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保罗走了
——策兰之死 1970年4月20日，也就是逾越节（犹太教的节日，持续8天）的一天，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子飞身从巴黎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上跃入水中。5月1日，一位渔民在下游7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的一跃完成了他的死亡赋格曲。他就是诗人
保罗·策兰。出门前，策兰在记事本上写下：“保罗-／走了”。书桌上是《荷尔德林传》，在翻开的那一页上面，他划下了一段话：“有时，天才会变得黑暗，沉入内心的苦井……”
在此之前，他致力于探讨死亡的秘密，在他所有的诗篇中，给予世界巨大声响并留下回声的就是他的死亡赋格曲。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完成他的诗篇。正如他在接受毕希纳文学奖致辞时引用的一句话：“死亡作为自我解放到来了。”他的死亡，他的诗篇为人类孱弱的精神存在树立了永恒的纪念碑。
米拉波桥头的一块铜铭上，刻着法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诗句，因为诗人有一首最凄婉的哀歌就叫《米波拉桥》，诗中这样写道：
时光永逝 如伊人不再 米波拉桥下，淌着塞纳河 早在1962年，策兰就在一首诗中引用了这些诗句。他还在一首名为《带着一本来自塔鲁莎的书》的诗中预言般地写道：
从这座 桥墩，从这儿 纵身跃入 生命，他已学会 用伤口飞翔，——从 米拉波桥。 策兰一生，就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宿命构成的，而米波拉桥正是这些宿命中的一个。
对于诗人而言，生命的历史注定无法逾越1970年。这一年的3月22日，他参观了与他有诗歌“血缘关系”的诗人荷尔德林的出生地——德国图宾根，并买了一张明星片寄给他的朋友，上面印有荷尔德林生活的塔楼的照片，他在明星片只写了一个单词：立住，意思是站稳、坚持下去。而在此之前，诗人及好友奈莉·萨克斯称策兰是“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 3月底，一位朋友要带他去见塞缪尔·贝克特，他在最后一刻拒绝了。在当时，贝克特也许是世界上唯一在精神层面上与他相近的人了。随后，他又悲哀地说：“在这里，此人也许是我谈得来的唯一一位了。”也许因为贝克特与策兰有相似的文学方式，他的一生工作就是面对死亡，以絮叨的方式进行抵抗，直至落入无言与沉默。
这一年的3、4月间，他在阅读卡夫卡的谈话录，卡夫卡“诗歌即病”的话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在精神上，他无条件地陷入卡夫卡小说《猎人格拉古斯》和《乡村医生》的世界。身为犹太人的策兰还在诗中引用茨维塔耶娃的话“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作为他一首诗的题记。4月12日，他对人说，他在大学作的卡夫卡讲座效果不错，他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一句话——只有等我有能力将这个世界带入纯净、真实与永恒之境才会有幸福可言。第二天，也就是4月13日，策兰写了他的最后一首诗（据目前资料可查证的范围），就是《时间山园》（组诗）的最后一首：《葡萄人家》，他在诗中写道：
那些敞开者眼睛后面带着石头它认得你在这安息日这首诗几乎以圣经文风完成，“在诗中每一句诗都对应或毁灭或重生的力量”（见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诗人一直等待着的最严重的黑暗时刻似乎就要降临了，像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一样。
在有限的一生中，保罗·策兰的经历几乎成为人类苦难的缩影。他是一个无国籍（或者说国籍不明）的人：他的出生地故乡布科维纳1918年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归属罗马尼亚，二战时先后被苏联和纳粹德国占领，1947年复并入乌克兰。就精神层面而言，他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是经历纳粹劳动营并侥幸活下来的少数人：1942年，作为犹太人，策兰被纳粹强征做苦力，他的父亲则因强迫劳动和伤寒命断集中营，他挚爱的母亲则被纳粹枪杀。他是一名逃亡者：1947年，他冒险偷渡去了维也纳，随后逃往巴黎。他在《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我走了多少弯路！然而，有弯路吗？”
作为德语诗人，他深陷荒谬的自身存在之中。德语是他的“母语”。奥斯维辛之后，不可抗拒的宿命落到了他和写作语言的关系之中，他必须要用他称之为“刽子手的语言”来写作。1946年2月，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要告诉您，一个犹太人用德语写诗是多么的沉重。我的诗发表后，也会传到德国——允许我跟您讲这样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只打开我的书的手，也许曾经与杀害我母亲的刽子手握过手……但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用德语写诗。”
2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策兰和《死亡赋格》
