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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宇文所安: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08-24  

宇文所安: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

田晓菲



  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在当前全球主义化的文化氛围中传统文化的命运、塑造了对它的解读的力量,以及它在未来面临的种种可能。在二十世纪,我们常常考虑的是如何保存传统文化。然而,当它变成一个被保存的东西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被深刻地改变了。传统文化常常成为怀念的对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校系统的专利。我认为,保存本身改变了一系列的文化文本、实体和具体实践,而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十分重要。在现代之前,每一个伟大的非西方文化,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一个多元的、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媒介,人们通过这个媒介思想与行动。但是,当它被保存起来的时候,一个原本活跃的媒介僵化了,成了一个固定的思考对象。即使我们郑重其事地对待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做法在今天的世界不仅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是许多可能的选择之一种,而且还是相当堂吉诃德似的事业。这些文化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对人们的想象力做出排除一切其他关怀的要求了。
  也许,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所发生的最深刻的改变,就是它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想象的继承物。研究传统文学或文化意味着研究自己的他人的遗产,这个自己他人是以国家为界限的。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国有化发生于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在这些民族国家里,文化教育在发展公共教育系统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传统文化仍然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因为今天的民族国家正在被重新定义、建构。
  如果我们想理解传统文化演变成了什么样子、将要演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全球文化的语境当中进行检视,同时也要审视当代民族国家文化在这个正在发展的全球文化之中起到的作用。在我讲到传统文化之前,让我先来探讨一下当代民族国家文化和当代全球文化之间的关系。
  今年(19992月份的《世界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台湾文学经典的报道,在这篇报道里,来自台湾和美国的知名学者对台湾文学经典作出了最终的选择。我想,没有人会误解这一行为在文化政治中的重大意义——报道本身其实对其意义直言不讳,也就是说,台湾文化作为一个与中国大陆文化具有明显区别的独特文化的地位。在这一宣言中,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方面值得考虑:第一,虽然台湾文化运动一般来说包括对台语的宣扬,几乎所有入选台湾文学经典的作品都是以国语写下的;第二,这是一系列并不追求历史层次的经典:所有人选的作家或者仍然在世,或者刚刚去世不久。但是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台湾文学经典里面包括的作家,有不少是在美国生活过的——比如说张爱玲,虽然她的作品大量在台湾出版和发行,但她个人对于台湾最多是一个访客而已。
  这一评选活动不仅体现了当代文化的政治性,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对于民族国家的极为特殊的后现代眷恋——语言和疆域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而生活在台湾的大陆移民及其本土支持者渴望和本土的被统治者认同,移民和流动居民都在试图定义他们留在后面的社区。
  这一奇特的文化情境还有一个组成因素,那就是,我读到这些文章,是因为在我访问充满冰雪、被农田和树木和奶牛场所包围的纽约州汉密尔顿小城时,《世界日报》和《人民日报》一起,被邮递到生活在这个小城的一个很小的中国人社区。当《世界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被塞进同一个坐落在美国乡村公路旁边的信箱里面、紧紧地拥挤在一起的时候,它们简直成了后现代文化的象征。政治归属以及生死搏斗,不知不觉地,被消费者的需要和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分配、发送的技术系统所代替了。
