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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杨炼:寻找当代杰作——为《诗意的环球对话》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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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04-05  

杨炼:寻找当代杰作——为《诗意的环球对话》而写



  什么是当代中文诗的杰作?如何找到它们?这个提问令人晕眩。仅就中文诗人而言,从数量上,就听说今天中国有二百万写诗人口,二百万人,每天在“生产”多少作品?选择杰作,首先在数量上就是一个天文学。更困难的是质量,所谓杰作,该放进什么价值系统中去判断?最方便的捷径,当然还是藏在“中文”这个掩体后面,依托着三千年绵延不断的诗歌传统,把自己和世界隔开,关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自我欣赏。但问题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政治的、文化的,甚至语言的重重分裂之后,还有一个纯粹的中文语境吗?没有,却虚幻地谈论它,是浅薄的一厢情愿、或更庸俗的商业化?但不走这个捷径,则意味着必须在全方位上接受“他者”的检验:背后是中文古典诗歌杰作的“他者”,面前是古今世界文学精品的“他者”,谁能做到全方位的不可替代?这问题是提给诗歌的,更是提给人的。一个“主动的他者”,核心之点在“思想”一词上。全球化语境中,我们能否找到——创造一种更深也更新的标准,来判断作品?去建立那个理想中“诗意的全球化”?
  我以为,诗歌的国际交流,必须立足于不同本地的深度。根决定着枝叶的生长。当代/中文/诗,三个词包含着三重提问。一、“传统与现代”:如何理解过去三千年里中文古典诗歌的持续转型,又如何在当代增强那转型的能量?二、“中文与外文”:全球化的现实,带来了更大的市场,还是更深的困境?如何从更彻底的“不可能”出发,揭示中文包含的精神启示和质量?三、“人学与文学”:如何拒绝任何借口的简单化,坚持持续地赋予形式,用诗作的创造性呈现思想的深度?这三重提问,其实是每个中文诗人自我追问的三个层次。但,它对我们应该不陌生。两千三百年前,中文诗史上留下名字的第一个诗人屈原,就以他的长诗《天问》,给后代竖起一个高标。一首问“天”的长诗,从宇宙起源,经自然万物、神话历史、政治现实,到诗人自我……近二百个问题,却无一句答案。正确地说,整首诗的能量,正在于以问题“加深”问题。这位中文里的但丁,遗留给我们一个专业提问者的姿态。那问题中的问题是:“你有更深刻提问的能力吗?”这个声音,像一个精神血脉,流淌到今天,依然鲜活。
  我曾用“眺望自己出海”这行诗句,概括中国二十世纪至今的历史,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和所有中国诗人的命运。一个意象:诗人站在海岸边的峭崖上,眺望自己乘船出海。这既基于我自己亲历的国际漂流,更在给出一种思维方式:所有外在的追寻,其实都在完成一个内心旅程。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勾勒出了中文诗人精神困境的轮廓。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物质和文化冲击下,清皇朝崩溃,但“新文化运动”追求现代化的狂热,却表现为对自身传统极端虚无的态度。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冷战的“国际”意识形态语汇,混淆了民族主义和专制传统的内涵,缔造和传播着思想的空白。“文革”结束后,贯穿八十年代的现实和文化反思,是当代中文诗的真正起源。那个思想激荡的十年,至今仍然令诗人们充满“乡愁”。回顾起来,那并非因为曾产生过多少精深的观点、丰满的作品,相反,那时大多数广为传颂之作,大多经不起重读,就是说远未成熟。曾经激动我们的,其实是一种特定时代里人生、思想、创作间深刻的生死同步。一个文学史上罕见的、生命即是诗歌的命运时刻。追问“文革”“谁之罪”的能量,促成对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心理乃至自我潜意识的层层反思。那像一种思想“语法”,既是回顾中国,更在打开解读世界的方式。最美丽的交流,仍然是“知音”那个词:我们得在自己内部,“听懂”别人。这里,“思”与“听”融融为一。