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诗坛崛起了一个以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和伊丽莎白·詹宁斯（Elizabeth Jennings）等青年诗人为代表的新的诗歌群体，当时的舆论界称之为“运动派”。这批“运动派”诗人既拒斥盛行一时的仿叶芝和狄兰·托马斯风格的新浪漫主义，又反对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精英姿态和晦涩诗风的现代主义。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主张坚守传统的英国精神与民族特质，维护本土文化价值与道德判断的延续，提倡继承和发扬英诗传统，关注现实，以理智、平实、清澈、节制的诗歌语言抒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运动派”诗人逐渐为英国主流文坛所接受，成为战后灰色英国的世情描绘者和民众的诗歌代言人。“运动派”诗歌的风格席卷了五十年代后的英国诗坛，打破了自二十年代以来树立于英国诗坛的现代主义统治，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菲利普·拉金（1922-1985）是“运动派”诗歌的杰出代表，被公认为继艾略特之后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尽管拉金生前只正式出版过四册诗集：《北方船》（The North Ship，1945）、《受骗较少者》（The Less Deceived，1955）、《降灵节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1964）和《高窗》（High Windows，1974），但他对英国本土文化的热爱、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兼具传统与后现代风格的诗歌语言以及对传统诗歌形式与格律的继承使得他的诗歌独具个性而广受欢迎。他冷眼体察社会，以冷峻克制的笔触，聚焦个人经验，写平凡人的生活，生动地折射出战后英国世相百态和复杂的时代情绪。他的诗写得诚实而精准，语气节制而意蕴深厚，老练而又善于创新，优雅的诗歌形式里时有大胆而富于表现力的粗言俚语嵌入。拉金以他独特而“硬朗的机智建立了一代新的英国诗风”（王佐良语）。本文以拉金具体诗例的解读与分析为切入口，结合“运动派”诗人共有的诗歌语言观，以及本人对拉金诗歌的翻译体会（文中所引拉金诗歌皆为本文作者舒丹丹所译，部分已公开发表），探讨拉金诗歌艺术的语言风貌与独特的内在品质，以期更好地解读菲利普·拉金的诗歌。
一、从诗歌态度和诗歌技艺上回归英诗传统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以艾略特和庞德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美学几乎淹没了严肃诗歌中的英国本土传统，英诗传统日渐逸失。二战之后，以菲利普·拉金为首的运动派诗人提出“传统中断说”，认为“一种随哈代等人来自十九世纪的英国传统，部分地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时有许多英国诗人陨亡——所打断，部分地是被我认为是凯尔特人的叶芝和我认为是美国人的艾略特的巨大影响所打断。”他们对英诗命运充满忧虑，认为本土传统式微已久，二十世纪的英诗风格已不复有纯正的英国风味。在运动派诗人眼中，真正的英国本土风格是“在现代主义传统之外，以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为起始，上承十九世纪的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下经乔治王朝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等传承下来的”。运动派诗人认为，通过他们可以接续联通现代主义之前文学传统的“英国血脉”。因此，维护英诗传统的纯洁性被运动派诗人视为己任。
