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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徐芜城:诗是一种叙述现实的特殊方式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2-05-25  

徐芜城:诗是一种叙述现实的特殊方式



  重读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时,一边摘抄,一边随手记下一些杂感。在塔可夫斯基看来,电影的逻辑,应该是诗的逻辑。自己一边读,就一边思考这“诗的逻辑”。
  “当我讨论诗的时候,我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类型,诗是一种对世界的了解,一种叙述现实的特殊方式。所以诗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指南。”
  “想想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想想卓别林、杜甫仁科和沟口健二,我们便会了解这些世界级导演所蕴含的情感力量是何等伟大。他们不只是生命的探索者,更是伟大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那种非凡之美惟有诗境堪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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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小说中,就蕴含着深沉而绚丽的诗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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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将主观世界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机的结合”:这种“有机的结合”,需要作者具有强大而独特的结合力。它来自何处?人本身就是在两这个世界(自我与世界,个人与社会……)之间孑然独立,彷徨失落的,但是他又不得不每时每刻把它们“结合”起来,否则即陷入疯狂。事实上,每一个人,对此都具有无限的经验。但是,艺术家所面临的冲突更大,矛盾更加深刻,他的痛苦无法用廉价的慰藉消除。或者说,他像一个受到诅咒的人,刚刚达致的平衡与结合,迅速令他厌倦不已;对于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永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话说回来,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如何能够消除那种致命的悲哀?平静也好,激越也好,都只是表象。平静的生活下面,是激流涌动;而激流行舟,也许倒是可以使他心身振奋。这种独特的命运,使得他的体验越来越深刻、复杂。在最细微的日常事件中,在恒久的冲突中,他努力把握世界,把握自己,虽然永远归于失败,但是却渐渐领悟到:惟有从事创造,才能满足自我,才算是礼赞世界,否则,只是享乐,只是对世界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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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一追求“耸动”效果,即丧失判断力和感受力,就虚假不堪。追其耸动效果,也包括刻意营造一种平淡的意境,这同样俗不可耐。只要克服掉这种恶习,作者面对自己,面对世界本身,面对记忆本身,立即就沉浸于真实的探索之中;他苦苦思索,认真回味,努力刻画,正是这种艰苦的凝神静思,赋予文字本身一种力量、一种动人的魅力。一个作者,固然有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风格,但是在他写作之时,他面对的是刚刚诞生的主题、模糊不清的灵感、挥之不去的记忆,他的努力,无非是要把它抓住,把它神秘的内在奥义表达出来。他并不是先有了风格,再去到处寻找主题,那是制作,而不是创造。一切创造都始于模糊的意识,始于神秘的灵感,始于一个变幻不定、挥之不去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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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游记,想一下夏多布里昂和歌德的游记,甚至狄更斯的美国游记:完全地忠实于自我和环境,但却具有强烈到极致的风格。其实每个人的旅行都大同小异。但是大多数人不敢忠实于自己的所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所见如此平凡。一个天才大师,在漫长的旅行中,也并非时刻心醉神迷。如果说他们的心灵更加敏感,那么他们的旅行也往往更加烦闷。他们把绝大多数平淡无奇的印象剔除掉,抓住那些打动了他们心灵的东西,尽量一开始他们也并非清楚地知道自己何以被打动,何以事后念念不忘。