他们胀气,如果他听见了这一切,他会想什么,写什么,这倒霉的人?如果您在这种对于真实的无可非议的看法(在某些场合,这是真正的缺陷)上增加一个错音就会歪曲的细腻奇妙的感觉,增加除了准确的比例之外一切都会使之产生反感的精细的趣味,增加具有一种病态激情的力量的、对美的永不满足的爱,您对这一点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生活成了地狱,并且他的结局悲惨,您还会钦佩他居然活了这么久。



  坡的家庭是巴尔的摩最可敬的家庭之一。他的外祖父在独立战争中做过陆军军需司令兼军需局局长,拉法耶特[8]对他有很深的敬意和友谊,后者在他最后一次逗留美国期间,想去看将军的未亡人,借以对她的丈夫给予他的帮助表示感激。他的曾祖父娶的是英国海军上将麦克·布莱德的女儿,这个家庭交往的都是英国最高贵的家族。将军的儿子,埃德加的父亲大卫·坡热烈地爱上了一位英国女伶——以美貌著称的伊丽莎白·阿诺德,他跟她走了,并娶了她。为了使他的命运更深地结合到她的命运中去,他做了演员,和他妻子共同参加过许多剧团,走遍了美国的主要城市。夫妻:二人几乎同时死于里士满,他们一无所有,只丢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其中有埃德加。
  爱伦·坡于1813年生于巴尔的摩[9]。这个年份是他自己说的,他曾经否定了格尔斯伍尔德的说法,后者说他生于1811年。如果小说精神(这是我们的诗人的一个说法)曾经支配过一个人的出生的话——多么阴沉而暴躁的精神啊!——肯定,这种精神是支配了他的出生的。坡的确是激情和冒险的产儿。他天生一副可爱的举止,城里的富商爱伦先生喜欢上了这个不幸的漂亮孩子,他又没有孩子,就收养了他。他从此就叫埃德加·爱伦·坡了。他生活舒适,并有理由希望获得使一个人的性格具有坚定的可靠性的那种境遇。他的养父母带他旅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回国前,他们把他留在勃兰斯比博士那里,后者在伦敦附近的斯托克-纽因顿办有一个很大的学校。坡本人在《威廉·威尔逊》中描写过那座古老的伊丽莎白风格的古怪房子和他的学生生活的印象。
  他于1822年[10]回到里士满,在当地最好的老师的指导下继续学习。1825年,他进入夏洛特城大学,使他出众的不仅有近乎奇迹的智力,还有丰富得近乎不祥的激情——这是真正美国式的早熟,终于导致了他被学校开除。顺便指出,坡在夏洛特城大学就已经对物理和数学表现出一种出色的能力,他后来不断地用于他的那些怪诞的故事,并从中获得许多出人意料的表现手法。不过,我有理由相信,他最重视的并不是这类作品,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早熟的能力,较之那些纯粹想象的作品,他近于把这类作品看作是容易的杂耍。几笔倒霉的赌债引起了他和养父间暂时的不和,而埃德加——这是最引人好奇的事情之一,这证明了,不管有人怎么说,在他的感受性很强的头脑中有着相当强烈的骑士精神的成分——于是打算参加希腊的战争,去和土耳其人作战。他前往希腊。他在东方怎么样了?他在那里干了些什么?他研究了地中海的古代滨海地带吗?他为什么在彼得堡?没有护照,受到牵连(被什么事牵连?),他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公使亨利·米德尔顿才得以逃避俄国的惩罚和返回家园。我们不知道,这是个空白,只有他本人能够填补。他的生平、青年时代、在俄国的冒险以及他的通信早由美国报纸发出预告,但从未发表。
  1829年,他回到美国[11],表示希望进入西点军校。他也确曾被接受。在军校同在别处一样,他又表现出一种天赋极高的智力,但同时也不肯受纪律约束,几个月后即被除名。这时他的家中出了大事,其后果对他的一生影响甚为重大。爱伦太太死了,他似乎对她怀有一种真正的母子之情。爱伦先生又娶了一个十分年轻的女人。一场家庭纠纷爆发了,这是一段我讲不清楚的怪异而隐晦的故事,因为还没有任何一位传记家对此作过明白的解释。所以,不必奇怪,他彻底地离开了爱伦先生,而后者再娶之后有了孩子,也就完全把他排除在继承之外了。
  离开里士满不久,爱伦·坡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这实际上是一道耀眼的曙光。对于善于体味英国诗的人来说,这里已经有了人间之外的色彩、忧郁中的宁静、美妙的庄严、早熟的经验——我想,我本想说是天生的经验——这些伟大诗人所独具的特点。