运动派的理论家唐纳德·戴维在其诗学专著《英诗中用语的纯洁》中，提出以十八世纪后期“用语纯洁的”英诗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和指导当代英诗，倡导一种“陈述文雅而有力的诗”。戴维提出将十八世纪安妮女王时期诗歌的两大优点作为参照标准，用以匡正当代诗风，纯洁诗歌用语。这两大优点即“隐喻的经济和具有好散文的优点”（傅浩语），也即诗歌用语不能背离散文及审慎口语的“普通用法”。在诗作中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意味着做到了用语的“纯洁”。在诗歌创作中，运动派诗人的确有意使用“散文化”和“谈话式”诗歌语言。
作为运动派主将的菲利普·拉金在其诗歌创作实践中，是遵循运动派回归英诗传统与纯洁英诗用语的共同主张的。拉金有一种典型的英国态度，这表现在他对于本土文化的热爱、对个人经验的忠实以及对待生活与现实的理智态度上。拉金十分崇尚诗歌的个人性，他认为诗歌是诗人对其独特经验所作的一种情感保存。拉金曾宣称，“我写诗是既为我自己也为别人保存我所见，所思，所感的事物。”他的诗常常从生活事实与个人经验着手，评论周遭所闻所见，直接而冷静地剖析诗人自我的内心世界。在诗语风格上，拉金师法哈代，务求意象具体而微，“不用很多形容词，而让事实讲话”（王佐良语）。他的诗大多使用平实的语言、谦抑或嘲讽的语调以及传统的格律，很好地体现了英诗中的传统美德。 与他平淡的图书管理员的生活一样，拉金的诗歌既没有宏阔的叙事，也没有装模作样的故弄玄虚，他的诗呈现一种“非玄学”的特点，但他善于将生活中平凡而沉闷的细节提炼为富于回味的诗歌的质感。年华的流逝、生的厌倦、爱与婚姻的悲哀、以及对孤独与死亡的恐惧是拉金诗歌的常见主题。拉金的语调嘲讽、悲观、低调、坚执，但这一切之下，无不浸润着他的英国精神，一种对生命严肃的沉思和对现实人生的诚实。如在诗歌《布里尼先生》（Mr. Bleaney）中，在平淡而精准的生活细节里，拉金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可怜可悲的小人物的一生：
“这是布里尼先生的房间。他在这儿呆了
肉体的一生，直到
他们把他搬走。”印花窗帘，薄而磨损，
垂在窗台之上五英寸。
窗子露出一长条建筑地带，
驳杂，散乱。“布里尼先生还照管
我一小块花园。”
床，竖直的椅子，六十瓦灯泡，
……
但是他是否伫立，看着寒风
搅乱乌云，躺在发霉的床上
告诉自己这就是家，一边嬉笑，
一边颤抖，恐惧却依然摆脱不掉。
全诗用词平朴而简洁，以散文化的白描手法和闲谈式的语气将布里尼先生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生动地折射出战后英国普通民众悲观、失落、无奈、无为的人生心绪，同时也展示了拉金诗歌的一种可贵品质，即“心智和感情上的诚实”（王佐良语）。从诗歌语言上来说，真正做到了戴维所提倡的诗歌用语应具备的好散文的优点。
运动派的纯洁英诗用语主张还体现在隐喻的经济上。拉金诗歌中的隐喻不多，与现代派的隐喻也有所不同，但拉金的隐喻巧妙而独特，隐喻的张力常常隐于通篇的意境之中，而不像现代主义诗歌那样藏在句中的意象之间。这也是来自华兹华斯至哈代的英诗传统。来看拉金的名诗《癞蛤蟆》（Toads）：
为什么要让工作这只癞蛤蟆
蜷伏在我的生活上？
难道不能用智慧作长叉
撵走这个丑东西？
全诗由“工作这只癞蛤蟆”这一隐喻铺展开去，引发出种种相关细节，以至通篇构成一个扩展的隐喻，使得所涉及的物事基本保持逻辑上的一致和时间上的有序。这是拉金和其他运动派诗人喜用的技法之一，与小说技法中的叙述和描写颇为相似。拉金四十年代末曾写过两本长篇小说：《吉尔》和《冬天的女孩》，他崇尚将诗歌写得像小说一样具有可读性，因此他常有意识地以小说技法入诗，这无疑增强了其诗歌语言的散文性。
与现代派诗人抛弃句法的非理性倾向相反，以拉金为首的运动派诗人的共同主张是“拒绝放弃理性结构”，他们主张诗人应重视正常句法的功用，回归正常语法。他们认为，诗不仅应有情感和形象思维，也应有理智因素和概念思维，诗歌可以利用包括散文中常见的“全部句法”，诗歌句法的外延可以扩大到所有句子形式。如拉金的诗歌《日子》（Days）：
What are days for?
Days are where we live.
They come, they wake us
Time and time over.
They are to be happy in:
Where can we live but days?
