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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伍迪·艾伦:罪人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2-06-17  

伍迪·艾伦:罪人

孙仲旭


  月光下,布里索睡得正香。他仰面躺在床上,胖肚子高高挺起,嘴角翘出一个愚蠢的笑容,他仿佛是种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一个大足球或两张歌剧票。过了一会儿,他翻了个身,月光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照在他身上,他正像头道菜的二十七件套银餐具,包括沙拉碗和汤锅。
  他在睡觉,克洛凯手持左轮手枪站在他跟前想,他在做梦,而我存在于现实中。克洛凯不喜欢现实,但意识到这是他能吃到好牛排的唯一地方。他以前从未杀过人。确实,他打死过一条疯狗,可只是在它由一群精神病医生证明它疯掉后。(那条狗咬掉克洛凯的鼻子并笑个不停,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狂躁型忧郁症。)
  梦中,布里索在阳光照耀的海滩上,正开心地跑向母亲张开的手臂,但在他正要拥抱那个流着眼泪的灰白头发女人时,她变成了两勺香草味的冰淇淋。布里索呻吟了一声,克洛凯放下左轮手枪。他是从窗户进来的,在布里索跟前已经沉着地站了两个多小时,就是抠不了扳机。有一次,他甚至打开保险并把枪口捅进了布里索的左边耳朵。正在此时,门那边传来一声响动,克洛凯一下子跳到衣柜背后,手枪仍戳在布里索的耳朵里。
  布里索太太穿着一件花朵图案浴衣进了房间,拧开一盏小小的灯,注意到那件武器戳在她丈夫的脑袋一侧。几乎像个母亲般,她叹口气把它拿开并放到枕头边,还把掀开一角的被子掖好,啪的一声关了灯就出去了。
  昏过去的克洛凯一小时后醒了。惊慌失措中,他想象自己是个孩子,再次回到了里维埃拉,然而一刻钟过去了,他没看到游客,这才想到他仍在布里索的衣柜背后。他又回到床前,抓过手枪,再次对准布里索的脑袋,却仍然没能开这一枪,来结果这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告密者。
  盖斯顿·布里索来自一个富有的右翼家庭,早就立志当职业告密者。还是个小伙子时,他上过演讲课,目的是让告密时口齿更清晰。他曾向克洛凯承认:“天哪,我真喜欢告别人的密!”
  “为什么呢?”克洛凯问。
  “不知道。是让他们不好过、尖叫吧。”
  克洛凯想道,布里索对他的朋友完全是为告密而告密,真是罪大恶极!克洛凯以前认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喜欢拍打别人的后脑勺,然后又微笑着否认。世界上的人似乎分成两种,好人和坏人,克洛凯心想,好人睡得更香,而说起醒着的时候,坏人似乎过得更开心得多。
  克洛凯和布里索是几年前认识的,经过很奇特。有天晚上布里索在双偶咖啡馆喝醉了,摇摇晃晃地走向河边。他以为已经到了自己所住的公寓,便脱了衣服,却没躺到床上,而是掉进了塞纳河。他想拉被单盖时抓了一手水,就尖叫起来。克洛凯刚好正在顺着新桥追他的假发,听到冰冷的水里传来一声喊叫。那天晚上风大,天又黑,克洛凯只有一瞬间来决定他要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位陌生人。由于不愿空着肚子做这个关系重大的决定,就进了一间餐馆吃饭。之后,满怀悔恨的他去买了些渔具又回到现场,想把布里索钓上来。一开始他试了干苍蝇,可布里索太聪明,没咬钩,最后克洛凯不得不以免费上跳舞课为诱把他哄上岸,然后用网把他捞起来。在对布里索量长度并称重时,两人成了朋友。
  克洛凯很快又走近布里索沉睡中的笨重躯体,再次举起手枪。在沉思自己行为的意义时,一阵恶心感掠过他的心头。这是种存在主义的恶心,由于十分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偶然性而导致,用一颗普通的感冒药无法缓解,而需要一颗存在主义的感冒药——那是巴黎左岸药店里卖的一种产品,药片很大,像汽车轮毂盖,溶于水,能消除对生命考虑太多时产生的恶心感。克洛凯觉得吃了墨西哥食品后也有用。
  克洛凯此时想道,我选择杀死布里索的话,我就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谋杀者,我就会成为杀人者克洛凯,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在巴黎大学教家禽心理学的老师。通过选择我的行为,我就为全人类选择。但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来这儿对准布里索的耳朵开枪打死他怎么办?真够乱的!还不用说门铃会整夜响个不停。当然,我们还需要有服务员代客泊车。噢,天哪,再考虑到道德或伦理,让人脑袋都大了!最好别想太多,更多依靠身体吧——身体更靠得住。它开会时到场,穿上运动服样子不错,真正方便的,是你想来个全身按摩的时候。
  克洛凯突然觉得需要再次肯定自己的存在,就在布里索的衣柜那里照镜子。(他每经过一面镜子,必定要瞄一眼。有次在一间健身俱乐部里,他盯着自己在游泳池里的倒影,时间久得让管理人员不得不把水放干。)没用,他无法打死一个人。他放下手枪就跑掉了。