《死亡赋格》是策兰发表的第一首诗歌。这是他的起点，死亡从此就成了他人生的标记，诗歌最为刺眼的铭牌。死亡宿命般地成为策兰最基本、最黑暗的主题。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诗歌的声部总是趋向于死亡的，正如他在《子午线——毕希纳文学奖获奖致辞》中说的那样：他的诗歌，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同样也可以看作他与死亡之间的对话。
1947年，这首诗首次以罗马尼亚译文发表。策兰在后来的诗集中标为“布加勒斯特，45”。即是作于1945年。更合理的状况是，这首诗应该作于更早的1944年，策兰通过不断的修改，1945年5月才正式定稿。据策兰的朋友基特纳回忆，那是在1944年春季的末尾，“肯定不是在那之后很久的事情。一天清晨，保罗在位于赛本伯格街的切尔诺维兹大主教教堂的铁栏杆外，他把不久前刚刚写好的《死亡赋格》念给我听。”
它广泛了汲取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手段。著名的策兰专家费尔斯坦纳认为它甚至不完全是策兰的产物，诗中多处借用了他在故乡布科维纳诗友的漂亮句子，甚至包括最著名的“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我无从考证他的论断是否有根据。但不管怎么说，这句诗也只有在《死亡赋格》里，才散发出它璀璨的光芒。在别处它是矿石，只有经过神奇的策兰之手，它才成为钻石。 1952年底，德国的出版商出版了策兰的《罂粟与回忆》，其中包括《死亡赋格》。该诗一经发表，其影响直接而广泛，震撼了战后精神贫瘠的德国文学界。这件作品在公共领域不停地发酵，它的公众意义逐步显现。一时间，《死亡赋格》被喻为战后欧洲的“格尔尼卡”，堪比绘画领域内毕加索的同名作品。（1937 年4 月西班牙内战中，德国飞机轰炸了格尔尼卡镇，该事件激发毕加索创作出最负盛名的画作《格尔尼卡》。）某种意义上，《死亡赋格》“成为历史代言人，它自身已经成为传记对象”（ 见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费尔斯坦纳称：“（他）写了一首抒情诗，其内容远远超出个人痛苦，成为‘奥斯维辛之后’这一诗歌类型的基准。”库切恳切地断称“《死亡赋格》是二十世纪标志性的诗歌之一”。它为诗人带来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同时也带来了对于策兰深深的误解。随后，策兰在西德广受欢迎并总是受到热情款待。
《死亡赋格》之所以广受大众关注，与其包含了极其广泛的历史与文化元素有重要关联。每一行诗都包含了对于集中营、对于那个悲惨时代的记忆，在音乐、文学和宗教的范畴内无不引起读者深深的不安。从直接可观察的角度，我们就看到了《圣经·创世纪》、歌德《浮士德》中“金发”女郎玛格丽特、《圣经·雅歌》中“灰发”少女书拉密、巴赫与瓦格纳的音乐结构、亨利希·海涅诗歌作品中的典故、为死亡伴奏的探戈……无处不在的隐喻把这首诗的张力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黑奶”作为一个极端的隐喻贯穿全诗，昭示犹太人悖论的存在……每个词语都散发出惊恐和控诉……变化多端的节奏、按时出现的副歌、反复演奏的主题把这首诗完全推到了与大师音乐相应的高度……如果不停地阅读它，悲哀与伤痛会不停地增殖，甚至几何级地繁衍。
一位德国批评家说《死亡赋格》的发表表明了策兰已“逃出历史血腥的恐怖室，升入纯诗的太空”。类似于这样的误解比比皆是。这并非是来自死亡的赞歌，他并未逃脱，也未希望逃脱，它是必然的存在。策兰深感在历史的最深处，他被刻意地误释。他本能地反抗着这些说辞，纯诗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童话。关于诗歌技术方面，人们也总是说得很多，不吝溢美之辞，说他的修辞和高度赋格组织技巧令人叹为观止，最主要的说法是该诗在形式上是对音乐（赋格）结构的模仿。对此，策兰同样报以保留姿态。他说他从事一门真实的艺术，“不美化或变得‘有诗意’的艺术；它指名，它断定，它试图测量既有和可能的区域”。
由于误解，后来策兰竟要求很多诗集不再选入《死亡赋格》。终其一生，策兰并非要通过自己的犹太人悲惨经历来实现对自己的救赎。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希冀救赎就意味着对于内心真实的反叛，对于艺术和精神的否定。
后来，策兰用自己的声音朗读这首诗，并录制了录音带。他的一位朋友说，他怀着“冰冷的热情”，让我们心跳加快……事实上，在朗读其中一个段落时，策兰不顾一切地截去了一些词语，几乎是用厉声喊出来的。
是的，《死亡赋格》就是策兰的荒野呼告，哀嚎和厉声是它应有的语调。悲怆永远站在真理和艺术之上。
3
怀着一份希望
——策兰与海德格尔的对话 1967年6月23日，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致信葛哈特·鲍曼说，策兰“已经远远走在了最前面，却总是自己悄悄站在最后面。”在此之前，海德格尔仔细地阅读过策兰，同样策兰多年来一直在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尤其重要的是，作为诗人策兰赞同海德格尔关于诗歌特别占有真理的观点。在《子午线——毕希纳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多处闪烁着海德格尔思想的微光。
命运注定了当时哲学领域和诗歌领域内的两颗巨星历史性的会面。策兰的《托特瑙山》就作于1967年访问了海德格尔位于德国黑森林区的特托瑙山上的小木屋之后。
山金车，小米草，
舀口井水喝，井上有颗