又如《机场独白》（Autobiography At An Air-Station）一诗：
误点，嗯，旅客必须预计到
误点。多长时间？好像没人知道。
所有的行李已称完重量，票已检好，
不可能太久……我们来回慢慢地踱，
坐在钢椅上，买一包烟和糖果
这两首诗中的句子都遵循正常的句法，结构简单，动宾关系单纯，覆盖散文常见句式，采用闲谈式口语词汇和语气，插入语较多，语意指示清晰。像这样朴实、清晰、正常的民间口语及句式在拉金诗歌中是常见的，与现代派诗歌肆意破坏英语正常句法结构，滥用外来词语形成鲜明对比，是对运动派诗人“纯洁英诗用语”主张的实践。拉金的口语体入诗和对正常语法的坚持实则也是其回归传统和本土意识的体现。
拉金的回归英诗传统还体现在他对于传统英诗格律的钟爱与坚持上。拉金的诗作大多采用规则的韵律和严谨的诗节，其诗歌结构与韵律都极为讲究，字里行间充满了爵士乐一般和谐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事实上，拉金也是爵士乐的狂热爱好者）。拉金对旧有格律运用之精妙、纯熟，已臻得心应手之化境。在二十世纪英语诗歌越来越漠视用韵的大时代里，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曾称赞拉金是当代在形式方面最令人满意的英国诗人。举拉金的名诗《降灵节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为例：
That Whitsun, I was late getting away:
Not till about
One-twenty on the sunlit Saturday
Did my three-quarters-empty train pull out,
All windows down, all cushions hot, all sense
Of being in a hurry gone. We ran
Behind the backs of houses, crossed a street
……
在这首诗的结构上，拉金即是采用了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传统英诗格律：抑扬格五音步。这首长达八十行的长诗由八个诗节组成，每个诗节均为十行。除第二行稍有变化外，其余九行格律都是抑扬格五音步。全诗音律和谐，读来朗朗上口。又如前面所举的《日子》一诗，虽为自由体，却带有古英语头韵诗行的韵味。
拉金这种严谨的格律体诗风曾引起激烈的争议。约翰·韦恩认为，拉金从现代主义的错乱畸变中挽救了英诗，而其后诗人则认为风格陈旧。傅浩先生在其著作《运动派诗学》中认为，“以文学风格螺旋形发展的理论观点看来，在现代主义自由体诗大泛滥之后，出现严谨的格律体诗，与其说是倒退，毋宁说是否定之否定的反拨。”
作为英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拥护者，拉金在其诗歌创作实践中，浸润着深厚的英国精神和本土意识，无论是其哈代式悲观而自持的人生态度，还是其审慎而闲散的诗歌用语，以及对正常诗歌句法的继承和严谨传统格律的复用，都是有意识地回归和复兴英诗优良传统的表现，也是对当时风靡欧洲的现代主义诗潮的一种反拨。拉金及其他运动派诗人影响了战后英国一代诗风，恢复了英国本土诗歌传统的正统地位，从而避免了英国诗歌被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同化的危险。
二、优雅英语、闲谈口语、粗言俚语相结合的后现代语言风格
论及拉金诗歌的语言艺术，读者常易产生两种误解，一说拉金诗体陈旧，形式保守，诗作缺乏“现代感”，另一种则揪住拉金的粗言秽语不放（也有人专为拉金的粗言秽语叫好），以偏概全，认为拉金诗歌语言粗俗，格调低下，缺少优雅。通过对拉金诗歌较系统的阅读与翻译，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一个诗人的写作风格是多方面的，并且呈发展的动态，单就某一方面给一个诗人贴标签，是不全面的。拉金的诗歌语言艺术实则犹如一个色彩斑斓的调色盘，他善于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词语、形式、格律或节奏，只要它们能够准确表达他的情绪和意图，他就能恰到好处地顺手拈来，为诗所用。在拉金的诗歌中，优雅英语、古奥文言、古拉丁语、闲谈口语、粗言俚语甚至污言秽词，都是他语言调色盘上的一部分，是他诗歌语言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傅浩先生曾提出，拉金的诗歌语言属于“后现代语言风格”，我赞同这种说法，或者可以更详细地表述为，拉金开创了一种优雅英语与闲谈口语及粗言俚语相结合的后现代诗风。
