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英诞谈中国新诗中的“传统与现代”
相对于新诗史上的诸多诗人来说，朱英诞可谓是“不幸”而“幸”，所谓“不幸”，便如沈启无之《朝露》诗——仅昙花一现，便因时代之转折，而就此沉默。所谓“幸”，便是废名为之所写评论，使其虽只是翩若惊鸿，却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以及莫测的神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朱英诞被研究者所忽视，其缘由既有新诗研究风气之所及，亦有研究者所见朱英诞之资料的缺乏，而未能使其得到有效的阅读和批评之故。从2006年下半年起，由于偶然的机缘，我了解到朱英诞之生平经历，并读到其部分遗稿，感觉其经历和写作之于中国新诗史及文学史，均是一独特且有意味之话题。或者说，如果将“朱英诞”纳入到20世纪文学史中加以讨论，将会对一系列时常缠绕和讨论的话题有所回应，尤其是近年来，对废名新诗的研究始终是一个小热点，对沦陷区诗人、对吴兴华的研究亦间或有之，并由此牵涉到对中国新诗之“传统与现代”的重审——正如张松建在《“新传统的奠基石”——吴兴华、新诗、另类现代性》（1）一文中所发问——对朱英诞及其同侪之新诗实践的发掘与研究，或许会搅乱关于中国新诗之“现代性”的谱系及既定观念，而使中国新诗史之面貌变得丰富和耐人寻味。
一
1940年秋至1941年春，朱英诞曾在周作人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讲授新诗一年，此课为“新文学研究”之一部分。在朱英诞的设想中，此课亦是废名在30年代中期未完成的新诗课之延续。沈启无曾有信给朱英诞谈及“用废公讲义亦可，但对现在学生说法，未免陈义过高，将来恐须得如何‘浅出’，始于他们有益耳。”（2）便指此课。废名之讲义仅止于《沫若诗集》，其后朱英诞便续之。于是，朱英诞一边整理废名讲义，一边自撰讲义，积一年，而成《现代诗讲稿》。
《现代诗讲稿》中，废名之讲义已于1944年以《谈新诗》为名刊印，之后亦有多种刊本传世（3）。朱英诞之讲义则尚未刊布。因废名谈诗，其讲义仅至早期新诗，而朱英诞之新诗讲义则一直延伸到《现代》杂志，因此，《现代诗讲稿》亦是对抗战前新诗史的叙述与完整批评。且以废名与朱英诞之关系及新诗课之因缘来说，朱英诞之讲义亦可视作废名诗学之阐释与发挥。
在这本讲稿中，朱英诞的一个说法饶有趣味，即在《诗抄一二》一章中所提出的“废名及其circle”，指废名与其他诗人、作家之影响关系，文学史上已有一定的表述，不过多限于其小说，譬如卞之琳的诗、沈从文的小说之于废名的小说，对废名之诗及诗学，解读者有之，但对其影响的指涉则尚少有人论及。因此，朱英诞的这一提法实际上给出了一条线索，据此我将其命名为“废名圈”。
在朱英诞的讲义里，被纳入“废名圈”的诗人主要是程鹤西和沈启无，实际上，这份名单还可扩大，包括朱英诞、黄雨及一批受废名、朱英诞影响的青年诗人（譬如听新诗课的青年学生和诗人），或许还不同程度地关涉到林庚、南星、沈宝基、李景慈、李道静等人。而且，在我看来，这一流派形成于30年代，而其活跃则是在40年代的沦陷区——在这一时期，虽然废名避居乡间，音讯难通，但其诗学上的影响却戏剧性地达到一个高峰。
《诗及信》四辑、《闲步庵书简钞》及若干序跋、评论或可描勒这一派别的轮廓。“诗及信”一、二辑为废名与程鹤西、卞之琳之间的通信，而三、四辑为朱英诞与废名、林庚之间的通信。以三、四辑为例。这两辑中的书信为朱英诞所提供，其时段跨越抗战，既有抗战前的小聚谈诗，亦有战乱之间的鸿雁传书，颇能体现三人情谊。且正如《辅仁文苑》发表“诗及信”第四辑时“编者按”所言，蛛英诞发表“诗及信”本意是“以为纪念”（4），从信中，亦可见废名、程鹤西、林庚、朱英诞之诗歌交流方式，是由写作、信函、互访或于中山公园茶座小聚谈诗等构成。
