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在一次北大师生座谈会上发表演说，大胆提出将“文学院”改为“史学院”的设想：“学历史的效用是很大的，而历史的范围亦最广，将来文学院亦可设为史学院，因为现在研究哲学的，亦不过是研究哲学史，研究文学的，亦不过是研究文学史，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北大文学院前途的危机》，1934年3月17日《世界日报》）。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论出自记者笔下，不见于胡适本人的著述，大概只是胡适一时兴到之语，不过“研究文学的，亦不过是研究文学史”一句，却是胡适的一贯思路，也颇能提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从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史课程和次年作为课程讲义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时至今日，文学史已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主要形式，成为一套似乎天然合理的知识体系，一种为我们习焉不察的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思维方式。文学史在趋向成熟和稳定的同时，其僵化和陈旧的面相也日渐显现。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开始在研究方法和著作体例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然而，“文学史”这一知识形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激活它内在的理论潜力，而不是亦步亦趋地陈陈相因？如果不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加以认真清理和深入反思，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危机就不可能得到克服。在这方面，陈平原先生可谓是最具自觉、用力最勤的学者，他最近出版的两本新著《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和《假如没有“文学史”……》正是多年来关于“文学史”的思考的结晶。前者是专题研究性质的论著，后者则是散篇短文的汇集，体例有别，内在思路却是贯通的，在他此前有关文学史的多种论著中也大多有脉可寻。陈平原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式的方法，细致梳理和辨析“文学史”形成和建构的过程及诸多条件，同时又从各个方面探讨和发掘这一学科潜在的生机和可能性。无论是在学科内部的方法论上，还是在文学如何教育和介入当下精神生活的现实关怀层面，都给予我们丰富的启示。
文学史和文学教育 1984年，陈平原从中山大学毕业，来到北大中文系跟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到了北大后，很快就发现，北大人的‘文学史’意识之强，远超于中大或国内其他大学”（见宇文所安、陈平原等《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现代中国》第十三辑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或许正是一个外来者的眼光，触发了他反思“文学史”的契机。确实，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文学史就一直在北大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这对国内其他大学也多少具有某种示范效应。
文学史为何能够获得如此显要的地位？陈平原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通过对北京大学早期文学课程的梳理，为我们还原了文学史浮出历史地表的复杂过程。探讨文学史作为学科的起源，把我们带回到驳杂而又生动的、各种话语和制度交织碰撞的历史现场，这显然有助于我们打破对文学史的天然信任和不加反思地接受。作者发现，早期北大文学课程的设计中，“文学”和“文学史”原本并行不悖，前者着眼于技能训练和感觉培养，后者则倾向于系统的知识传授。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思潮的兴起，文学史因为更能配合科学精神、进化观念和系统方法，更便于讲授和普及，逐渐从附庸蔚为大国，占据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主导地位，这“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95页，下文引用此书时只注页码）。陈平原将文学史的兴起置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宏大视野中来考察，在批判性地反思的同时，亦不失了解之同情。
文学史是伴随新式教育机构应运而生的产物，这对于这门学科的知识形态和著述体例的影响至深且巨。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国人第一部自撰的文学史，本身就是课堂讲义，是“教科书”而非“专家书”，这奠定了日后文学史著述的基本面貌。时至今日，绝大部分文学史都是作为文学史课程的教材而编写出来的，借助教育机构的权威，这些教材提供的清晰而稳定的文学史知识就具有了不言自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虽然读起来枯燥无味，但其地位却很难撼动。这些用教科书凝固下来的文学史知识，就是文学教育的全部吗？陈平原对此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创造性地引入了“文学课堂”的视角，为我们再现了历史上鲜活的文学教育的现场图景。比起课前课后见之于文字的讲义和著述，这些充满欢声笑语的“文学课堂”却给我们更丰富的文学想象和感受，同时也为当下的文学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第152页）。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打捞和重构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里，陈平原再次展现了他曾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中使用过的精湛技艺，通过对大量原始史料的钩稽和对若干细节的精心选择，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现场的生动面貌，这既需要严格的历史学方法，也需要活跃的文学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现场的复原和触摸，并非纯粹地历史学意义上的“求真”，而是自觉地渗透着作者当下的关怀。正是因为这种明确的当代意识和现实诉求，那些被重构的“文学课堂”才显得愈发鲜活，它们不仅仅是被认识的客体，同时也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既赋予我们“历史感”，也赋予我们“方向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对“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在反思以文学史为主导的文学教育之外，还隐含着对文学史本身更深层次的思考。