  穷困使他当了一阵子兵,可以设想,他利用兵营生活中粗俗的乐趣,为未来的作品准备素材——这些作品的创作似乎是为了向我们证明奇特性是美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某些不得其所的人来说,文学是他们惟一能够呼吸的地方,坡又回到文学生活中去,一度贫困至极。一次偶然的幸运救了他。一位杂志老板创立了两种奖金,一是奖给最佳故事,一是奖给最佳诗歌。一篇特别美的东西吸引了委员会主持人肯尼迪先生的目光,他想要亲自看看手稿。结果,坡获得了两项奖金,但是只发给他一项。委员会主席很想见见这位陌生人。报纸编辑给他带来一位年轻人。他惊人地漂亮,衣衫褴褛,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有一种既骄傲又饥饿的绅士的神气。肯尼迪行为高尚,他介绍坡认识了托马斯·怀特先生,后者在里士满创办了《南方文学信使报》。怀特先生很有胆量,却没有丝毫文学才能,需要一位助手。于是,坡年纪轻轻——二十二岁——就做了一份杂志的主笔,杂志的命运系于他一人之身。他创造了杂志的繁荣。从此,《南方文学信使报》承认,它之所以有订户,之所以名声大振,完全归功于这位受诅咒的怪人,这个不可救药的酒徒。他在这本杂志上首次发表了《汉斯·普法尔某君的无双冒险》及其他故事,读者们以后会依次看到。将近两年中,埃德加·坡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用一系列新型的作品和批评文章使他的读者惊叹不止。他的批评文章生动活泼,直截了当,严厉得入情入理,很是引人瞩目。这些文章涉及各类书籍,年轻人的良好教育没少帮他的忙。人们应该知道,这大量的工作只有五百美元的报酬,即每年二千七百法郎。立刻,格尔斯伍尔德说,言下之意是:他就自认有钱了,这个蠢货!他就娶了一位美丽、迷人、生性可爱勇敢的少女,但是一个子儿也没有,这个格尔斯伍尔德带着一种不屑的口吻补充说。这少女是他的表妹,一个叫弗吉尼亚·克里姆的姑娘。
  尽管坡为他的报纸做了许多事,怀特先生还是在快到两年的时候跟他闹翻了。分手的原因显然在于诗人的疑病的发作和酗酒,这种特殊的意外遮暗了他的精神的天空,就像死亡的乌云突然给最浪漫的景色蒙上了一片看起来无法缓解的忧郁气息一样。从此,我们就看到这不幸的人像荒漠上的人一样挪动他的帐篷,把他的简单的家在合众国的主要城市间搬来搬去。他到处走,或是领导一份杂志,或是参加合作,总是很出色。他以一种令人眩目的速度写了许多批评和哲学文章以及充满魔力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奇异故事集》为名结集出版,这个题目引人注目,颇有深意,因为怪诞奇异的装饰排斥人的形象。人们看到,从许多方面说,坡的文学是非人或超人的。我们从报上的一些伤人的、卑鄙的短文中知道,坡先生和他的妻子在福特汉姆病得很危险,而且一贫如洗。坡太太死后不久,诗人开始震颤性谵妄的发作。一篇新的注文突然出现在一家报纸上——这一篇不止于残酷——指责他对人世表示轻蔑和厌恶,对他进行有倾向性的指控,这是舆论的一次真正的清算,他得毕生为自己辩解,这是一种我所知道的最累人又最无结果的斗争
  当然,他挣了些钱,他的文学作品差不多可以使他活下去,但是,我有证据认为他总是有一些讨厌的困难要克服。像许多作家一样,他梦想着有一份自己的杂志,他想在自己家里,事实是,他因为热烈地希望他的思想能有一个最后的庇护所而受够了痛苦。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筹集一笔足够的钱,他求助于解读。人们知道这种解读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种思辨,法兰西学院是所有的文人都可以利用的,作者只有在用完了可能有的一切解读方式之后方可出版他的解读。爱伦·坡已在纽约进行过一次关于《吾得之矣》的解读,这是他的一首关于宇宙起源的诗,解读甚至引起了一场大争论。这一次,他想在他的故乡弗吉尼亚州作些解读。如他在给威里斯的信中所说,他打算在西部和南部转一圈,希望得到文友们、大学及西点军校的老相识们的赞助。于是,他访问了弗吉尼亚州的主要城市,里士满于是又看见这个当年那么年轻、那么贫穷、那么褴褛的人了。所有那些在他默默无闻的时代之后再没见过他的人都蜂拥而至,一睹他们这位著名同胞的风采。他漂亮、高雅,像神一样彬彬有礼。我甚至认为,一段时间以来,他竟屈尊到设法让一个禁酒会接纳的地步。他选择了一个既宽泛又高深的主题——诗歌原理——并清楚地加以说明;清楚,这是他的天赋之一。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认为诗的目的和诗的原理属同一性质,诗除了自身之外不应再考虑别的东西
