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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草树:托马斯·特朗斯特朗姆:隐喻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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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04-16  

草树:托马斯·特朗斯特朗姆:隐喻的大师



  诗歌天生是隐喻的。隐喻,是诗人建立人和世界、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古代的诗歌,“道法自然”,最为擅长从大自然的镜像中窥看人生,获得诗意。从后现代主义兴起以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阵营逐步在世界各地分裂,奔向适合各自的时代和个人的路径。在美国,庞德和艾略特之后,出现了“自白派”,“纽约派”,“嚎叫派”等诗歌流派,当然也有以勃莱为代表的“深度意象”派,呼应着特朗斯特朗姆的写作。在俄罗斯,以曼德尔斯塔姆和古米廖夫为代表的阿克梅派,反对勃留索夫们的象征主义,开启了俄罗斯诗歌一个辉煌的时代——史称“白银时代”。中国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管辖,诗歌语言没有脱离“红色”话语体系。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诗人于坚提出“拒绝隐喻”以及韩东倡导“诗到语言为止”,汉语诗写才开始一场形式主义的革命,试图依傍没有意义包袱的口语写作,开辟新的道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分裂,是这一场实验的一个重大事件。汉语诗写慢慢形成独立、多元的写作局面。一直以来,托马斯·特朗斯特朗姆,这位在瑞典过着悠闲生活的诗人,从没有改变过他的信念和策略。去年,他80岁终于迎来了瑞典文学院的桂冠,也受到了中国诗人格外的欢呼,仿佛那个中风多年的老头子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似的。其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中国诗人在最近十几年以来已经被空前边缘化,任何对诗歌的肯定都是一种潜意识的安慰;另一个原因是托马斯多次来过中国,和中国诗人北岛,于坚,王家新等,都有着深刻的响应。翻译家李笠更是穿梭于中国各地,巡回演出一般组织着特朗斯特朗姆的诗歌朗诵活动。当然,特朗斯特朗姆的诗歌具有某种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意”特征,也是潜在因素之一。
  特朗斯特朗姆的诗歌语言凝练,风格冷峻,主要表现出意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特征。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必然与他处身的国家、时代和生活有关。托马斯·特兰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193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195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引起瑞典诗坛轰动,成为五十年代瑞典诗坛上的一件大事,成名后又陆续出版诗集《路上的秘密》(1958)《完成一半的天堂》(1962)、《钟声与辙迹》(1966)、《在黑暗中观看》(1970)、《路径》(1973)、《真理障碍物》(1978)及《狂野的市场》(1983)、《给生者与死者》(1989)、《悲哀的威尼斯平底船》(1996)等多卷,先后获得了多种国际国内文学奖。他所处的时代,虽然在他的近邻以至整个世界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但瑞典是一个中立国家,长期以来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平稳,人们过着悠闲的“福利生活”,因而这种生活的境遇决定了特朗斯特朗姆既不可能像米沃什、布罗茨基这样的流亡诗人,心灵充满了伤痛和对大屠杀、大清洗的记忆;也不能像金斯堡那样面对美国社会的精神荒原发出嚎叫。他的面容是慈祥的——从照片上看——,他的深邃,隐藏在淡淡的微笑后面,没有布罗茨基的冷峻,也没有奥登的“沧桑”,他有足够的时间面对大自然——波罗的海的岛屿,落日,船帆,瑞典的车站,村庄、树林、雪橇等等——沉思,因而他的诗歌有着某种东方式的顿悟色彩,而意象的新奇,来自于他的难度写作理念和在艺术上不懈的努力。



  文本是雄辩的。当你打开它,走进去,必在某个地方和诗人相遇。文本像藏头诗一样藏着诗人精神的藏宝图。只有语言能带来惊喜——那清新而明晰的存在。
  瑞典是一个海洋国家,自幼和大海打交道的托马斯,诗中充满了海的意象,甚至他的家族,都和海息息相关。如果不是有作为领航员的祖父,如何会对大海上的雾有如此真切的体会:

大雾弥漫时:慢速,前面模糊不清。仅仅一步岬角就会从看
不见的东西里面冒出来,撞上他们。
每隔一分钟都有大声喊叫的信号。
  ——《波罗的海》(董继平译)