法国文学史家郎松认为，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学家处理的对象是过去——今天只能靠一些残存的迹象或碎片来再现的过去。我们的对象也是过去，但这是今日依然存在的过去；文学这个东西既是过去也是现在”（《文学史方法》，《朗松文论选》第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仍然活在当代。德国文学理论家尧斯在他那篇著名的《文学史作为对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也强调文学作品的“对话特性”，即文学作品是由历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创造出来的，而文学的历史性就存在于这些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之中（《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第346-347页，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陈平原的研究则提示我们，可以把郎松和尧斯这里的“文学作品”扩展至包括“文学课堂”和文学教育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文学史就是历史上的文学（包括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和当代的不断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过去的文学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这种对话打破了文学史的稳定和连续的线性叙事外观，同时又不是孤立地、实证式地将过去的文学现象固定在认识客体的位置上，而是使其成为对当代有意义的存在。这其中显然蕴藏着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而陈平原对“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本身即可视为出色的文学史研究。
这并不是笔者的借题发挥，陈平原在《〈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序》一文中明言：“以活生生的文学现象为‘对话者’，在一系列审美的和历史的交谈中，实现人类的精神超越与文化更新，应该是文学史家的最大愿望，也是其基本的工作方式”（《假如没有“文学史”……》第128页），可见他对此是抱有明确的理论自觉的。陈平原对作为课程和学科的“文学史”的反思，并没有走向对文学史的全然否定，或是简单地倡导一种文本中心的研究方法和教育方案，因为这种反思本身是在一种历史意识的指引下进行的。在这种反思中生发出有关文学史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洞见，使得我们有可能去想象一种对话式的文学史，文学史由此成为活的、流动的资源，显然，它可以为当下的精神生活和文学教育提供更丰富的营养。
文学史的内与外 今天我们通常把文学史视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陈平原则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看待（第3页）。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区分“普遍史”和“专门史”，文学史即属“文物专史”之一种，“做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做”，而非一般史学家所能胜任（《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文学史的独立地位是以“文学”学科的专业性为前提的，这是西学东渐潮流中知识体系重组和分化的结果。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直到“五四”时期才基本确立下来，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对“文学”的理解要宽泛地多，更接近传统的“文章”和“学术”。林传甲、吴梅、曾毅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将文字、训诂、史著、语录等都纳入到文学史中，常为后人所诟病，作者却反过来追问：“近百年来以西方‘纯文学’观念为尺度，剪裁而成的‘中国文学史’，或许是一种削足适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2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谈论中国古代文学，能否将不符合现代“文学”概念的诸多文类摈诸其外？从晚清到“五四”，文学史著述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大文学史”走向“纯文学史”的过程，来自西方的“纯文学”概念主导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这或许是大势所趋，但同时却是以牺牲古代文学的丰富性为代价的，“水至清则无鱼，文学与政治、思想、学术、教育等本就存在的联系被人为割断，又是一大遗憾”（《“尝试论丛”总序》，《假如没有“文学史”……》第110页）。相比之下，今天看来粗糙芜杂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倒显示出元气淋漓之相，作者为此呼吁打破现有“文学”和“文学史”概念的局限，勇敢去尝试一种“大文学史”的书写。
从反思文学史著述体例，走向对“文学”概念的质疑，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辟专章讨论黄人、鲁迅两位学者，在他们那里，“文学”和“文学史”呈现出更为丰富和更具活力的面貌，足以为今人所借鉴。黄人穿梭于文学批评、辞书编纂和教科书撰写的多样的文学活动，让我们得以窥见知识转型时期文学研究者的“百科视野”和宏大气魄，“文学”观念转变的轨迹在其中也历历可见。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和文学史设想，则完全打破了“文学概念”所规定的“文学”的限制，注重内在“文采与意想”与外部“世态与人心”的沟通与互动，至今仍是难以企及的典范。这两章体例上颇类似传统的学案体，借具体学者来呈现学术思想潮流的转变，启示“文学”和“文学史”的另类可能性，是作者论著中以小见大的杰出范例。
独立分科的“文学”概念一方面割断了传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另一方面，其界画分明的文类区分（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也无法涵盖传统文学相当丰富而又彼此渗透的诸多固有文类。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以文体辨析和演变结构文学史，几乎只是“一部古代散文史”，固然缺陷明显，但是“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心文类，在后来更为严整的文学史著述中地位一落千丈，也显示出今人“文学”和“文学史”概念的局限（第322-323页）。以文类为视角，从内部敲打现有文学史貌似规整实则陈腐的著述体例，是反思文学史的另一条途径。陈平原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分别以小说史、散文史和戏剧史为对象，在对前人研究的梳理中，借助文类史来探讨文学史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陷阱和生机。