  美好的欢迎使他那颗可怜的心充满了骄傲和快乐,他显得那么高兴,竟说要定居在里士满,终老于从童年起就热爱的地方。然而,他在纽约有事,10月4日,他走了,一边还抱怨说他发抖,感到乏力。他一直感到不适,6日晚,他到了巴尔的摩,让人把行李送往码头,他要从那儿去费城。他进了一家小酒馆,想喝点提神的东西。不幸,他在那儿遇见了老相识,滞留住了。第二天早晨,在黎明的昏暗中,人们在路上发现了一具尸体,应该这样说吗?不,是一副还活着的躯体,不过死神已经打上了庄严的印记。人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身上既无证件也无金钱,于是,人们把他抬进了医院。1849年10月7日星期日晚上,坡就在那里去世,享年三十七岁。他死于震颤性谵妄,这可怕的来客已经拜访过他的头脑一次或两次了。最伟大的文学英雄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位天才曾在《黑猫》中写过这样决定命运的话:什么疾病堪与酒精相比!
  这死亡几乎是一种自杀,准备已久的自杀。至少,它引起了轩然大波。喧嚣是巨大的,美德自由而快活地放纵它夸张的cant[12]。最宽容的悼词也不能不给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少的道德留下位置,它是不会放过一个如此美妙的机会的。格尔斯伍尔德先生诽谤;威里斯先生真诚地感到痛心,他的表现超出了应有的表现。唉!这个人越过了美学的最险峻的高峰,投入了人类智力最少探索的深渊;为了使想象力吃惊,为了吸引渴望着美的精神,他通过仿佛一阵没有间歇的风暴一样的一生,发现了新的表现方式和前所未见的手法,他竟在几小时内死在医院的床上,这是怎样的命运啊!如许的伟大,如许的不幸,却是为了引起资产阶级空话的旋风,却是为了变成有德性的记者们议论的资料和主题[13]!
  这种场面并不新鲜,近来有名的葬礼少有不是丑闻大会师的。何况,社会并不喜欢这些倒霉的狂人,或者是因为他们大煞风景,或者是因为它天真地把他们视为精神负担,它的有理是毋庸置疑的。谁不记得巴尔扎克死时巴黎的聒噪?可他却是死得规规矩矩的。更近的还有,今天是1月26日,恰好一年了,一位非常正直的、智力很高的、始终是清醒的作家[14]不声不响地、没有惊动任何人地在一条他所能找到的最黑暗的街上撒手而去了,多么令人恶心的说教啊!多么文雅的谋杀啊!一位有名的记者[15],耶稣是绝不会教给他宽宏的态度的,觉得这一遭际相当开心,竟编了粗俗的文字游戏加以赞美。在19世纪被智慧那么经常津津乐道的人权的众多条款中,有相当重要的两条被忘记了,那就是自相矛盾的权利和自己去死的权利。但是,社会把自己去死的人看作狂人,它很愿意惩罚某些遗骸,就像那个不幸的士兵一样,得了恋尸癖,看见尸体就发疯。然而,人们可以说,迫于某种情势,经过对某种不可调和性的严肃的审视,怀着对某种信条和灵魂转世说的坚定信仰,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而这并非文字游戏:自杀有时是生命的最合理的行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为数众多的幽灵的团体,与我们频繁接触,其中每个成员都向我们夸耀他现在的休息,并将他的信念灌输给我们。
  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吾得之矣》的作者的悲惨结局引起了某些令人宽慰的例外,否则,就真该绝望了,坐不住了。如我所说,威里斯先生就公道地甚至激动地谈到他一直与坡关系很好,约翰·尼尔先生和乔治·格拉汉姆先生就提醒过格尔斯伍尔德先生要知耻。朗费罗[16]先生——由于爱伦·坡对待他极为粗暴,所以他的话更有价值——就以无愧于一位诗人的方式称赞过他作为诗人和散文家的巨大力量。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写道,美国文学界失去了最有头脑的人。
  但是,心被击碎、被撕裂、被七把利剑刺穿的是克里姆太太。埃德加既是她的儿子又是她的女儿。严酷的命运,威里斯说,我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采用了他提供的这些细节,“她关怀和保护的是一个严酷的命运”。埃德加·坡是一个拖累人的人,除了他写的东西难得要命、风格又大大高出常人的智力而不能得到优厚的报酬之外,他总是手头拮据,他和他的生病的妻子经常缺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一天,威里斯看见一位年老的、温柔的、庄重的妇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这是克里姆太太。