在诗体形式上，拉金的格律体诗的确不如现代派诗人那样创新，但不能据此说拉金的诗歌就不“现代”，因为现代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的革新上，更表现在诗歌语言艺术和诗歌观念上。拉金诗风的“现代性”或者说“后现代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诗歌语言上。在诗歌用语方面，拉金在回归英诗传统和优雅英诗用语的同时，又常常敢于“破格”，善于推陈出新，写前人所不敢写。他用词新奇大胆，有一种用词的奇趣，不仅拓展了英诗用语的范畴，给诗歌注入了活力，而且使当时的诗歌观念有所更新，可以说拉金在诗歌用语方面开创了后现代诗风，这或许也是拉金之所以能在相对保守的运动派诗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拉金毕业于牛津大学，后又长期在大学图书馆工作，五十年代，拉金与其他运动派诗人曾有“新大学才子”之称。拉金的早期诗歌曾受叶芝式修辞的影响，语言优雅精致，训练有素，有学院派痕迹，擅长描述心灵、沉默和感伤的场景。他的第一本诗集《北方船》（1945）曾被认为是“叶芝对爱情、性苦闷和死亡的执着的感伤的翻版”。这本诗集虽不是特别优秀，却因为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其后期作品中独特的感性与成熟的特质而受到关注。如《北方船》里的《如果悲伤能够熄灭》（If grief could burn out）一诗：
火焰归于寂绝，
灰烬变得软绵：
我拨弄火石冷硬如铁，
火焰已消失，
悲伤搅起，机敏的心
虚弱地陈列。
该诗情调忧郁，语言精美凝练，韵律齐整，洋溢着叶芝式的感伤美。除了早期诗作，拉金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可以用他自己的话——“优美”来概括，即使是进入成熟期写作后，拉金也时有优美之作问世。如写于1964年的《太阳》（Solar），这是拉金在《降灵节婚礼》后写的第一首诗，诗中充溢着非凡的想象与精美的比喻：
眼睛望你
被距离简化
成一个光源，
你烈焰的花瓣的头
永无止歇地爆炸。
热是你黄金的
回声。
又如写于1967年的《树》（The Trees）也是一首描摹自然之美的纯美之作：
树正长成新叶，
好像某事呼之欲出；
初绽的嫩芽悄然舒展，
点点新绿恰似某种幽怨。
同类质感的诗作还有很多，如《岁月望远》（Long Sight In Age）（1955）、《割下的草》（Cut Grass）（1971）、《大地上的细小生命及形式》（The Little Lives Of Earth And Form）（1977）、《八月的校园》（The School In August）等……，限于篇幅，在此无法一一例举。可以说，这些语感优雅而清新的诗作更多的是描写一种感觉，而不是思想，它们因与批评家们所认为的和拉金诗歌的惯常表现不大一致而为人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是拉金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代表着拉金诗语调色盘上那一抹优雅而纯美的色彩。
拉金也不总是愤世嫉俗，冷漠悲观，他虽然嘲笑与惧怕婚姻，但他也有景仰爱的时刻，他的情诗写得温暖动人，绝非外界所传的“患了厌女症”。如他广为称道的《广播》（Broadcast）：
在所有的脸中，我念想你的脸
……
留下我绝望地搜寻
你的手，在那样的空气里微弱的，鼓掌。
这首优美别致的情诗描述诗人在家里通过收听广播想象女友参加现场音乐会的情形，是非常新鲜而独特的情感经验，也是前人从未写过的动人的诗歌细节。又如拉金的另一首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之作的《一座阿伦德尔墓》（An Arundel Tomb）：
肩并着肩，面目模糊，
伯爵和夫人躺在石墓，
他们体面的气度隐隐可见
自接合的盔甲，僵硬的褶皱，
还有那微弱的荒诞的暗示——
他们脚下的小狗。
……
我们的一丝直觉几近真实：
爱，将使我们幸存。