  托马斯显然熟悉这样的生活,他知道“老妇憎恨林中的叹息”的缘由,因为她心里想着外面船上的人。风,正是风暴的信号,是海上生命的天敌。但他的诗歌时常是阶梯式推进的,不会仅仅停留于对命运的关注,而是上升到精神性的存在:

叹息:上帝啊,救救我吧;因为水要在我的灵魂上进来。
你前行,倾听着,然后到达一个边界开放的地点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一个万物都成为边界的地方。一个沉陷在黑暗中的开放
之地。人们从附近微微亮着灯的大楼中涌出来,细语着。
  ——《波罗的海》(董继平译)

  托马斯的诗历来以意象新奇而著称。他不断求新,写得慢而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写作的要求之高。他在一次与记者谈话中说,瑞典诗人“不要成为自己的学舌者”,“那些很快形成个人风格的作家也很容易抱残守缺”。他强调,要写一些新东西,就必须放弃一些旧东西,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求新不应该是读者的第一要求,而应该是作者的第一要求”,“诗人创作的过程应该是不断摆脱自己过去的过程”。瑞典著名诗人、瑞典文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把托马斯称之为“缓慢变化中的宇宙”,“试图解释灵魂”。诗的宇宙肯定不能一目了然并系统地描绘出来。严格地说灵魂是不能解释的,但是当人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时,也会发现他的诗歌与现实有着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它们像一个乐队里两种乐器的演奏者。谢尔•埃斯普马克告诫读者不要把他的诗歌当作他的“自传”或者当作“现实的爱情史”。托马斯把自己耳闻目睹的一切——风、雨、日、月、天、地——与文学和哲学的推动力以及社会经验加以熔化,然后铸成一种独立的整体——诗歌。
  在他的诗歌中,许多意象真是令人眼前一亮。比如《挽歌》中,“蛾子栖息在车窗上:一份份来自苍白世界的小小电报”,表达悲沧急切的的情感,十分贴切。而“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冰雪闪耀,负担减轻——一公斤只有七两”,“湖泊是一个嵌入大地的窗户”等等,这些意象清新,奇崛,和古典的自然意象已经大不一样,它们来自诗人对大自然和生活的长期沉思,得自灵光一现的直觉。
  《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广受推崇,其内在的强大气场和诗歌进行曲般的节奏,古典和现代的情景交融,冷峻而又奔放,凝练而又精确,成就了它的纯钢一般的品质。处在北欧的瑞典,长期处于漫长的冬季,冰雪消融带来的那种自由、解放般的感觉,自然是非冰雪国家的人们难以体会的,就像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持续两个多月阴雨的南方,天气的放晴引发了交通堵塞,南方的城市几乎是倾巢出动。诗人总是敏锐的,会在即时的快乐过去之后,沉思人类的精神处境,穿透现象的层面,去触摸更真实的世界。“汽车面具”十分精准地象征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常态,匆忙而疏离,而桥,像一只超越死亡的巨鸟,则意味着一种新生的信念。托马斯在更早的时候也写过一首《冰雪消融》,写得别开生面,不泥实,也不放纵想象的翅膀,而是以一种给事物首次命名般的语调,书写着心中涌动的情感。

早晨的空气留下邮票灼烧的信件
冰雪闪耀,负担减轻——一公斤只有七两

太阳离冰很远,在冷暖交界处飞舞
风像推着童车在慢慢地走着

全家倾巢而出,看久违的蓝天
我们置身在传奇故事的第一章里

衣帽上的阳光像黄蜂身上的花粉
阳光在“冬天”的名字上坐着,坐到冬天消隐
雪中的圆木静物画使我深思,我问:
“你们想跟我去童年吗?”它们说:“去”
灌木中词在用新的语言嘀咕:
“元音是蓝天,辅音是黑枝杈,它们在雪中漫谈”
但穿轰鸣之裙鞠躬的喷气式飞机
使大地的宁静百倍地生长
  ——《冰雪消融》(李笠译)