她为她亲爱的埃德加找活儿干。这位传记家说他印象特别强烈的,不仅是她对儿子的才能的极力赞美和准确评价,还有她所有外在的东西:她的温柔、忧郁的声音,她的有些过时但优美庄严的举止。他说,好几年间,我们看见这位不知疲倦的天才的仆人,穿得又穷酸又单薄,一家报馆一家报馆地,时而卖一首诗,时而卖一篇文章。有时候说他病了,这是当她的儿子暂时写不出东西时(神经质的作家都有这种情况),她提出的惟一的解释,惟一的理由,永远不变的托词,她决不允许从她的口中冒出这样的一个音来,让人理解为对她的爱子的天才和意志有所怀疑和信心有所减弱。女儿死后,她怀着一种更为强烈的母爱眷顾着这个悲惨的搏斗的幸存者,她跟他生活在一起,照料他,关怀他,在他与生活和自己的搏斗中保护着他。威里斯怀着一种高度的、公正的理由结束说,如果女人以她产生于最初的爱情并由人类的激情加以维持的忠诚颂扬它的对象并使之神圣化,那么,我们对于一个使这种纯洁、无私、神圣的忠诚得以产生的人什么好话不能说呢?事实上,坡的反对者们应该看到,有一些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只能是一种美德。
  这个消息对这位可怜的女人是多么可怕,人们是可以料到的。她给威里斯写了一封信,下面是其中的几行:

  “今天早晨,我知道了我可爱的埃迪的死讯……您能告诉我一些细节、当时的一些情况吗?……啊!别在这巨大的悲痛中抛弃您可怜的朋友……告诉……先生来看我,我可怜的埃迪托我告诉他一件事……我不需要请您宣布他的死讯,为他说好话。我知道您会这样做的。但是请您说,对于他这可怜的伤心的妈妈,他是个多么深情的儿子……”
 
  我觉得这个女人是伟大的,她不止是富有古风。她在受到致命的打击之后,想到的只是等于她的一切的那个人的名誉。为了使他满意,说他是一个天才是不够的,人们还应该知道他是个有责任心、有感情的男子汉。显然,这位母亲——来自最高的天空的一束光线点燃的火炬和炉火——给我们这个太不讲究忠诚、英雄气概和一切超出于责任之外的东西的民族树立了一个榜样。她是诗人的生活的精神太阳,在诗人的作品的上方写上她的名字不是正当的吗?他将在他的光荣中使这个女人的名字香气四溢,她的温情能够包扎他的创伤,她的形象将不停地飞翔在文学殉道者名册的上方。



  爱伦·坡的生活、品德、举止、肉体组成他这个人的整体的一切,仿佛是某种既黑暗又光明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人格像他的作品一样,是奇特的、迷人的,打上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忧郁的印记。总之,他天赋过人,无所不能。他年轻时就对各种体育活动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本领,尽管他身材矮小,生有一副女人的手脚,浑身都带有那种女性的娇嫩,但他不仅强壮,而且还能表现出不寻常的力量。他年轻时曾赢得一次超过通常距离的游泳打赌赛,仿佛大自然给予那些它想让他们做出大事的人一种顽强的性格,正如它给予那些象征着死亡和痛苦的树木强大的生命力一样。这些人有时候看起来瘦弱,实际上十分健康,能吃能干,既可适应过量又能忍受惊人的淡泊。
  关于爱伦·坡,有几点是人们一致同意的,例如,他天生仪态高贵、雄辩、漂亮,据说,他对此颇有几分得意。他的举止是高傲和甜蜜的温柔的奇妙混合,充满着自信。外貌、姿态、动作、神情,一切都指明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尤其是在他得意的日子里,他整个的人表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庄严。他的确得天独厚,犹如某些行人一下子就吸引住观察者的目光,使他牢记不忘。迂腐而刻薄的格尔斯伍尔德本人也承认,当他去拜访坡,看到他面色苍白、对妻子的病和死感到苦恼的时候,他感到大为惊讶的不仅是他的举止得体,无可指摘,还有他那贵族气派的容貌以及家具相当简陋却散发着香气的房间。格尔斯伍尔德不知道诗人比任何男子都更有那种属于巴黎女人和西班牙女人的美妙的天赋,即知道如何用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修饰自己;他不知道坡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一个爱美的人,能够找到把一间茅屋变成一座新型宫殿的艺术。他不是以一种最独创、最好奇的精神写过关于家具设计、乡间房屋、花园配置和风景改造计划的文章吗?