这些诗在情感上温暖，在艺术上唯美，在语言上精巧，体现了拉金诗歌的优雅的一面。运动派诗人D.J.恩赖特（D.J.Enright）也曾经赞美拉金诗艺的优点：“语言的讲究和严格的韵律之美”，“只用所需数量的词”已成一种“习惯”，而他的机智则“微妙而优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也曾赞美拉金的诗歌（如《降灵节婚礼》）有一种乔治王朝时期的庄重得体。这是对拉金诗语优雅、凝练、精准一面的肯定。
为求诗歌效果的生动，拉金甚至不排斥使用古奥英语甚至拉丁语。如《奇迹迭出的一年》（Annus Mirabilis）一诗，标题即是沿用古拉丁语，意为“奇迹年”，源出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同名长诗，该诗歌颂英格兰舰队战胜荷兰舰队的丰功，以及1666年伦敦城浴火重生的奇迹。拉金借指六十年代“性革命”年代的开始：
性爱始于
一九六三年
（对我来说已是相当晚）——
在查特莱禁令结束
与首张披头士密纹唱片之间。
古奥的标题及其庄重的联想意义与诗歌内容形成幽默的反差效果，也加大了该诗关于性爱话题的夸张的分量。
四十年代末，拉金从叶芝的影响中警觉，并试图从中收紧和修正，回归以托马斯·哈代为代表的直率而诚实的传统英诗的风格。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更为轻松的表述方式。拉金说，“我读到哈代时，便有一种解脱感，即我无须努力抬高自己去迎合一种存在于我自己生活之外的诗歌概念……一个人可以径直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从中觅取写作素材。”对应这种沉浸于日常生活的诗歌观念，拉金找到了一种“语调更轻松、更克制、更随意，在某种意义上更民主和更本土化”的闲谈式口语体的语言风格，他与读者建立了平等的关系，既不拔高也不低俯，以平易的语言，展开了一场轻松的闲谈。来看《布里尼先生》的结尾：
生活方式衡量着我们各自的天性。
在他这个年龄已没有什么值得炫耀，
除了一间租来的笼子使他确信
他没有理由获得更好，我不知道。
前半部分，诗人和布利尼先生身份有些许认同，到最后确信自己并非布利尼先生，于是以自省的方式来审视他，得出结尾处的结论，但转而又以一个“我不知道”淡化了这种结论感，在判断的同时又加以拒绝，诚实地表明他对结论的不确定，更加深语言的闲谈感。再看另一首忆乡之作《我记得，我记得》（I Remember，I Remember）的开头一节：
曾经，在寒冷的新年初始，
沿一条不同线路去往英格兰，
我们停下，看到人们攥着数字牌
从站台冲下涌向熟悉的大门，
“喂，考文垂！”我叫嚷。“我在这里出生。”
毫无弦外之音的叙述语气和散文化的语言，像一篇怀旧散文的开头，仿佛预示着故乡与逝去岁月的茫然和庸常。又如拉金写给其好友“愤怒的青年”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的女儿的贺生之作《昨日出生》（Born Yesterday），更是纯然面对面亲切叙谈的语气：
他们都会祝愿你那些，
如果证明它有可能实现，
那么，你是个幸运的女孩儿。
但如果不能，就
祝你普普通通；
有着，和其他女人一样的，
庸常的资质：
不丑，也不好看
再看《癞蛤蟆》的结尾：“我不是说，这一个体现/另一个的精神真理；/我是想说，一旦你同时拥有，/就很难将任一舍弃。”“我不是说”，“我是想说”这样的表述将诗人与读者的距离拉近，一种日常的交谈态度清晰可感。通过以上的诗例我们可以发现，造成这种日常闲谈效果的原因，不仅在于口语词汇与插入语的使用，更在于诗作中引入的人称代词“我”、“你”、“我们”。拉金在强调“个人性”的同时，又努力“非个人化”，这使得他的诗作贴近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无疑更易引起读者共鸣。在英诗多年的象征和咏叹之后，“来了一位用闲谈口气状写五十年代英国风景、人物和情感气候的诗人”（王佐良语），拉金受到英国民众的热烈推崇是不难理解的。
拉金的“后现代诗风”还表现在他用语之大胆，在后期诗作中，拉金有意以粗言俗语，甚至污言秽语入诗。这些被恩赖特称为“坏语言”的“脏话”（多为四字母词，如“fuck”、“fart”，相当于汉语的“操”之类），嵌入拉金那风格保守、形式庄重的诗作语境中，有着惊世骇俗的效果。如《这就是诗》（This Be The Verse）：
They fuck you up, your mum and dad.
They may not mean to, but they do.