《闲步庵书简钞》所见有两辑，为沈启无与友人信函之辑，其一发表于《风雨谈》第二期，在给编者柳雨生的信中，沈启无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与林庚、废名谈诗的情景。（5）其二发表于《文学集刊》第一辑，则提供了另一个时期的交往圈子和模式，此时北平已成沦陷区，废名避居黄梅老家，林庚远赴福建长汀，居留于北平的沈启无、朱英诞、黄雨、南星等人聚于周作人主持之北京大学文学院。《闲步庵书简钞》之作者沈启无与废名皆为“苦雨斋四大弟子”，因受废名影响而作新诗，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并延请朱英诞、南星至文学院任教。朱英诞本名朱仁健，为林庚在民国学院上国文课时学生，后被荐与废名，甚为相得，此时与沈启无皆担任北京大学新诗研究社导师，并讲授“新文学研究”课程之新诗部分。黄雨本名李曼茵，乃废名之学生，时为北京大学斋务处职员，后废名之《谈新诗》即由其整理刊印。在沈启无的这两辑书信中，涉及有谈诗、互访、办刊、约请朱英诞与学生座谈（谈林庚与南星的诗）、上新诗课等交往方式。
二
在这样一种“谈诗”、“写诗”的氛围里，这些诗人所“生产”和表达出来的新诗观念，亦有相似和相引之趋势，如抗战前之废名、林庚、朱英诞，废名为林庚《冬眠曲及其他》作序，为朱英诞《小园集》作序，林庚为朱英诞《无题之秋》作序，朱英诞于《星火》杂志所发表之批评等，其关注之点皆在于对此前及当时新诗之批评及提出自身之新诗构想。对此时新诗之批评，废名斥之为“中国闹新诗的人则不大了解新诗”，“不了解诗而闹新诗，无异作了新诗的障碍”；（6）林庚则以为“批评创作第一要忠实，这已成了滥调”，“在自由诗的形式下，模拟仿作之风遂也不免时时出现”；（7）朱英诞则认为“‘自由诗’已成了滥调之模拟”（8）。而新诗方案的提出约略有二：一为对诗之内容的强调，如林庚对“自由诗”之名作了重新阐释，认为“自由”非形式之自由，而是表现之自由（9）。此意与废名《谈新诗》之重“诗的内容”相同，朱英诞则以林庚之诗为例提出“韵律诗”，提出“自由诗”后“韵律诗”之可能，⑩（10）细究其依旧是以“诗的内容”为主，寻求适合“诗的内容”之形式而已。二为对中国新诗性质之认定或对中国新诗之构想，如废名评林庚为“此新诗可以不用外国文学发生关系而成为中国今日之新诗也”（11），又废名评朱英诞“六朝晚唐诗在新诗里复活也”（12）。
又以废名《谈新诗》为例。废名讲新诗之意乃是对胡适《谈新诗》及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言说所形成和确立的新诗史之秩序及观念的颠覆，譬如胡适以“元白”为中国新诗之合法性依据，而废名则以“温李”为构想中之新诗。又如朱自清以“自由诗、格律诗、象征诗”为新诗发展线索，并暗含这一秩序为“进步”（13），然废名重释“自由诗”之为新诗，而以新月派之格律为阻。凡此种种，皆能说明，摈弃这一既定秩序象征性行为，便是将胡适之于新诗课的建议置于一边而不顾（14）。
与这一决裂姿态相对的是，废名对沈启无、朱英诞之意见的重视与采纳。沈启无曾述说废名写新诗讲义时的情形，“事变前一年，他忽然要对北大同学讲新诗，于是和我讨论怎样写新诗讲义，他非常慎重的而又是独到的和我谈中国以往的诗文学，以及现代的新诗的物质，他每写一章，必令我详细审阅”，（15）又如“元白”、“温李”之说，这一概念及线索为废名《谈新诗》所提出的核心观念，且支撑废名所谓“诗的内容”这一观念之合法性。沈启无于信中曾自述：“旧诗的长处一是形式，二是声调，有此二者，既无内容亦可以算是诗；新诗破此二者，故新诗不能伤口，只有文字内容，因此新诗走道晦涩的一路，殆是必然。胡适之与新月派实际是一个系统，原来与旧诗更接近。中国诗大约只有这两种写法吧？如说初期白话诗是以元白作根据，则现在的写诗，温李有其根据也（此意曾和废名谈过认为结实）。”（16）沈启无此处所谈关于新诗的诸种想法，均能从废名《谈新诗》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句子和意思。无论这些观念源自废名还是沈启无，两人关于新诗之想法趋近且相互影响当是无疑。此外，在朱英诞的回忆中，亦有参与废名新诗课之具体细节：
废名先生编讲义选诗，我也帮助他选，我记得他看到我用英文写的“非常好”的评语的郭沫若先生的《夕暮》，他很注意，问评语是谁写的？这首诗他立即采纳了。废名先生的真诚往往是动人的。（17）
