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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让-吕克·南希:闯入者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2-05-10  

让-吕克·南希:闯入者

郭建玲、夏可君



  事实上,没有比这个叫做心脏的器官更卑鄙、更无用、更多余的东西了,它是人所能发明的最肮脏的工具,砰砰砰地将生命注入我里面。
      ——Antonin Artaud

  闯入者(L’intrus)凭强力进入,或让人惊讶,或诡计多端。不论哪种闯入,都是没有权力的、没有事先征得同意的进入。在陌生人身上必定有某种闯入的东西,否则,陌生人就失去了陌生性。如果他已经有进入和居留的权利,如果他是我们所等候的,是为我们所接受的,没有什么地方不合人意、不受欢迎的,那么,他便不再是闯入者,也不再是陌生人了。在陌生人的到来中排除了所有闯入的要素,既是在逻辑上不可接受,也是在伦理上不被承认的。
  一旦他已经在那里了,如果他还保持为陌生的,很久他都保持如此,——而不是简单的“当然化”(naturaliser),那么,他的到来便尚未停止:他持续地到来,而且他并不停止被当作闯入者:这即是说,他的存在还是没有权力的、不熟悉的、不习惯的,相反,他是在亲密关系之中的一种打扰与骚乱。
  这是一件要去思考,而且因此要去实践的事情——否则,一旦他跨进门槛,陌生人的陌生性就被吸收了,陌生性就不再相关了。接受陌生人必须连带着经验他的闯入。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闯入者的动机,其本身是对我们道德正确性的侵犯(它同样是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范例的标记)。因此,闯入者的主题是与陌生人的真理不可分离的。因为道德正确假设了,如果我们是因为抹杀了陌生人在门槛前的陌生性而接受他的话:我们事实上就从未接受他。但陌生人固执,而且闯了进来(fait intrusion)。这是我们所不易于接受的,也许也是不易想到的……
  我有(谁?——这个“我”的确是一个问题,一个老问题了:这个说话的主体是什么?它总是陌生于那个说话的主体,它强制地闯了进来;然而同样也是作为它的发动机、转换器,它的心脏强制地闯入了)——因此,我接受了他人的心脏,至今已有十年。那是一次移植嫁接。我专有的(prope)的心脏(大家已经明白,这完全是一个“专有”的问题,一个“自己的”心脏的问题,否则就全然没有什么事情了,一切都无需理解,没有秘密,甚至没有问题:但是,简单明了,要做一个移植手术,如同医生们偏爱说的)——因此,我专有的心脏实际上已经不能用了,而原因却没有澄清,为了活命,我必须接受另一个人的心脏。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别人的程序如何进入我的生理程序呢?近二十年前,那时没有移植手术,当然不能借助于环孢灵素(cyclosporine),使植入的器官不受排斥。二十年后,移植手术的类型不同了,手段也不一样了。通过移植,一个人的偶然性与另一个人的偶然性在技术的历史中相遇了。如果我生活在更早的时候,我就只有死路一条;而现在,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存活(survivant)了下来。“我”总是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技术可能性的城堡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目睹了一场论争的展开:有人把心脏移植看作是一场形而上的冒险;有些人则把它看作一个技术的成就——但争论是徒劳的:因为二者皆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我得知我必须接受心脏移植时,从那一刻起,每一个征兆都让我举棋不定,每一个迹象都让我改变主意:当然,没有反思,当然同样没有动作的辨认(identification)或变化。简单得很,一种空荡荡的(vide)生理感觉,已经打开了我的胸腔,伴随着一阵呼吸的暂停,在那里,没有东西,严格上说只是无,直至今日,对于我而言,在这个无中,都不能梳理好器官的、象征的、想象之间的缠绕,也不能清理好打断了的连续性:感觉好像一口气息,穿过一个陌生的却早已半开的,不易觉察的奇怪洞穴,而且如同一次展示,感觉穿过了一条船舷,却仍留在那里。
  如果我的专有的心脏放弃了我,离我而去,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我的”器官,“我的专有的”器官?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自己得了心率不齐,有心悸——老实说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它们是衡量我的机体的标准,就像“排出的碎片(fraction d’ éjection)”,这个名字让我愉悦):它不是一个器官,也不是一个暗红色的肌肉块,上面布满了突起的血管;现在,我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描绘它的模样。那跳个不停的不是“我的心脏”,它已经离开我,只剩下我的两条腿孤零零地行走。
  它成了一个对我而言的陌生的东西,通过背叛:那差不多是拒绝(réjection),如果不是排泄(déjection),它闯了进来。我把这颗心脏挂在嘴唇边,挂在舌头边,好像一道不合自己口味的菜……一种轻微的消化不良。一阵渐渐的滑动将我与我自己(moi-même)分开。我在那儿:那是夏天,我不得不等待,仿佛有什么东西离我而去,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之中涌现出来,其实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专己的”沉浸到“我自己”之中,那个既不同一于躯体,更不同一于心脏的“我自己”,而且,突然地就注意到了自身。后来,比如说,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每一次不连贯的多余的心跳紧缩都好像一块小石子掉入了井底。如何能为自己产生一个再现(représentation)?——一段蒙太奇,功能的组合?那哑默而且没有停止地汇聚在一起的有力证据将消失于何处?