“文学史”关注整体历史变迁，“文学研究”则往往突出技巧和审美，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差异和紧张并非易事。陈平原对此体会深刻：“所谓的‘文学史’，其实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专题研究四类，很难一言以蔽之。若‘小说史’与‘词史’这样的专题研究，是可以较好地协调‘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张力的”（第98页）。对于长期从事和关注小说史研究的作者来说，这自然是治学的甘苦之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作者从事小说史研究时，就已开始思考文学史的相关问题。《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既是小说史研究，也是文学史研究。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做了许多创新性的尝试，如打破以作家作品和外部社会思潮为中心的体例，从小说艺术本身来把握小说史进程；注重小说形式变化与报刊出版等制度性因素之间的互动，以沟通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从文类布局的重组来解释新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实践对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其实从一开始，陈平原的小说史研究就带着明确的文学史理论的自觉，《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记录了作者对小说史研究的若干理论反思，其中第一篇就是“文学史眼光”。
表面上看，小说史不过是文学史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小说史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来写作、阅读”，小说史似乎可以随便地从文学史中抽出或者插入，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妨害，在陈平原看来，这恰好说明“小说史研究并没有得到真正独立的发展”，“小说史展开论述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应该与一般文学史有所区别”（《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80-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但这并不是要把小说史完全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作者研究小说史中始终带着“文学史眼光”，才没有局限于小说形式内部，而是时刻注意到小说形式与外部社会制度、小说与其它文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写出了“与一般文学史有所区别”的小说史和文学史。《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论述新文学中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时，指出小说因上升至中心文类而对古代文学的“诗骚”传统有所吸收，就是一个精彩的例证。
相比而言，陈平原对散文史的关注和研究也许更能体现他对现有文学史格局和文学观念的突破。“文”作为古代文学的重要文类，内部体式复杂，外部界限模糊，常常越出审美范畴，与政治、社会、人生等纠缠不清，很难置于现代“文学”概念中来观照，把握起来困难重重。然而，在陈平原看来，“文”和“散文”概念的不确定性，正好提供了反思现有“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机遇（第333-334页）。于是，无论是《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横跨“文”与“学”、“为文”与“为人”，还是《中国散文小说史》纵览上下古今、勾勒“千年文脉”，都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充满生气的文学史图景。
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中曾经指出，通行的“把文学体裁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单位”的书写方式需要反省，在这类文学史中，各种体裁（即文类）拥有各自的故事，“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体裁互不相干”，他提醒“我们不应该忽视在同一文学史时期内纵跨各个文体的因素”（《他山的石头记》第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陈平原的《中国散文小说史》就像是对宇文所安的回应（其实此书写于《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之前），堪称一部独具特色的创新之作。把两种不同的文类的历史合并撰写，突出的正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和互补，陈平原找到了“笔记”这一相对模糊的中间地带，作为沟通二者的媒介，写出了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史。由此也可以看出，从文类出发的内部视角，可以给我们的文学史著述带来怎样新鲜的变化，当然前提是我们在处理这些文类时必须有自觉的“文学史眼光”。
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 鉴于教材式的文学史已经泛滥成灾，陈平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学界最需要的是“研究型文学史”，而非“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型文学史”（《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25页）。这一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作者重提“专家书”和“教科书”的区别，呼吁学界打破对四平八稳的教材式“文学史”的迷信，从事更具挑战性和学术含量的“专家之学”（第398-400页）。