由此，我们可否将废名诗学的具体表述——废名之《谈新诗》，视作废名及友人或曰“废名圈”共同参与并借废名新诗课之契机而得以表述的诗学观念呢？
事实上，由于沈启无、朱英诞、李景慈、黄雨、南星、沈宝基等在北京大学任教和任职的诗人、作家在沦陷区文坛上的活跃，（18）虽则此时废名已避居乡间，但因有诗稿和新诗讲义稿存于沈启无、朱英诞及黄雨处，其诗及诗学的“出镜率”较之以前或者更高，甚至还出现对废名诗学之阐释并以其为标准的动向：
其一，其诗不仅在《风雨谈》等刊物上发表，且正式出版了一本诗合集《水边》与一本诗文集《招隐集》。废名与沈启无的诗合集《水边》由朱英诞编辑，1944年由新民印书馆出版，《招隐集》又沈启无编辑，1945年由《大楚报》社出版。
其二，新诗讲义的整理、出版以及阐释。由于废名的新诗讲义为上新诗课所用，因此皆曾印刷，并分发给学生及友人，且有销售。废名南归之后，至少有朱英诞和黄雨对废名的新诗讲义进行整理，其中黄雨所整理之讲义于1944年以《谈新诗》之名出版，而朱英诞所整理之讲义则用于朱英诞所开新诗课，且被朱英诞予以讲授和阐释。在致《风雨谈》编者柳雨生的信中，沈启无还谈及废名之新诗讲义：“他一共写了十二章，原稿我全代他保存，这真是珍贵的材料啊，将来在《集刊》上预备陆续发表。”（19），此后，由沈启无主编、朱英诞、李景慈任助理编辑的《文学集刊》一、二辑分别以废名新诗讲义之《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为头条，且在第二辑的后记中对废名诗学有所阐释及评论，譬如解说“废名先生所体验的自由的特色并不即是普通的定义”，而且还提出类似于“废名圈”的流派概念：“废名先生及其一派即是顾到历史的意识，并且依傍文化的，故其性质乃同时是古典的。”（20）《文学集刊》对废名诗学的重磅推出，其直接反应便是胡兰成所作《随笔六则》中的评点。（21）
废名于《谈新诗》中阐发胡适等早期白话诗之“自由”，且以新月派之“格律”为新诗的障碍。朱英诞评胡适《月亮的歌》时，以此诗用“铺地锦”一词甚好，认为胡适此举实际上休整了“八不主义”，而执著于通俗与否，强调新诗之格式，（22）在“废名圈”诗人看来，正是不自由之表现。正是此种理由，沈启无以胡适与新月派之诗皆为“旧诗”之系统。
在“废名圈”诗人看来，其所倡导之新诗恰好是中国新诗之合法继承者（或者说必然趋势），又如沈启无致李道静信：“私意觉得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与散文，至今日的状况之下，很有一个必然性在那里。由胡适之的爱清浅，新月派的爱整齐，再进而到现在的晦涩境地，正是新诗的进步现象。”（23）此处沈启无亦将“晦涩”这一取向之诗置于新诗进化之谱系的末端。这一论断在废名《谈新诗》诸讲中更是处处皆见。
其三，出现以废名诗学为标准之批评。在1942年1月5日出版的《中国文艺》上，头条为《事变后的北京文坛与我们当前的责任》，作者“勒宜”在论及新诗时，发表了大篇意见，这些意见恰又和废名之新诗讲义所述相似，或者说是在转述废名诗学观念，如“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到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容否认的问题”，“它跟我们过去的旧诗不同，跟西洋诗也似乎不完全一样，它应该是它自己”，“它有它自己的特质，新诗还是它新诗自己。我觉得我们现在理想的新诗应该是写得质直的，内容是诗的，而形式却用一种散文的写法，它与过去旧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旧诗形式虽然是诗，但一部分内容却常常是散文的”，“新诗既然从过去旧诗的陈腐格律中解放出来，它必然得去求一种新鲜的文字来表达它的意象，所以新诗的形式应该是散文的”。时隔一年，在1943年1月5日出版的《中国文艺》上，“勒宜”又作《一九四二年的华北新诗》，此篇乃《中国文艺》所组织评点过去一年华北文坛的系列文章中的一篇。