  我们要问的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欲望——人们认为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还有自己的文学经典——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我们完全可以问一问:民族国家到底是否存在?也许民族国家一直都是怀旧性质的,一直都在试图把一个想象中的人民和地域的统一机构化,并坚持说这种统一是过去的传承。流放、移民和留学生一直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之中起到中心作用,因为他们可以沉浸在不受到现实干扰的怀旧情绪里面。民族国家并没有在后现代世界消失,但是,它只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游戏中的因素之一而已。
  如果台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或者如前所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一个不假思索的,也颇为玩世不恭的回答是: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的东亚研究所里,都会有更多的职位、更多的饭碗了。当我们倾听研究生们讨论他们的未来工作机会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和所谓的稻粱之谋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这种比较玩世不恭的回答,我们会发现有关当代世界之中民族国家文化结构的某种更加深刻的道理,那也就是在一个国际结构之中,对表现或再现自我特色的要求。
  这里我要暂时把话题岔开到一个似乎比较奇怪的对象上去:美国的购物中心。在美国,每个大的购物中心都设有一个所谓的食廊,一般来说由半打到一打以上的小快餐厅组成,这些小快餐厅或者呈半圆形排列,或者分成两排,中间则有一块空地,摆设桌椅供人们就餐。我相信香港的购物中心也有类似的食廊,虽然我不确定它们的结构和美国的是否相同。在这些快餐厅里,总是会有一家中餐厅,一家日餐厅,一个比萨饼店(供应通心粉以及其他意大利式食物)一家希腊餐厅,一家东欧熟食店,还常常有一家印度餐厅或其他种类的近东餐厅。和这些餐厅混合在一起的是一系列美式快餐店,一家卖汉堡,一家卖热狗,一家卖汤和沙拉,一家卖比较高级的三明治。
  这些快餐店的营业执照是由拥有购物中心的大企业发放的,因此,这种特殊的烹调版图在任何真正的食廊建立之前就已经以想象的蓝图形式存在了。也就是说,餐馆的搭配是人工计划的结果,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预先计划的结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避免重复同一种类的餐馆,就此避免在同一种类的餐馆之间常常发生的内部竞争。比方说,如果有两家中餐馆或者两家热狗店的话,一定会有一家比另一家更好。请大家原谅我的比喻,不过,每一个快餐店都具有一个想象出来的民族国家的内部统一性。每一个快餐店都代表着一种烹调风格,而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所有的竞争都从内部竞争被转移为得到认可的烹调种类之间的竞争。也许,在食廊建立之前,有四五家中餐馆都曾投标,但是,有一个特定的购物中心,到底哪一家中餐馆最终得以代表中餐是购物中心的企业拥有者的选择。对于饥饿的购物者来说,就餐的选择变成了对烹调种类的选择;吃什么的问题首先变成了吃哪一种类型的食物的问题。
  一旦选定了一个国家的烹调风格,消费者就可以在食谱上选定一道菜式。这里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知道,在每个国家的食谱上,都有一系列十分平常的菜式,很多食物极为普遍,甚至是到处都有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食物,是其他国家的人不愿意尝试的。一方面我还从未看到过在哪一个购物中心食廊的中餐厅卖过米粥,或者卖中国北方人家里吃的一种胡子饼(和美国的煎饼十分类似,都是用鸡蛋和面粉烙成的);另一方面我也从未看到过在哪一个购物中心食廊的中餐厅卖过麻辣肚丝。被选来代表国家烹调的食品既不能太家常,也不能太富有异国情调:它们必须处于一个令人感到舒适的差异边缘地带之中。它们必须具有足以被食客辨认出来的和本土食物的不同,这样才能对其发源地的烹调具有代表性;但是它们也必须能够为国际口味所接受。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来描述的话,购物中心食廊里面的不同国家的食品风格必须是具有可译性的烹调风格
  至此,我希望大家对于食廊和国际文化的某些方面之间的类似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从食廊,我们可以想到美国的大学。大学里面不同的文学系和地域研究专业也构成了一个能够代表全球的版图,不但在系别的层次上是如此,在个体教师的职位层次上也是如此。大学里面的行政结构就好像购物中心的拥有者,他们决定哪些文化和哪些领域需要得到代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我们所教授和代表的文化的宣传者,与其他的系别竞争学生,也争取学校行政部门的支持——我承认,当选择学习中文的学生比选择学习德语或法语的学生人数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十分欣慰的。学生们是消费者,他们进行选择;大学行政部门根据消费者选择和爱好的潮流相应地作出调整(虽然调整的得缓慢)。