事实上，承载着民族文化建构和文学教育之功能的文学史，在著述体例上有着先天的缺陷，那就是重视体例之完备，知识之可靠以及线索之清晰，而在理论和方法上往往沿袭前人（主要是滥觞于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缺少突破的内在动力。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文学史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大量涌现，它们确实在建构民族认同和教育国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文学研究专业化趋势的发展，这类文学史著述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1917年，克罗齐提出应该用“论文和专题著述”取代“一般性”的文学史著述（《文学艺术史的改革》，《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第18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可见时代风气之转变。大体而言，在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中，文学史已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而在中国，教材和通论式的文学史著述却一直长盛不衰，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文学史理论方法的深入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提倡“专论”式的文学史研究确实是当务之急。
有些遗憾的是，《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主要从学科史和教育史的角度反思文学史的诸多问题，至于作为著述的文学史，“该如何向年鉴学派学习，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而不是满足于叙述史实与表彰先进，那是另一个问题，暂且按下不表”（序第11页）。不过，《假如没有“文学史”……》一书中的诸多文章，却让我们能够了解作者“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的基本思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陈平原开始有意识地跨越文学学科的边界，尝试从报刊传媒、教育体制、都市文化、图像研究、述学文体及物质文化等诸多方面，四面出击，开疆拓土，寻求文学史研究突破的可能性。不仅身体力行，而且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印行学术论文集等多种形式，引领学术风气的转变，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或短或长的随笔文字，随处皆跳跃着思想的火光，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如果说陈平原的小说史和散文史研究，从历时性的角度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在肌理，那么这一系列“文学史研究新视野”的开拓，则昭示了从共时性的多重视角观照文学史的可能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研究文学史就是要书写“文学史”，或者至少也是处理文学在较长时段内的历时性变迁。其实，若是不囿于线形叙事的逻辑，容许以各种视角、各种体式研究历史上一切文学现象，那么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将蕴涵着无穷的活力和可能性（这方面，在西方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艺术史学科，其实是很好的借鉴）。诚如作者所言，“林庚的《〈天问〉论笺》或陈贻焮的《杜甫评传》，算不算文学史，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序第5页），有时仅仅是视角的转换，便能获得别有一番洞天的境界。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文学研究都纳入到“文学史”学科中来，那样这门学科也就失去存在的依据了。关键是我们是否有文学史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在笔者看来，这是任何文学史研究的前提。早在上世纪80年代，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这里，‘文学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第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与教材式文学史的泛滥成灾的现象恰恰构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此后，陈平原在小说史研究中开始自觉地考虑文学史理论设计的问题，《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收入的若干理论文字，“讨论的是文学史编撰中碰到的一些操作问题，着眼的却是文学史理论的革新”（《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73页）。1992年，陈平原与友人创办《文学史》集刊，在第一辑编后记中明确表示，关注的重点是“文学史理论以及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的反思”（《假如没有“文学史”……》第101页），尽管集刊只出了三期，但是对文学史理论的思考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大体而言，陈平原心目中的“文学史理论”是介于抽象的历史哲学和艺术哲学与具体的作家作品评判之间的“中层理论”（借用杨念群语），既有理论穿透力，又有很强的方法论层面上的操作性。这也是他自己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在开辟风气的同时，也能示来者以轨则。
“五四”以来，文学史在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不见衰落之相，而在它的西方“故乡”，文学史早已退居学界边缘。今天哈佛的文科系中，只有东亚系有中国文学史课程，其他英语系、法语系都没有文学史课（见宇文所安、陈平原等《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它或许与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历史意识有关。宇文所安认为，在西方的文学史观念输入之前，中国文学早已形成了在文学史框架中理解文学的悠久传统，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文学史”（见《史中有史（上）——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世界文学研究的版图中，文学史理论也许恰恰是中国学者最有可能做出独创性贡献的领域。陈平原先生多年来的努力和探索，已经做出了示范性的成绩，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片园地的开垦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