  我的心脏正成为我自己的陌生人:正因为它居于我之中,它成了陌生人。但这种陌生只能来自外部,因为它最初是由内部而生的。在我的胸腔里,在我的灵魂里——二者实为一物——被打开了一个洞——这时,有个声音对我说:“你必须进行心脏移植……”于是,精神跑入了一个零对象(un object nul):没有什么要知道,没有什么要理解,什么也感觉不到。闯入了一个对思想陌生的身体。
  这种空白状态将一直伴随着我,就像思想和它的反对同时伴随着我一样。
  这颗半是心、半不是心的心脏只有一半是我的。我早已不在我之中了。我早已从别处来,或者我不再来。陌生在最熟悉的“心脏中”显示自己——但熟悉说明不了太多什么:陌生性在从不将自己标识为“心脏”的心之中。直到不久前,因为没有知觉,它仍是与我无关的,外来的,甚至是不在场的。但是,刚刚它一阵昏厥,这个陌生性使我与我自己相关:“我”存在,因为我是病了(用“病”这个词并不恰当:我的心脏并没被感染——它僵硬,梗塞,生了锈)。然而取代它的是另一颗心脏,我的心脏。从今以后,这颗心闯入了我,它应该被排出的。
  因此,闯入我生命(我这虚弱而喘不过气来的生命,它有时不知不觉地陷入抑郁,抑郁到几乎要令人吃惊地离我而去)的这个多重的陌生人就是死亡——或者说,甚至就是生命/死亡:是存在之流的悬搁,是“我”无所事事的间歇。拒绝与接受都陌异于这个境况。但没有什么不是陌生的。生存的手段本身就是陌生的,换一个心脏意味着什么?这个东西超过了我的再现的可能性。(打开整个胸腔,使植入的器官保持良好的状态,使血液在体外循环,把血管缝合起来……我完全理解,医生们为什么要声明这最后关头的重要性:搭桥嫁接中的血管太细了。……但是,关系不大:器官移植施加给我这样的意象:一条通向虚无的通道(passage),走向一个所有的专己或者所有的亲密已经倒空的间隔空间(espace vide)——或者,恰恰相反,是这个间隔闯入了我:管子、钳子、缝线、探针。)
  这个被“救活”(sauver)的“专有”(prope)的生命究竟是什么?至少它表明了,它根本不居住在“我”的身体内;它不在任何地方,甚至不在这个早已确立了象征声誉的器官,心脏之中。
  (你也许会说:还有大脑呢。当然,移植大脑这个想法有时会制造生动的新闻。毫无疑问,人类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对此津津乐道。目前,人们还是同意,大脑脱离了身体的其他部分无法存活。另一方面,差开去一会儿,大脑如果与整个陌生的系统移植的身体一起,或许能够存活……)
  一个“专有”的生命不居于任何器官中,但脱离这些器官,它又什么都不是。生命不仅是存活,而且至今专有地、安适地生活在陌生人的三重控制之中:决定的控制、器官的控制、移植后果的控制之中。
  起先,移植手术呈现为一种替换和整合(restitutio ad integrum):找到一颗砰砰跳动的心。在这个意义上,他者的馈赠所具有的值得怀疑的象征意义——一种同谋,一种我自己与他者之间虚幻而神秘的亲密关系——立刻土崩瓦解;而且,情况似乎是,我几年前接受手术时,心脏移植还是声名远扬;现在,接受心脏移植的人渐渐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用处:对器官移植的描述已有相当的历史。人们为了鼓励器官捐赠,过分强调了“捐献者”与接受者之间那种团结,如果不是兄弟情谊的话。大家都相信,捐献器官是人类的一项基本义务(这里的人类有两层意思);相信除了血型的匹配之外,不受任何限制(尤其是不受性别、民族的限制:我接受的可能是一个黑人妇女的心脏)的器官捐献,可能在我们中间营造一个网络,一个生/死被分享的网络,一个生与死联结的网络,一个不可沟通的沟通着的网络。
  但是,很快,那个陌生者显出了它的面目:那个他者,不是什么女人或黑人,也不是年轻人或巴斯克人;而是免疫系统的他者——是不可替代、只能代替的他者。这叫做“排斥”(rejet);我的免疫系统排斥他者的心脏。(这意味着“我有”两个系统,两个同一的免疫系统……)有人相信,器官排斥实际上就是把心脏呕吐出来,然后吐掉:毕竟,选择“排斥”这个词似乎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这不是关键之所在:问题是,这个闯入者的闯入是不可容忍的——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快会致命。
  排斥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双重的陌生:一方面,移植的心脏是陌生的,因为它是外来的,主体识别出它,并攻击它;另一方面,药物治疗为了保证移植的心脏不受排斥,降低了主体的免疫能力,以便使他的身体更好地接受外来器官。医学操作使接受移植心脏的主体成了自己的陌生人,陌生,这是陌生于他的同一的免疫体系,而免疫系统好像是他的生理签名。