  但是,在这一层次上,国际文化系统要比食廊复杂得多了。那些身处国际文化在学术界的代表性架构中的大学教授们,往往来自他们代表的国家,或者和他们代表的国家的当代文化领域具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前面提过,被选择代表台湾文学经典的作家之中,有不少人曾经或现在是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文学或语言的教师;我也用不着提醒大家,有多少知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在美国大学系统拥有一个据点。而这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情况,也是许多其他国家、其他文化所共同面临的情况。国家文化与这些跨国机构发生重叠。除了教书的职位,还有访问学者、客座教师、翻译和奖项,等等,它们在当代国家文化和美国学术界、出版界之间创造出一种奇特的交流关系,美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因此不再完全是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变成了某种众多国家文化的讨论会或者大货仓。直白地讲,作为一个文化界人物,某种程度上的国际名声基本上可以保证在美国大学教书或者讲座的一纸邀请函,至于是哪一所大学发出的邀请则又帮助构成了特权和荣耀的等级差别。反之,在国际上得到承认(这个国际常常和美国大学制度分不开),又可以在故土赢得美誉,这种名誉以国家文化作为本土的基础。有些文化人物拒绝这样的邀请,但是很多并不然,而那些接受了邀请的便参与了一个国际文化结构而不仅仅是纯粹国家文化结构的建立。在这一方面,美国不是惟一的,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黎多少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在将来,同样的情形还会发生在其他地方——比如说香港。
  这里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一个相互竞争的国家文化构成的全球结构里,被代表的动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文化?在国家文化之中,那种食廊里面令人舒适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给人带来既得的利益?我不是说,这是当代国家文化里面惟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但这是一种新的因素,新的力量,会带来十分特别的后果。
  由谁或者由什么代表国家文化,这个概念意味着中间人的产生——通过中间人,国家文化内部的多元性可以得到过滤,人们可以决定到底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可以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出口到国外。让我转到我喜欢的话题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是国际文化机构的有力象征:在这个机构里,每个国家文化选择一位代表,参加一场可以带来许多光荣和特权的国际竞赛。由谁来每年选择中国的代表?在多大程度上,这一选择,甚至被选择的写作本身,受到想象中的委员会选择标准的影响?(这里我可以为台湾文学被视为国家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提出一个回答:它如果被视为国家文学,则它就可以从中国文学分化出来,作为参赛者之一递呈给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我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当我描述国际文化的运作机制时,我曾经被指斥为传统文学的代言人,现当代文学的敌人。我惟一的回答就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试图理解当代全球文化的运作机制,以及它如何影响了国家文化。中国只是许多例子之一。虽然在当代国际文化中,存在着我们觉得十分令人不安的权力结构,我并不认为传统文学是一个解答。那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所拥有的现实世界里,我们也必须了解它运作的方式,而不是成为文化价值这种庞大力量的工具。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现在旧体诗写作在中国仍然存在,而且写的人相当多。但我想我们可以说它们基本上和当代中国文艺界没有太大关系。在很多方式上,旧体诗和新诗标志着个人或地区文化与公共或国家文化之间的疆域。一个纯粹假想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旧体诗作者被推荐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话,会发生什么?诺贝尔奖委员会恐怕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样的诗作,或者,如果他们万一选择了一位以传统诗歌形式写作的诗人,他们选择的是这种诗歌形式的异国情调,而不是由于这些作品的杰出。这样的诗作,好比文学的肚丝。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翻译文学的,要参与这一国际游戏,必须遵守游戏的国际规则。每个人似乎都同意这些规则,但是实际上这些规则是从一个中心加诸所有人的,是来自他方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同样,以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做比喻也是同样精确的。
  只要一个作家想代表一个国家文化,那么,他或她就必须按照这些规则行事。诺贝尔文学奖最有意思的后果之一是把获奖作品立刻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这不是说,人们突然地,也是偶然地,发现了捷克诗歌的美,而是由于人们很想知道国际标准是什么。
  在全球性的文化系统中,文化产品多多少少是可以替代的。虽然仍然存在地方市场,但是地方市场往往和国际市场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别。