我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本身就是一首史诗,其深刻的思想意义,还远没有被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充分认识到。那怎么办?是归咎于九十年代以后泛滥世界的“利益主义”,且自己也加入它分一杯羹?还是不放弃我们的“出海”,继续像屈原和但丁那样漂泊,汲取痛苦反思的能量,哪怕这在今天仅仅是个人行为?答案当然是后者。但别误解,这并不沮丧。二十一世纪的思想特征,正是个人的孑然独立。我们不再能依托民族、文化乃至“东西方”等等群体模式。每个人都得全方位筛选世界资源,来建构“自我”这座精神之塔。所谓“国际对话”,像一阵清风,只能吹拂在这一座座个性之塔间。对于折磨国人够久的体、用话题,我给出的定义是: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我这条小船沿着它航行。同样的思维,也引领着穿行于世界文化汪洋大海的每条航船。我们用诗歌的旗语遥相呼应。这本《诗意的环球对话》,就是我们的航迹。  



  我的第一次有意识的跨国诗人对话,机缘于和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二○○三年在约旦阿曼国际诗歌节上的相遇。从到达阿曼开始,我就期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去询问我一系列对中东现实、文学的疑问。对这渴望,阿多尼斯恍如天赐,给了我最充分的满足。他的阿拉伯现代诗创始者身份、他汲取世界灵感而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大量作品、他决然独立的思考态度和思想深度、他为坚持这份独立忍耐的世界性漂流,以及最根本也最美丽的,他对阿拉伯文化诚挚的爱,使我敬佩,更给我启迪。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对话,已经发展成一种系列,一个独特的国际文化现象。两个远隔万里、如此不同的语言文化,仅通过诗中隐含的“人之处境”那条幽径,竟互相理解得如此充分!“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句话的美感,在中文和阿拉伯文的诗歌之间,敞开得晶亮透明。我们的共识,奠基于诗对政治简单化、商业庸俗化的先天拒绝(而非被拒绝)。我们对反专制、对巴以冲突的明确态度,是做人的起点,而非诗歌的目的。诗歌的“激情”,必须和群体的“情绪”区分开来,因为诗歌“激情”始终质疑自身,而“情绪”则经常流于色彩变换的口号,刺激听觉却失之浅陋。中国和阿拉伯的思想者,都必须双向“独立”:对内,在自己文化的复杂转型中,既理解其难度又把握其能量,拒绝任何形式的肤浅偏激,却始终坚持冷静的自觉。对外,不追随异国情调和居高临下的简单化,保持对全方位现实的批判性,面对世界性思想危机,发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独立思想者的声音。我的感动,也同样来自交流的方式:两个诗人,完全保持着“第一手”状态,无须经由任何“第三者”,就直接达成了完美的交流。好像擦净了一扇总蒙着西方媒体油污的窗户,我们一下子看清了彼此,且发现有兄弟般的相像!归根结底,我们的理解,来自中国和阿拉伯古老文化这首“原诗”。我们的诗作,显现出这“原诗”可见的部分。对话,则在探测使冰山浮动的大海。它们继续诗歌的提问。其能量,远大于提供答案。可以说,对困境的独特应对,使每个人成为一个文化个案。对话就像一场个案们的互相验收。中国近三十年迅疾、多向的演变,阿拉伯世界最近一举重绘政治地图,都令预言者们愧悔无地,诗人们却拈花微笑,因为诗歌的触角,早已探测到了变化的潜流。诗歌写出过“毁灭”,但它的写,又恰在“再生”。诗是一座“向下修建的塔”,人不得不生长,去成为它的塔基。
  我的书,都是一个个“思想——艺术项目”。它们不停地打开新的思想深度,激发出无法重复的形式创造,直到蓦然回首中,突然发现“出海”驶出的航程。这本对话集,恰是我独特生活方式的产物。一个中国诗人,住在北伦敦,每个月若干次,跳进地铁直奔希思罗机场,“伦敦”几乎等于“疲个地理”(我开玩笑翻译的“Piccadilly”)那条地铁线,它把我带向机场,一个地球上的形而上,四通八达也一动不动。我的蒙古血统,或许在这儿找到了当代草原。大群陌生人(像羊群?),擦肩而过时,一丝微笑,凝在空气中,缓缓消逝。二十一世纪,人这样“存在”,可以说“丰富”,更得说“单调”。那种浮泛的相遇,和压根儿不见面,有什么区别?各种“文学节”,也无非一个个机场。繁忙而固化的“程序”是:到达,朗诵,收费,走人。文学是种“生意”,而生意是活着的“意义”。好危险啊!