这就是诗意本身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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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散文来解释诗歌,也面临着用文字来批评电影、绘画、音乐一样的的困难:不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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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世界的直接印象——这是天之所赐,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绝大多数艺术家,都将它们轻率地抛弃,把它们变成虚假的廉价的印象。当一个敏感的、诚实的心灵,面对着这个世界,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这个世界是全新的,是以往的大师们所未见过的世界,而艺术家本身,也是一个全新的灵魂,与以往的大师们相比,是这个新时代的产儿;任何一个瞬间,任何一个感受,都是两个全新事物的照面,源源不绝地迸发着最可贵的感官火花,即那些“直接的印象”。这些印象的深奥与特殊之处,并非那么昭然若揭,需要我们去努力挖掘,竭力去把握。它们之中,最强烈的时刻和感受,就犹如普鲁斯特笔下那几个心醉神迷的瞬间。这些特殊的时刻,犹如天启。是两大世界的相遇,是过去与当下的撞击,是现实与梦境的交错;但是它们转瞬即逝,我们重又堕入平凡的世界,一个虽然“全新”但却庸常依旧的世界,一个由流行的“新世界观”主宰的世界。事实上,每个普通人都会遭遇这样的时刻:过往的全部经验都无法解释自己的所见所感:无以言表的幸福,不得其解的痛苦,令人崩溃的苦恼,长久压抑的忧郁……而真正的艺术家,在这样的时刻,可以转换成一个观察者、一个解剖者,他对自己的内心,对世界的本质,同样感到好奇,当然,在面对巨大的痛苦时,他不可能始终保持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他倒是宁愿变成一个庸人,以免遭这一切厄运。但是,他也不会轻易地相信现成的世界观,因为,他知道,它们无济于事。他无法用自欺来骗取安宁的幸福。这一切,迫使他去探索,去反复地唤回那最初的直接的印象:幸福的起源、痛苦的起源。创作一首小诗,只需要极短的时间,但是一个诗人要想达到能够创作出一首好诗的境地,却需要漫长的努力:他需要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认真对待生活里的欢乐与痛苦,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对自己的好奇。在这个意义上,他自己的灵魂,也是与他对峙的、他自己知之甚少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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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诗人也有自己的世界观、感受方式,有自己的偶然:主题、风格、人物,也就是自己的生活。一个诗人也是逐渐长成的,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感受方式,而此前及未来的一切,都是他的素材,这些影像层层交叠,过去、现在、未来。他要做的并非编撰百科全书,而是写出一首、十首小诗。即便是塔可夫斯基,也不过拍摄了几部长片而已。他把整个感受,放进了其中,而且,激发出自己也为之惊异的影像。诗人也好,导演也好,都有一个完整的内在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在其中生活。但是,生活并不就是艺术。虽然,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生活“风格”。但是,它是无法被看见的,他只隐藏在艺术家的内心,是无限复杂的感受:痛苦或者幸福,都不为人知,也无法分辨。但是,艺术家的生活中,最隐秘最特别的,是始终在寻找、反观,竭力抓住那些原始的直接的印象。因为它们瞬间就会失真。这是永恒的搏斗。原始的,并不就是真理,就高贵,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启示可言。一个模糊的灵感、一个隐约的影像,令人念念不忘的,其中自有深意。即所谓天启。为什么很多人,一写自己的原始印象——感官的、心理的、无可名状的,等等——,就变得虚假?或者说,非常无力?也许,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内在生活和感受力,但是,那些天性敏感、具有艺术鉴赏力的人,为什么往往也是如此?也就说,使得一个艺术鉴赏家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原因是什么?技艺肯定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技艺是可以训练的。但是,如果这种技艺的本质,是大胆面对自己的感受,如实反思、描摹,那么,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曾有着几节课时间的训练。他们能够鉴赏艺术品,并真切地领会到艺术家的真挚、深刻,内心的审美力和良知,为之震撼,为之陶醉。这种震撼和陶醉,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生活得以具有艺术的魅力。但是,他们始终缺乏一种“才华”,正如一个人欣赏教堂之美,欣赏宗教生活的宁静和深沉,但却始终不曾过过一天信徒式的生活。他们不曾尝试过去实践宗教的教导。只要实践了一次,就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这种实践,是一个人超脱流俗世界的唯一途径。