  假如翻译这个词可以按照它的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理解,那么,在一个国际文化系统里面运作,必须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可译的,也就是说,宣称一个文本可以从一个文化或者一种语言转到另一个文化或者另一种语言而不会给它带来根本的损失。当然我们总是可以指出在原文里面存在的更加微妙的文本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说:那使得原文如此宝贵的最重要的东西在翻译中丧失了,那么出口就变成了不可能的。再次用直白的话来说:假如我们把一部中国小说家的作品送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告诉他们说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东西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这基本上等于是在取消这部作品的获奖资格。
  我以为,当代的国家文化处于一个国际运作系统之内,在这个系统里面,既有一个本土市场,也有一个国际市场。本土市场最好的产品被送到国际市场参加竞争,而本土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融和深刻地影响了本土文化生产。送到国际市场(奖品、翻译、大学文学课程进讲义)的作品宣称它们代表了国家文化,就像食廊里卖的食品那样,它们必须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边缘空间:不能太缺乏国家色彩,也不能太富有国家色彩。
  在这个新的、复杂的全球性文化系统里,传统文化占据着什么地位呢?我曾经谈到:保存传统文化是多么深刻地改变了传统文化,就好像一只昆虫,当它被钉起来放在博物馆里展览时所经历的改变一样。传统文化的文本和实物在表面上看去还是一样的,但是它们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意义和作用却完全不同了。任何研究中国的人都知道,古代中国的文化是十分多元的,是复杂的,充满了大的矛盾,也在不断地演变。从现代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多元却被视为一种东西:传统文化而已。这在古代世界,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对一致性的渴望,有时人们也宣称事实如此。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在对很多重要因素进行排除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大陆,一份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杂志——最有权威的古代文学研究杂志之一——以其名称说明了一切,这份杂志的名字叫做《文学遗产》。古代文学被视为遗产,过去留下来的,被现代继承人所珍视的东西;而且,它还被视为中国遗产。这给我们带来了国家主义(或译为民族主义)的问题,而这是传统被现代改变的另一重要方式之一。
  我想,我们可以说,在十九世纪的动荡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普遍性的,而不是视为国家性的。也就是说,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因此,他们感到,一个韩国或日本或越南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博学的犹太人,都可能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农民或商人与他们更好地分享传统文学。那不是一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文学和文化,甚至不是属于一个阶级的文学或文化——至少人们没有这样看待它,而是属于某种教育背景的,一种可以外在于中国疆域的教育。
  当我们阅读五四时代所产生的一大批文学史和探讨文化的文章的时候,如果和古代文学批评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区别是曾经被视为普遍的文学体裁现在变成了中国文学。当然,在古代的文选和文集里,韩国、日本、越南作家的作品往往被放在最后,与女作者、道士、僧人的作品放在一起,但是,与中国女性作者、道士、僧人编为一类提醒我们,这种安排来自中国儒家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与现代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有所不同。在五四时代或更早,复数第一人称变得十分普遍: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的文化。这一复数第一人称包括中国妇女、中国道士、中国僧人,但是不包括那些有良好文化教养的外国人。遗产被国有化了。
  同理,在过去,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词语意味着儒家文化,并在民众当中得到一定的传播,使得民众的风俗可以多少得到教化。我相信,在清朝中叶或更早,中国文化这个词,作为一个单一的范畴,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想到的;虽然时至今日,这个词仍然秘密地带有过去儒家男性中心文化的气息。中国文化一词的创造,使得曾经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国有的财产。
  在清朝中叶,不存在中国文学的范畴,只存在一系列文学体裁,供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阅读或练习。当然有的范畴,但是每个人都知道,那时,虽然少数几个思想比较开通的文人为之进行辩论,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排除了许多现在被视为文学的东西,同时包括了许多现在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愿意研究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文学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才产生的,在当时的文学史写作里,在当时为刚刚诞生的国家学校系统所编写的教科书里。当文学作为一个范畴产生之后,前面总是加上一个修饰语:中国”——只要看看那时的文学史和文章标题就可以知道。与文化一起,传统文学也成了国有的。