星星骰子，
……
书中
——接受过谁的名字，
在我之前？——
这本书中
写下的那行字，怀着
一份希望，今天
盼望一个思想者
说一句
掷到
心坎里的话
——《托特瑙山》（孟明译）
“写下的那行字”是指策兰在海德格尔家的留言薄上留言：“走进小屋之书，带着瞥见井上之星的心情，带着期待一句话掷到心坎里的希望。”策兰抱着某种希望……
这次访问似乎成为了战后德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人文事件。以至于君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蔡鸿君翻译）中大书特书了此事，作为“一九六七”这一词条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这次会面不仅仅是哲学家和诗人的会面，其更深层次的双方身份是:一个是父母惨遭纳粹迫害致死的犹太人，一个曾经是纳粹党的德国人。自1931年，海德格尔与德国纳粹党关系越来越密切。1933年，他加入了纳粹党并当选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他的就职演说中运用了大量的纳粹的或与纳粹宣传合拍的言词，特别是讲到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1935年，他声称纳粹思想有“内在的真理和不凡之处”。1936年，他还在书信的末尾签上“嗨，希特勒！”的字样。汉娜•阿伦特认为他支持纳粹主义只是他个人的“错误”，所有为海德格尔辩护的人都认为这个“错误”大抵上与他的哲学无关。但策兰能释然吗？
因而这次会面不仅仅是一次私人见面或聊天，而被赋予了更多关于政治、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等等几乎所有人类重大主题的外衣，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件外衣下藏着些什么，是不可言说的秘密，还是无法言说的真理？
1967年7月24日，策兰应葛哈特·鲍曼邀请赴弗莱堡大学朗诵诗歌。在这之前，鲍曼邀请海德格尔与策兰见面。海德格尔立刻热情回复：“我很久以来就想结识策兰。他远远站在最前面，却常常回避与人交往。我了解他的所有作品。”
诗歌的巨石足以碾过一切思想的废墟。作为思想家，海德格尔无疑洞悉了诗人策兰的巨大价值。用齐奥朗的话说就是，一个思想家希望一个诗人能成为他“思想的命运”，可是，“他这个愿望想要成立，他就得长期与诗人交往，在其中汲取被诅咒的绝妙，再将他们自己的颓败或是谵妄，将那抽象而完整的形象反馈给诗人。”在反复阅读过策兰之后的海德格尔正成为渴望与诗人交往的思想家。
君特·格拉斯《我的世纪·一九六七年》的叙述者是“德语文学教授”，显然是以文学教授葛哈特·鲍曼（或他的同事）的一个化身（《我的世纪》作为小说，作者格拉斯有虚构的权利），以见证人的语气讲述。他先去了弗莱堡的书店，“当时正是我按照鲍曼教授的指示把弗莱堡各家书店的橱窗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应这位哲学家的请求，应该庄重地展出那个诗人的全部诗集。我在那里看见，从早期的集子《罂粟与记忆》，一直到《语言栅栏》和《无主的玫瑰》，一切都伸手可及，却又难以理解；由于我的努力挖掘，甚至一些罕见的特种版本也被展了出来。”显然，“哲学家”是指海德格尔，“诗人”是指策兰。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于策兰到弗莱堡的访问极其重视。
随即，这位“文学教授”——叙述者为策兰去特托瑙山上的小木屋访问作准备。7月25日，“尽管天空乌云密布，我们仍然在一大早就驱车上了路。在拜访了小屋和那次值得纪念谈话或者沉默——任何人也包括我都不准在场——之后，大家又在圣布拉辛碰面，一家咖啡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所有的人。似乎没有任何东西使人感到奇怪。诗人显然接受了思想家。两人立刻又上路去霍尔巴赫沼泽，我们大家从沼泽的东边顺着一条用圆木铺成的小路漫游。”但是，因为当天的天气非常恶劣，而策兰所穿的鞋相当城市化，不适合在此漫步，他甚至打趣地说，他的鞋“不够乡土化”。所以漫游随即中止，然后他们在一家客栈的摆放圣像的角落里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午饭。他们似乎小心地避开了政治问题，“文学教授”说，他们“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提及当时的政治问题，比如柏林的骚乱和不久前报道的一个大学生的死亡；人们谈论的是植物，事实表明，诗人可以立刻说出许多草本植物的名称，即使不比思想家更多。此外，保罗•策兰不仅知道一些小草的拉丁语学名，而且还知道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甚至意第绪语的说法。”
“文学教授”的总结（当然也是作家君特·格拉斯对此事件的思考）相当精辟，他说：“我经常设想小屋里的谈话；因为在居无定所的诗人与来自德国的大师之间，在戴着看不见的黄色星形标志的犹太人与戴着被遮起来的圆形党徽的弗莱堡大学前校长之间，在命名者与隐瞒者之间，在经常宣布自己已经死亡的幸存者与存在和下一个上帝的宣告者之间，非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肯定会找到一些词语，但是却连唯一的一个也没有找到。这种沉默一直延续。”
是的，这次会面留下的是永久的沉默。