  闯入者闯入了我,我成了我自己的外来者,如果排斥非常剧烈,我就必须接受治疗,使我能够抵抗产生排斥的人体防卫机制(他们给我注射一种从兔子身上提取出来的免疫球蛋白,就像药剂调理实验室的说明书上写的那样,这种东西原本是用来“防御-人类”的;我记得,这种药有一种很奇怪的效果,会产生痉挛性的颤抖)。
  然而,成为自己的外来者并没使我与闯入者协调起来。相反,我似乎看到一个闯入的普遍法则:根本没有唯一者(une seule)。一旦闯入发生,它便复多化自身,通过不断地更新内在差异来认同自己。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熟悉了带状疱疹和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陌生人总是潜伏在我之中,现在,它突然一下子醒了过来,起来反对我,通过免疫系统的虚弱来反对我。
  至少,这就是心脏移植的含义:同一性(identité)对免疫性有价值,一个认同(identifie)另一个。削弱其中一个就是对另一个的削弱。陌生越来越成为平常之事,每天发生,通过不断地自我外在化而呈现出来:我必须接受监控、测试、评估。人们装备了许多面对外部世界的建议(这些外部包括人群、商店、游泳池、有病的小孩子)。然而,最有力的敌人在内部:那潜伏在我的免疫系统的阴影里的老病毒,那一直在那里的闯入者,一直就在那里。
  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任何可能的防御措施。但是,还是有治疗方法不停地将你驱赶到陌生中去:使你疲惫不堪,摧毁你的腹部,引起带状疱疹,产生令人嚎叫的疼痛……穿越这一切,是哪个“自我(moi)”在穿越轨道,又是沿着哪条轨道前进?
  多么陌生的一个我啊!
  奇怪的不是他们将我打开,给我换心脏;奇怪的是,这个打开的切口再也合不拢了(而且,每一次X光透视都告诉我:我的胸骨是用绕在一起的线缝合的)。我是打开的封闭着。事实上,那儿有一个开口,有一股不停的陌生之流从中穿过:免疫功能抑制剂;用来抵抗所谓的副作用(比如肾衰竭)的别的什么药,其实谁也不知道怎么抵抗;重复的监控和观察;一个完整的存在被彻彻底底地清除了,被登记在一个崭新的花名册上;生命在各种各样的指数下被审视、报告,每一个指数都记录着死亡的其他可能。
  于是,在所有这些结合又对立的方式中,我自己成了我自己的闯入者。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它的闯入;它比感觉更强烈:尽管不是我专有的同一体的陌生者,但我却总是发现,它那么强烈、那么尖锐地触摸着我。无疑,“我”成了无法查实又感觉不到的连接系统的形式索引。在我自己与我之间,一直有一个时空的缺口:但是现在,那里是切割的开口,在免疫上它与它自己不可协调,背道而驰。
  然后,我得了癌症:我在无意中看到一份环孢灵素的说明时,才注意到自己可能长了一个淋巴瘤(当然,这不是必然的:接受心脏移植的人很少得这种病)。癌症是由免疫能力下降引起的;它就像一个筋疲力尽、衣冠不整、饱经风霜的闯入者。它陌生于我,而且我自己也与自己陌生了。该说什么呢?(但是,人们对癌症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性质至今意见不一。)
  在此,治疗以一种尽管不同的方式要求粗暴的闯入,其中包括一大堆化疗和放射线治疗的陌生。当淋巴瘤咬啮着、消耗着我的身体的时候,化学药品和放射线也在攻击它,使它承受各种各样的痛苦:这种痛苦是闯入与拒绝的关系。即使吗啡,它一方面缓解痛苦,另一方面又引起其他痛苦:眩晕、神志不清。
  最复杂的疗法是叫做“本体固有移植(autogreffe)”,又叫做“干细胞移植”:先用“生长素”提高白细胞的繁殖能力,连续五天以后,将白细胞取出(这时,我的全部血液在体外循环,并将白细胞取出),然后冷冻起来;接着,我在一间无菌病房里待三个星期,在那里,我要接受一种非常剧烈的化疗,它破坏我的骨髓繁殖能力,然后将取出来的干细胞注入,使它重新工作(注射过程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大蒜味……)免疫力下降——降至极底水平——会引发高烧、霉菌病、全身失调,直到淋巴细胞的繁殖恢复控制。