  贝尼狄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社区》一书中提到小说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之中至关重要。我只想补充一点: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文学与文化遗产在新的国立学校教育系统里被机构化、体制化,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之一。
  一旦过去被有效地定义,也即给它划出一道疆域,它就可以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稳固的遗产,这个国家文化可以从此出发来推行变革。有些人对之紧紧追随不舍,有些人弃之如敝屣,有些人试图对之进行改造,但是,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它都被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物体,现代人可以任意调整自己与它的关系。它已经既不是可以参与的有机体,也不再是一个中介。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文化过去作为国有财产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清楚,在现代来临之前,中国的百姓或者很多其他国家的百姓到底对自己的国家怀有多大程度上的忠诚。也许很多农民在明末清初参加了反清活动,但是我们怀疑,他们需要明朝的儒家土大夫遗民来说服他们。但是,当其他农民在得知明朝的南京小朝廷灭亡之后连忙去砍伐明皇陵上的树木时,这样的举动却是并不需要土大夫的劝说的。正如古诗所说的,帝力于我何有哉?(皇权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民族国家的建立者常常宣称说国家主义的情绪是内在于每个人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情绪是需要从小培养的。国家文化在教科书里得到历史记载和宣扬,通过一个国立学校教育系统得到全国性的传播,就是宣称民族国家之永久性(相对于皇帝和皇朝的短暂)的方式之一。
  在这个新的全球主义时代,民族国家被重新定义,随着民族国家文化就这一新的全球语境作出调整,传统文化成了民族国家借以展示自己的独特身份、拒绝被融入全球文化系统的一种抵抗模式。如果像我在前面所说的,当代文化必须在根本上是可译的,传统文化就是人们觉得可以抵制翻译的东西——虽然富有反讽意味的是,它常常需要被翻译成现代白话,比如说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白话某某经典的出现。在美国大学里,教师往往发现教现代文学比较容易,但是教授古典文学很难,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诗与散文。这简直完美地符合我们的食廊比喻:可以被翻译为国际口味的食物,对立于那些过于异国风味的。(我不是指一小批喜爱翻译过来的中国诗歌的外国读者,而是在谈论传统文化被机构化、体制化和在学院里被解读的方式。)在这种缺乏理解当中有某种合谋:一方面,美国学生和读者不愿意面对那些真正陌生的东西,因为不愿意面对在接触到陌生的东西之后对自己的反思;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国有者们常常觉得最根本的东西是不可译的。
  我想,传统文化的传播——无论是欧洲诸文明的还是非欧洲诸文明的——必然会发生在学校系统之中,这是无可避免的。当然会有对某些题目的兴趣的回潮,这一般来说是由当代的重新诠释造成的,比如说最近一系列根据简·奥斯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诱发了人们对这位英国女作家的兴趣,书店里面奥斯汀的小说销路大开,而这些新版的小说通常用电影中的镜头作为封面,并大书特书改编成电影的小说。除了这些时尚之外,大概总是会有一小部分精英阶层人士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昆曲《牡丹亭》的表演总是可以吸引到观众来填满一座小型的演奏厅,虽然我们应该指出:这些表演往往不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在经济上支持自己,它们需要国家的赞助或者需要爱好者们付出时间与才能。现在我们可以对这样的现象觉得理所当然,见惯不怪,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出钱资助昆曲剧团的培训和演出是多么奇特的事情,与古代的情形又是多么不同。同样,在很多国家,由政府出资赞助的电视台成为传统文化之大众传播的媒介。
  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中——从学校的课程安排、对于博物馆和剧目表演的赞助到电视台,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传播是多么依靠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的动机一直是国家主义的,虽然有时国家的计划包括教授多种国家文化以更广泛死定义遗产。在美国的学校里,多文化教育是得到强烈支持的,不过,只是给那些在美国人口中占据显著地位的国家和民族群体。在所有情况下,民族国家支持传统文化都是为了通过继承一份文化的遗产来培养归属感和团结情绪。