此外还有“上官筝”的《一年来华北文坛的总清算》和“上官蓉”的《散文闲谈——一年来的华北散文》。在这篇批评中，出现了好几个有意思的动向：一是将“废名圈”列入中国新诗发展的序列，如谈到“我觉得从胡适之有什么说什么的明白的新诗，到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的格律诗，戴望舒们的象征诗，以至于废名谨慎从事的一派，我们新诗人的精神都是很可感激的。他们不惜各方面去做尝试”。二是大段引用废名《新诗问答》、《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两文中的文字，以“诗的内容”作为新诗评价的标准，并提及“我一向对于新诗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接受了废名的看法，现在我就根据这个看法来看看我们过去一年的新诗究竟怎样样”。而且，在以这一标准进行批评时，其方式、其用语也与废名相似。如在批评黄烈《幽情绪》一诗时，“勒宜”评道：“我觉得我们的新诗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新诗可以不作。这首诗最大的毛病就是在于缺少一个诗的内容，而形式却一仍因袭着旧诗词的格调。”废名之评程鹤西之诗时亦有“新诗如果这样造句子，这样的新诗可以不做”诸语。三是将艾略特之诗论用于阐释废名诗学，如为了说明“诗的内容”，“勒宜”化用了艾略特的说法：“因为诗尤其是感情的表现，所以人们都以为有感情就可以有诗，却想不到这感情也还需要一番培养的。诗人跟半人不同的地方我想就是在于他是一个感情的操纵者而不是一个感情的放纵者，他懂得如何来保留这感情，酝酿这感情，让感情升华到最精粹、最单纯、也最深沉的一步。”在此“勒宜”以经由艾略特诗学而来的“保留这感情，酝酿这感情”作为废名所谓“诗的内容”之主要环节。由于《中国文艺》之于华北沦陷区的特殊位置，又加以这两篇文章皆归属于“总结”、“清算”之类的批评系列，因此从中能见废名诗学和“废名圈”诗人所发生的影响。
“废名圈”之余绪，一直延伸至1948年。此时，废名已北归，并续写其讲义三篇，陆续发表于《华北日报》。其中一篇《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24），所据文本及评点之意恰好延续和总结了废名抗战前之于新诗之观念。而朱英诞亦于此年自东北回北平，在《华北日报》上发表评戴望舒和吴宓之文。（25）据朱英诞回忆，亦有与废名相聚并谈诗之事。（26）这一切似乎又回到抗战前之情景。但时代的转折使得个人的命运也发生极大的变化，其后朱英诞赴唐山教书，1950年回北京时，废名已远去东北，而朱英诞再次见到林庚时，已不再言诗歌。（27）
三
在《现代诗讲稿》中，朱英诞以“废名圈”为“中国新诗里的古典作风”。何谓“中国新诗里的古典作风”？朱英诞旁注说拟写一文，但未曾见到。《文学集刊》第二辑“后记”中的而已段话可稍稍说明：
废名先生及其一派即是顾到历史的意义，并且依傍文化的，故其性质乃同时是古典的。而说到诗的艺术的表现，除了个人的特殊经验一点之外，如间接，慎重，精练，质朴，贞洁等姿态，遂使得新诗更为古典，以致于把诗看成了一种专门的学术和思想，这便是更成为传统的精义，与中国已往的诗的大传统保有不绝如缕的关系了。
这段话为《文学集刊》编者阐释废名诗学时所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阐释并未从某种功能或技巧层面上来解读“传统”或“古典”如何去介入新诗，而是对“废名先生及其一派”的新诗从气质或“姿态”上作了描述，或可视作为某种理想中的新诗的描摹。
所谓“新诗更为古典”之语——“新诗”与“古典”以这一方式粘贴在一起，“古典”被视为“新诗”的某个阶段或某种“性质”，也即“古典”与“已往的诗”并非是同一概念，其不仅仅是指代着过去，亦意味着新诗之未来。或者说，这一描摹在通常所言的“新诗”与“传统”之关系中，建立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结构。