事实表明，策兰与海德格尔之间有极其紧密的相似性。1968年6月底，他们又见面了，并且呆在一起几天。策兰还得以完成上次由于天气原因未能成行的沼泽之行，陪同者回忆说：“在沼泽上，他看到从死尸和腐烂的东西上发出来的微光。”这一意象在策兰的诗歌中经常出现，与其对于纳粹大屠杀遇难场景的特定记忆有关。这一次的会面显得融洽、热烈。鲍曼回忆说，两人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地质学、植物学和考古学。对植物学、鸟类学、地质学、结晶学都有不同寻常了解的策兰，一路上都带着一个笔记本，把他们在走路和谈话时的微小细节与观察都纪录下来了。而海德格尔在这些领域也相当博学，这促成了一次愉快的会话。鲍曼还透露，海德格尔偶尔还“把诗人拉到一旁，以便讨论法国最近的哲学思潮、加缪、阿尔都塞、梅洛-庞蒂”。
如果有读者要深入研究策兰与海德格尔的会面，我建议他去研读詹姆斯·K·林恩的书，他是美国著名的策兰专家，不辞辛劳地参访了很多当事人，不惜笔墨写了一本很厚的书籍，名为《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2010年版）。我在撰写这节内容时，并未过多地征引此书的文字，也许仅仅因为我对君特·格拉斯的看法更感兴趣。
4
互诉黑暗
——策兰与巴赫曼之恋 在策兰的诗歌中，有一首广为传诵爱情诗——《花冠》，就他写给其情人巴赫曼的。英格褒·巴赫曼，奥地利最重要的德语女作家，早在1953年，年仅27岁的巴赫曼成为德语文坛上升起了一颗新星，她第一部诗集《延期支付的时间》获得德国重要文学奖——四七社文学奖。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西格弗里德·伦茨、马丁·瓦尔泽等几乎所有重要战后德语作家均与四七社有密切的联系，并多获此奖。为此，德国著名媒体《镜报周刊》在次年的八月用她的头像作了封面，对她作了专题报道，她是德语诗歌界数百年来出现的首位重要女诗人。从此，巴赫曼和奈莉·萨克斯、保罗·策兰一起成为德语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她的诗歌继承了德语诗歌以荷尔德林与里尔克为代表的伟大传统，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女性特有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风格。《延期支付的时间》表现了诗人在二次大战后，“面对满目疮痍，对于时间的延期支付和限制的感受” （见芮虎《巴赫曼小传》），同时该诗集也可以看作是她与策兰恋情的结晶。
《花冠》这样写道：
我的目光落入爱人的性：
我们互看
我们互诉黑暗
我们互爱，如罂粟花及记忆
我们如酒，睡在海螺中
如海，在月的血红的光线里
——《花冠》（叶维廉译）
《花冠》见证他们的爱情。巴赫曼给策兰的信中写道：“《花冠》是你最美的诗，是对一个瞬间的完美再现，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大理石，直到永远。”
1948年5月16日，逃亡维也纳的保罗·策兰认识了比他小六岁的奥地利人英格褒·巴赫曼，他们一见钟情，从此相爱一生却未成眷属，互诉爱情同时也互诉黑暗。策兰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诗集《罂粟与记忆》就是题献给巴赫曼的，其中的《在埃及》一诗的手稿上写明了是献给巴赫曼的。这首诗就是在他们相遇之后，策兰为巴赫曼生日而作的。诗中这样写道：
你要对那异乡女子的眼睛说：化作秋水。
你要在异乡女子的眼里，寻找你认得的水中人。
你要把她们从水中唤出来：路得！拿俄米！米利暗！
你要好好打扮她们，当你睡在异乡女子身边。
——《在埃及》（孟明译）
通过这首诗，策兰确认了他与巴赫曼的恋爱关系。在诗中，策兰简要地复述了他犹太人后裔的身份，复述了犹太人在其祖先摩西带领下出走埃及的故事（即《旧约·出埃及记》）。这故事暗喻了策兰犹太人与流亡者的双重身份，“异乡女子”带来的爱情使他像进入了“水”一样。路得是大卫王的曾祖母，拿俄米是路得的婆婆，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是位女先知。她们在水里，是集体记忆的标本，同时这几个名字也是策兰在家乡女性朋友们的名字。这里明白无误地坦露了“作者”与陌生人——一个非犹太人的关系，同时还是性关系。巴赫曼的到来，既意味母性光辉的闪耀，又预示着先知的降临。
1957年10月31日，策兰再次写信给巴赫曼，谈及了这首诗的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意义：“想想《在埃及》。当我读它，就看见你步入其中：你是那生命的源泉，也正因为这样，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并且将继续如此。”
当时，巴赫曼正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题目是《批评地吸收海德格尔存主义哲学》。在此同时，在文学艺术上，巴赫曼显示出其非凡的品味，她撰写了关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作家穆齐尔和普鲁斯特的相关文论。
2008年，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征得策兰、巴赫曼亲属的同意，出版了按惯例本该在2023年方可出版的书信集，名为《心的岁月——巴赫曼、策兰书信集》。书信集的出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深入策兰巴赫曼之间关系之门。我在本文中引用的书信均出自由王家新、芮虎翻译的《心的岁月》（选译），它刊登在2009年第5期的《世界文学》上。