  预言是一种危险的职业,如果一个人鲁莽地从事这一职业的话,那么,对比较遥远的未来做出预言,以便不必活到证明自己说错的一天,大概是较为聪明的。因此,我准备谈到一百年后的未来。人们跨国界的流动——特别是精英阶层人士的流动——不仅会继续,而且看来会增加。现在,在台湾和加州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类似经常往返两地之间的群体了,而且,在香港和美国其他城市之间,在中国大陆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美国其他城市之间,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在当代世界,这些流动不仅是经济性质的,而且还有一点漫游癖的因素起作用。
  这是一种比较新近的现象。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曾孙辈后代。也许值得想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也许生在温哥华,小时来到香港,在美国受大学教育,回到香港工作,也许被派往北京或者罗马,在那里生育子女。虽然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很可能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两代人具有混杂的血统。我想,在广东或者纽约上州的小村落里,还是会存在血统比较纯一的群体,但是在大城市里,包括中国的大城市在内,会存在一批曾经在各种地方居住过、文化上甚至血统上混合的居民,混合到他们真的没有一个单一的祖国的程度。
  如果美国可以做一个可能的模型的话,那么,大概在大城市的精英和小城镇比较纯粹的民族国家分子之间会有一种张力,但是大城市的精英控制着学校系统。彼时的情形,将和以前国家主义和地方势力之间的张力十分相似,只不过原先的国家主义者将会被自视为全球主义者的精英阶层所代替了,就好像以前精英阶层自视为国家主义者一样。
  这个想象中的未来的文化,无疑会是全球性的,也是折衷性的。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他们将如何理解传统文化。我可以想见,在那时,传统文化被当做共同分享的财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是地方化的、国有化的财富。这对于音乐和视觉艺术来说比较容易,但是文学则面临翻译的问题,而翻译,如我先前所说,是把我们当前的文化划分为国家和国际的一个象征性分水岭。
  我还是不对未来的国际语言妄加猜度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是英文,但将来也有可能是中文,甚至粤语。不过我可以谈一下翻译:在美国,有一个旧日流传下来的笑话,说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人,当他听说《圣经》居然是从别的语言翻译为英语的之后,大大吃了一惊。翻译意味着变化,但是不一定意味着异国风味。美国大学生阅读翻译过来的塞万提斯、荷马、卡夫卡、托尔斯泰和福楼拜,并不感到什么特别的焦虑。关于翻译以及文学(尤其是诗)之不可译性的焦虑是在欧洲文化史里面随着民族国家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成长起来的。这种焦虑有其道理,但是,这是一种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文学之纯粹性这样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焦虑。当我们看到文化潮流在朝向全球性文化发展,这种焦虑感之种所蕴涵的真实性会随之减少的。
  我们的曾孙辈,他们的根会扎在不止一个地方,他们也会在不止一种环境之中感到如鱼得水,他们当然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当代文化——也许,是存在于媒体的当代文化,而这种媒体会使得我们现在的大众媒体看起来就好像在一本书里阅读一部话剧一样地老式。但是当他们想到自己的文化过去时,他们会不需任何人为的努力而自然地从全球出发进行思考。很多人也许都掌握数种地方语言,也至少懂得一种过去的文化语言来进行阅读;有一些人会成为学者,保证出现在翻译过程中的问题不会被遗忘。但是——继续披着预言者的外衣——我要说在未来的一百年里,国家文学和国家文化的时代会逐渐成为过去。
  这意味着古老的文本和文化产物会被不同地诠释,而这些不同的诠释也许对现在被称为传统的诠释方式完全不相吻合,甚至好像不可接受。这种现象已经在欧洲的传统里面发生了,而如果文化过去要在一个不断演变的传统之中保持活力的话,这是必要的。如果诠释走得太远,不能响应现代的兴趣,那么,保守的冲动会纠正它;这样,保守的冲动会一直保持活力,因为它在不断接受挑战。
  我相信,传统文化的宝贵之处在于,它们可以提出问题,并呈现不再可能存在的表现与描述。它们提醒我们现代的局限。它们离我们很近,但是又已经不可企及。它们是一种遗产,但它们是人类的遗产,人性的遗产,而不是民族国家的。
  如果我的预言会实现,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创造那样的一个全球性文化,它将怀有对真正全球性的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这应该通过翻译来实现,但也必须通过一种人文的话语来实现,这种人文话语应该可以阅读所有的传统,并看到其中宝贵的东西。
  在他变成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之前,杜甫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已。也许,再过一百年,他又会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那时,每个学生都会在十五岁的时候因为不得不阅读他的诗篇而叫苦连天,但是到他们四十五岁的时候,却会充满温情与爱好地,回忆起这些同样的诗篇。


*本文为作者19995月在香港科技大学所做的演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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