这几年新诗研究者注意到30年代新诗中的“晚唐诗热”（28），据“废名圈”诗人之表现，对“晚唐诗热”之表证，至少可提出三点供讨论：
一、“晚唐诗热”的不同层面。今之对“晚唐诗热”的描述多据废名、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诸诗人涉及“晚唐诗”之言说，并以“晚唐诗”这一视角来解读其诗歌。这一描述方式勾勒了30年代“晚唐诗热”的大致状况，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一整体性的视角，实际上忽略了“晚唐诗”之于“新诗”不同的层面，或不同的关联性。
二、对“晚唐诗热”的阐释。尽管对“晚唐诗热”的描述提供了一个“传统”之作用于“新诗”的样貌，但是由于没有区分两者之不同关联性，又加以在对30年代现代派的考察中引入了另一个整体视角——艾略特诗学之影响，并力图将这两个视角整合起来，以对30年代现代派新诗作一个整体性的阐释，由此产生的一个话题便是“融合”论。而且，由于受“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现代性逻辑之影响，而出现“晚唐诗”之特征印证艾略特诗学之倾向。
三、“晚唐诗热”之时代。目前对“晚唐诗热”所探讨的年代多集中于30年代，但是，“废名圈”诗人不仅于30年代，亦于40年代，仍对“晚唐诗”有诸多表书，且实践有之。据此，我们可以将“晚唐诗热”之时代扩展到三四十年代。
事实上，“晚唐诗热”与“废名圈”诗人之关联甚大，譬如作为对这一潮流之象征的名句“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便是出自沈启无之文。沈启无在《无意斋谈文》、《六朝文章》两文（29）中，引用日人这一诗句，并予以略解。同样，废名《谈新诗》中对“温李”之崇尚，如前所述，不仅为废名一人之观念，事实上亦是“废名圈”诗人之共识及代言，譬如朱英诞、沈启无、林庚、卞之琳诸诗人，朱英诞于40年代所作的自述文中便道：“本来我确甚喜晚唐诗，六朝便有些不敢高攀，及至由现代的语文作基调而转入欧风美雨里去，于是方向乃大限定。”（30）
“晚唐诗热”于“废名圈”诗人来说，不只是一时之趣味或时尚，或仅以“晚唐诗”这一“传统”作为写作资源，实际上他们关心的是某种类似于实质的东西，譬如前引之“精练”、“贞洁”等特质，亦是他们于“六朝文”、“晚唐诗”之看法。废名屡屡提及的“六朝晚唐”在新诗中的“复活”，或林庚之诗相当于新诗中的“唐诗”、朱英诞之诗相当于新诗中的“宋词”便是此意，即“新诗中的古风”。在“废名圈”诗人看来，所谓“传统”之于新诗，并非是取其物象，如格律、辞藻，而是取其实质。
或许，在关于“传统与现代”之言说中，废名的“不同外国文学发生关系”之构想会被视作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标志，但正如朱英诞所言：“这一派别可以算是传统的，不过乃就灵魂的接引上讲，不同于绝对的抱残守缺”，（31）废名的这一构想只是其诗学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和另一构想互为补充，即“新诗容纳得下几种文化的证明”，这里提出的便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综合”之新诗方案，即如沈启无所说：“我所注意的是新诗发展以来实质上的变化，外来的影响与传统的再认识之融合，将以达到新诗理想的完全。”（32）《文学集刊》第一辑之“卷头语”即言道：“我们愿意担荷这责任，古典的精义与现代的写实熔为一炉，中外古今之得以沟通，而又各有它的独特。”这一“中外古今”之“综合”，并不同于40年代袁可嘉据艾略特诗学所阐释而表达之“综合”，后者所本乃是西方现代诗，而“废名圈”于三四十年代所提出的“综合”则是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置于同等位置，而构成某种同构关系，如朱英诞在介绍艾略特时便以为：“他的诗是入世的，在手法上堪称古典作风。