策兰对于巴赫曼的诗歌写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51年9月25日，巴赫曼给策兰的信中说：“请别忘记，因为你的诗歌我才写作。”同时巴赫曼也使得策兰认识到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巨大价值。他们同病相怜，心心相印，1951年11月10日，巴赫曼在给策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总是在找你，不止是作为我最亲爱的人，而也是作为同样的一个失落者，我们都需要一个地方来保护自己。”
1948年5月和6月，成为策兰与巴赫曼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两个月，成为他们一生的罂粟、一生的玫瑰。1949年8月25日，巴赫曼给策兰的信中说：“你问，我们的五月我们的六月究竟过去了多久：一日也没有过去，你是我爱！五月六月对我而言是今晚，或是明天中午，并且将持续很多岁月。”两个月，对于巴赫曼，对于策兰，就是永恒。
由于策兰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难民，不能滞留在盟军管制下的奥地利，只能流亡法国。这个表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分离。由于巴赫曼的父亲曾经参加过纳粹军队，而策兰身为犹太人，并且他的父母为纳粹军队迫害致死，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心理上被蒙上暧昧但又不可逾越的阴影。
他们的爱在犹豫中遭遇冰霜。他们不停地反思着他们之间的关系。1949年8月20日，策兰致信巴赫曼说：“……我不知道你对我们在维也纳的那短短的几个星期持什么看法。我怎么可以匆匆忙忙、随口说出来的话做出决定呢，英格褒？……也许我弄错了，也许就是如此，我们相互之间要回避的地方，恰好正是两人都想在那里相遇之地，也许我们两人对此都负有责任。”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到“窒息”阶段：既不能轻松喘息，又不可能撒手放弃。8月25日，巴赫曼给策兰的信中说：“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电话吗？是多么沉重，使我几乎感到某种窒息，一种感觉，与我们至今通信的感觉也不无相似。”然而回想从前，仅仅两个月之前，他们还是那样渴望互述衷肠、互诉黑暗，1949年6月24日，他们身分两地，心却在热恋中。巴赫曼要去巴黎，她给策兰写信说：“八月中旬我将去巴黎，只有几天。别问我为什么，为了谁，但是，你要在那里等我，给我一个晚上，或者两个三个……带我去塞纳河畔，我们将长久地注视，直到我俩变成一对小鱼，并重新认识对方。”也只有诗人也只有巴赫曼之于策兰才能写出如此摄人心魄的情书来！
策兰陷入沉默之中，他对巴赫曼说他承受着更为久远的黑暗。巴赫曼意欲为策兰建造诺亚方舟，1949年11月24日，她致信策兰说：“我应该去看你，把你带回来，吻你，抱住你，使你不被别人带走。请相信，总有一日，我会去把你带回来。我很害怕，看见你被滔滔的海水卷去，但我要造一条船，把你从绝望中带回来。”策兰的绝望是如此之深，而巴赫曼也迟迟没有动身去巴黎。爱，却无法造成一条船。
1951年，策兰要收回他之前赠送给巴赫曼的戒指，这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事件。巴赫曼深受创伤，9月25日，在一封巴赫曼给策兰的没有寄出的信中，她说：“你希望要回你的戒指，我并不感到奇怪，不过，你对此事相关的回忆，却让感到十分意外。”在信中，她还义正言辞地说：“而我只能对你说，我可以面对死者的良知佩戴这戒指。”策兰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巴赫曼。她还对策兰说：“你嫌恶我，并深深地误解了我，我为你感到遗憾。”这封包含较为极端话语的信并没有寄出，我相信巴赫曼如此了解策兰，她一定是考虑到策兰有着诗人脆弱的神经、有着孩子般纯洁的心灵，不去伤害他是她唯一的可选项。
1952年，策兰与版画家吉瑟尔在巴黎结婚，并生有一子。这样，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信中，巴赫曼多次对策兰说，要他肩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并保持适当的距离。以至于策兰几乎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错误”，他对巴赫曼说：“英格褒，如果生命不迁就我们，还等待它并为此而存在，对我们而言，这将是一种最错误的方式。”他必须从诗学意义上、生命甚至是形而上的层面上来提升这种关系，他对巴赫曼说：“存在，是的，我们可以，并且可能。存在——为了相互存在。”有时候，策兰会写信给巴赫曼，责备她本人与他的诗歌毫无关系。但是，巴赫曼立刻就写信给他说：“有时，我只是通过它们（策兰的诗歌）来生活和呼吸。”
他们一度在两三年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957年10月11日，他们在德国科隆参加同一个文学会议，再次相逢，当晚他们入住老城区宫殿街的一家旅馆，与著名科隆大教堂仅一街之隔。这一街区为中世纪犹太人的居住地和受难地。随后，策兰创作了广为流传的《科隆，宫殿街》：
有人在寂静里说话，有人沉默，
有人在走自己的路。
流放者和失踪者
都曾在家中。
……
你们这些看不见的大教堂，
听不见的河流，
我们内心深处的钟。
——《科隆，宫殿街》（孟明译）