他们搞糟了你，你妈咪和爹地。
也许不是有意，但事实如此。
此处“fuck you up”为双关语，一指父母的生殖行为，一指父母没将后代教养好，将孩子弄糟了，满身毛病，而后者意义更为重要。所以翻译时应体现这两层含义，不能单纯地将“fuck you up”译作“他们操出了你”之类。这也是汉译拉金较多误解的一处。在《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Sunny Prestatyn）一诗中，拉金更是以粗俗的语言大胆而忠实地描写广告画上的女郎被人乱涂乱画的细节：
Huge tits and a fissured crotch
Were scored well in, and the space
Between her legs held scrawls
That set her fairly astride
A tuberous cock and balls
这种粗鄙用语的风格与诗歌内容是相一致的，它强有力地还原了现代社会的畸形真实和愤怒情绪。拉金曾对他的这些粗词做过解释：“这些词语是调色板的一部分。你想要惊人的时候就用它们。但我不认为我曾为了惊人而惊人。”可见拉金认为使用这些粗词只是诗歌有力表现的需要。拉金的这种使用包括粗话在内的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表面看来与运动派的“纯洁英诗用语”的主张不符，但戴维认为，如果说创造了新比喻的诗人“扩大”了语言的话，那么复活了死比喻的诗人就可以视为“纯洁”了语言。拉金的诗歌用语也因此可以被认为是“纯洁”了英诗用语而非污染。从丰富诗歌表现力和扩大诗歌用语范畴的角度来说，拉金是既复古又敢于创新的，他使得一切庸常的生活细节与富于表现力的“诗或非诗的词语”经他妙手的点化而进入英国诗歌的视野，在这一点上拉金功不可没，这也是拉金与其他运动派诗人和而不同之处。拉金的敢于出格，使得他在一代诗人里脱颖而出。需要指出的是，对拉金使用污言秽语入诗这一特点，近年来我国诗歌及评论界有夸大的趋势。粗言秽语并不是拉金诗歌语言最主要的特色，事实上他只是在后期诗歌中有需要时偶尔为之，在他整个的诗歌艺术中只占很少的比重，将粗言秽语作为一个主要标签贴在拉金身上，言拉金必称其“粗话”，是有失偏颇的。
三、整体的反讽与局部的否定词构建“拉金式”硬朗诗风
反讽（irony）也是拉金诗歌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诗歌中的反讽是通过“所言非所是”的语言反差或自我解嘲与讽刺，在陈述与意图之间造成语义张力和诗意张力，以达到修辞和艺术的效果。善用反讽是拉金重要的诗歌技巧之一。拉金诗歌中的反讽根据不同层面和结构意义上的区别，可分为字词反讽与结构反讽两种。字词反讽是通过表面字词的意义与作者真实意图之间的反差来达到反讽的效果。结构反讽则是从作品结构上使得双关和反讽意义贯穿全篇，即一种整体上的反讽。这两种反讽在拉金诗歌中都屡有出现，尤以整体反讽为突出。如《男人是自私的》（Self’s the Man）一诗即是一首整体反讽意味强烈的作品：
噢，没有人能否认
阿诺德不比我自私。
他娶了个女人为的是不让她跑掉，
现在她整天呆在那儿
诗篇开首即无情地嘲笑婚姻，“娶了个女人为的是不让她跑掉”，然后独身的诗人对阿诺德的婚姻生活进行了细致而不无嘲讽的描述：
当他吃完晚饭，
打算读点儿晚报，
结果却“在这面墙上钉颗螺丝钉”——
他根本没时间，
小家伙们满屋子转，
他穿条旧裤子粉刷客厅
诗人随即对两种生活进行对比，发出感慨。他一方面嘲讽阿诺德为了婚姻生活甘于奉献而失去自我，一方面又似乎为自己的独身生活隐隐不安。但拉金的感慨不是单一的，他善于在诗中呈现两个对立的声音对同一事件进行争论，一个感性，一个理智。这两个声音或可代表世俗的看法与诗人的态度，或可视为诗人人格的两面性。这是拉金喜用的手法之一，即以反差与嘲讽来构成诗歌整体结构上的反讽。
又如《在场的理由》（Reasons for Attendance）一首：
小号的声音，嘹亮而专断，
引我走到亮灯的玻璃旁
窥看这些跳舞的人——
继而诗人分析里面的年轻人与场外的自己彼此“在场的理由”——跳舞的人是为了追求异性，而“召唤我的是那高悬的、喉咙粗野的钟”。果真如此吗？诗人转而剖析自我真实的内心企图，以一个条件从句和补足语坦言自己“判断错误”，“或撒谎”。这种以选择、补足、条件、让步等从句结尾而造成反讽、自嘲或反高潮的诗歌技巧是拉金所擅长的。“拉金式反讽”增强了诗歌的幽默感及复杂的情感力度，扩张了诗歌的张力场。另如《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Lines On A Young Lady's Photograph Album）、《往日的浪荡》（Wild Oats）、《钱》（Money）等诗篇，都是反讽意味强烈的作品。
在语言技巧上，拉金还喜用否定词。拉金之喜用、善用否定词几乎到了随手拈来的程度，否定词作为反高潮的一种手段，几乎在拉金每一首诗里都有出现。拉金的否定词主要有三类，一是带否定前缀或后缀的形容词，一是否定副词，一是带否定意义的代词，前者在诗中出现的频率较后两者更高。如拉金曾写过一首关于女子婚前姓的诗歌《闺名》（Maiden Name）：
Marrying left your maiden name disused.