这和中国自庾信、杜甫到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一派诗风有遥相对照的意味。”（33）“最后是T.S.Eliot，此位诗人看是神通，却极其有正味，给我的影响最大，也最深。”（34）所谓中西，所谓“传统与现代”，恰是在“古典作风”或“正味”之类的性质之上达于统一。因此，所谓“中国新诗里的古典作风”，并非专指“传统”之于新诗，而更多指涉的是经由“中外古今”之“综合”后新诗所呈现的某种风貌或性质。正如沈启无在《大学国文序》（35）中所言：“我们在一个现代文明空气之下，对于中国过去旧文学应有一个再认识的态度……却再返回中国旧文学里去专取其长，酝酿成一种古典的作风”，这里所指便是“古今中外”的“熔合之途”，且在沈启无看来，这一“熔合”之途乃是“一个有意识的成熟发展，正也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乃至经由这一道路，所达到的理想之新诗便是“古典作风”了。如此，在《关于新诗》一文中，沈启无总结道：“我这里所说的古典作风，在新诗与散文方面非常显著，尤其是新诗，特别着重于质的这一点。”（36）
四
今之追溯中国新诗现代性谱系，多以“自由诗——格律派——象征派——现代派——中国新诗派”为主线，这一谱系之形成自有其历史契机（37），且其视角多循“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之模式，以西方现代主义于中国新诗影响为线索，譬如以早期新诗为“萌芽”、30年代之现代派为“融合”、40年代之中国新诗派为“综合”，这一框架在处理新诗史问题上自有其便利和合理之处，但仍会遇上难题。譬如废名之诗及其《谈新诗》所阐发之诗学，一般新诗史的处理是将废名与戴望舒、卞之琳共同整合入30年代现代派之框架，但废名之诗与戴望舒之诗有何相似？废名之诗与卞之琳之诗也是形不似且意趣也大相径庭。废名之《谈新诗》虽被推崇，但似乎其观点并未被纳入新诗史之框架，而多用于对其本人或所论及诗人的具体解读。
这又涉及到所谓“另类现代性”之问题，此处所指“另类现代性”，是张松建在论述吴兴华之新格律诗或新古典主义时所提出的，其所说“另类”是相对于袁可嘉所阐述之诗学——被今之新诗研究者视为“现代性”之典型或成熟阶段而言。事实上，吴兴华之探索在其时代并非个案，张文在举例时也举到沈宝基，而沈宝基恰好是与朱英诞、沈启无等人交好，并与“废名圈”有涉之诗人。也就是说，吴兴华之以“传统”介入新诗实践之构想，在三四十年代北平之语境中，并非是“另类”，而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追求。而且，问题在于：即使是因“传统”之名，其进入“新诗”之途径仍有很大的差异，其新诗构想与方案也可能截然不同。此意我将另文表达。但即便如此，当我们将这一横亘于三四十年代且具有独特诗学与强力表达之“废名圈”投放到新诗史图景之中时，以往所建构的中国新诗“现代性”之谱系及既定之观念是否将面临着如何去重新看待的问题呢？
注释：
（1）载《新诗评论》2007年3月总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沈启无：《闲步庵书简钞》，载《文学集刊》第一辑，新民印书馆，1943年9月。
（3）废名：《谈新诗》，新民印书馆，1944年；后亦有《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4）《诗及信第四辑“编者按”》，载1939年12月《辅仁文苑》第二辑。
（5）载1943年5月《风雨谈》第二期。其中有“我还有位写新诗的朋友，废名常呼之为诗人林庚的……想起从前在废名的‘常出屋斋’里大谈其诗，兴致是多么好”等语。
（6）废名：《〈冬眠曲及其他〉序》，见林庚：《冬眠曲及其他》，风雨诗社，1936年12月。
（7）林庚：《〈无题之秋〉序》，见朱英诞：《无题之秋》，开明书店经售，1935年。
（8）朱英诞：《谈韵律诗》，载《星火》第2卷第4期，1936年。
（9）林庚：《〈无题之秋〉序》，见朱英诞：《无题之秋》，开明书店经售，1935年。