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只要他按照信徒式的,甚至田野调查者的方式,去深入实践,他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真相,尤其是,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与人同存,却很少被看见。拿欣赏音乐来说,如果是优秀的音乐总是可以感动人心,那么,一般人领受这种洗礼的时间,是很少的。而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则更多。长久沉迷于音乐之中的,可以说是被音乐改变了生活。但是这种改变,并不足以使一个人哪怕尝试谱写一首最简单的旋律——以表达自己内心那些不通过音乐就无法表达的感受!而作曲的尝试及领悟,本可以使之更加了解音乐,换言之,更加了解自己内心那些以潜在的音乐形式存在的情感。但是,一千个乐迷中,也未必有一个会去这么尝试。他们具备不具备这个能力,倒是其次的。绘画,也是如此。电影,就不必说了。唯一的例外,是文学。因为人人都在每天使用语言。但是他们也从未尝试过用真实的语言,去表达自己内心那些用俗语套话不能表达的幽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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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是独特的艺术,出现在其中的任何一种艺术元素,都必须从属于电影,其音效、音乐,也首先服务于电影,而不是看其独立之后的水准如何。同样,诗与其他文字艺术,也有着绝然不同的特质。现代诗同样如此,虽然它和古典诗歌比起来,似乎更加散文化、口语化了。无论多么“口语化”,诗就是诗,不是散文,不是日常叙事。如果在塔可夫斯基看来,电影是雕铸时光,那么,诗就犹如雕铸感受,雕铸印象。从“庞大的、坚实的生活事件组成的”大块时光“——无尽的印象和感受——中,将不需要的印象切除,抛弃,保留下组成诗歌的意象、感受、印象。过于散文化,是诗歌之大忌。因为它降低了诗的水准,甚至不再是诗,却保持着诗的一切外观,保持着所谓诗意。它不再是对直观的原始感受的再现,变成了一种“日常叙事”,走向了散文,就像塔可夫斯基评论色彩过于突出的电影,是偏向了绘画艺术一样。感受有很多种,有点迅疾无比、一闪即逝,有的则是笼罩我们一整日甚至更长时间的一种特殊情绪,所以,它们的表现形式迥然不同,有的意象叠加、突兀,有的则以近乎口语、散文的方式缓缓诉说。当然,某些以散文形式出现的作品,也完全可以是伟大的诗。骚赋体这些不分行,但有严格的格式的,就不去说了。但是,分行排列,毕竟是诗歌的首要特质。为何如此?一篇散文,分行排列,和真正按照诗句形式来创作的诗,有着本质的区别。契诃夫小说中,那些充满诗意的自然描写,能否直接转化为诗?我觉得可以。但是,从未有人进行过这样的尝试,把契诃夫的诗意段落抽离出来,排列成诗。契诃夫自己也不会这么做,不会出版一本这样的诗集,普鲁斯特也不会。因为那些诗、诗意段落,是从属于小说的。相反,诗人也会写作散文,精炼到接近于诗的散文,但是一旦他尝试把它们“改编”成诗——这不乏其例——就必须进行本质的改写。删减,变得尤其重要。在创作时,我们也会把散文直接改写成诗,因为我们发现,这篇“散文”,完全是按照诗的标准和方式来创作的。反过来,我们也会把一些诗改写成散文,因为我们发现,它还没有达到诗的标准,于是我们把它“降格”为散文。事实上,散文,在诗人看来,往往只是一种没有本质特性的文体,不是真正的艺术品。问题是:什么作品,在何等情况下,才算是艺术作品?每个艺术家的标准都不一而定。说起来,似乎只有一个最外在的标准:足够与过往的经典作品抗衡,开拓出一个足够有力的新的典范;或者,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作品相抗衡。然后,还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是对于艺术家本人来说,艺术标准何以当下确立?比如,我说,这是一首好诗,这是一首杰作,但是我却永远也说不清理由何在。而要说清楚,就必须通过批评,通过散文,通过各种交叉比较,而这一切综合起来,也只有外在的说服力。你又不能把读者按在椅子上,说,听,多么了不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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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象的具体、独特、真实,是非常难以达到的严苛标准。很多日常叙事,具体而又真实,但并不独特,尽管对于作者本人来说,它们是独特的,不过这毫无意义。而且艺术中的“独特”,往往又反过来意味着普遍,在一个独特的事件、人物、瞬间、风景中,照见人生和宇宙的普遍特质。而很多不能不说很隽永的琐碎叙事,并不能达到这一点。虽然,其作者往往自以为,在一个平凡人物身上看见了所有人的命运。但是这种命运往往是肤浅、似是而非的。这就是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与一般散文作家笔下的小人物的本质区别。在契诃夫笔下,那些小人物,具有惊人的真实的灵魂,与大人物相比毫无逊色。其笔触也惊心动魄,犹如面对一个最独特、最深刻的题材,而不是着迷于一种家常话式的故作平淡;这种平淡,纯粹是虚假做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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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不因美学的理由,寻求自己的方法。