Its five light sounds no longer mean your face,
……
Then is it scentless, weightless, strengthless, wholly
Untruthful? Try whispering it slowly.
No, it means you.
在短短几行里，连续出现了如Disused，no longer， scentless, weightless, strengthless, Untruthful等一系列否定词，以一种有力而硬朗的语气表现了一种不受时间侵蚀的意念。拉金在与批评家约翰·海芬顿（John Haffenden）的一次访谈中曾说，在当时他是最早写婚前姓这一有力题材的人：女人因为婚姻发生身份的转变和丢失，而在这种转变和丢失中，仍有不受时间侵蚀而幸存下来的东西，“你的闺名荫蔽着我们的忠诚，不会失却形状，减少意义”。诗中多处出现的否定词，更有力地反证了这种意念的存在。 又如另一首情诗《床上谈话》（Talking In Bed）：
这一切与我们不相干。没有迹象表明为什么
距离隔绝非比寻常。
要马上找到话语越加困难，
真实的友善的，
或者既非不真实，也非不友善。
最后一句诗的原文是：Or not untrue and not unkind，类似绕口令一样的双重否定，但这个双重否定在此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肯定，“既非不真实，也非不友善”不等于“真实的友善的”，这里两个双重否定词的使用准确地写出了男女之间那种欲语还休的微妙的心理状态。故翻译时也宜保留字面上这种双重否定的特征，而不宜简单意译为“既非虚伪，也非恶意”之类。
又如拉金晚年另一首关于死亡题材的名诗《晨歌》（Aubade）：
And specious stuff that says No rational being
Can fear a thing it will not feel, not seeing
That this is what we fear -- no sight, no sound,
No touch or taste or smell, nothing to think with,
Nothing to love or link with,
The anaesthetic from which none come round.
这首诗中共有否定词达三十五处之多。否定词的大量使用，更加深了诗人在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感时那种故作镇静以及对人生无奈的喟叹。除诗作中频频出现的否定语汇之外，甚至一些诗作的标题也直接用否定词表达，如《没有路》（No Road）、《不给钱》（Send No Money）、《无话可说》（Nothing To Be Said）等，拉金之喜用否定词由此可见一斑。拉金的否定词是对高涨情绪的“降温”，是达到反高潮效果的一种手段，同时也表现了一种斩钉截铁的决绝和有力，是拉金硬朗诗风的一个重要形成因素，它从侧面反映了五十年代的否定主义和拉金悲观低调的人生观。
从菲利普·拉金的诗歌，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清澈、节制、理智、平实的诗风，他既继承了古典英诗的优良传统，回归传统诗歌形式与格律，但又自成机杼，不囿于传统，在语言风格方面呈现多元化的“后现代”风格。这种熔传统形式与后现代语言于一炉，集庄重优雅与粗俗平实为一体的诗歌风貌，使得拉金生动而准确地绘制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一代民众的生活画卷和精神肖像，瓦解了二十年代以来英国诗坛上现代主义的统治，弘扬了英国本土文化与诗学观念，在英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独具特色的诗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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