（10）朱英诞：《谈韵律诗》，载《星火》第2卷第4期，1936年。
（11）废名：《〈冬眠曲及其他〉序》，见林庚：《冬眠曲及其他》，风雨诗社，1936年12月。
（12）废名：《〈小园集〉序》，载1937年1月《新诗》第1卷第4期。
（13）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佩弦：《新诗的进步》，《文学》1937年1月第8卷，1号。
（14）鹤西：《怀废名》，《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谈及废名讲新诗课之情形：“他告诉我他曾问过胡适，这门课怎么讲好，胡告诉他照《新文学大系》讲好了，他言下大有不以为然的意味，后来他果然按自己的意思讲了，而对《尝试集》中的一些诗给了很好的评价。”
（15）沈启无：《闲步庵书钞》，载《风雨谈》1943年5月第二期。
（16）沈启无：《闲步庵书钞》，载《文学集刊》1943年9月第一辑。
（17）朱英诞：《梅花依旧》，未刊。
（18）其活跃状况从以下三例可略见：《风雨谈》的“文坛报道”栏有一则消息：“北方文学界在周作人，沈启无等领导之下，将出版纯文学杂志《文学集刊》，内容将包含文学作品个部门，闻系季刊形式。”（《风雨谈》第一期，1943年4月）；《中国文艺》第五卷第五期为“本刊基本青年作家专辑”，即包括朱英诞、林榕（李景慈）、林栖（南星）、李曼茵（黄雨）等人的作品（《中国文艺》第五卷第五期，1942年1月5日）；
（19）沈启无：《闲步庵书简钞》，载《风雨谈》1943年5月第二期。
（20）载《文学集刊》1944年1月第二辑，新民印书馆。
（21）胡兰成：《随笔六则》，载《天地》1944年7月。文中，胡兰成提及见《文学集刊》废名论新诗之文，而赞赏废名“讲诗的解放与人性的自由，实在很好”。
（22）朱英诞：《现代诗讲稿》，未刊。
（23）沈启无：《闲步庵书简钞》，载《文学集刊》1943年9月第一辑，新民印书馆。
（24）载《华北日报》1948年4月25日。
（25）朱英诞：《评〈灾难的岁月〉》，载《华北日报·文学》第39期，1948年9月26日；朱英诞：《吴宓小识》，载《华北日报·副刊》第670期。
（26）见朱英诞：《梅花依旧》，未刊。
（27）林庚：《朱英诞诗选书后》，载朱英诞《冬叶冬花集》，文津出版社，1994年。在此文中，林庚回忆说：“直到1950年才又和他见了几次面，在见面中我也没有再听到他谈起自己的诗作，我以为他已无心于此了。”
（28）孙玉石：《新：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兼释20世纪30年代的“晚唐诗热”》，载《现代中国》第一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孙玉石：《呼唤传统：新诗现代性的寻求——废名诗观及30年代现代派“晚唐诗热”阐释》，栽《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年；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9）载《中国文艺》1939年11月第1卷第3期；又见沈启无之《六朝文章》，载《风雨谈》1943年10月第6期；两文内容大致相同。
（30）白药：《逆水船序》，载《文学集刊》1944年4月7日第二辑。
（31）朱英诞：《现代诗讲稿》，未刊。
（32）沈启无：《关于新诗》，载《风雨谈》1943年4月第一期；另沈启无在《北大文学》1943年6月第一辑中亦发表《关于新诗》一文，除小引略异外，内容大致相同。
（33）方济：《后记·爱略特诗抄》，载《文学集刊》1944年4月7日第二辑。
（34）白药：《逆水船序》，载《文学集刊》1944年4月7日第二辑。
（35）见沈启无：《大学国文（上）》，新民印书馆，1942年。
（36）沈启无：《关于新诗》，载《风雨谈》1943年4月第一期。
（37）参见笔者所撰文《新诗史叙述诸问题及省思》，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