  弗兰西斯·奥斯古德太太是坡的一位朋友,她写过一封可爱的信,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他的品德、人格和家庭生活的最有兴味的细节。这个女人自己就是个出色的文人,她勇敢地否定了加在诗人身上的一切恶习和错误。她对格尔斯伍尔德说:“对男人,也许他是像您描绘的那样,您作为男人,可能说得对;但对女人,我说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没有一个女人认识坡先生而不感到对他怀有一种深切的关心。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优雅、高贵和宽宏大量的典范……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阿斯托饭店。在饭桌上,威里斯让我看了《乌鸦》,说作者想知道我的意见。这首怪诗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和谐深深地打动了我,乃至于当我听说爱伦·坡想认识我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奇特的类似恐惧的感情。他来了,他的脸漂亮而骄傲。阴沉的眼睛射出神圣的光,一种充满了感情和思想的光,他的态度是一种高傲和甜蜜的不可言状的混合。他向我施礼,平静、庄严,几乎是冷淡的,但在冷淡之下颤动着一种明显的好感,我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直到他死,我们一直是朋友……我知道他在他最后的话中还记着我,在他的理智被推下王位之前,他给了我一个忠实于友谊的最高的证明。
  “他的内心既单纯又充满诗意,对我来说,埃德加·坡的性格的最美丽的光辉都发自他的内心。顽皮、亲切、风趣,时而温顺、时而淘气,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他总是对他年轻、温柔、被崇拜的妻子,对任何哪怕是在他最疲劳的文学创作中来看他的人,有一句亲切的话,有一个善意的微笑,有种种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关怀。他在书桌上、在他的莱诺尔——他死去的爱人——的肖像下度过了数不清的光阴,总是勤奋而顺从地把穿过他那惊人的、不断警觉着的头脑的奇思异想固定下来。我还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看见他比平时高兴和轻松。弗吉尼亚,他的温柔的妻子,请我去看看他们,而要我拒绝她的请求是不可能的……我发现他正在写后来以《纽约名士录》为题发表的一组文章。‘您看,’他对我说,一边得意洋洋地笑着,一边打开好几个小纸卷(他在窄条纸上写东西,显然是为了与报纸的字行相一致),‘我要让您看看我是用文章的长短来表示我对你们文学界的人物的尊敬程度的。在这些纸中,您的那一张已经卷起来了,已经写好了。来呀,弗吉尼亚,来帮帮我!’他们把纸卷一个个打开,其中有一个好像长得没有头。弗吉尼亚于执一端,一边大笑,一边退到房间的一角,她的丈夫手执另一端,退到房间的另一角。‘谁这么有运气,’我说,‘值得您表示这么深的好感?’‘你们听见了吗?’他喊道,‘好像她那颗小小的虚荣的心还没告诉她这就是她本人似的!’