  经过这次冒险我们迷失了。我们不再“认识”自己:但是,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很快,你成了一个松松垮垮、飘浮不定的陌生者,悬浮在难以辨明的状态之间,悬浮在痛苦、无力、衰弱之间。要与这样的一个自己建立联系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困难和模糊性:只有经历痛苦与恐惧,任何东西都不再是直接的——协调把人折磨得筋疲力尽。
  一旦我宣称:“我痛苦”,“我”的空洞的同一性就不再能放回在它的简单等同中(“它的我=我”的等式),这意味着有两个“我”,它们(能够相互接触)彼此陌生。当说“我快乐”时也是一样(人们能够显示这两个语句在语用中分别是如何表达的):在“我痛苦”中,一个“我”排斥另一个“我”;而在“我快乐”中,一个“我”超越另一个“我”。无疑,这两个“我”好像两个水滴,不多,也不少。
  从痛苦到痛苦,从陌生到陌生——“我”结束/通过它结束,不过是一根脆弱的线。闯入的到来有一定的连续性,闯入持续地主宰着:不断地有治疗,除了一天几次地服药,到医院接受监控,还有因放射线治疗而引起的牙病、没有唾液,还有营养监控,监控可能引起感染的接触,肌肉无力,肾虚,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下降,阅读医学分析,还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觉得再也摆脱不了一整套的评估、观察,摆脱不了一整个化学的、制度的、象征的关系网络,它们就像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网络一样,不容许对它们的忽视。但是这些网络相反地却不断使生活警觉到它们的在场和监督。我成为一个多种解体着的形式的不可解体之物(Je deviens indissociable d’une dissociation polymorphe)。
  虚弱而年迈的生命,多多少少,总是这样的:但确切地说,我既不年迈,也不虚弱。治疗我的,正是影响我、感染我的;使我生存下来的,正使我过早地衰老。我的心脏比我年轻二十岁,比我身体的其他部分至少年轻十二岁。因此,我同时是年轻人和老人,我不再有专有的(propre)年龄,我不再有适当的(proprement)年龄。同样的,虽然我还没有退休,我不再有专有的职业。同样的,我不再是我曾经所是的人(丈夫、父亲、祖父、朋友),除非我保持在闯入者的非常一般的条件之下,即不同的闯入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出现在我的位置上,让我处于对它者的再现或与它者的关系之中。
  在同样的运动中,那个绝对专有的“我”退到了无限遥远的地方(它要去哪里?要消失在哪个我还能声称这是我的身体的点上?),沉浸到一种比所有内在性更加深刻的亲密性中(我就是从那个不可动摇的深处说“我”的);但是,我知道,我的胸腔被打开了空洞,我知道滑入了感觉不到疼痛与恐惧的麻醉般的无意识中,在离弃中不再能彼此搏斗。我的身体和流动着的内在的亲密,这两者的相似都正好说明,在上帝之死的完成形象中,主体的真理是它的外部性和过度:即主体无限地外展。闯入者过度地外展了我。它闯了进来,它带出我,它剥夺(exproprie:去己,去除)我。我是疾病和药物,我是癌细胞和移植的器官,我是免疫能力抑制剂和治标剂,我是缝合胸骨的一段段线和你锁骨下面一直疼痛的注射位置,我是你臀部上早有的螺丝钉和你腹股沟里的托盘。就像我的小儿子有一天对我说的,我好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机器人,或一个活死人。
  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和我的同仁们开始了一场物种突变:实际上,人类重新开始无尽地超越人类(这或许是人们要说的“上帝之死”,在这个句子的所有含义中)。人类成为它所是的:正如索福克勒斯在二千五百年前所描绘的,他是最恐怖、最喜欢制造麻烦的技师。他解释自然,又产生自然,重新创造着创造,从无出来,或许,又送入到无。他有能力起源,有能力终结。
  闯入者不是别的,它就是我-自己(moi- même),就是人类自己;是那个不停止变异(altérer)的自己的同一体(même),它同时既是锋利的,也是钝蚀的,既是一丝不挂,又是全副武装的,它闯入世界之中,也闯入我-自己之中:它迸发出令人不安的陌生,促生着(conatus)无止境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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