  到街上后,他决定去圆顶咖啡馆喝杯白兰地。他喜欢圆顶咖啡馆,因为那里总是明亮而且拥挤,但他总是能找到一张桌子坐——这跟他自己的公寓很不一样,在他所住的公寓里,光线阴暗,令人压抑,他母亲也住那儿,常常不准他坐下。可是今晚,圆顶咖啡馆里全是人。都是些什么人啊,克洛凯纳闷。他们似乎模糊地形成一个抽象概念:“群众”。然而没有群众,他想,只有个人。克洛凯觉得这是个异常精彩的观点,可以在时髦的宴会上说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诸如此类的高见,一九三一年以来,他就从未被邀请参加过任何一种社交聚会。
  他决定去朱丽叶家。
  “你干掉他了吗?”走进朱丽叶的公寓时,她问他。
  “对。”克洛凯说。
  “你肯定他死了吗?”
  “好像死了。我模仿了一段莫里斯•舍瓦利耶,通常会博得满堂喝彩,可这次什么也没有。”
  “好,那他就永远不能再叛党了。”
  朱丽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克洛凯提醒自己,而且是最有意思的那种——有对晒黑了的长腿。据他所知,她是那种脑子里能同时拥有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少数几个女人,如黑格尔辩证法和如果你在某个人正演讲时,把你的舌头伸进他耳朵,为什么他的说话声就像杰里•刘易斯。她这时穿着紧身裙及衬衫站在他面前,他想占有她——像拥有任何别的物体那样,如他的收音机,或者被占领期间戴着去骚扰纳粹的橡胶制猪面具——就像那样拥有她。
  突然他和朱丽叶在做爱——要么只是性交?他知道性和爱有区别,但是觉得除非两人之一戴着吃龙虾时的围嘴,两种行为才都很棒。他沉思道,女人是种温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活着也是种温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有时将你完全包容,然后你就永远别想出去,除非在某些真正重要的情形下,比如你母亲的生日或者有当陪审员的义务时。克洛凯经常想到“生存”和“在世上生存”之间区别极大,并认为无论他属于那一类,另一类人绝对过得更开心。
  做完爱后,他照例睡得很好。然而第二天早上,令他万分震惊的是,他因为谋杀了盖斯顿·布里索而被捕。
  在警察局,克洛凯声称自己无辜,但他们告诉他布里索的房间里到处有他的指纹,找到的手枪上也有。克洛凯闯进布里索家后,还犯了个错误,即在来宾留言簿上签了名。毫无希望,这是桩一清二楚的案子。
  接下来几周里进行的审判像是一场马戏表演,不过在把大象拉上法庭时遇到了一些麻烦。最后,陪审团认定克洛凯有罪,他被判决上断头台。他为争取宽大处理而提出上诉,却因为一个技术性问题被驳回,即克洛凯的律师递交上诉状时,戴着纸板做的假胡子。
  六星期后,在被处决的前夜,克洛凯独自待在牢房,仍然无法相信过去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特别是法庭上的大象。明天此时,他将已经死掉。克洛凯一直以为死亡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我注意到它经常发生在胖人身上。”他告诉律师。对克洛凯自己而言,死亡似乎无非是另外一个抽象概念而已。人会死,他想,但克洛凯也会吗?这个问题令他困惑,然而看守之一在拍纸簿上画了几幅简单的素描,便把问题解释清楚。这是逃无可逃的,很快,他将不复存在。
  我快死了,他留恋地想,但普劳特尼克夫人——她脸长得就像一间海鲜餐馆菜单上的东西——会活下去。克洛凯惊慌起来。他想跑掉躲起来,甚至更好的是,变成某种结实耐久的东西——比方说一张笨重的椅子。一张椅子不会有麻烦,他想,它就放在那儿,没人去烦它,它不用付房租,也不用卷入政治。一张椅子不会碰疼脚趾或者把防寒耳罩放错地方,它不是非得面带笑容或者理发不可,永远不用担心如果带它参加一个派对,它会突然咳嗽或者当众吵闹。人们只是坐在一张椅子上,那些人死了,别人又会来坐。从这番推理中,克洛凯得到了安慰,狱卒来给他剃脖子上的头发时,他装作自己是把椅子。他们问他最后一顿饭想吃什么,他说:“你们问一件家具它想吃什么?干吗不给我装上椅套?”他们瞪着他看时,他软了下来,说:“那就来点俄罗斯调味酱吧。”
  克洛凯一直是个无神论者,可是当伯纳德神父到来后,他问还来不来得及皈依。
  伯纳德神父摇摇头。“一年里的这时候,我想各种主要信仰的人数全满员了。”他说,“时间这么紧迫,我大概最多可以打个电话安排你信印度教什么的。不过我需要一张护照用大小的照片。”
  没用,克洛凯沉思道,我必须独自面对我的命运。没有上帝,人生没有目的,一切无法持久。宇宙燃尽之时,就连伟大如莎士比亚的作品都会消失——当然,如果没了像《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出戏还不算太糟糕,可别的呢?怪不得有人要自杀!为什么不阻止这种荒唐事发生?这种名为人生的空空洞洞的看手势猜字谜游戏,为什么要经历它?除了我们体内有个声音在说“活着吧”,别的还有什么原因?从某处内心地带,我们总能听到那句命令:“活下去!”克洛凯听出了那是谁的声音:卖给他保险的那位。那当然,他想——费什比恩公司是不想赔钱啊。
  克洛凯渴望自由——离开监狱,在一块空旷的草地上跳跃。(克洛凯高兴时总要跳,的确,这一习惯让他参不了军。)想到自由,让他既振奋,又惧怕。我真正自由的话,他想,就要完全人尽其才。也许我可以当个腹语术表演者,像我一直希望的那样。要么戴着假鼻子和眼镜,穿着比基尼内衣出现在卢浮宫。
  他想着可以选择做多少事,越想越兴奋,几乎要晕倒了,此时狱卒打开牢门,告诉他杀害布里索的真正凶手刚刚招供,克洛凯可以走了。克洛凯跪下亲吻牢房的地板,唱起《马赛曲》,他流泪了!他跳起舞来!三天后,他又进了监狱,因为他戴着假鼻子和眼镜,穿着比基尼内衣出现在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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