我们可能享受了掌声,却不知不觉浪费了一生!我得说,二○○三年和阿多尼斯的对话,给我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我为什么不抓住这不期而“遭遇”的机会,去寻找太空中两颗思想星球的碰撞,击碎固化的外壳,用我内部的中国中文之思,去逼近其他星球的什么“思”?我的“国际对话项目”就此开始。一个新地方,一种独特的吸引力,都在暗示可能性。是的,总是特定的对话者、特定的主题,让一篇对话自然而然地生成。但再仔细看,这里有什么“自然而然”吗?抑或全然仰仗一种自觉?每个提问,必先摆进我脑海里很久,才可能摆上桌面,让对话者听到,录音机录下,最终写成文字。通过这文字,那些我们对话的场景,才跳出时间的逝水,停留在我手掌中。无论阿多尼斯面前那一杯阿拉伯咖啡浓浓的香气,还是积雪的白桦树林中米库舍维奇小木屋里伏特加的热度,又或者和阿莱士首次在迪拜“帆船宾馆”、继而在成都白夜酒吧的倾谈,都隐现在字里行间,成了“思想”的有机部分。“思想”,是这本书中唯一一个地址。    



  这本书不大,对话们既单独成篇,又隐然有某种贯穿。其中,首先是“始作俑者”阿多尼斯。我们约旦对话后,阿多尼斯的诗作被大量译介,译林出版社出版《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时,老诗人专门从巴黎打来电话,请我为诗选作序,于是,《什么是诗歌精神?》嫣然诞生,它归纳了我们上次美丽的即兴演奏,又大大推进了对话的深度。几年来,通过阿多尼斯和我的精神联系,阿拉伯、中国这两个令西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像打开了宝盒,挣脱笼统的“东、西方”群体划分,而呈现出传统深处个性创造力的基因,使它们现代转型的地平线清晰可见。我们的第三次笔谈,题为《诗歌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这次发表,我把它改为更切题的《再谈“主动的他者”》。“他者”一词,自萨义德“发明”以来,曾风行世界,但那究竟是什么意思?谁是“他者”?该怎样改变被别人“他者化”的命运(无论那意味着虚假的高抬或更糟的“优待种族歧视”——为无须一视同仁的他者们降低标准)?对此,我们强调的是:做一个主动的他者。任何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都是他者,都必须面临“自我”的重新筛选和组合。就是说,没有固定化的所谓“传统”,有的只是“一个人的传统”,随着自觉不停深化。当西方依然自居主流,我们的文化困境反而成了优势,因为西方想象的全球多重文化参照,对我们正是切实的知识结构。加上反思语言的难度,结论很清楚:我们的提问,只能自己来回答。这是超强能量的绝处逢生。“主动的他者”,倚靠不上其他,除了痛苦深刻的自我反思。
  在柏林,二○○六年,我和著名的南非诗人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遇于“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颁奖仪式,那导致了对话《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个题目,把诗歌在我们人生、思想中的位置,概括得精美到位。这篇对话聚焦在“诗歌的深度”上。我们谈诗歌的诗意,也谈报道文学的“现实的诗意”。相对世界的自私和玩世不恭,甚至把大多数文学变为无聊的装饰,诗歌,凭借其先天对政治简单化和商业化的拒绝(而非被拒绝),坚守着人的真诚和文学的超越。这个“母语”,让不同文化的诗人们彼此理解,更互相亲近!“唯一的母语”,也是我做艺术总监的伦敦私人国际艺术系列的名称。近十年来,中、英之间的诗歌交流,堪称最深刻最丰富多彩。中英诗人互译、中英之间首次诗歌节,即将由著名的“血斧”(Bloodaxe Books)出版社出版的《玉梯》当代中文诗选,一步步推进“深度交流”。我、唐晓渡、英国诗人赫伯特(William N.Herbert)、帕蒂(Pascale Petit)在黄山脚下的四人谈,愉快地回顾了整个旅程。