从本质而言，不管策兰与巴赫曼之间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但策兰是巴赫曼唯一的挚爱，这一点没有任何疑议。1970年4月20日，策兰突然离世，其时巴赫曼正在写作她的长篇小说《马利纳》，随即她在手稿中添加了如下一句话：“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因为他已经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正如1949年她给策兰的信中写道的那样：“我曾经爱过你，至今依然如此，完全没有变，在一个平原，那里曾是‘栗树的对岸’（语出策兰诗歌《那边》）。”
策兰归于水，巴赫曼归于火。在策兰自杀三年后，巴赫曼葬身于罗马的一场大火。而更为宿命的事实是，策兰竟然写过一首叫《水与火》的诗，诗中这样写道：
黑夜明亮， 黑夜明亮，发明了我们的心， 黑夜明亮！ 5
一朵时光玫瑰
——策兰的成长与创伤 在策兰的一首名为《冬》（也有策兰的诗歌编辑人直接以第一句诗“下雪了，妈妈，雪落在乌克兰”作为标题）中，他写道：
弦上偶尔悬着一朵时光玫瑰。
正在熄灭。一朵。永远的一朵……
那会是什么呢，妈妈：成长还是创伤——
是否我也陷进了乌克兰的积雪？
——《冬》（孟明译）
这首诗正是策兰得知母亲被纳粹枪决之后而创作的。“下雪了，妈妈，雪落在乌克兰”成为策兰反复呼唤逝去母亲的开始。
1920年11月23 日，保罗·策兰出生在布科维纳地区的首府切尔诺维兹，他的原名叫保罗·安切尔。那里的10 万居民中有近一半是犹太人，他们称这个地方叫“小维也纳”。母亲一直教授他纯正的德语，母亲认为“德语更加重要”，她花费一辈子的精力保证儿子一定要讲文雅纯正的德语，同时她本人就特别喜欢德国古典文学，因而“母亲”和“母语”在情感和记忆深处合二为一了。在诗中，策兰曾经写过：文字是母亲的监房，因而母亲对于策兰而言也是缪斯的化身。由于身为犹太人，父亲强调儿子的犹太式教育，他让保罗上希伯来语的学校，以传承犹太人的精神传统，因而“希伯来语”与“父亲”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保罗的青少年时代，他深受多种文化浸染：他的家庭打上了犹太文化与奥地利-日耳曼文化的印记，他在多种语言混杂（有德语、乌克兰语、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等）的环境下度过，并会说多种语言。可以从一个事例获知他的希伯来语水准：他访问以色列时，当耶胡达·阿米亥朗诵他翻译成希伯来语的策兰诗歌时，策兰能及时地提出改善的建议。
六岁时，保罗就显示出对诗歌的特别兴趣。他回忆说：“当时我六岁，已经能够背诵席勒的‘钟声之歌’”。
十三岁，保罗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1934年1月，他给他的姨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抱怨说，“按道理”，他应该在班上排第一而不是第二名。为了说明如何不走运，他（用带有嘲讽意味的、就事论事的措辞一本正经地）自夸说，他“属于闪族人的犹太分支……是啊，至于我们学校的反犹太思潮，我可以就此写一部300 页的大部头”。少年时代的反犹思潮必然地一直延续了下去，并发展成一种不可救赎的灾难。保罗多舛的命运和深邃悠远的作品也必然地与这一思潮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了。
1933年成人礼之后，保罗一度参加过“一个主要有犹太人组成的、怀疑是反法西斯性质的青年团体”。这个团体甚至有明显的亲共产主义倾向。但保罗很快就对此失去了兴趣。然而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却倍感亲切，策兰称自己是“在彼得·克鲁泡特金和古斯塔夫·兰道尔著作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见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 作为俄国最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克鲁泡特金宣称改善人类现状的方法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而兰道尔是一位德裔犹太人，深受克鲁泡特金影响，主张以消极抵制代替暴力反抗。
在阅读口味上，少年时期的保罗与大家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读歌德、席勒的作品，也读一些与他意气相投和能启发思想的作家，如海涅、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尼采、魏尔伦、韩波以及后来的霍夫曼斯塔尔及卡夫卡” （见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当然，他很早就显示出对德语诗人里尔克的特别喜爱，这也昭显了他作为诗人的美学品味。据他早期的一位同学回忆，他们在乡间的一次夏日漫步，他们躺在树阴下，突然，保罗开始背诵里尔克有关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诗《橄榄园》。这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独自担负着人类的苦难，
那是由于你，我曾经应许。
但你并不存在。啊，莫名的羞惭……
然后听说：有一位天使到来。
——里尔克《橄榄园》（陈敬容译）
之后，策兰写作的那些蕴藏着巨大力量的诗歌，正成为“人类的苦难”。而他无可选择地独自担负着这些苦难。
