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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黄灿然:在香港读书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2-07-22  

黄灿然:在香港读书


 

  在香港读书,我自觉十分幸运。我从小就爱读书,但我在山村长大,无书可读,更别说好书。我清楚记得,到我十五岁来香港之前,我还不知道歌德和莎士比亚的名字。
  来香港之后,从十五岁到二十二岁,我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港台文学作品。那时香港有些小书店和若干出版社,复印或出版新文学作品,而大陆还要再过几年才开始出版这方面的著作。新诗、散文我读得很多,小说少些。当时香港有个司马长风,写了一部通俗易懂、对当时的我来说又很有文采的《中国新文学史》,共三册,我差不多照单全收。许定铭先生在湾仔的“创作书社”,是我最常去的书店,因为他是一个新文学迷,复印了很多新文学书。新文学作家中,几位诗人翻译家冯至、卞之琳、穆旦、戴望舒无论是诗、翻译,还是作为诗人翻译家本身,都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想我后来也成了一个诗人翻译家,与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像冯至和卞之琳的评论文章,也都是我喜欢的。
  另一路阅读,是台湾书。当时台湾文学对香港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除了诗歌、散文、小说外,还有很多受西方影响的评论,包括诗歌赏析和评论。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欧阳子用细读法写了一整本书来分析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最喜欢郑愁予、瘂弦和方思的诗。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的小说。
  再一路是香港作家。我最初喜欢的还是在语言上与新文学属同宗的诗人,例如戴天、古苍梧,最喜欢的是锺玲玲,当时素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诗与散文合集《我的灿烂》。同辑丛书的,还有董桥的《在马克思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那是我唯一读过并欣赏过的董桥著作。另一位作家淮远,也在同一辑丛书里,但我要等到十多年后才“重新发现”这位香港超级散文家。至于香港本土诗,是很久以后,尤其是经过现代派洗礼以后,才开始亲近的。
  顺便一提,除了这三路阅读之外,我亦不少接触翻译作品。最喜欢加缪、卡夫卡、赫塞、安部公房,都是探讨人生或存在意义的作家。记得赫塞有一本书叫做《彷徨少年时》,我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彷徨少年,对这些作家的阅读不是阅读,不是当成文学,而是当成治疗。我还读了一些介绍西方新理论的书,包括陈冠中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本书。而之所以突然想起这本书,是因为今年初香港一家杂志采访我,索要我以前的照片,我竟然抄到几幅“珍贵”照片,其中一幅是我正在读柏拉威尔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此书译者为梅绍武、傅惟慈和董乐山等,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610页)。
  除了在香港读这三路书外,大陆出版的书我也都能接触到,除了已渐渐抬头的翻译作品外,我还购买各种大陆杂志,包括《读书》(从创刊号开始)和《世界文学》,还有各类哲学和社科杂志。为了买书,我可以说把香港各区任何书店都走过了。我甚至培养出一种能力,能够预感这条街或这个区很可能有书店。如同我们在某条街感觉能找到餐馆或大排档。而为了买《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我不知走了多少书店。之所以遍寻不获,是因为等到我知道以及想读这本书时,距这本书出版已有三年。有一次,我去土瓜湾我姐姐家,巴士路过一家书店,赶快下车,去探访一下。想不到竟然找到了《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于是就在我姐姐家“开读”了,还不知请谁用傻瓜机替我拍了这张照片,背后是不离身的《新英汉词典》。照片背面注明是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我回广州读大学。在接下来的四年间,刚好是西方文学和社科著作大量翻译过来的时候,也是地下诗歌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两者我都躬逢其盛,一是作为翻译作品读者,一是作为诗歌作者,但尤其是作为诗歌翻译作品的热情读者。毕业时,装了二十多箱书。