  《把蘑菇放进锅里》,是我和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弗拉迪米尔·米库舍维奇的对话。莫斯科国际诗歌节期间,我乘小火车来到他在郊外的家,白雪覆盖的白桦树林中,一座真正的俄罗斯小木屋。诗人的家,狭小温暖,有伏特加,更有普希金。弗拉迪米尔虽然与叶甫图什科同属一代诗人,却始终恪守诗歌形式的原则,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叶氏作为社会诗人大红大紫,弗拉迪米尔却默默无闻。时过境迁,叶氏早已无人提起,今天莫斯科却有了“米库舍维奇诗派”,而且正是以他对形式的严格要求为宗旨。同出于对中东欧这“另一个欧洲”的兴趣,我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施泰格尔的对话,有个出奇的角度:“方言写作。”其灵感,来自我应邀参加的斯洛文尼亚“薇拉尼查”国际文学节,我发现,超过二十种中欧语言,都具备两种能力:第一深深扎根于自身;第二充分向周围文化敞开。二者缺一,这语种立即灭亡。但,今天的地球村里,这难道不是一切语言的命运?我还发现,斯洛文尼亚只有二百万人口,却有数种方言能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反观中国十几亿人口,却只有普通话一种文字。这也太“普通”了点!深刻的问题是,我们已忘了,只要写,文字就把我们从自己的根上切下,而纳入一个官方的、悬空的“存在”。两千多年了,“中国文化”,覆盖了“地方文化”,更遑论“个人文化”。我们喋喋不休“自觉”,却无视如此赫然的一个黑洞!这个对话,是中文的大象向斯洛文尼亚“老鼠”学习,要挤压汉字,重新“发明”方言书写。我的诗《方言写作》、杨小斌的沪语诗,就是这种小规模“极端写作”,无论它们多幼稚,一个钦定的文化方向被扭转了。
  对话集的最后两篇,回到亚洲和中国。与日本诗人高桥睦郎的对话,稍带诡谲地让我大开眼界:我们以为的“近”,恰恰很远!靠跳跳蹦蹦认出日语中夹带的汉字,我曾想象日语很像中文,殊不知对话让我知道,中、日语言不仅不像,某种意义上,简直南辕北辙!比喻地说,中文是一只炒锅,无论什么原料,不炒成中国菜绝不可口。但“炒”了,这条单行道也回不去了。你把“电脑”再翻成英语,看哪个“老外”能猜出那在说什么东西?与此不同,日语是一个大沙拉盘,汉字、日本本土语音、照抄照搬的欧美词汇,直接堆放,青菜、土豆、番茄、火腿,那新鲜的拼贴正是口感!中日语言一封闭一开放,各有千秋,可对话的主题“传统与现代”,却同样深深折磨中日诗人。高桥先生精熟中文古典诗歌传统,他倾慕我们的“深”;我则艳羡日语的“开”,殊途同归的,是“更新传统”的创造性。这条归途,让香港诗人叶辉能和我直接讨论《大海停止之处》。终于回到中文了,我们能如此畅快地谈汉字、谈形式、谈无人称句式隐含的死亡主题,谈非时态动词里渗透的时空观念……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我踏出国门后,和叶辉在香港相识,其间人生、诗歌多少变故!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仍是我们对思想的热爱,以及心无旁骛,一行行、一首首“写出”生命之深刻精雅那股劲儿。写,是比一切漂泊更深邃的漂泊。它让诗成为古往今来人生的“词根”,并清楚告诉你:学吧。加缪说得好:“旅行是一门伟大的学问,领你返回你自身。”  



  如果这里只是随机地找几个外国诗人,做几场漫游式的谈话,那我也无非一个文化观光客而已。但,别忘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寻找当代杰作》。这把本书的立意,定在一个核心问题上:什么是裁判当代杰作的标准?这问题的难度在于:第一,我们已没有了古代诗人的幸运:用单一传统的足球规则,立判文学球技的高下。第二,当外国文化和自己的文化都是“他者”,什么是这个“他者”混淆的世界上,做出判断的理论地基?在今天,我不敢自称是个“古典的”中国人,就像阿多尼斯也不能称自己是“传统的”阿拉伯人,不敢不能,而以为还能套用“中国的”或其他“什么的”传统,结论只有一个:丧失了自觉。
  要建立自觉,我愿意提出“深度”一词。我相信,即使在复杂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它仍然能作为一个标准,去判断何为当代杰作,同时淘汰劣作。细想起来,中文古诗能作为一种“极端写作”,历久不衰地证明其杰出,并非仅仅因为简单的“古老”,而是它思想、艺术上的“深刻”。一种人学和文学的双重精彩。杜甫的“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千二百年后,仍在“写尽”今天人们的流亡感受。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不“载道”而成为“道”时,唯美与人生同义,一读就点破了当代(世界)诗的粗陋。“深度”,给出了一个方程式,令文学跨时空地“可比”。这个坐标系中,越多文化传统加入参照,越能看清一件作品是否思虑更深,表述更精。于是,曾遭受过文化洗劫、被不情愿地“逼进”文化杂交处境的作家有福了。我们有可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去比较与综合。作品被删去诞生地后,仅凭其提出问题、提炼思想和艺术完成(超越)的能力,在经受考察。能否幸存,决定了它的意义。后现代一度诋毁“深度”,但时间标签经不起磨损,没有多久,“后现代”说辞被忘记了,而古往今来文学的精深,照样感动我们。    
