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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高山杉:龚自珍助刊《圆觉略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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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07-15  

高山杉:龚自珍助刊《圆觉略疏》的过程



  龚自珍(1792-1841)信佛,此事治清代学术史者无不知之,但却很少有人加以重视。据龚自述,他对佛学的认识,最初是得自江沅(1767-1838)。江是苏州人,佛学家彭绍升(1740-1796)的弟子,精通文字训诂之学,曾订正龚自珍外祖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嘉庆和道光时期,江沅与贝墉(1780-1846)等人一起研究佛学,在苏州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居士团体。江、贝二人曾参与若干佛教典籍的刊刻,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唐代华严宗祖师圭峰宗密(780-841)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简称《圆觉略疏》),而这部书的捐资助刊人中就有龚自珍。
  龚自珍助刊《圆觉略疏》的整个过程,一直存在若干疑点。从版本学上尝试解决这些疑点的文章,国内似仅见王贵忱先生的《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二)》(《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一期)和《龚自珍集外诗文录》(与王大文合撰,《学术研究》1998年第三期)。这两篇文章去年已收进王先生的《可居丛稿》(第77-86页和第121-128页)。不过,王先生的文章中仍有一些问题。现据未经王先生使用过的一些材料,对龚自珍助刊《圆觉略疏》一事重做一番考辨,供研究“龚学”和清代学术史者参考。
  最近因为搜集中国北地华严唯识史料,尤其是《圆觉略疏》在明清时期的传刻史料,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录上检索到一部道光元年刊本《圆觉略疏》。我当时就怀疑是龚自珍助刊本,借出后发现果不其然。该书上下两卷,卷各一册,封面无书签,右下钤“善业堂”印。书名页题“圆觉经略疏,唐圭峰禅师注,道光初元刊行”,背题“苏州娄门内三家村善庆禅林藏板”。上卷前有宗密弟子裴休《序》和宗密《自序》。裴《序》题目下钤“谢況翁”印。经疏上下卷正文卷端均刻“信受奉行”白文印,并钤“墨禅精舍”和“谢況翁秘箧印”两印。
  卷下末尾有一篇刻经刊记,十分重要:

  大清道光元年十月,平江苾蒭明澈,邬波索迦了因、从闻,谨以彭二林居士所藏隆庆五年径山传衣庵本,及汪节安居士藏万历八年龙沙章江禅院刻本,复以《小钞》参详校定,募资于众善士,付同郡许西畴缮写,刘征寿梓,版存娄门内善庆禅林。