保罗·安切尔长得英俊有型，气质高雅，这可以从很多他的照片中看出来。其中一张摄于1937年2月的切尔诺维兹，他的朋友珀尔·菲奇曼保留着这张照片，并在多年后展示给策兰专家费尔斯坦纳看，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的朋友保罗：“苗条、深色头发和眼睛，英俊，长得有诗意，笑声文雅而特别……可以说，保罗有些矜持，他有一张杏仁脸……他的声音轻柔悦耳……柔和轻快的嗓音。他的幽默犀利尖锐，又显得十分谦逊。”这几乎是让人嫉妒的完美青年！
1938年11月9日，年轻的保罗前往法国，准备学习医学。这次法国之行，并没有使他成为医生，最大的收获是遭遇了超现实主义。其时，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法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布勒东、艾吕雅和杜尚组织了一场国际知名的展览，使超现实主义运动达到了顶峰。据我个人的判断，虽然在其后保罗尚未完全向超现实主义精神敞开大门，但也就在这一阶段，保罗接受了超现实主义，而且日后超现实主义成为了他最主要的美学方式。
二战爆发，1941年7月5日，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占领了切尔诺维兹。很快，德国人摧毁了在此生活了600年之久的犹太人：烧毁犹太会堂，强制佩戴黄色徽章，烧杀抢掠，把犹太人感到聚集区……纳粹德国强迫犹太人佩带黄色徽章，上面写上“犹太人”，并附上六角星，1941年9月5日这一行为得到推广，被希特勒核准实施。因而徽章和六角星也被称为“耻辱之星”。保罗也被迫佩戴了黄色徽章，因而这一耻辱、灾难的印记以后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诗歌中。
纳粹占领切尔诺维兹后，“保罗被强制从事体力劳动，在普鲁特河大桥搬运废渣，在毁坏的邮局清理垃圾。后来，他的任务变成收集和销毁俄国书籍”。同时，保罗开始他的诗歌写作，并初步呈现出其独特的美学风格。犹太人从事艺术工作，即意味着从事“被追捕、被嘲笑、被判处死刑的艺术”（米兰·昆德拉），在书籍中，在电影里，我们常常看到：在刽子手的枪口下，那些艺术家演奏着被判刑的音乐。正如策兰的《死亡赋格》中描绘的那样：你们这边铁锹下深一点，那边的继续奏乐跳舞……他大叫把死亡奏得甜蜜些……
1942年6月27日，保罗的父母被纳粹带走。据幸存下来犹太人零星的回忆，“他父母被关在运牲口的车厢里，火车在炎炎夏日里开了5天，之后他们被关进布格河南边的马厩。他们或是去修路，或是去采石场劳动，都是苦活，还要遭受党卫军和乌克兰守卫的残酷对待。”
之后，是接连而至的死亡：先是父亲死于伤寒，接着是母亲不适合劳动而被枪决。但这些消息是保罗延迟得到了，他满怀伤痛和悲愤，写作了诗歌《冬》。妈妈，成长还是创伤？我想，对于保罗而言，父母的死亡是他生命中不可逾越的命运，是诗人成长的必然遭遇，只不过，这种成长以巨大的创伤深深地契刻在保罗的内心。“弦上偶尔悬着一朵时光玫瑰”，这时候的抒情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啊，这朵时光的玫瑰滴着血，洒落在诗人前进的道路上。
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无法探究策兰是如何从劳动营中逃脱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1944年苏联红军向西推进的时候，保罗•安切尔不是逃走就是被释放了。在3月份，苏联红军到来之前，他就回到了家。当年秋天，他的家乡布科维纳被苏联吞并了。1945年4月，他离开家乡切尔诺维兹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直到离开布加勒斯特，策兰过上一段颇为安定甚至还能靠翻译诗歌挣钱的日子，同时也见证了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到来前一波解放浪潮。
策兰离开，带着他的不幸，终身没有卸下。他如此真实地保持了他生命的履历，并忠诚于内心。1947年，曾经在布加勒斯特读哲学学位的齐奥朗在巴黎写一本书，在书中，他写道：“诗人如果在出逃之际没有带上自己的不幸，他就会是真实世界一个卑劣的叛徒。”后来在巴黎，这两个来自罗马尼亚的无国籍者相遇了，他们之间说的很少，以至于没有什么谈话内容见诸文字。
这朵“时光玫瑰”的存在在诗人的内心已深深定居，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下去，诗人表达的动力被推到最紧张最极端的悬崖上，关于存在的气息无限地漫卷了他的文字。
在以后的岁月中，策兰对那段悲惨的往事几乎绝口不提。在一份简历中，他淡淡地说：“一个犹太人在战争年代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不用提及。”
1947年底，策兰意识到红色罗马尼亚并不适合他这样的诗人居住，于是冒险偷渡去了维也纳。维也纳，也只是短暂的淹留，1948年5月和6月，他与女诗人英格褒·巴赫曼相识相恋。7月策兰即前往巴黎。
1948年5月，犹太人都在庆祝以色列的复国。策兰并未选择前往以色列，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意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在法国，在尚属德语国家的辐射范围下，他将继续写作德语诗歌。他写信给他的亲戚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诗人放弃写作，即便他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他写诗所用的语言是德语。”同时，他还意识到自己作为犹太人留在欧洲的使命：“有些人必须要在欧洲把犹太精神的命运活到终点，也许我就是这样做的最后一批人之一。”