他是被动地痛苦地发明了它们。的确!任何一个青年艺术家,在一开始,毫无疑问地都起于模仿,模仿自己心仪的大师。但是,很快,他无法再继续下去。因为他所见到的复杂现实,复杂的内心感受,是别人的方法无法表达的。他必须“创造”出自己的方法。诡异的是,青年艺术家一开始往往会模仿与自己本性截然不同的艺术家的方法,甚至模仿这些艺术家的生活。渐渐地,他才会走向那些与自己本性接近的艺术家,然后又再次发现了自己当年模仿的艺术家的卓越之处,这样,他才能发展出自己的尺度,同时又超越了自己的一己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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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有机论美学,最直白的比喻,就是生育,最弱智的母亲所产的婴儿,也是一个完整的奇迹般的生命。艺术创作远比一般人想象得简单,异常简单,惟其如此,它却变得深奥无比。犹如生育,犹如植物发芽抽枝、开花结实。其深奥在于其运行之神秘,其简单在于它可以是一个个体生命,一株小花野草。当然,有机论美学,并不能涵盖一切,但是论及艺术的神秘,有机论要比建筑结构的隐喻恰当得多。
  而一个自成整体的艺术品,不同于自然有机体之处,即在于它的全然个体化,全然独特。它出自艺术家个体之手。同时超越了前人的艺术范畴,而且后人也不能洞悉其本质,掌握其奥秘。它是前代艺术的结果,也是未来艺术的源头,但是它还是它,卓然独立。同时代的观众、读者,面对它,既会被震撼,同时也会觉得茫然。因此,杰作往往难以在一开始就被辨认出来,因为它使人茫然之处,会被人误以为是一种缺陷。这时候,往往需要艺术家的强大人格、独特风采、崇高地位,才能征服批评家,比如普希金、雨果、拜伦之类,但这都纯属偶然,公论也伴随着嘲讽。其实,一个艺术品,不仅会使观众迷惑,艺术家自己也会陷入迷惑,时而觉得好,时而觉得毫无价值。果戈里、卡夫卡,是最极端的例子。他们对于自己作品的独特之处,同样缺乏信心,这同样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只有时间流逝,它的独特性才能显现出来,它的模仿者越多,越显得独特、不可取代,不可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往往并不能诞生另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它会影响到别的艺术门类,甚至影响到哲学领域,影响到另一门类的伟大艺术家。各个艺术门类之间,就这样互相影响,产生复杂的交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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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作含蓄,只会导致更加拙劣。含蓄,并不就会使作品显得神秘而丰富。这不是一个手法问题,而是一个风格甚至是艺术家特质的问题。一个好的导演在勘察场地时,站在村口、路口,他总能注意到独特的有意义的风景。这些在外人看来不起眼的树木、道路、水洼、一只公鸡、一个破茅屋、一根烟囱,几朵乌云,自然呈现出美不胜收的意味。对自然的敏锐感知,永远是诗意的第一要素。由此才推及到人,推及到对人的眼神、动作、心理的洞察,推及到对室内场景、光线的敏感。总之,对万物及人的“质感”和“深度”的把握。没有对微不足道之物——比如最普通的树木,其形态,其交错迷人的枝叶构成的图案——的欣赏与陶醉,一个人就绝不会欣赏一幅自然全景,绝不能欣赏一个小镇风景的内在之美,最后,他也不能欣赏自己所在的城市,不能欣赏一个普通的街角,不能欣赏黄昏、夜色、雨景、时间的流逝……推而广之,对自身的反观也是如此。一个人的反思如果永远聚焦于自己的观念,而不是各种奇思怪想,各种离奇的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感受,就完全不是反思,而是自我美化、一种最低等的自我戏剧化。真正的内心戏剧,是恐怖的、怪异的、矛盾的、不可理解的,是波光粼粼的幽暗深渊上由雾气光影合演的无尽的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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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真诚反省,有时候却最为可笑。你一旦反省出一个结论,只要你不去实践它,或者,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实践它,它就永远正确。你仿佛突然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但是这只是幻觉。只要你起身,走去,很快这条道路就离奇地消失了,走不了多远,又是一片乱荆乱石,一片迷雾。最后,你只剩下意志:走出去,不然就会困死。在某些艺术家身上,悲观甚至凄凉的心态,其实反而有益于健康。一切努力,总将归于失败,反省也好,洞察也好,无非是一种无力的挣扎,有限的微光。不但不能推己及人,甚至也不能拯救自己,它只是造成了改变,谁也无法预料未来。长久的幸福,会突然生出可怕的灾难,自我满足也可以变成自我戕害。伯格曼就是如此。似乎是黑泽明书中所说的,没有见过一个人的脸如此悲哀。日本人的又绮丽又悲观的世界观,也许也是其现代艺术水准如此卓越的原因之一。悲观的心绪,使人更加个体化,更加接近自然。而他身上的艺术能量不但没有被消弱,相反却被积聚起来,一旦被激发,反而有气势磅礴的爆发力。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奇怪,黑泽明以及他的演员,可以如此有力地演绎出《白痴》这样的俄罗斯题材。