  “平江”是苏州古称,而“苾蒭”则为“比丘”异译。“平江苾蒭”明澈是苏州人,号懒庵(又作嬾庵),彭绍升的侄孙彭翊给他写过一篇略传(《释懒庵镜庵传》,收进《无近名斋文钞》卷二),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七上的明澈传全部摘自此文。另外,江沅撰有《嬾庵禅师塔铭》(收进《江先生诗古文词遗集·染香盦文外集》),记明澈去世时“世寿五十加二,僧腊三十,时道光乙酉季夏下旬八日也”。那么,明澈应该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卒于道光五年(1825)。
  刊记中的“邬波索迦”是梵语“居士”的音译,“邬波索迦了因、从闻”应为两位苏州居士的学佛法名。据钦嘉枚给江沅《入佛问答》(民国三年秋七月扬州藏经院刻本)所作跋文(作于光绪甲申[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江沅)又号韬庵,晚同觉阿出家,法名祖定,字了因,又自号秃居士云。”钦嘉枚提出江沅“字了因”,最值得注意,这应是他做居士(江沅似未出家,见下文)时使用过的字号之一。“邬波索迦了因、从闻”,“了因”正是江沅,至于“从闻”,暂时没能查到,可能是贝墉使用过的一个法名。
  至于钦嘉枚跋文中所提江沅晚同觉阿(1791-1860,法名祖观,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七上有传)出家一说,似本于《染香盦文外集》补遗中《汪韵庄传》里的一句话:“既闻江先生脱白为沙门,先生益深信缘业之理。”但据《染香盦诗录》(收于《江先生诗古文词遗集》)卷上朱绶撰江沅传(《新修苏州府志》卷八十八的江沅传全部摘自朱传,扬州藏经院本《入佛问答》全文采入),却有相反的说法:“道光辛卯,先生年六十五,受菩萨戒于常州天宁寺,乃衣僧衣,居浮屠氏舍。郡中有刊刻内典者,先生为之校勘,手写《华严》、《法华》、《棱严》诸经登版,三年而毕,自归于家,自号秃居士。”原来江沅只是受菩萨戒,借住在僧寺里校经修行,数年后还家,所以始终是白衣居士之身,并未“脱白为沙门”。    
  继续解释刊记。彭二林居士即江沅之师彭绍升,汪节安居士指汪廷楷(1760-1831)。汪廷楷字端揆,号籍庵,别号节安居士,是江沅的好友。《小钞》即宗密《圆觉略疏钞》。宗密另撰有《圆觉大疏》和《圆觉大疏钞》,《大疏钞》又称《大钞》,故《略疏钞》称《小钞》。
  国图藏《圆觉略疏》道光元年本刊记后另有两叶,版心题“附刻”,收《附录晁文元〈法藏碎金录〉二则》和《重刊〈圆觉经略疏〉募缘启》二文。晁文元即宋代居士学者晁迴(951-1034),《法藏碎金录》为其所辑儒释道三教修身养性之言,共十卷。“附刻”所选两则“碎金”,分别节取自卷三和卷一,都是赞扬《圆觉》的殊胜之处的。
  《募缘启》作于道光元年四月,尾题“吴门善庆庵识”。文后附出资助刻名氏,包括明澈、悟开、如德、如本、汪廷楷、贝墉、江沅、顾承、沈维树、魏源、龚自珍和龚门何氏等三十四位僧俗人士。悟开是晚清净土宗大德,代表作《念佛百问》有江沅道光五年序(收进《染香盦文外集》)和贝墉道光五年跋。如德和如本都是明澈弟子(江沅《嬾庵禅师塔铭》),如德据云即彭翊《释懒庵镜庵传》中提到的明澈弟子借云(震华法师编《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顾承曾给江沅《染香盦文集》写序。沈维树刻过藕益智旭的《大乘止观法门释要》,龚自珍《最录大乘止观》一文所谈的就是这个本子。龚门何氏即龚自珍继室何吉云。
  据刊记和《募缘启》,可推知龚自珍助刊的《圆觉略疏》倡刻于道光元年(1821)四月之前,刻成于同年十月,国图本应为道光初元初刻的印本。考龚自珍道光元年踪迹,正月曾游苏州,春天经扬州、萧县北上进京。怀疑龚在苏州时随喜善庆庵刊刻《圆觉略疏》的善举,所以他们夫妇会列名四月撰成的《募缘启》中。《略疏》经板虽在道光元年十月即已刻成,但龚自珍似完全不知,直到道光三年(1823)六月二日给江沅写信时,他才通过某种途径得到这个消息(《与江居士笺》:“《圆觉疏》闻苏州刻成,前约所云不忘也,当自致贝居士”)。    
  又过了一年,亦即道光四年(1824),龚自珍写了一篇《助刊〈圆觉经略疏〉愿文》,其中提到:“大清道光四年,佛弟子仁和龚自珍同妻山阴何氏敬舍净财,助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成,并刷印一百二十部,流传施送。”龚氏夫妇印经的目的是为道光三年(1823)七月去世的龚母段驯(1768-1823)祈求冥福。道光四年三月,龚自珍送母柩经苏州返回老家杭州,葬母于外祖段玉裁墓侧。大概在经过苏州时,龚自珍一面捐资善庆庵印《圆觉略疏》,一面写出《愿文》。同年八月朔,龚自珍在居忧期间又撰写《重刊〈圆觉经略疏〉后序》(又名《最录〈圆觉略疏〉指意》),其中除概论《略疏》的宗旨外,还特别述及刻经的主要参与者是贝墉、江沅和他本人(“栔之者谁?吴县贝居士墉也。助之喜与与其役者谁?吴县江居士沅及仁和龚自珍也”)。
  龚氏夫妇在道光四年捐资印《圆觉略疏》时,是否将同年新作的《愿文》和《后序》也补刻了进去呢?王贵忱先生珍藏的一部“道光四年精刊《圆觉经略疏》”,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一问题。根据王先生对其藏本版式的描述(第78-79页),可推知该刊本完全是用道光初年所刻经板印成,保留了道光元年四月的《募缘启》和道光元年十月的刊记(王先生都做了录文,但有小误),而且还将新撰的《愿文》补刻了进去。但是,该刊本并未将《后序》补刻入内。至于有无《附录晁文元〈法藏碎金录〉二则》,王先生未作交代。
  最早收进《愿文》的龚氏文集,是张祖廉编《定盦遗著》(《娟镜楼丛刻》丙帙,1921年),王佩诤1957年出版《龚自珍全集》时全部采入。王贵忱先生指出张祖廉所辑《愿文》“非全文”,王佩诤《全集》所收者“亦非完本”,因为按照道光四年刊本,原文要多出如下几行:

  善庆庵印五十部
  贝墉印三十部
  查净缘、汤净智、陈净慧共印三十部
  如本印十部
  潘曾沂印二十部
  信女龚门金氏印送二十部

  但是,这几行字只能算是印经芳名录(“信女龚门金氏”应为龚自珍叔母,即龚守正之妻),是由负责藏版印经的善慧庵方面补刻上去的,不应算作龚自珍所撰“集外文”。
  据《愿文》和印经芳名录,此次重刷《圆觉略疏》,共印二百八十部,王先生藏本可能就是这二百八十部中的一部,当然是十分珍贵的。王先生特别指出:“此书传本特少,鲜见治龚学者称引,内中有一篇定盦与释明澈的合作文,系龚氏集外文,为一九七五年上海版《龚自珍全集》所未收……”(第77页)“定盦与释明澈的合作文”,实即上引道光元年十月的刊记。至于为何将其定为“合作之文”,王先生所提理由如下:“本文作者联署明澈、邬波索迦二人名,明澈当系善庆庵苾蒭,邬波索迦为定盦学佛名,乃合作之文。”(第122页)以“邬波索迦”为“定盦学佛名”,初见于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王先生的理由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过,龚自珍通佛典,按理不会不知道“邬波索迦”就是“居士”的意思,但学佛人哪有自号“居士”的道理?张祖廉的说法本身就很可疑。原文“平江苾蒭明澈邬波索迦了因从闻”十四字,“平江”二字一气贯下,双管“苾蒭”和“邬波索迦”。若“邬波索迦”指龚自珍,他就成平江人了,可他却是浙江仁和人。复次,“苾蒭”和“邬波索迦”(都是玄奘的新译法)相对成文,“苾蒭”指僧人明澈,“邬波索迦”指了因(即江沅)和从闻两居士,本来文从字顺。若认“邬波索迦”为龚自珍,那又该如何解释“了因从闻”四字呢?    
  刊记中只是提到(并无“联署”的意思)明澈等募资刻经人,但这几人未必就是刊记作者。比如《可居丛稿》引用过的由鲁迅捐资请金陵刻经处所刻《百喻经》的刊记是这么写的:

  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赀六元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第536页)

  难道我们因为其中出现过周树人一名,就把这篇刊记也编进《鲁迅全集》吗?另外,王先生把刊记称为“短跋”(第79页)或“跋文”(第122页),也不够准确。至于《募缘启》,王先生也把它当成是龚自珍“集外文”,其主要理由是:“再就文风而言,亦似定盦手笔。”(第123页)这个理由也嫌薄弱。我实在看不出《募缘启》为何不该是贝墉或江沅手笔。    
  在王先生之前,吴昌绶也曾购得一部道光四年刊本《圆觉略疏》,记于《定盦先生年谱》“道光四年”条。吴昌绶因未见道光初元刊本,且未注意刊记已将初刻时间完全说出这一事实,以及道光三年六月二日《与江居士笺》中“《圆觉疏》闻苏州刻成”一句,竟依《愿文》和《后序》将《圆觉略疏》的刻成时间定于道光四年。这个结论严重误导了后来的“龚学”研究者。王先生虽然注意到《与江居士笺》里的话,也从道光四年刊本上面看到了保留下来的道光元年十月的刊记(第79页),进而怀疑撰于道光四年的《愿文》“或系是年补刻者亦未可知”(第80页),本可据此一举锁定《圆觉略疏》的初刻时间(其实刊记已经写得很清楚,不一定要看到道光初元刊本)。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滑回到吴昌绶的旧说。樊克政先生的《龚自珍年谱略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第一版)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能前进一步。  
  《募缘启》中有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江沅名下用小字标出“校勘”二字。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一部《圆觉略疏》抄本,著录为“清江沅抄本,清龚自珍跋”(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下册,第945页)。从该书缩微胶卷上看,卷端钤有三印,其中两印被压在纸缝中,无法确认印中文字,只有“昌平王氏北堂藏书”一印完整可读。“昌平王氏北堂”即龚自珍友人王萱龄(字北堂,昌平人,《清史稿》有传)。卷尾钤“江沅”、“子兰”、“摩诃般若波罗蜜”三印,“子兰”是江沅的字。
  这部抄本前面有一篇龚自珍手跋,王、樊两位先生在他们的论文和专著中都未使用过。现在试作录文(多依友人艾俊川之说),供治“龚学”者参考:

  按裴休撰碑文,称师著《华严》、《圆觉》、《涅槃》、《金刚》、《起信论》、《唯识》、《盂兰》、《法界观》、《行愿经》等疏抄,今大半不传,传者《圆觉大疏》、《大抄》、《略疏》、《略抄》、《金刚疏》五种而已。又所集禅藏凡百家,亦不传,其略见于《禅源诸诠》一书。又有《原人》一卷,与《禅源诸诠》今皆附藏中。自珍识。

  又按圭峰为华严七祖之第七,颇宗贤首师。贤首名法藏,乃华严六祖也。
  又按《起信论疏抄》、《原人》、《禅源诸诠》、《圆觉大小疏抄》,皆见《唐书艺文志》中,惜《起信论》今但存《贤首疏》矣。
  此跋内容略同于《重刊〈圆觉经略疏〉后序》,其中“华严六祖”为“华严五祖”之误。龚自珍在《说昌平州》里提到王萱龄“好积书”,而国家图书馆就藏有不少王萱龄所积书,其中与龚自珍有关的材料,樊克政先生在《龚自珍年谱略考》里使用过,却不知为何漏了这部《圆觉略疏》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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