  特朗斯特朗姆作为一个业余的音乐家,他的诗自然离不开音乐,除了《C大调》、《舒伯特》、《悲哀的贡戈拉》之外,还有大量的意象和音乐有关。比如《水手奇谈》,“唯一的幸存者在那里,坐在\北方的炉火旁倾听\那些冻死的人们的音乐”,十分贴切地传达了对那些海上的遇难者的怀念之情。在《天气图》中,结尾的两句诗令我十分吃惊——

黄色果实在还原里赋予树木
其自身的和声的过分坠落的机智。
  (董继平译)

  果实,和声,托马斯非常敏锐地找到了其中的内在联系。遗憾的是译文似乎不是很准确。我反复搜寻,也没有找到另外两位译者即北岛和李笠的译文,但是果实,和声,足以让我们开启想象的大门。
  托马斯还是一个心理学家,这一身份并没有被他的诗歌光芒淹没,他的许多诗篇都充满了精湛的心理刻画,甚至潜意识、幻觉,都能通过意象精准地呈现。《前哨》中的“我”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诗人的普遍性摹写,作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守护者形象出现,他站在外面的寒冷中,而让“他们”在帐篷里烤火,但是其中一段心理活动的刻画使“诗人”的形象丰满而真实起来。

在那外面的寒意中,我开始飞翔
像一个巫师,我飞向她那具有
被她的比基尼印出白痕的躯体——
我们在外面的太阳下。青苔暖和。
  (董继平译)

  我们不难看出,诗人选择的意象是十分鲜明的,也是日常的,富有当代感。一个“工作中的年轻人”偶尔通过对情人的想念打发时光,是我们共有的经验。“比基尼印出白痕的躯体”,多么鲜明而富有意味。特朗斯特朗姆的诗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同时又是非个人化的,其诗歌意象新奇而不生涩,巧妙而不冷僻,正是因为他建立一条个人化的普遍性通道。
  许多诗人认为特朗斯特朗姆的诗歌有着某些中国古典气质,像王维、李商隐或贾岛。这些提法不无道理。像《稀疏的瑞典房舍》、《四月与沉默》,的确有着写意的、水墨画的特征,但它的内质却是智性的,风格有着鲜明的现代特征,内敛而节制,以顿悟的而不是思辨的手段抵达一种形而上的真实。而在呈现人类生存经验和情感的诗篇中,其意象的明晰和强烈,令人击节。《辙迹》和《孤独》,就是这样具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杰作,前者像王维的律诗一样有着清晰的起承转合的结构,结尾真实令人不忍释手,久久沉醉于其深长的“兴味”:“火车完全静止不动\两点:强烈的月光,稀疏的星星。”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具有鲜明的当代感的诗,以一次车祸的经历来写孤独,可谓独出心裁。

二月的一天傍晚,我临近死亡。
小车在冰上倾斜地打转,在外面的
道路的错误一边。正在接近的小车——
它们的灯光——从四面八方合拢。

我的名字,我的女孩,我的职业
挣脱了束缚,被默默地留下
越来越远。我无名
像一个被敌人包围的游戏场里的男孩。

正在接近的交通有巨大的灯盏。
当我在一种蛋清般拂动的透明恐惧中
拖拉车轮之际。它们照射在我身上。
一秒秒时间生长——它们里面有空间——
它们长得像医院大楼一样高大。

你几乎可以停顿
在被压碎之前的片刻
呼出一口气。

然后有什么东西卡住:一粒帮助的沙子
或者一阵奇妙的风。小车挣脱束缚
在道路上轻快地匆匆急速驶过。
一个邮箱生长出来而又破裂——一种尖锐的叮当声——它
在黑暗中飞走。

然后——静止。我系着安全带向后倚靠坐着
看见有人为了看见我变成了什么
而穿过飞旋的雪走来。
  (董继平译)