  “在我因健康原因而不得不出门的期间,我与坡定期有书信往来,我是应他妻子的热烈请求这么做的,她认为我能给予他有益的影响……至于说存在于他妻子和他之间的爱情和信任,那对我来说真是赏心悦目的一幕,我怀着怎样的信念和热情来谈论都不为过。他的浪漫的性情产生的几个富有诗意的小故事,我就不去说了。我认为她是他一直真正爱着的惟一女性……”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从来不写爱情。即便是《丽姬娅》和《艾蕾奥瑙拉》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爱情故事,作品的基本思想完全是与爱情无涉的。也许他认为要表达这种怪异的、几乎不可言说的感情用散文的语言还不够格,因为他的诗正相反,是深深地浸透了这种感情的。在那里,这种神圣的激情显得辉煌、闪烁,总是蒙上一层不可解脱的忧郁。他在文章中,有几次谈到过爱情,甚至相当于使笔尖发颤的字眼的那种东西。他在《阿伦海姆的产业》中说幸福的四个基本条件是:大自然中的生活,一个女人的爱情,摆脱一切野心,创造一种新的美。这证实了弗兰西斯·奥斯古德太太关于坡对女人有一种骑士般的尊敬的说法。尽管他对怪诞可怕的事物有着不可思议的才能,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却没有一段稍涉淫秽甚至感官享乐的文字。可以说,他所描绘的女性的肖像都罩着一个光环,在一片超自然的气氛中闪烁,出自一个崇拜者的夸张手笔。至于说浪漫的小故事,一个如此神经质的人,对美的渴望也许是他的主要特点,他有时候怀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培植风流这火山般的有麝香香味的花朵,而诗人沸腾的头脑又是它最适宜的土地,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好几位为他作传的人都谈到了他的容貌的美,我认为,一个有才智的人可以借助于各种含混但有特征的概念对此得出大致的印象。这些概念包含在一个词中:浪漫的,这个词—般来说是用于描绘各种类型的美,尤其是在表现方面。坡的前额很宽很高,某种隆起透露出它所代表的横溢的才华——结构的才华,比较的才华,找出因果关系的才华,而且在平静的骄傲中突出地表现出理想感和典型的美感。不过,尽管有这些天赋,甚至正因为这些过多的特长,他的头从侧面看也许不怎么顺眼。如同所有那些在一个方圆上过分的东西一样,丰富可能会产生出一种不足,侵占可能会产生出一种匮乏;他有一双大眼睛,既阴沉又明亮,颜色不确定,偏黑,近于紫色,鼻子高贵而结实,嘴巴小巧,尽管常浮着浅笑,却透着悲哀,皮肤呈淡棕色,脸通常是苍白的,表情有些心不在焉,平常总笼罩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
  他谈锋很健,内容充实。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这是一桩可怕的事情,而且,他的话和他的笔一样,都讨厌俗见;但是,广博的知识,强有力的语言,精深的研究,取之于好几个国家的印象,使他的话富有教益。他的本质上是诗的、极富章法却又逸出常轨的雄辩,是取之于一个常人很少涉足的世界的形象宝库,是一种旨在从明显的、绝对可以接受的建议中引出隐秘的、崭新的景象以及展开令人惊奇的远景的神奇艺术,—句话,即使人陶醉的、启人思想的、令人沉入梦境的、把灵魂从常规的泥潭中拉出来的艺术,上述的一切就是他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才华,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但是,有时候——至少有人这样说——诗人在任意的破坏中洋洋得意,会用一种令人苦恼的犬儒主义突然把他的朋友们叫回到地上,粗暴地打碎他的充满灵性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听众并非一件很难的事,我认为读者不难在历史上发现其他伟大而具有独创性的人,对他们来说,任何同伴都是好的。某些人是人群中的孤独者,沉湎于独白,不需要太挑剔公众。说到底,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博爱。
  应该谈谈他的酗酒了。这件事有人赞美,有人指责,那股劲头儿可以使人以为,美国的全部作家,除了坡,都是甘于淡泊的天使。有好几种说法都可信,而且并不相互排斥。首先,我必须指出,威里斯和奥斯古德太太曾说,极少量的酒就足以完全扰乱他的机体。再说,—个实际上如此孤独如此深为不幸的人,一个能够经常把一切社会制度看作是违反常理、看作是骗局的人,一个受到无情命运的纠缠而常常说社会不过是悲惨的人们的混合(这是格尔斯伍尔德说的,他像一个也这样想但绝不这样说的人一样感到气愤)的人,—个自幼就被抛到自由生活中去碰运气的人,一个头脑被艰苦的持续的工作包围的人,他有时候到杯子里寻找一种万事皆忘的快感,这是很容易想象的,我说,这样设想也是很自然的。文学的怨恨,无限产生的困惑,家庭的痛苦,苦难的侮辱,坡逃避这一切,躲进了昏天黑地的醉意中,就像躲进了预先准备的坟墓之中。但是,不论这种解释多么好,我觉得还不够全面,它可悲的简单使我表示怀疑。