相反,维斯康蒂改变《白夜》,却非常意大利化。而黑泽明在改编过程中,没有削弱小说中那种最强烈的紧张、那种情感的爆发,甚至通过令人窒息的大雪等场景,大大增强了压抑的深度、爆发的力度。对于艺术家来说,尤其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不是其心理特征,更不是其体质强弱,也不是其学识修养的高低,而是那个最“神秘”的艺术创作力的强弱。在这个意义上,饱受神经过敏和疾病折磨的卡夫卡,和巴尔扎克一样强壮无比,在与疾病和恶劣情绪的搏斗中,他的意志不但没有被打垮,相反越来越强大。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他首先必须求生,必须求创作,恶劣的情绪和体质,比什么外在的厄运还要可怕,无法消除。这意味着时时刻刻、日日夜夜的搏斗,而不是在外部世界里解决一个极其复杂的、令人恐惧的困难。这是永恒的困境。而那种挫败感,恰恰符合宗教原理,能够激发出最原始的力量。所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几乎就是使命感和献身精神。没有这个特质,随便一些诱惑或者打击,就会使他放弃。诱惑,是要毁灭他的时间和精力;打击,则是打击其自以为特异的自我。在持久的锻炼之下,才会诞生“客观”的艺术,也就是说,超越了艺术家个体。否则,一个作家往往会沉迷于自己的所谓生活经验、人生阅历。犹如一个旅行家沉迷于自己的旅行经历。而所谓“客观”,则是摆脱了这些特别的经历,哪怕是星际旅行,也不能使一个旅行家变成一个诗人。最后,他必须睁开眼睛,打量周遭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异域风情才有开阔视野的价值。否则就全是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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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子)在他离开后,必须有一条线索来联系这两个看似偶然相遇的人。若让他离开时回头意味深长地瞥她一眼,显得太老套而且虚假。于是我们想到原野上的一阵狂风,用它来引起陌生人的注意,因为它实在太突然了:这就是造成他回头看的原因……”
  这几乎类似于诗句的创作。“于是我们想到”,这既是灵感,也是经验,更是一种习惯——或者说,风格:运用自然界的力量,犹如诗人运用风景。问题是,一阵狂风,难道不突兀么?也许。但是,此时此刻,它是周遭环境中,所能想到的最不突兀的。狂风吹拂田野,是最适合的音画。比一阵暴雨要合理得多。在角色、情节之外,转向风景,转向物体或光影,这既是一种过度、一种节奏,也是一种“诗人气质”,这完全不是训练出来的,也不完全出于对宇宙全景之象征的追求,凡是诗人气质的艺术家,全部如此。对自然,对风景的迷醉,是其基本特征。在他们看来,自然风景,是最深刻最有力最神秘的事物。他们不是为了表现自然,而去表现自然,而是本能而虔诚地要借助自然的神力,那种浑然天成、不可替代的神秘性。树木,河流,岩石,鸟类……而且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人活动的背景而出现的,相反,人似乎倒成了生机勃勃或是冷漠、巨大的永恒自然面前活动着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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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何以典型?塔可夫斯基的问题直指艺术的核心。有机论在这里发挥不了太多用处。每一个有机体,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也是典型的。但那是神学答案,不是美学答案。有机体、生命,数量无限,那么,何以一个艺术品,成了典型?换言之,什么是独特?独特,不管何种艺术,总是在把握独一无二的现象的同时,又超越了这个个体。如果继续回到有机论,那也必须是三位一体意义上的独特生命:现实性、个体性、超越性,不是一个普通的芸芸众生,是基督的肉身与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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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睡前读《惶然录》,其风格和思想可以说与塔可夫斯基截然相反。塔可夫斯基表达的是人的理想、最完美的追求,而佩所阿则表达了人的虚无、对无我的追求;同样惊心动魄。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在以艺术的形式,观察世界与内心。佩所阿的手稿据说非常庞大,这恰恰反过来说明了,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才是其首要本质,否则,超然到绝对,艺术也就不复存在,因为艺术家不再有任何意志力去完成如此艰苦卓绝的创作。佩所阿描摹自己的虚无,反过来却恰恰确认了其存在。他所未做的,不过是把手稿付之一炬。但是他生前几乎没有出版过自己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世界,对于时间的超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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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开始写作,原始构思往往就立即被扭曲了。