诗人将承担何种命运？策兰很早就意识他的命运，他很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面影，他在《子午线——毕希纳文学奖获奖致辞》中，着重引用了毕希纳的小说《棱茨》中最后一句话：“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负担。——他就这样生活着。”以“不可避免的负担”为他的命运做了脚注。通过诗歌，策兰重新安顿自己，把握并穿越时代。
6
奥斯维辛之后
——策兰、阿多诺与摆脱“物化”的可能
二战彻底地改变了欧洲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地理位置。它深陷于接连不断的溃败之中，先是被它自身豢养的恶——纳粹德国打败，接着被美国人解放，被苏联人占领。它无可选择地面对着“被解放并且被占领”（米兰·昆德拉语）。一直以来，欧洲视自己的文化历史是全世界的典范与楷模，是人类精神的制高点，但二战结束后，它感到的只是悲凉和卑微。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阿多诺提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格言是如此振聋发聩，如此闻名遐迩，因而遭受经常性的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必须寻找阿多诺的思想背景，首先完成引用这段话才能正确地看待它：
社会化愈彻底，精神愈物化，精神脱离真实自我的物化过程愈悖谬，有关厄运的极端意识也有沦为空谈的危险。文化批评面对的，是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继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它也侵蚀了那样一种认识。这种认识说明，何以在今天写诗是不可能的。绝对物化以精神进步为前提性因素，如今正准备来全面地吞噬精神进步。
在奥斯维辛之后，在极端人类创伤之后，那些自以为是、裹布不前的哲学与思想再也无法构建符合真正尊重人性的主流价值。正如阿多诺自己说的那样，精神无法“自己来摆脱物化”。在这一语境下，“写诗”是精神化的手段，是人类寻找尊严新方向的途径，阿多诺对此感到深感绝望。他极端地表达说：“奥斯维辛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文化的迫切批评，全都是垃圾。……谁主张维系极其有罪、破败不堪的文化，谁就成了帮凶，而拒斥文化的人正在直接地催生文化呈现出来的那种野蛮。”
在广义的基础上来解读阿多诺的话，也就要求我们对待文化要有一颗开放澄明的心态，要有一种流动不居的超然。作为敏锐的思想家和美学家，阿多诺坚定地认为策兰是唯一可以和塞缪尔·贝克特站在一起的地道的战后作家，并在阅读策兰的《语言栅栏》诗集时作了大量注释。脆弱的策兰对于任何评论都异常地敏感，不管这些评论是针对于他的还是对于诗歌的，都会引起他强烈的情感，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习惯性的反抗姿态。因而，当“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欧洲文化界成为响当当的格言警句（甚至是口头禅）之时，他的反感就不言而喻了。
当有人说阿多诺被迫收回他的那句格言，并修正为：“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我相信，这更多是出于一种怜悯之心，既然它是一种公开表态，也就表明这是阿多诺给予策兰情感上的安慰——出于理解而不是误解。
“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阿多诺不会不明白。但其他人，几乎是所有的大众以及后来者把两个事实混淆为一个事件了。这两个事实分别：一、奥斯维辛之后，所谓文化已成为垃圾，成为人类自我装扮的耻辱柱，艺术创作、写作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便像写诗这样的美好的行为也不例外；二、就具体的事实而言，一个肉体和心灵均受到创伤的人有权利表达这些创伤。这一个事件呢，就是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像策兰这样深入契进“奥斯维辛”记忆的诗人难道也是野蛮的吗？
悖论是显然的。误解既来自传播，也来自策兰本人。
阿多诺这一振聋发聩的沉思之语至今仍闪烁着光芒，而策兰写诗的“野蛮行径”的最终结果——那些在黑暗闪光的诗篇反过来继续证明了战后人类精神的沙漠化，同时也是摆脱“物化”的一种可能。
策兰被誉为继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我们越是深入阅读荷尔德林、里尔克与策兰，我们就会越明了：他们在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不停发酵，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化学反应，“我们会像吸纳一种恶习一样，把他们吸纳进我们自己”（齐奥朗语）。策兰的诗歌在某些时刻强化了我们孱弱的精神，弱化我们本已柔弱或貌似坚强的内心，直到有一天他用艺术的手段表达出的个人记忆成为人类记忆不可摒弃的一部分。
有时，我们谈起诗歌，会想到花朵。是的，于策兰而言，诗歌是罂粟之花，邪恶、苦涩，却从未干枯，在黑暗中成长，独自花开。策兰的诗歌就是在心灵和精神的废墟之上开放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