  我知道他并不像贪杯者那样喝酒,而是像个野蛮人那样喝酒,以一种完全美国式的迅速和时间的节省,仿佛是在履行一种杀人的职能,仿佛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要消灭,a worm that would not die[17]。有人讲到,一天,正当他要再次结婚的时候(结婚预告已经发出,人们祝贺他这次结合把幸福和舒适的最好条件放在他的手中了,他说:“你们可能看见了结婚预告,但请注意:我不会结婚。”),他喝得烂醉如泥,惹恼了将要成为他的妻子的那个女人的亲友。他就这样借助于恶习来摆脱对亡妻的不忠,她的形象一直活在他心里,他在《安娜贝尔·李》一诗中令人赞叹地咏唱过她。因此,从许多方面看,我认为这件无比珍贵的事实得到了公认和证实。
  此外,我在《南方文学信使报》的一篇长文中读到一一是他开创了这份报纸的繁荣——他的风格的纯净和完善,他的思想的明晰,他的工作的热情,从未受到这种可怕的习惯的损害。他的最好的东西的大部分是在醉意陶然的前后完成的。发表了《吾得之矣》之后,他就迁就了他的这种爱好。在纽约,发表《乌鸦》的那天早晨,诗人的名字有口皆碑的时候,他趔趔趄趄地走过了百老汇大街。请注意“前后”这个词,这意味着,酒醉既可成为刺激,也可成为休息
  所以毋庸置疑,在醉意中,不仅存在着一连串的梦幻,还存在着一系列的推理,它们为了不断地产生,需要引发的环境。这些梦幻和推理很像那些短暂的、强烈的印象,它们越是短暂,再次出现时就越是强烈,有时,它们的前面是一种外部的征象,某种如一户钟鸣、一个乐音或一种已经忘却的香味一样的提醒,这些印象本身前面又有一种类似已知事情、并在已知的链条中占有同样位置的事情。这些梦幻和推理也很像那些周期性地出现在我们睡眠中的奇特的梦。如果读者很顺利地跟上我的话,他就已经猜到了我的结论: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当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爱伦·坡的酗酒是一种帮助回忆的手段,是一种工作方法。这是一种有效而致命的方法,但适合于他的富于情感的天性。诗人学会了喝酒,正如一位细心的搞文学的人练习做笔记一样。他不能抗拒再度发现那些美妙而骇人的幻觉的愿望,即他在前一次风暴中已然碰到过的微妙的观念,即迫切地吸引着他的老相识,他为了重新与它们取得联系,走了一条最危险也最直接的道路。今天使我们愉快的东西的一部分,正是毁了他的那种东西。



  关于这位怪才的作品,我要说的话不多,公众会表示他们的想弄清他的方法,解释他的手段,这也许是困难的,尤其是他的部分作品其主要效果取决于分寸得当的分析,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把读者带进他的创作的奥秘中去,可以详细说明这种美国式的天才如何使他从被克服的困难、被解开的谜团和成功的较量中得到快乐,如何推动他带着孩子般的近乎反常的快活在可能和猜测的世界中嬉戏,如何使他造出假消息,其精妙的艺术使之真假难辨。没有人否认坡是位不可思议的魔术师,而且我知道他更重视他的另一部分作品。我对此也有几点更重要的看法,但都很简短。
  使他赢得有思想的人的欣赏的并不是那些使他有名的表面的奇迹,而是他对美的爱,对美的和谐条件的认识;是他的深刻而悲哀的诗,精雕细刻,透明,规则如水晶的首饰;是他的令人赞叹的风格,纯粹而怪诞,紧凑如盔甲的锁扣,自得而细密,最细微的意图都有助于轻轻地把读者推向预期的目标;尤其是这种完全特殊的天才,这种使他能够用一种完美的、动人的、可怕的方式描绘和解释道德之例外的独一无二的气质。百例举其一,狄德罗是位多血质的作家,而坡是位神经质的作家,他甚至还更胜一筹,他是我所认识的此类作家中的最优秀分子。
  他的作品一开始就是吸引人的,像旋风一样,但并无突如其来之感。他的庄严使人惊奇,使思想始终警醒着。人们一开始就能感到有某种严重的事情。慢慢地,渐渐地,一个故事展开了,它的全部意义都建立在智力的一种不易察觉的偏斜上,建立在一种大胆的假设上,建立在理智的混合物中自然所占的不慎重的比例上。读者被眩晕感牵着,不能不跟着作者进入他的吸引人的推论之中。