这时就需要一种忠实精神,不管现在写出来的句子多么优美,也必须毅然抛弃。它们越优美就越危险。写作过程所激发起来的后起的构想,与刺激创作的原始构想,性质截然不同。后者是混沌生活中的灵光乍现。“保持原始构思的原貌和纯度”,不如说,始终保持一种最严格、最原始的判断,对于任何扭曲的,但是往往会有极大诱惑力的东西——比如,优美、深刻、独特,等等——一概凭摒弃。唯有真实,才是第一法则。唯有真实才能突破我们的固定思维,不管不顾我们的意愿、欲望、经验,甚至不理会我们的全部审美能力;唯有真实,才能让那些幽暗的力量突破思维的禁锢,跳跃而出。唯有真实,蕴含着令我们目瞪口呆的新旧事物。一旦心智动摇,各种思绪会在原始构想的刺激下奔涌出来,以取代原始构想。这时候,保持严格的排除法至为重要。排除了10种假灵感,真的灵感就会呈现。在创作中,必须冷静地严格地抵制各种美学的哲学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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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往往构思好了整体结构的小说家不同,诗人在创作时,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句子是什么,一切都是未知的:他只有一个原始灵感,尽管这个灵感里包含了一切,但是对于这个“一”和“一切”,他一无所知,他对此只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全部过往的经验。一旦这个感受、灵感溜走,就什么也没有了。甚至,诗人的一生,与小说家相比,更加是一种冒险,或者如塔可夫斯基所说的,只能依赖“去生活”、“去认真生活”这个方法;他的全部技巧,也不能保证他能获得一个深沉丰富的灵感。而小说家一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水准,就不会如此时时面临虚无,他的经验总能确保他维持一种自信,他需要的是题材、故事、人物。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帮助诗人写出一首真正有灵魂的诗。诗的核心,在这些东西之外。当然,这并不以为着诗人就不能展开有计划的写作(比如叙事诗、诗剧),但是,大诗人同样恐惧于灵感的丧失。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更需要祈祷,更需要神助。
  诗人不存在“能够预知未来”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重新“经历那些片刻”之际,他不知其内在意味,他只有朦胧的感受。他不知道在这个灵感、意象里,是否包含着真实的东西,抑或只是一个纯然的幻象。他犹如沙中淘金,海边拾贝,一旦错过,所有这些记忆、这些感受,便会永久地消失于虚无之中。而一旦它们转化为诗,便可以在诗人自己心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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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小说家的伟大即可于,他既是导演,又是所有的演员。他能够让角色在小说中过自己的生活,对于结局仿佛一无所知,对于即将发生的冲突,毫无预料。每一次危机时刻,他都激动不已,甚至完全崩溃。而作者同时又能附体于别的角色之内,让所有的角色都如此自我表达。诗人则有所不同,他要处理的角色少之又少,往往不是自己,就是视野所及的一两个人,一个群像。但是,他要做的工作也不轻松,他要看到人物的内心,看到他的过去和未来,看到他身后的远景,注意到同时并存的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注意到天空的颜色,云朵的流动,星辰的明暗,他要遵循那没有规律可循的真实感受……诗人首要的是要在这样的时刻,完全忘记自己。他不能有这样功利的念头:啊,这个东西,这一刻多么独特,可以写成一首诗!他一旦常常这样写,这样盼望,就会开始在自己的内心制作虚假的诗意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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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普鲁斯特这种神经质甚至有点女性化的作家,哪里来的那种极其可怕的刻苦精神?那种苦行僧般的意志力是哪里来的?这哪里是一个沙龙绅士,简直是一个坚忍卓绝的巨兽。与塔可夫斯基这些人相比,普鲁斯特这种富家子弟、备受溺爱的宠儿,居然能够发展出如此壮观、深刻的洞察力,更加不可思议。就环境而言,他应该非常矫揉造作才对,至少也应该有点王尔德的自负、轻浮。但是普鲁斯特伟大就伟大在,他毫不轻浮,毫不自恋。
  诚实真挚,说来简单,其实是一种罕见的天赋。而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天才,一出手就已经是最朴实最有力的风格:《压路机与小提琴》。一个并不虚伪的作者,为什么一落笔就矫揉造作?这实在是一个费解的问题。人一旦领悟到塔可夫斯基所说的“诚实真挚”的原则,即可顿悟,确定正确的方向,尽管还会有诸多反复,但是总体而言,他的视野会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有深度。但是我所见到的例子却完全相反:几乎没有人能够确立正确的方向,怎么挣扎也不能摆脱造作与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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