  简洁的叙事,心理的戏剧性,契入存在之忧的形而上的真实呈现,此诗无疑是具有后现代风格特征的杰作。让我喘息的不是诗歌本身,而是翻译。我四处搜寻别的译本,找到一种,一看,也好不到哪里去。诗的叙事从二月的一个夜晚开始,发生了车祸。译文中“在外面的错误的一边”应该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车在冰上打滑,车滑倒路的另一边去了。而当阻塞的车辆的灯火从四面八方合拢,诗人感觉一切正在离他而去——“我的名字,我的女孩,我的职业”,译文说它们挣脱了束缚完全掉转了角度,应该是作为叙事的主体此刻发生的心理活动,因而应该是——“我的名字,我的女孩,我的职业”正在“松开我”,“越来越远”,而我被留下。“我无名”,即不存在了,或像一个游戏场中被敌人围攻的男孩,即处在虚无的边缘。——顺便说一句,这个游戏场也许应该是篮球场,我无从考证了——这是典型的特朗斯特朗姆式的“本地抽象”。在现代诗歌的写作中,这种抽象能力是一个诗人的禀赋高下的标志。“正在接近的交通有巨大的灯盏。”,这里,应该是一辆开近的车被翻译成了抽象的“交通”,通常的事理应该是“一辆靠近的车有巨大的灯盏”,这车和前面远远开来的小车区别开来——否则以托马斯这样苛严的诗人岂能在一首诗出现简单的重复?——这时,在巨大的灯光中,幻觉产生了,时间生长出高大的医院大楼,这当然是鸡蛋清般的恐惧的延伸和更进一步具象,同时也是着眼于“存在”意义上的时空展开。在这个突然张开的时空里,紧张的意识出现了短暂的清醒——

你几乎可以停顿
在被压碎之前的片刻
呼出一口气。


  然后自己的车被卡的瞬间又飞速前行,是“在道路上轻快地匆匆急速驶过”吗?邮箱,叮当声——或许是自行车的——是出现在意识里的事物,奇妙而神秘,又可以感知,所以诗人说,诗是感受,不是思想,而是幻想。最后失控的车静止下来,坐在后座上的“我”也回到了现实——

看见有人为了看见我变成了什么
而穿过飞旋的雪走来。

  这正是现代人孤独的精确而又惊心动魄的呈现:在冷漠和无常的人际世界处于巨大的无助之中。
  诗人北岛曾经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对《果戈理》、《开启和关闭的空间》、《写于1966年解冻》和《致防线后面的朋友》等诗篇进行了精彩的文本细读。除了《致防线后面的朋友》的解读过于局限于语言层面外,其解读是到位的。事实上,《致防线后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表达了对自由受到限制的人们的深深关切。像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过去是前苏联庞大的专制机器治下的一部分,人们的生活时刻受到各种监督和检查的骚扰。一次旅行让诗人对这两个世纪以前曾经属于瑞典的土地上的生活,有了切身的感触。因而特朗斯特朗姆的诗歌,不但具有日常性,当下性,还有一种史学气质,具有深沉的历史感。瑞典学院对特兰斯特罗姆的评价是中肯的:“以其凝练而透彻的意象,带给我们对现实的全新感知”。



  特朗斯特姆的诗有着某种瓦雷里的纯诗特征,但显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他也不是一个坐在象牙塔里的诗人,他关注着人类的精神困境和荒谬的存在,也关注哪些在他的国家之外发生的荒诞的历史。我看到翻译家李笠拍的、他的一幅照片:拄着拐杖,歪斜着身子,走进瑞典的树林。这一幅背影准确地传达了诗人的心灵秘密,令人为之一动。他的《一个来自贝宁的人》就是他看了维也纳民族艺术博物馆非洲艺术部分后的感受。这首诗让我想起西默斯·希尼一首写泥炭沼死去的人的诗,相比希尼的简洁的、对历史的重构,显然托马斯的表达更高级,更智性,语言更有张力和弹性。托马斯是个具有黑暗意识的诗人,也许和他在少年管教所做心理咨询的职业有关。一个诗人不能穿透黑暗,而在美学发光的波段上滑行,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也许特朗斯特朗姆没有米沃什和曼德斯塔姆的广度,这与诗人的经历有关,但是,在探察人类精神的深度上,他一点也不逊色,正是《一个来自贝宁的人》、《画廊》、《波罗的海》、《十月的速写》、《车站》等等作品,展开了对人类生活的历史、记忆和自然的深入开掘,一再触及灵魂救赎的主题,从而抵达了一个令人叹服的深度。而他的卓越处不在于思想的深刻和丰富,而在于它的凝练、透彻,明晰而清新的艺术性。我们不妨来读一读《十月的速写》:

拖轮布满锈斑。它在这(里)如此遥远的岛屿干什么?
它是寒意中一盏沉重的熄灭之灯。
而树木(却)有狂野的色彩:发往彼岸的信号。
仿佛有人想被带走。
我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蘑菇穿过草丛茁发而出。
它们是某个独自在那下面的黑暗中
久久啜泣的人的手指,伸起来求救。
我们是大地的手指。
  (董继平译
括号为笔者所加,括号里的词即可以去掉

  布满锈迹的拖轮,是存在者的象征,它被遗弃在遥远的岛屿上,像一盏沉重的熄灭之灯:这灯,是生命的光亮,是黑暗中的事物赖以存在的光明。而树木拘囿于脚下,其旷野的色彩,是发往彼岸的信号,这样的强指,却巧妙地传达了一种精神的困境。无论人文的还是自然的取喻,他都得心应手,而最可贵的是诗人总是让想象落地——就像从梦中跳伞——落地,就进入了真正的语言的肉身:

我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蘑菇穿过草丛茁发而出。

  然后片刻也不停留,继续张开想象:蘑菇,像在黑暗中哭泣的人求救的手指,一方面大地张开了一个地狱的维度,一方面让读者陷入突兀陌生之中——正是这种突兀陌生震撼着我们麻木的心灵。但是托马斯绝不止步于此,继续推进——

我们是大地的手指。

  这是多么神奇的演绎!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竟以如此日常而又奇妙的意象传达给了读者。
  相对其他的译者,事实上我可能更信任李笠的翻译。去年在杭州特朗斯特朗姆的双语读诗会上,我有幸见到他,长发垂肩,目光深邃,面无笑容时偶尔露出冷峻的神情。遗憾的是在西湖之畔的宝石山上我没有机会和他深聊。他加入了瑞典籍,也是一个一直活跃在汉语诗歌现场的诗人,他从原文翻译的文本,无疑更可靠,他对语言的敏感也是文本质量的重要保证。他写过一篇关于《车站》的细读文字,但是我以为此诗,还有更丰富和更深刻的内涵。

一列火车驶入站台。一节节车厢停在这里
但门没打开,没有人上车或下车
究竟有没有门?车厢内
被封闭的人群拥挤着来回走动
他们从坚不可摧的车窗往外盯望
外面,一个拎锤子的男人沿车走动
他敲打轮子。轮子发出低弱的声音。但就在这里!
这里声音在不可思议地膨胀:一阵雷鸣
一阵大教堂的钟声,一阵周游世界的船声
将整列火车和地上潮湿的石基托起
一切都在歌唱。你们会记住这情景。继续旅行吧!
  ——《车站》(李笠译)

  这首诗是源于一个声音的。这是事物内在的声音,是不同于诗人叙述的声音,是先在的,先于词语,先于诗——那就是那个沿车走动拎锤子的男人敲打轮子的声音。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巡道工,每一个车站都有,一旦火车停下,他就会去通过敲打轮子的方式对列车的安全进行检查。诗人有意抹去他的身份显然是想让他获得一种象征,一种拯救的力量。因而在他的敲打下,敲打声在诗歌诞生之前就在诗人的大脑里膨胀了,在语言里找到了精确的位置。回头再说那困在车厢里的人们,像我们逝去不久的时代时常可见的临时停车。由于对“究,继续旅行吧!
  特朗斯特朗姆的英译者之一、苏格兰诗人罗宾·罗伯森告诉《卫报》,特兰斯特罗默的获奖是“一次漫长等待的幸福结局:解脱的快乐。特兰斯特罗默不仅是斯堪的纳维亚最重要的诗人,也是世界级的作家——这一点终于得到了公开承认”。他的获奖,更是引起了中国诗人欢呼。但是也有人说,特朗斯特朗姆,蹭破了天,就是个贾岛。特朗斯特朗姆的诗歌纯钢般的品质,深邃的思考和他在现代主义的思潮下开辟的卓越的写作道路,对没有难度的、泛滥的汉语诗写和那种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式的自恋,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他的精湛的诗艺、感受世界的独特方式和深刻的思考,都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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