  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富有魔力地讲述人生和自然的例外。那是大病初愈后的强烈的好奇心;是还充满着令人疲软无力的光辉的季节之末,天气炎热,潮湿、多雾,南风使人的神经疲软松弛得像乐器的弦,眼里充满了并非来自心中的泪水;是幻觉,它开始时让位于怀疑,很快便被说服,变得像一本书一样地喜欢推理;是荒诞,它占据着智力,以一种可怕的逻辑支配着它;是霸占了意志的地盘的歇斯底里;是建立在神经和思想之间的矛盾;是不协调到用笑来表达痛苦的人,他分析最短暂的东西,他掂量不可称量之物,他用细致而科学的具有骇人效果的方式描写漂浮在神经质的人周围的、并将他引向恶的想象之物。
  他为了爱怪诞而投入怪诞,为了爱恐怖而投入恐怖的那种热情本身有助于我检验他的作品的真诚和人与诗人之间的协调。我已经注意到,在好几个人那里,这种热情常常来自于一种巨大的无所用的生命力,有时候来自于一种固执的贞洁,也来自于一种深刻的、被压抑的敏感。人看到自己的血流出来时所能感到的那种超自然的快感,突然的、猛烈的、无用的运动,不由自主地朝天发出的巨大喊声,都是一些可以列为同类的现象。
  在这种空气稀薄的文学中,精神可以感受到这种模糊的焦虑,这种敏于流泪的恐惧,这种心灵的不适,它们都占据着巨大而奇特的地方;但是,最为强烈的还是钦佩之情,而艺术又是如此伟大!主要的部分和次要的部分都适合于人物的感情,自然的孤独或城市的骚动都被有力而神奇地描写了出来。正像我们的欧仁·德拉克洛瓦把他的艺术提高到伟大的诗的高度一样,埃德加·坡喜欢让他的形象们活动在透出腐尸的磷光和风暴的气味的发紫、发绿的背景上。所谓的无生命的自然具有了有生命的自然的性质,像后者一样,发出了超自然的、过电一般的震颤。空间因鸦片而加深,鸦片赋予它一种神奇的、具有各种色彩的意义,使各种声音都震动起来,其声响更加意味深长。有时候,在他笔下的风景中,突然出现壮丽的瞬间,充满了光明和色彩,人们看到遥远的天际出现了东方的城市和建筑,距离使之影影绰绰,太阳洒下一片金雨。
  坡的人物们,更确切地说,坡的人物,就是坡本人,那是一个官能极敏感的人,一个神经松弛的人,一个以热烈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向困难提出挑战的人,他看东西越看越大,目光之紧张犹如剑之僵直。他笔下的女性,个个光彩照人,身罹疾患,受着怪病的折磨,说话的声音像音乐,这仍然是他;或者至少,由于奇特的愿望,知识和不可救药的忧郁,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她们的创造者的特点。至于他的理想的女性,他的女泰坦,是由散见于他的为数极少的诗篇中的不同肖像透露出来的,说是肖像,还不如说是感觉美的方式,作者的气质使之接近或融和一种模糊然而可感的统一体中,对于美的永不满足的爱也许在那里比在别处更细腻地存在着,那是他的伟大的凭证,也就是说,是他获得诗人们喜爱和尊敬的资格的概括。
  我们从爱伦·坡的全部作品中选出若干故事,集于《奇异故事集》这个题目之下。这部作品包括数量可观的短篇小说、数量同样可观的批评文章和其他文章、一首哲理诗(《吾得之矣》)、其他诗歌和一部纯粹写实的小说(《阿瑟·戈登·庇姆述异》)。如果我还能如我所愿地有机会谈谈这位诗人的话,我将分析他在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观点,以及全部的翻译在一个喜欢开心和激动远甚于最重要的哲学真理的公众那里通常很少能获得成功的那些作品。


注释
[1]本文的一部分最初发表于1856年2月25日,全文发表于1869年。
[2]诗句出自《黑夜》。
[3]指法国诗人维尼。
[4]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的化身。
[5]英文:“赚钱的作者。”
[6]英文:“同一的,一样的”。
[7]马基雅维利(Nicolas Machiavel,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哲学家。
[8]拉法耶特(Marie-Joseph de La Fayette,1757-1834),法国政治家、将军。
[9]事实上爱伦·坡于1809年生于波士顿。
[10]事实上爱伦·坡于1820年回到里士满。
[11]爱伦·坡实际上并未出国,而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一带当兵。
[12]英文:“假正经”。
[13]拉丁文:“为了变成一个夸张的主题!”。
[14]指杰拉尔·德·奈瓦尔。
[15]指路易·沃尤(Louis Veuillot,1813-1883)。
[16]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
[17]英文。波德莱尔本人译作:“一个不愿意死的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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