  我以为,“深度”应当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一、自身文化内的深度:没有抽象的“国际”,“国际”只能建立在不同“本地”之间。文学的根,仍是和自己现实、语言的关系。例如,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实验性”,归结为一,就是建立和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联系”。一部佳作,必须是极端地探索自我和写作的可能。每个文化都一样,是个人创造力不停激活传统,否则那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
  二、跨文化交流的深度:极端的原创,挑战极端的翻译,它们构成了跨文化的真正交流。“思想—艺术项目”,正得穿过自身这条隧道,去接近和理解其他文化。在今天,产生于一个文化背景的思想,也必须对其他文化有效。“全球化”使我们共处一个“大现实”,也只能合建一个“大传统”。谁说中文动词的非时态性,只为中国诗人剥掉了时间幻象?“共时”处境,是人类思想的必要层次。黑暗不分国籍,它的名字是命运。
  三、诗意的全球化——“个人美学反抗”的深度:全球化使每个人的无出路如此明确。当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宗教的群体都不足以依托,文学才独自承担起我们的“个人美学反抗”。深刻的孤寂是超强的能量和超越的前提,我们通过读懂它而互相认可,直到所有独立思想者连接到一起。这个同心圆中,我们认出了荷马、屈原、奥维德、杜甫、但丁、曹雪芹、策兰。他们就是我们的深度。
  二○一○年,我参加慕尼黑国际文学节。文学节的主题,恰恰就是“当代杰作”,但整个讨论,终结于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发现,欧洲作家睿智如艾柯(Umberto Eco)者,也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啊,他们为什么要思考它?当他们还把欧洲等同于“天下”(就像中国人曾这样想过两千多年一样),这问题对他们没有意义。但麻烦就在这儿了。故步自封,以商业性成功偷换“杰作”的概念,正在腐蚀欧美(和以那为模特的)文学,这解释了当代文学质量的薄弱。二十世纪盛行的形式游戏,令大量“文学”沦为空话世界的无聊装饰。这是一个反向的警醒。仅仅“新”不够,必须由“深”而“新”(内容的独特要求形式不得不独特),从“为什么写”追问到“怎么写”,才能防止文学堕落为贫瘠的大题材、小形式,给各种“政治正确”的简单化留下机会。用意识形态衡量中文文学,用民族、宗教冲突衡量阿拉伯文学,与用市场成功衡量欧美文学一样,都与杰作无关。当我研读一篇作品,最渴望的,是找到诗意内涵和形式创造间,有种“必要性”。在诗歌上,中文古诗璀璨的“形式主义传统”,对我仍极为重要。一首七律铸成的小宇宙,推动我们从“时间的痛苦”挖掘进“没有时间的痛苦”,这不正是这个冷战后、“九一一”后更血腥的世界的“时态”?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是自己文化的“内”(亲历者)和“外”(反思者),又在对话中,发展出不同文化间更高级的“内”和“内”:深入对话者的世界,也成为它的“内在者”、评判者。“当代杰作”正该是这个大网络筛选的结果。
  在一本小小对话集的序言里,谈论“寻找当代杰作”,是不是扯远了、谈大了?希望不是。毕竟,中文诗,刚刚起步三十年,我们和自己传统、世界其他文学间的“深刻联系”才开始建立。对杰作的眺望,更基于一种对劣作的反感。“眺望自己出海”,是我人生和诗歌的原型意象。我希望,它也能构成一切内心之旅者的原型。于是,这场诗意的环球对话,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它能否最终变否定劣作为肯定杰作?但愿如此,慢慢来吧。毕竟,“寻找”一词已表明,我们的旅程,仍延伸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诗意的环球对话》,杨炼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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