  刚才说到《新英汉词典》,便要谈一谈英文书了,英文书是我三十岁以后最重要的阅读来源。我是一九八二年开始学英文的,第一本英文书一九八二年或八三年在辰冲书店买的叶芝《诗选》。后来,我翻译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英译本,也是在辰冲买的。香港当时的英文书店主要就是辰冲书店和后起的另类书店曙光书店。辰冲书店总店在尖沙咀乐道,分店在尖沙咀广省道海洋中心,我平时都是两家都去,因为相距不远。但英文书很贵,所以我还光顾旧书店。那时旺角不仅书店林立,而且也有不少旧书店,有时能捡到英文诗集,例如费伯出版社的英文诗集。有一次我在一家乍看全是卖通俗英文小说的旧书店,捡到了美国诗人翻译家默温译的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和几本闻名已久的“企鹅现代欧洲诗人丛书”,用“乐坏了”不足以形容,应该说“销魂”。一九九○年我进《大公报》做新闻翻译,住在湾仔报社附近的宿舍,宿舍与曙光书店仅半箭之遥,所以每星期都会去曙光逛三两次。曙光老板马国明爱读书,眼光亦好,尤其是进了很多小出版社的书。那时我有固定收入,并且开始写稿了,于是稿费都用来买书。我很多英文书都是从马国明那里买的,诗集尤多。数年前曙光关闭,我曾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伟大的小书店》,就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阅读版上。
  曙光倒闭,与我这类读书人上网买书有关。一九九六年底,当互联网开始成为话题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报社资料室,资料室主管是玩电脑的。对着他上网的电脑,我好奇,输入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的名字。老天,地平线上一条条有关他们的资料涌上来。我吓呆了,第二天立即去买电脑。很快,我就申请信用卡,上亚马逊书店买书。最初一年,亚马逊免邮费,我狂买。后来亚马逊停止免费邮寄,我便转往一家二手书店,又狂买。这家二手书店我现在忘记其名字了,它后来好像是被亚马逊收购了。这时我发现另一家更大规模的二手书店联网ABE。它有点像中国的孔夫子,当然比孔夫子早,规模更大,是全球性的。现时该书店有来自五十七个国家的近十三万家书店加盟。据说ABE也已被亚马逊收购,但仍独立运作。我多年来买英文书,除了是最新以及等不及它们变旧的书,都是尽可能从ABE买。它非常方便,例如你一次买十本书,这些书分属不同书店,但你只需把它们当做一个订单,一次过付钱,那些书店会各自寄书给你。另一些书店邮费有优惠,例如多买一本,邮费就相对低。
  香港有一个公共图书馆系统,除中央图书馆外,每个区都有分馆。我平时几乎不买小说,小说主要是从图书馆借,读完就归还。由于书愈来愈多,所以不得不尽可能少买书,只要能从图书馆借的,就从图书馆借,但一些好书,即使是从图书馆借来看完归还了,还是要设法去买一本。除了自己要看的书,还有翻译时要查资料的,例如人名、情节等,这些就更需要利用图书馆了。我有三张借书证,另两张是家人的。只要凭证借书即可,并不限定本人亲临。每张借书证最多可借六本,每本可借两周,另可续借四次。也即是说,除非碰巧也有人预订同一本书,否则一本书可借两三个月。由于藏书分布在不同的分馆,所以我一般都是上网查目录,然后从网上把要借的书预订到附近图书馆,书到之后,图书馆会电邮通知。预订一本书费用两块半。
  但公共图书馆有些书列为参考书,不能外借,这对忙碌的市民来说非常不方便。更有甚者,有不少书,同一本书图书馆可能收藏十册甚至更多,但是每一册都仅作参考书。这是公共图书馆唯一让我觉得“对读者不友善”的地方。我认为,如果书较珍贵,只要留一两本在中央图书馆做参考书就够了,其他应供外借。
  更丰富和更有价值的藏书,是在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科技大学也有不少好书。但是这些大学不对外开放,我有需要时,不得不麻烦熟人帮忙。这算不算对公众不友善我不知道。但我可以举个外国的友善例子。有一次我需要一些中国诗人寒山的英文资料。便让刚去了加拿大温哥华的朋友谢萃仪帮忙。她只凭护照就帮我去一两家大学图书馆复印资料(后来她凭居民证即可申请大学图书馆借书证,一分钟内完成)。那些资料,有一部分严密保护,要经过重重关卡,阅读或复印时必须有图书馆人员陪同。谢萃仪说,真是大开眼界。我则感到一股双重暖流:朋友的热情和大学图书馆的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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